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清代文字狱档》札记（九）
读《清代文字狱档》札记（九）
雍正朝影响最大的文字狱案，是吕留良、曾静案。
雍正六年九月，有一个湖南士子张熙，到西安向手握重兵、镇守西北边关的川陕总督岳钟琪投书。书的内容大致有四：
一、宣扬夷夏之防，华夷之别。这是孔子的观点。夏、华，就是华夏民族，指孔子时代生活在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夷，就是夷狄，指生活在华夏地区以外的少数民族。此观点认为，只有华夏民族才是中国的主人，而少数民族都是异类，是非正统的，甚至将其比作禽兽，从而否定满清统治的合法性。
二、列举了雍正“失德”十大罪状：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用皇帝这些“秽行”，进一步证明夷狄是禽兽，否定雍正当皇帝的合法性。
三、说雍正即位以来，“寒暑易序，五谷少成”，久涝久旱，荆、襄、岳、常等郡，连年洪水滔天，吴、楚、蜀、粤，旱涝时闻，“山崩川竭，地暗天昏”，积尸载路，老百姓已经无法生活下去，“湖广江西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六省，在我一呼可定”，阐明反清时机已经成熟。
四、说岳钟琪是岳飞后人，岳飞是抗金英雄，而金又是清的祖先，岳钟琪“今握重兵、据要地，当乘时反叛，为宋明复仇”。
岳钟琪阅书大惊，但书中内容又使他不敢冒昧呈览；而雍正初闻却颇为从容，说：“犬吠兽啼之声，有何可介意，送来闲览之。”但当他看信以后，也不能不惊呼：“朕览逆书，惊讶堕泪览之。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经岳钟琪威逼诱骗，张熙供出他是受老师曾静的指使。曾静是湖南郴州一个乡村的读书人，年轻时中过秀才，后科场屡试不中，中年以授徒为生。他非常崇拜浙江已故学者吕留良的文章，受其“华夏之辨”学说的影响，又误听皇帝失德等种种传言，遂有策反之举。这已构成大逆之案，照例是要凌迟处死、灭绝九族的，但雍正此次却来了个“出其料理”，亲手操笔写了一篇洋洋数万言的《大义觉迷录》，“摆事实，讲道理”，逐条批驳《策反书》中所列罪状，宣扬他即位以来的政绩。将《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做到家喻户晓，组织天下读书人学习、讨论、表态。同时赦免了曾静，让他到各地宣讲，作现身说法，并且告诫后世子孙，永不得加害曾静。
此案至此，似乎已经结束，但皇帝的思虑，总要比常人深远，雍正又想到了另外两个问题。其一、曾静只是一个穷乡僻壤的书生，山高路远，他是怎么知道宫中那些事情的呢？其二、曾静的策反行为，其根源是受吕留良那些反动书籍的影响，这些书籍不除将祸患无穷。
对于第一个问题，他深疑是“八爷党”所为。雍正四年，以皇八子允襈为首的“八爷党”集团被粉碎，皇八子允襈和皇九子允禟被囚禁，不久死去，集团中其他成员，许多被发配到西南、东北等边地。经查，雍正五年，有人在湖南衡州通往广西的路上，见到4个穿马褂、说官话的旗人，而允禩集团有7名成员，正是在雍正五年被发往广西的。他们“沿途称冤，逢人讪谤”；后又查出原先发配东北的允禩集团成员，也“肆行诬捏，到处传播流言，欲以摇惑人心，泄其私忿”。于是，雍正正好将他们散布流言与曾静策反案联系在一起，定为谋反，允禩集团的残存力量再一次遭到毁灭性打击。
对于第二个问题，即吕留良问题，雍正则将其作为重点，制造了一起重大的文字狱案。吕留良，明末清初崇德（今浙江桐乡）人，号晚村。明亡以后，散家资结客，往来山湖间，图谋复兴。仇人以此告发，侄代受过，被判死刑，后易名隐居从医。清顺治十年，曾出试中秀才，尔后摈弃功名，于康熙五年归隐故里耕读，以“天盖楼”为名刻选时文，著述授徒，声名大噪，被尊为“东海夫子”。康熙十七年举博学鸿词科，浙省大吏推荐，誓死不从。康熙十九年征聘天下山林隐逸，嘉兴郡守复荐吕留良，削发为僧，号何求老人，于吴兴埭溪妙山，筑风雨庵，隐居讲学。康熙二十二年病死，终年五十五岁。其后人将其诗文汇编，为《吕晚村诗集》、《吕晚村先生文集》等。雍正六年十月，雍正下旨浙江总督李卫，迅速严“查匪类，正犯勿使漏网”。但其时吕留良已去世45年，其子吕葆中、学生严鸿逵等也已故世，便逮捕两家子孙。吕留良书籍全部封存进呈。雍正亲自审阅吕留良著作，归纳为四大罪证：
