史海求真：群散论Ⅰ:论人类世界中的群居动物与散居动物（1）
史海求真：群散论Ⅰ:论人类世界中的群居动物与散居动物（1）
2019-07-07 11:57
一，人类世界中的群居现象与散居现象
众所周知，自然界中的动物，从生活习性看，可分为群居与散居（即所谓“独居”）两种，前者往往成群结队，后者一般散居四方，这是动物世界中的普遍现象。那么，在人类世界中有没有类似的群居与散居现象呢？据笔者研究发现，人类世界中也同样存在着此类现象。
1，何谓人类世界中的群居现象与散居现象？
何谓人类世界中的群居现象？——由传统时代所形成的、以超越家庭血缘的群聚方式来完成其文化与生产活动的模式，即为群居模式。——比如传统时代欧洲人和日本人的生活与生产模式，即属于此种群居模式。
何谓人类世界中的散居现象？——由传统时代所形成的、以家庭为基本单位来完成其文化与生产活动的模式，即散居模式。在该模式中，人们在生活与生产环境中所接触者多为同血缘者（最大扩至家族），与外人鲜有交集。——比如传统时代中国人的生活与生产模式，即属于此种散居模式。
散居或群居的生活方式，既包括文化活动，也包括经济生产活动。
首先，以传统时代中国人的散居式文化活动为例，那是一种以每个家庭为单位所展开的非集群性质的文化活动，其中或为儒家的祠堂祭祖文化，或为佛家的佛堂礼佛文化，或为儒释道并存的融合文化，而无论祠堂还是佛堂，都是每个家庭都可以有的，所以这种文化活动也就是在每个家庭的层次都可以开展并且完成的，由此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散居式文化活动。与此相反，西方耶教、伊教等文化在传统时代是不允许民众单独在家里搞宗教活动的（视为“异端”），他们必须强制集群，他们必须集体到教堂或清Z寺进行宗教活动。由此就形成了西方特色的群居式文化活动。
其次，从生产方式看，传统时代中国人的经济生产方式，即众所周知的小农经济模式，也就是以每个家庭为单位所展开的经济生产活动，这是一种明显的以血缘为纽带的非集群性质的散居式生产活动。而同样与此相反的是，西方传统时代的经济生产模式则是集体农庄（即今人所谓“农奴制”）模式，这是一种典型的超越家庭血缘的集群性质的群居式经济生产模式。
一个常识是：如果一个人长年累月维持某种生活模式的话，那么此种模式就会成为此人的重要生活习性。同理，一个民族如果在以千年计的时间中始终维持某种生活模式的话，那么此种模式也会成为该民族的重要习性，此种习性，就是所谓“国民性”。可见，由于各民族经历的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之影响，也就必然使得各民族形成各自不同的民族习性，所以，“国民性”是确定存在的。
2，散居动物之独立性与群居动物之依附性
所以，从国民性的角度看，日欧民众多具有群居动物的特性，而中国人则多表现出散居动物的特性。从心理学角度看，群居动物们的骨子里具有一种群体主义倾向，其自我意识普遍较弱，因此排他性较弱（指个体于其所在群体中的排他性），所以其最明显的特性即自觉维护秩序的能力、与他者合作的能力等。而与此相反，从心理学角度看，散居动物们骨子里则具有一种个体主义倾向，其自我意识普遍较强，因此排他性较强，这导致其既缺乏合作力亦缺乏秩序感。——此无他，盖因二者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所致。
散居动物之缺乏合作力和秩序感的原因，来自于其“主性”特征。与主性相对的，是奴性。为了平和的表达，本文以“非主性”一词代“奴性”。群居动物更多的表现出“非主性”特征。事实上，其秩序感与合作力，皆来自于“非主性”特征。
原因很简单，主性者，即独立自主之特性。而独立实为自主之前提，若无独立，则无自主。与独立相对者，是依附。独立性越强，自主性就越强；相反依附性越强，自主性就越弱。
2019-07-07 11:57
一，人类世界中的群居现象与散居现象
众所周知，自然界中的动物，从生活习性看，可分为群居与散居（即所谓“独居”）两种，前者往往成群结队，后者一般散居四方，这是动物世界中的普遍现象。那么，在人类世界中有没有类似的群居与散居现象呢？据笔者研究发现，人类世界中也同样存在着此类现象。
1，何谓人类世界中的群居现象与散居现象？
何谓人类世界中的群居现象？——由传统时代所形成的、以超越家庭血缘的群聚方式来完成其文化与生产活动的模式，即为群居模式。——比如传统时代欧洲人和日本人的生活与生产模式，即属于此种群居模式。
