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为什么“述”而不作

刘知己在《史通·疑古》中云：“夫《五经》立言，千载犹仰，而求其前后，理甚相乖。何者？称周之盛也，则云三分有二，商纣为独夫；语殷之败也，又云纣有臣亿万人，其亡流血漂杵。斯则是非无准，向背不同者焉。”此言不确，前后理乖是后人对史实或经文作了削足适屡篡改之故也。“相乖”也成了后来“正史“的榜样和通病，官家纪录，当然得符合当时官方主旋律正能量标准的，是不能说实话的，就是鲁迅先生所谓“史架子”。刘知己《疑古》数责夫子论人不知世是不知情。孔子是鲁国大夫，吃皇粮，是个掌管意识形态的文官，有社会地位的人，精英。他不但有年薪，还办私学向年青人灌输传统儒家思想意识，培养正统思想的人才服务于社会。教材必然是周朝官方主旋律，所以他的学生可以在周朝天下的任何一个诸侯国做官。为了适合学生学习，孔子必须从大量历史文献中选取内容成“经”作教材，所谓“刊《书》、删《论诗》、作《春秋》”（刘知己《疑古》）成《六经》，然后照本宣科。这当然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了。孔子作为一个体制内挂牌“教师”，岂敢宣扬与正能量不一致的思想？而历史真相如何又是另外一回事。他手里有一套周史和档案“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虽然平时说官话，但他私下未必真信，他的学生子贡也懂得这一套，曾公开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与正能量《书》意相左。纣因为不愿自献政权，被当作反面势力写进历史而永不得翻身，遗臭万年，这完全符合当时周朝的主旋律。至战国时期，王纲彻底解纽，各自为政，百花齐放，思想也“自由化”，视周天子为鸟，儒家保守思想自然过时，昔日的“正能量”成为过时的黄花，成众矢之的。汉朝又根据当时新政的需要，再次作原则性大修改以适合大一统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