一是宣扬“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伦”。认为当皇帝的必须是汉人，如果不是汉人，即使当了皇帝也不予承认。
二是留恋故明王朝。如对明朝直书年号，或曰本朝、先朝，称明故都南京为旧京或京师；对清朝则“皆任批名”，或称“清”、“北”、“燕”、“彼中”等。
三是攻击太平盛世。在日记中不厌其详地记述奇灾异闻。如“京城忽起怪风三日，风色大红，着人面皆红”、“某日天空出现三个太阳，另外两个太阳一个色白，不动，一个色红，动甚”、“石门镇堰桥水，忽立起两丈多高，船上有芦席飞到桥上后又飞回船”。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也学吕留良在日记中记载各种异灾、传闻，如：“燕地有一仆妇发疯病，一夜梦见三个贵人坐在堂上，忽报朱三太子到，急忙下阶迎接，见一人浑身血痕，怒向三人索要黑水三道；三人初不允，后答应某日发水。几天以后，果然热河发大水，淹死满州人两万余。发水之日正是疯妇所梦之日。”
四是中伤圣祖康熙。例如说吕留良在《日记》中记：康熙非常吝啬，宫中有一画师顾云珵，不许其为宫外王公大臣画像。一日画师入觐，穿一身旧衣，康熙说他这是哭穷，就将他荐给一个王子，王子送元宝二百两及绸缎，被康熙收下，只给顾云珵二十四两等。
但雍正没有销毁吕留良的这些诗文书籍，而是留作黑材料供批判之用；他的《大义觉迷录》的第四卷，就是批判吕留良学说的专著。已故之吕留良、吕葆中、严鸿逵俱戮尸枭示，另一子吕毅中、严鸿逵之学生沈在宽斩立决，吕、严两家之孙辈，人数众多，从宽发配宁古塔给与披甲人为奴；私藏逆书之黄补庵已死，其妻妾子女给功臣家为奴，父母祖孙兄弟流二千里；“刊刻逆书”之车鼎丰、车鼎贲、“往来契厚”之孙用克、“阴相援结”之周敬舆等，俱应斩著监候，秋后处决；吕留良的学生房明畴、金子尚等着偕妻流三千里；陈祖陶、沈允怀等十一人各杖责一百；被牵连的还有吕留良的同乡、广州府理瑶同知，因曾供奉吕留良牌位，被革职严审，后死于狱中。
雍正去世以后，乾隆皇帝看出了雍正处理曾静、张熙案的负面影响：这样广泛刊行《大义觉迷录》，也就是将对皇帝的“诽谤”公布于世，这可是十分危险的,而且文中也有很多矛盾之处。于是将《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销毁，并将曾静和张熙，以“泄臣民公愤”为由凌迟处死。
雍正朝影响最大的文字狱案，是吕留良、曾静案。
雍正六年九月，有一个湖南士子张熙，到西安向手握重兵、镇守西北边关的川陕总督岳钟琪投书。书的内容大致有四：
一、宣扬夷夏之防，华夷之别。这是孔子的观点。夏、华，就是华夏民族，指孔子时代生活在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夷，就是夷狄，指生活在华夏地区以外的少数民族。此观点认为，只有华夏民族才是中国的主人，而少数民族都是异类，是非正统的，甚至将其比作禽兽，从而否定满清统治的合法性。
二、列举了雍正“失德”十大罪状：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用皇帝这些“秽行”，进一步证明夷狄是禽兽，否定雍正当皇帝的合法性。
三、说雍正即位以来，“寒暑易序，五谷少成”，久涝久旱，荆、襄、岳、常等郡，连年洪水滔天，吴、楚、蜀、粤，旱涝时闻，“山崩川竭，地暗天昏”，积尸载路，老百姓已经无法生活下去，“湖广江西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六省，在我一呼可定”，阐明反清时机已经成熟。
四、说岳钟琪是岳飞后人，岳飞是抗金英雄，而金又是清的祖先，岳钟琪“今握重兵、据要地，当乘时反叛，为宋明复仇”。
岳钟琪阅书大惊，但书中内容又使他不敢冒昧呈览；而雍正初闻却颇为从容，说：“犬吠兽啼之声，有何可介意，送来闲览之。”但当他看信以后，也不能不惊呼：“朕览逆书，惊讶堕泪览之。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经岳钟琪威逼诱骗，张熙供出他是受老师曾静的指使。曾静是湖南郴州一个乡村的读书人，年轻时中过秀才，后科场屡试不中，中年以授徒为生。他非常崇拜浙江已故学者吕留良的文章，受其“华夏之辨”学说的影响，又误听皇帝失德等种种传言，遂有策反之举。这已构成大逆之案，照例是要凌迟处死、灭绝九族的，但雍正此次却来了个“出其料理”，亲手操笔写了一篇洋洋数万言的《大义觉迷录》，“摆事实，讲道理”，逐条批驳《策反书》中所列罪状，宣扬他即位以来的政绩。将《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做到家喻户晓，组织天下读书人学习、讨论、表态。同时赦免了曾静，让他到各地宣讲，作现身说法，并且告诫后世子孙，永不得加害曾静。