何谓人类世界中的散居现象？——由传统时代所形成的、以家庭为基本单位来完成其文化与生产活动的模式，即散居模式。在该模式中，人们在生活与生产环境中所接触者多为同血缘者（最大扩至家族），与外人鲜有交集。——比如传统时代中国人的生活与生产模式，即属于此种散居模式。
散居或群居的生活方式，既包括文化活动，也包括经济生产活动。
首先，以传统时代中国人的散居式文化活动为例，那是一种以每个家庭为单位所展开的非集群性质的文化活动，其中或为儒家的祠堂祭祖文化，或为佛家的佛堂礼佛文化，或为儒释道并存的融合文化，而无论祠堂还是佛堂，都是每个家庭都可以有的，所以这种文化活动也就是在每个家庭的层次都可以开展并且完成的，由此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散居式文化活动。与此相反，西方耶教、伊教等文化在传统时代是不允许民众单独在家里搞宗教活动的（视为“异端”），他们必须强制集群，他们必须集体到教堂或清Z寺进行宗教活动。由此就形成了西方特色的群居式文化活动。
其次，从生产方式看，传统时代中国人的经济生产方式，即众所周知的小农经济模式，也就是以每个家庭为单位所展开的经济生产活动，这是一种明显的以血缘为纽带的非集群性质的散居式生产活动。而同样与此相反的是，西方传统时代的经济生产模式则是集体农庄（即今人所谓“农奴制”）模式，这是一种典型的超越家庭血缘的集群性质的群居式经济生产模式。
一个常识是：如果一个人长年累月维持某种生活模式的话，那么此种模式就会成为此人的重要生活习性。同理，一个民族如果在以千年计的时间中始终维持某种生活模式的话，那么此种模式也会成为该民族的重要习性，此种习性，就是所谓“国民性”。可见，由于各民族经历的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之影响，也就必然使得各民族形成各自不同的民族习性，所以，“国民性”是确定存在的。
2，散居动物之独立性与群居动物之依附性
所以，从国民性的角度看，日欧民众多具有群居动物的特性，而中国人则多表现出散居动物的特性。从心理学角度看，群居动物们的骨子里具有一种群体主义倾向，其自我意识普遍较弱，因此排他性较弱（指个体于其所在群体中的排他性），所以其最明显的特性即自觉维护秩序的能力、与他者合作的能力等。而与此相反，从心理学角度看，散居动物们骨子里则具有一种个体主义倾向，其自我意识普遍较强，因此排他性较强，这导致其既缺乏合作力亦缺乏秩序感。——此无他，盖因二者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所致。
散居动物之缺乏合作力和秩序感的原因，来自于其“主性”特征。与主性相对的，是奴性。为了平和的表达，本文以“非主性”一词代“奴性”。群居动物更多的表现出“非主性”特征。事实上，其秩序感与合作力，皆来自于“非主性”特征。
原因很简单，主性者，即独立自主之特性。而独立实为自主之前提，若无独立，则无自主。与独立相对者，是依附。独立性越强，自主性就越强；相反依附性越强，自主性就越弱。
这是笔者在2019年发表的一片旧文，为什么要发此文呢？主要是因为在《从崭新角度看朱元璋》一文中的一个标准就是依据《群散论之左右观》，所以有必要先把《群散论》的概念澄清一下，否则会给人以不知所云之感。
但不知为什么，发帖后，系统竟然提示【您在『煮酒论史』发表标题为《史海求真：群散
论Ⅰ:论人类世界中的群居动物与散居动物（上）》的帖子未被审核通过，请详见天涯社区公约言论规则。】
真是莫名其妙！我这个文章现在仍在其他网站上，可见并无问题，为什么在天涯却【未通过审核】？我估计是其中有一些敏感词吧，这样我一段一段的发吧，如果有不适合的词汇，请版主将有不合适词汇的段落删除，——不要全删，这样我可以修改一下重现发。
我的这些文章都是N年前的了，也在网上挂了N年了，本质上并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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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Ⅰ:论人类世界中的群居动物与散居动物（上）》的帖子未被审核通过，请详见天涯社区公约言论规则。】
真是莫名其妙！我这个文章现在仍在其他网站上，可见并无问题，为什么在天涯却【未通过审核】？我估计是其中有一些敏感词吧，这样我一段一段的发吧，如果有不适合的词汇，请版主将有不合适词汇的段落删除，——不要全删，这样我可以修改一下重现发。
我的这些文章都是N年前的了，也在网上挂了N年了，本质上并无问题。
