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清代文字狱档》札记（六）
读《清代文字狱档》札记（六）
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共兴文字狱案约二十起，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雍正六年以前为第一阶段，这个时期的文字狱案，主要是由“朋党”案所牵连的案件，重在巩固雍正皇帝个人的皇权；雍正六年以后为第二阶段，这个时期的文字狱案，重在整肃具有反清倾向的思想意识，巩固满清统治。
年羮尧是雍正朝第一个被整肃的大臣，整肃他的原因很简单，他是最被皇帝猜忌的大将，“兔死狗烹，鸟尽弓藏”。
年羮尧原为雍正的心腹。雍正即位前，对其倾心笼络，结为外援；即位后，授以军权，用其平乱西北，巩固自己的统治。年羮尧曾有一份答谢皇帝“恩宠”的折子，折子里提到雍正赏给他的东西有“鹿尾、袍褂、茶叶、西洋规矩、东珠、珐琅双眼翎、鸟枪、平安丸、天王补心丹、自鸣表”等贵重物品；雍正还在年的折子上批道：“实尚未酬尔之‘心劳历忠’四字也！我君臣分中，不必言此些小。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惟将互相勉，在念做千古榜样人物也。”在这一谢一答之中，可见雍正对年羮尧的笼络，就是刘备对诸葛亮也不过如此。然而，却为何又在年羮尧圣眷正隆之时，突然将他拿掉呢？原因是雍正在重用年羮尧的同时，也对他心存猜忌，年羮尧的权势越大，雍正的猜忌就越重。雍正一面拿甜话哄他，一面又在他的身边安插人员对他监视，就说明了这一点。可偏偏监视人员发回来的报告，又尽是“忠心事主、勤劳王事”之类颂扬之辞，竟没有年羮尧言行的只言片语。这更加重了雍正的猜忌。他认为，监视人员已被年羮尧收买，而如果年羮尧没有“异心”，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又为何要收买这些监视人员呢？雍正就以这样的思维方式，反推出年羮尧已生“异心”的结论。于是，在西北战事基本稳定以后，雍正就立即翻脸，这也反映了年羮尧政治上的不成熟，他被判犯九十二大罪，每一条都是死罪，其实他的错误只有一个，就是功高盖主。
年羹尧案并非文字狱案，但从此案中派生出两件文字狱案。
第一件是汪景祺的《西征随笔》案，这也是雍正朝的第一起文字狱案。汪景祺是一个官宦之子，浙江钱塘人，曾中过举人。雍正二年至陕西，上书年羹尧，极尽阿谀谄媚，说历代名将如郭子仪、裴度、韩琦、范仲淹与年大将军相比，“不啻萤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沧溟”，如果不能瞻仰“宇宙之第一伟人”年羹尧，则“此身虚生于人世间”了，由此成为年羹尧大将军府记室。汪景祺并无文才，但为了讨好年羮尧，常写一些为年羮尧歌功颂德的诗文，后刊印成集，名为《西征随笔》，当然首先送了一本给年羮尧，年羮尧大概也没有看。年羹尧获罪之后，从年的家中抄出了这本书，雍正看后，恨得咬牙切齿，批道：“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并要求“目睹之人，勿得泄露”。究竟书中写了些什么，竟让雍正如此震怒呢？据说有“讥讪圣祖（康熙）”的诗句，诗曰：“天子挥毫不值钱，紫纶新诏赐绫笺。千家诗句从头写，‘云淡风轻近午天’。”但这首诗其实是内阁学士查嗣庭所写。据清代笔记《柳南随笔》记载，查嗣庭与太史杜紫纶友好，康熙皇帝曾赐杜紫纶御书一幅，内容为宋朝程颢的《春日偶成》诗，此诗为《千家诗》的第一篇，第一句为“云淡风轻近午天”。查嗣庭诗写好后，也没有给杜紫纶，录在自己日记里，后查嗣庭获罪被抄出。自汪景祺案以后，《西征随笔》作为禁书被封存宫中200年，直到民国年间才于故宫懋勤殿封锢箱中被发现，已成残本，1936年故宫博物院据此铅印，1984年上海书店又影印出版。此书曾让我产生莫大兴趣，但寻访多年未得，不知书中究竟有什么反动文字，即使真有那种“讥讪圣祖”之处，汪景祺也不应受那样的极刑。其实，得罪的真正原因，就因他是年羹尧的“朋党”，是对年羮尧的歌功颂德。汪景祺的结局是被枭首，头颅悬于菜市口，直到十年后乾隆皇帝即位才被取下来。想想那个年代，真是太恐怖了，通衢闹市之中，悬挂着一颗人头，脑后垂着一条辫子，在烈日风雨中飘荡，而原因仅仅是因为写了几篇诗文。汪景祺的兄弟、子侄俱着革职，发遣宁古塔，五服之内族人中现任、侯补、候选官员，俱一一革职；妻子被发遣黑龙江，与穷披甲人为奴，家人恐其与穷披甲人为奴时受辱，遣发时故意把上船的踏板搞得很危险，欲让她“清波自尽”，汪景祺妻却不愿死，“盘躃匍匐而过”，观者无不伤感。
年羮尧案所牵连的另一起文字狱，是钱名世赠诗案。钱名世时任翰林院侍讲，江苏武进人，字亮工，与年羮尧同字，康熙三十八年举人，又与年羮尧同年，再加上与康熙朝文字狱《南山集》案的主犯戴名世同名，有此三同，阴鸷刻薄的雍正能喜欢他吗？雍正二年，年羮尧进京，钱名世赠诗一首，其中两句云“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把年羹尧比为周代的召伯和汉代的卫青、霍去病，谀颂味道十足。又有两句云：“鼎钟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并自注道：“公(指年)调兵取藏，宜勒一碑，附于先帝‘平藏碑’之后。”钱名世并非年党，只是一个风派人物，原也是想拍皇帝马屁的意思，不料政治浅薄，反而惹下大祸。年羮尧案发后，查出钱的赠诗，大学士、九卿等上奏，谓其对年“称功颂德，备极谄媚”，奏请将钱交刑部议罪。但雍正此次却“出其料理”，“着将钱名世革去职衔，逐回原籍禁锢，御书‘名教罪人’四字，由地方官制成匾额，张挂于钱名世所居之宅。”自古及今，题辞都是褒奖，例如“天下第一清官”、“向雷锋同志学习”等，唯有雍正皇帝这样别出心裁。他并不是第一次搞这样的恶作剧。康熙朝的权臣明珠的儿子揆叙，因曾倡举皇八子允襈为太子，死后被雍正题写墓碑为“不忠不孝揆叙之墓”。他的这种题辞，和汪景祺的悬首示众是一样的，是让人名誉受污。这充分反映了雍正刻毒阴暗的心理特征。雍正还令常州官府每月初一、十五到钱宅查看，监督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