此案至此，似乎已经结束，但皇帝的思虑，总要比常人深远，雍正又想到了另外两个问题。其一、曾静只是一个穷乡僻壤的书生，山高路远，他是怎么知道宫中那些事情的呢？其二、曾静的策反行为，其根源是受吕留良那些反动书籍的影响，这些书籍不除将祸患无穷。
对于第一个问题，他深疑是“八爷党”所为。雍正四年，以皇八子允襈为首的“八爷党”集团被粉碎，皇八子允襈和皇九子允禟被囚禁，不久死去，集团中其他成员，许多被发配到西南、东北等边地。经查，雍正五年，有人在湖南衡州通往广西的路上，见到4个穿马褂、说官话的旗人，而允禩集团有7名成员，正是在雍正五年被发往广西的。他们“沿途称冤，逢人讪谤”；后又查出原先发配东北的允禩集团成员，也“肆行诬捏，到处传播流言，欲以摇惑人心，泄其私忿”。于是，雍正正好将他们散布流言与曾静策反案联系在一起，定为谋反，允禩集团的残存力量再一次遭到毁灭性打击。
对于第二个问题，即吕留良问题，雍正则将其作为重点，制造了一起重大的文字狱案。吕留良，明末清初崇德（今浙江桐乡）人，号晚村。明亡以后，散家资结客，往来山湖间，图谋复兴。仇人以此告发，侄代受过，被判死刑，后易名隐居从医。清顺治十年，曾出试中秀才，尔后摈弃功名，于康熙五年归隐故里耕读，以“天盖楼”为名刻选时文，著述授徒，声名大噪，被尊为“东海夫子”。康熙十七年举博学鸿词科，浙省大吏推荐，誓死不从。康熙十九年征聘天下山林隐逸，嘉兴郡守复荐吕留良，削发为僧，号何求老人，于吴兴埭溪妙山，筑风雨庵，隐居讲学。康熙二十二年病死，终年五十五岁。其后人将其诗文汇编，为《吕晚村诗集》、《吕晚村先生文集》等。雍正六年十月，雍正下旨浙江总督李卫，迅速严“查匪类，正犯勿使漏网”。但其时吕留良已去世45年，其子吕葆中、学生严鸿逵等也已故世，便逮捕两家子孙。吕留良书籍全部封存进呈。雍正亲自审阅吕留良著作，归纳为四大罪证：
一是宣扬“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伦”。认为当皇帝的必须是汉人，如果不是汉人，即使当了皇帝也不予承认。
二是留恋故明王朝。如对明朝直书年号，或曰本朝、先朝，称明故都南京为旧京或京师；对清朝则“皆任批名”，或称“清”、“北”、“燕”、“彼中”等。
三是攻击太平盛世。在日记中不厌其详地记述奇灾异闻。如“京城忽起怪风三日，风色大红，着人面皆红”、“某日天空出现三个太阳，另外两个太阳一个色白，不动，一个色红，动甚”、“石门镇堰桥水，忽立起两丈多高，船上有芦席飞到桥上后又飞回船”。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也学吕留良在日记中记载各种异灾、传闻，如：“燕地有一仆妇发疯病，一夜梦见三个贵人坐在堂上，忽报朱三太子到，急忙下阶迎接，见一人浑身血痕，怒向三人索要黑水三道；三人初不允，后答应某日发水。几天以后，果然热河发大水，淹死满州人两万余。发水之日正是疯妇所梦之日。”
四是中伤圣祖康熙。例如说吕留良在《日记》中记：康熙非常吝啬，宫中有一画师顾云珵，不许其为宫外王公大臣画像。一日画师入觐，穿一身旧衣，康熙说他这是哭穷，就将他荐给一个王子，王子送元宝二百两及绸缎，被康熙收下，只给顾云珵二十四两等。
但雍正没有销毁吕留良的这些诗文书籍，而是留作黑材料供批判之用；他的《大义觉迷录》的第四卷，就是批判吕留良学说的专著。已故之吕留良、吕葆中、严鸿逵俱戮尸枭示，另一子吕毅中、严鸿逵之学生沈在宽斩立决，吕、严两家之孙辈，人数众多，从宽发配宁古塔给与披甲人为奴；私藏逆书之黄补庵已死，其妻妾子女给功臣家为奴，父母祖孙兄弟流二千里；“刊刻逆书”之车鼎丰、车鼎贲、“往来契厚”之孙用克、“阴相援结”之周敬舆等，俱应斩著监候，秋后处决；吕留良的学生房明畴、金子尚等着偕妻流三千里；陈祖陶、沈允怀等十一人各杖责一百；被牵连的还有吕留良的同乡、广州府理瑶同知，因曾供奉吕留良牌位，被革职严审，后死于狱中。
雍正去世以后，乾隆皇帝看出了雍正处理曾静、张熙案的负面影响：这样广泛刊行《大义觉迷录》，也就是将对皇帝的“诽谤”公布于世，这可是十分危险的,而且文中也有很多矛盾之处。于是将《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销毁，并将曾静和张熙，以“泄臣民公愤”为由凌迟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