三，不同的传统文化、制度对群居动物与散居动物之形成的影响
（一），依附于群体，是日本、欧洲群体文化、制度之特征
1，日本人的群体依附性
之所以日本人能形成这种无条件服从权力的群居动物特性，主要与日本文化及其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有关。
在日本的封建等级制社会中，“庶民阶级与武士阶级都由大名统率，各自直接隶属大名，两个阶级仿佛分别走两道不同的楼梯，每个楼梯从上到下都有各自的法令和规则、统治和互相义务...佩刀既是武士的特权，也是武士卡斯特（世袭等级制）的标记，并非只是装饰。他们有权对庶民动刀。在德川时代以前他们就一直习惯于这么做。家康的法令规定：“对武士有无礼行为或对其上司不表敬意之庶民就地斩首”。这些法令不过是对早已存在的习惯赋以法律效力而已...。「3」
因此，传统时代的日本人，就像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网罗之中，森严的等级制构成了一张无形而坚不可摧的大网，使得世世代代的日本人生活在其中，插翅难逃！——经过如此数千年的禁锢，从而形成了上述日本人的那种群居动物的依附性文化基因。
所以，传统时代的日本人对群体（社会）有一种近乎病态的依赖（依附）感。这种依赖表现为他们“要悉心观察别人行动中的一切暗示，并且强烈地感到别人是在评论自己。他们说：‘一个人要自重，因为有社会’......耻感在日本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其意义在于，任何人都十分注意社会对自己行动的评价。他只须推测别人会作出什么样的判断，并针对别人的判断而调整行动。当每个人按照同一规则玩游戏并相互支援时，日本人就会愉快而轻松地参加。当他们感到这是履行日本的‘使命’时，他们就会狂热地参加”。「4」
这就是日本的封建等级制之特色。通过《菊与刀》所言可知，日本人表现出的那种“秩序性”与“合作力”的真实来源，即来自于日本式等级制社会的强大压力，在这种强力压迫下，传统时代的日本人没有独立性，也就没有自主性，——这就是日本“群体文化”的作用，这也是使得日本民众形成群居动物特性的本质原因。
关于《菊与刀》这本书，通过日本人的评价看（包括二战结束后以及近年来的评价），一些主要观点日本人是承认的，比如，日本人极度依附于群体（社会）；日本人没有一个高于社会、高于权力的价值观等。
这就是日本的“耻感文化”。其羞耻感来自于群体（社会）压迫的结果。
2，欧洲人的群体依附性
欧洲人的群体依附性，既来自于其独有的教会文化传统，又受到中世纪的以教权→王权→领主→农奴为组成形式的等级制封建社会之综合影响。
“（欧洲）农民大别为自由民和农奴两种。自由民居极少数；...其大多数则是农奴。这是只凭惯例的佃户（customary tenant），随附于地面，不得自由离去”。「5」
首先在文化层面，中世纪的教会文化即为群体文化，其特点是遏制个体意识之自由发展，使得个体服从于群体。其次严酷的等级制也使得个体的独立自主性丧失殆尽，欧洲中世纪农奴对其领主的那种依附性，较之日本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中世纪农奴们的沉重的徭役竟然达到每周5到6天（周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基本没有个体时间，几乎完全依附于其领主及集体庄园。
而跟日本人一样，在其群体文化制度之强烈影响下，欧洲人也几乎不会产生任何想要脱离群体的念头。
日本人和欧洲人这种特性，对于传统时代的中国人而言，是匪夷所思的。
（二），独立自主、不从众的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人对于群体（社会）的依赖性是极低的，这主要是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从来都不认为群体（社会）就是正确的，相反，中国传统文化经常会认为，群体（社会）往往是错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天然具备一种“不从众”的独立自主精神，这是传统时代的日本（及欧洲）人无法想象的。
1，中国文化的独立自主精神
看看孔子与子贡的这段对话。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6」——乡人，就是一个群体，在这里，孔子丝毫不认为多数乡人的观点就是对的，相反，实际上他认为，多数乡人极可能是错的。因此孔子在这里是有一个高于群体的价值观的，那就是“善与不善”。仅当乡人中的“善者”推崇的人以及“不善者”厌恶的人，孔子才会认为那是好人。换言之，当乡人中的“不善者”厌恶某人时，即便这时乡人占多数，孔子也不会站在多数派一边，相反，他会站在少数派一边。——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独立自主精神。
再看看孟子：“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7」——千万人，也是一个群体，孟子说，只要道义在我这边，即便面对的是成千上万人的群体，我也要跟他们对着干。——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独立自主精神。
再看看庄子：“举世皆誉而不加劝，举世皆非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已矣”。「8」——庄子的口气比孔孟更大，“举世”就是全世界，即便是全世界的人都夸我或者诽谤我，我也不会有丝毫动摇，因为我有我的独立于世界的价值判断标准。——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独立自主精神。
再看看无名百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9」普通百姓也是过着一种完全自由的与帝力无涉的生活，连帝力都无涉，遑论“群体”（社会）？——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独立自主精神。
（一），依附于群体，是日本、欧洲群体文化、制度之特征
1，日本人的群体依附性
之所以日本人能形成这种无条件服从权力的群居动物特性，主要与日本文化及其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有关。
在日本的封建等级制社会中，“庶民阶级与武士阶级都由大名统率，各自直接隶属大名，两个阶级仿佛分别走两道不同的楼梯，每个楼梯从上到下都有各自的法令和规则、统治和互相义务...佩刀既是武士的特权，也是武士卡斯特（世袭等级制）的标记，并非只是装饰。他们有权对庶民动刀。在德川时代以前他们就一直习惯于这么做。家康的法令规定：“对武士有无礼行为或对其上司不表敬意之庶民就地斩首”。这些法令不过是对早已存在的习惯赋以法律效力而已...。「3」
因此，传统时代的日本人，就像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网罗之中，森严的等级制构成了一张无形而坚不可摧的大网，使得世世代代的日本人生活在其中，插翅难逃！——经过如此数千年的禁锢，从而形成了上述日本人的那种群居动物的依附性文化基因。
所以，传统时代的日本人对群体（社会）有一种近乎病态的依赖（依附）感。这种依赖表现为他们“要悉心观察别人行动中的一切暗示，并且强烈地感到别人是在评论自己。他们说：‘一个人要自重，因为有社会’......耻感在日本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其意义在于，任何人都十分注意社会对自己行动的评价。他只须推测别人会作出什么样的判断，并针对别人的判断而调整行动。当每个人按照同一规则玩游戏并相互支援时，日本人就会愉快而轻松地参加。当他们感到这是履行日本的‘使命’时，他们就会狂热地参加”。「4」
这就是日本的封建等级制之特色。通过《菊与刀》所言可知，日本人表现出的那种“秩序性”与“合作力”的真实来源，即来自于日本式等级制社会的强大压力，在这种强力压迫下，传统时代的日本人没有独立性，也就没有自主性，——这就是日本“群体文化”的作用，这也是使得日本民众形成群居动物特性的本质原因。
关于《菊与刀》这本书，通过日本人的评价看（包括二战结束后以及近年来的评价），一些主要观点日本人是承认的，比如，日本人极度依附于群体（社会）；日本人没有一个高于社会、高于权力的价值观等。
这就是日本的“耻感文化”。其羞耻感来自于群体（社会）压迫的结果。
2，欧洲人的群体依附性
欧洲人的群体依附性，既来自于其独有的教会文化传统，又受到中世纪的以教权→王权→领主→农奴为组成形式的等级制封建社会之综合影响。
“（欧洲）农民大别为自由民和农奴两种。自由民居极少数；...其大多数则是农奴。这是只凭惯例的佃户（customary tenant），随附于地面，不得自由离去”。「5」
首先在文化层面，中世纪的教会文化即为群体文化，其特点是遏制个体意识之自由发展，使得个体服从于群体。其次严酷的等级制也使得个体的独立自主性丧失殆尽，欧洲中世纪农奴对其领主的那种依附性，较之日本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中世纪农奴们的沉重的徭役竟然达到每周5到6天（周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基本没有个体时间，几乎完全依附于其领主及集体庄园。
而跟日本人一样，在其群体文化制度之强烈影响下，欧洲人也几乎不会产生任何想要脱离群体的念头。
日本人和欧洲人这种特性，对于传统时代的中国人而言，是匪夷所思的。
（二），独立自主、不从众的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人对于群体（社会）的依赖性是极低的，这主要是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从来都不认为群体（社会）就是正确的，相反，中国传统文化经常会认为，群体（社会）往往是错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天然具备一种“不从众”的独立自主精神，这是传统时代的日本（及欧洲）人无法想象的。
1，中国文化的独立自主精神
看看孔子与子贡的这段对话。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6」——乡人，就是一个群体，在这里，孔子丝毫不认为多数乡人的观点就是对的，相反，实际上他认为，多数乡人极可能是错的。因此孔子在这里是有一个高于群体的价值观的，那就是“善与不善”。仅当乡人中的“善者”推崇的人以及“不善者”厌恶的人，孔子才会认为那是好人。换言之，当乡人中的“不善者”厌恶某人时，即便这时乡人占多数，孔子也不会站在多数派一边，相反，他会站在少数派一边。——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独立自主精神。
再看看孟子：“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7」——千万人，也是一个群体，孟子说，只要道义在我这边，即便面对的是成千上万人的群体，我也要跟他们对着干。——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独立自主精神。
再看看庄子：“举世皆誉而不加劝，举世皆非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已矣”。「8」——庄子的口气比孔孟更大，“举世”就是全世界，即便是全世界的人都夸我或者诽谤我，我也不会有丝毫动摇，因为我有我的独立于世界的价值判断标准。——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独立自主精神。
再看看无名百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9」普通百姓也是过着一种完全自由的与帝力无涉的生活，连帝力都无涉，遑论“群体”（社会）？——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独立自主精神。
下面这段，如果有问题，请版主把这段删掉，我修改一下重新发：
2，不以人为最高标准——道理大于皇权
传统时代中国人受儒、释、道文化影响，其中主要是儒家，其特点是“不以人为最高标准”——比如“君父”低于“道义”（“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比如“天理”高于“人欲”（“存天理，去人欲”），因此就有效避免了个体被迫对群体及权力之屈从，从而坚定地维护了个体的独立性。——宋太祖赵匡胤与丞相赵普的一段对话，深刻表现了这种“不以人为最高标准”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23」
赵普的回答反映了中国士大夫内心中根深蒂固的“道理大于皇权”（即“不以人为最高标准”）的价值观，这种“道理大于皇权”的价值观正是激励着历史上的中国人每每与皇帝据理力争乃至犯颜直谏的深层动力，——当然赵匡胤“屡称善”的态度也表现了其博大的胸襟。——而同样的对话场面若切换到传统时代的日本，可想而知得到的回答一定是“天皇最大”。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日本传统文化的本质区别。
所以，这种“不以人为最高标准”的价值观——如“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存天理，去人欲”等，即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本的理论基础。而这些理论，也正是高于皇权之“道统”的具体内容。——本质上，道统、天理，等同于近代西方之X法。
由上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天然具有独立于群体（与权力）的特立独行精神，因此相对于传统时代日本欧洲的群体文化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个体文化”。而中国文化特有的这种独立于群体（与权力）的精神，即中国人之散居动物特性形成之主因。
下面看看中国平民是如何独立于皇权、独立于社会的。
2，不以人为最高标准——道理大于皇权
传统时代中国人受儒、释、道文化影响，其中主要是儒家，其特点是“不以人为最高标准”——比如“君父”低于“道义”（“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比如“天理”高于“人欲”（“存天理，去人欲”），因此就有效避免了个体被迫对群体及权力之屈从，从而坚定地维护了个体的独立性。——宋太祖赵匡胤与丞相赵普的一段对话，深刻表现了这种“不以人为最高标准”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23」
赵普的回答反映了中国士大夫内心中根深蒂固的“道理大于皇权”（即“不以人为最高标准”）的价值观，这种“道理大于皇权”的价值观正是激励着历史上的中国人每每与皇帝据理力争乃至犯颜直谏的深层动力，——当然赵匡胤“屡称善”的态度也表现了其博大的胸襟。——而同样的对话场面若切换到传统时代的日本，可想而知得到的回答一定是“天皇最大”。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日本传统文化的本质区别。
所以，这种“不以人为最高标准”的价值观——如“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存天理，去人欲”等，即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本的理论基础。而这些理论，也正是高于皇权之“道统”的具体内容。——本质上，道统、天理，等同于近代西方之X法。
由上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天然具有独立于群体（与权力）的特立独行精神，因此相对于传统时代日本欧洲的群体文化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个体文化”。而中国文化特有的这种独立于群体（与权力）的精神，即中国人之散居动物特性形成之主因。
下面看看中国平民是如何独立于皇权、独立于社会的。
其实这些负面形象，皆来自于中国人天然的散居动物之“主性”文化基因。文化基因，即国民性，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东西，具有遗传性。因此任何试图在短期内（比如一百年）将其强行改变之行为，都必造成（或已造成）历史性灾难。
下面从中国人特有的那种散居动物之主性意识的角度，简单解释一下这些负面现象。
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随地大小便。——这就是一种主性意识的流露。盖因“他把公共场所当成自己家（或自家厕所）了”，——这也是梁漱溟先生的观点「2」，但梁并没有认识到这是主性意识的流露，这是他的时代局限性。——走哪就把哪当成自己家，自然是主性意识之表现。
争先恐后不爱排队。——此亦为主性意识的流露。排队，必有先后之分，那么孰先孰后？你排在我前面？凭什么？你哪里比我强？人人都有一个主性在驱动，故而人人争先恐后。
中国式过马路。——此仍为主性意识之表现。盖因其内心中自有一个规则在，故而不在意外在的规则。其内在规则大概是“只要能安全通过，就不必顾忌外在的规则”。红绿灯是外在的规则。这种以自定规则来代替外在规则的行为，显然仍是主性特征，——他要自己制定规则，不愿遵从外在规则。
柏杨的“一人是龙，三人成虫”、“窝里斗”，也仍是主性意识的流露，且如上所言，是散居动物特有的主性意识之流露。比如，一山不容二虎，一只老虎很厉害，但三只老虎凑到一起，恐怕就要打得不可开交，所谓“窝里斗”，原因就在此，实为散居动物特有之主性意识的自然表现。
以上分析了近代中国人的负面形象，得出“皆为主性意识流露”之结论。其实，主性意识是现代人该有的意识，近代的欧洲人、日本人各种运动折腾，无非为了摆脱其原本的非主性意识而获得主性意识。
上述主性意识之所以仅仅呈现出负面形象，原因下文分析。实际上，中国人的这种主性意识，自古即有之且在历史上更多的是正面表现。下面通过中国和日本在类似的历史时期中的不同表现，展示一下中国人主性意识的正面形象。
难道是下面这段有问题？
（二），日本的“君降臣就降”与中国的“君降臣不降”
1，日本的“君降臣就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国占领日本。但令美国人惊诧的是，日本人对美国的占领不仅无丝毫抗拒，却表现出发自内心的欢迎。——何以原本殊死奋战的日本人突然变得如此服帖？客观分析，日本人欣然投降的原因，大概有二：第一，日本天皇投降了，日本人视天皇为“人神”，是故天皇投降了，日本人遵从天皇旨意，也就投降了。
但问题是，如果仅仅是遵从天皇旨意而投降，难免会表现出“敢怒不敢言”的状态。而事实上，日本人却对美国人表现出了发自内心的欢迎。这就不能完全用遵从天皇旨意来解释了，必有其他原因。那就是
第二，由美国单独占领日本，让日本人有一种庆幸感。其实，原本在《波茨坦公告》中，日本是要由美英中苏四国共同占领的，但后来英国、中国、苏联都放弃了占领日本的权利。所以这一点让日本人深感庆幸。想来也是，若由四国占领，那日本的下场恐怕会比南北韩、东西德更惨。如此日本人庆幸美国的独占，也就可以理解了。
（二），日本的“君降臣就降”与中国的“君降臣不降”
1，日本的“君降臣就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国占领日本。但令美国人惊诧的是，日本人对美国的占领不仅无丝毫抗拒，却表现出发自内心的欢迎。——何以原本殊死奋战的日本人突然变得如此服帖？客观分析，日本人欣然投降的原因，大概有二：第一，日本天皇投降了，日本人视天皇为“人神”，是故天皇投降了，日本人遵从天皇旨意，也就投降了。
但问题是，如果仅仅是遵从天皇旨意而投降，难免会表现出“敢怒不敢言”的状态。而事实上，日本人却对美国人表现出了发自内心的欢迎。这就不能完全用遵从天皇旨意来解释了，必有其他原因。那就是
第二，由美国单独占领日本，让日本人有一种庆幸感。其实，原本在《波茨坦公告》中，日本是要由美英中苏四国共同占领的，但后来英国、中国、苏联都放弃了占领日本的权利。所以这一点让日本人深感庆幸。想来也是，若由四国占领，那日本的下场恐怕会比南北韩、东西德更惨。如此日本人庆幸美国的独占，也就可以理解了。
上述两个原因中，第一是主因，第二是次因。第二个原因仅仅使得日本人在投降之后的心情比较愉快而已。但是，如果天皇坚决不投降，执意要“玉碎”的话，日本人也是会拼命死战到底的。
无论是战是和，日本人都服从天皇旨意，并无自己的主见。——主见，必来自于主性意识，若无主性意识，则无主见。日本人无主性意识，故无主见；中国人有主性意识，故有主见。
上面没有问题了吧？那就再来一段。
2，中国的“君降臣不降”
1278年，文天祥在广东兵败被俘。忽必烈极力招降，文天祥誓死不降。后来忽必烈找出宋恭帝以及谢太后来招降文天祥，文天祥的答复是“君降臣不降”。1283年，文天祥从容就义。
文天祥的行为是日本人难以理解的。因为在日本人的价值观中，并没有超越皇权之上的东西存在。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从来不是中国人的价值观，相反，这完全是日本人的价值观。
2，中国的“君降臣不降”
1278年，文天祥在广东兵败被俘。忽必烈极力招降，文天祥誓死不降。后来忽必烈找出宋恭帝以及谢太后来招降文天祥，文天祥的答复是“君降臣不降”。1283年，文天祥从容就义。
文天祥的行为是日本人难以理解的。因为在日本人的价值观中，并没有超越皇权之上的东西存在。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从来不是中国人的价值观，相反，这完全是日本人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