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清代文字狱档》札记（四）
读《清代文字狱档》札记（四）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案最多的朝代。
公元一六四四年，明朝覆亡，满清入关，在北京建立了清朝政权。然而，在清初四十年间，民族矛盾非常尖锐，反清战争仍在不断进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是汉族人民反清斗争中最惨烈的历史。东南沿海和西南地区的抗清运动持续最久，在广西、云南等地由李定国领导的抗清运动直到康熙元年才告失败，由郑成功在台湾建立的抗清政权，一直持续到康熙二十二年。同时，清初文化思想的斗争也很尖锐，那著名的剃头运动，“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其实就是文化之争，有许多人，为了免于剃发，隐逸山林，或遁入空门，也有许多人，因为不肯剃发而被杀。清初的读书人，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如以诗文著名的顾炎武、屈大均、王猷、魏禧等人的作品中就充满对故明的深切缅怀之情；孔尚任的戏曲《桃花扇》，通过对明末清初社会动乱的描写，抒发了家国“兴亡之感”；陈忱的小说《水浒后传》，描写梁山泊英雄在黑暗的封建统治下的再度起义，并突出了南宋和金朝的民族矛盾，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在大量的历史著作中，通过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记载，歌颂了死于国难的忠臣节士，鞭挞了汉奸卖国的无耻行径，表达了对异族统治的愤恨。对此，满清统治者在使用武力镇压的同时，强化了对文化思想的统制。清初的文字狱，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清朝立国268年，共发生文字狱160余起，主要集中在清朝前期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乾隆以后只有1起。其中顺治朝约7起。
一、顺治二年科考大不敬案。这是清朝第一起文字狱案。顺治二年，清朝举行了建朝以来第一次乡试，乡试结束以后，在河南省中举者的试卷中，发现有人将“皇叔父多尔衮”的“皇”写成“王”，于是被指为是对摄政王多尔衮的大不敬。主考官欧阳蒸和吕云藻被革职，交刑部议罪。
二、顺治四年函可和尚《变纪》案。函可，俗名韩宗騋，明朝尚书韩日缵之子。明崇祯十二年皈依佛门，法号函可，明亡后自号剩人，撰写《变纪》一书，记载抗清死难诸臣事迹。顺治四年冬，函可经过南京时，被守门军士从携带经笥中搜出一封南明福王《答阮大铖》书信和《变纪》史稿。函可在审讯中受到严刑拷打，拒不供出他人。顺治五年四月被流放到辽东，在辽东组织“冰天诗社”，同南国旧友书信往还，写了很多洋溢着浩然正气和爱国主义情怀的诗篇。十六年后，逝于冰天雪地的异乡。死后44年，他的诗作《千山诗集》刊行。又过七十余年，在查办禁书的恐怖中，《千山诗集》被乾隆皇帝发现，认为“语多狂悖”，下令查缴销毁。他在沈阳住过的庙宇，以及为他所立的砖塔、碑刻也都被拆毁。
三、顺治五年三月黄毓祺复明诗词案。黄毓祺是明朝贡生，江苏江阴县人，性忠义慷慨，素有文誉，尤善禅学、诗词，知交遍及海内，家产占半江城。顺治二年，清军攻打江阴，他破家抒难，城陷后亡命淮南，曾前后接受南明鲁王、唐王的官职，筹划义师抗清屡败。顺治四年，易姓埋名，隐居于寺院，写诗作文，表示“纵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还”的决心。顺治五年春，在泰州被人告发，搜获原南明鲁王监国颁给的旧铜印一颗，诗集一本。黄毓祺的诗集，和他的行动一致，是要恢复明朝，其中不乏“悖逆”之词。三月被解送江宁(南京)监狱，四月下旨正法，但黄毓祺已于狱中病死，按律戮尸；其他有关人等由地方官查拿究罪，其二子依律发旗下为奴。
黄毓祺案件，还牵连到了钱谦益。钱谦益，江苏常熟人，原为明朝崇祯时礼部右侍郎，明朝覆亡后，任南明弘光朝礼部尚书，熟悉朝典，博学工词章，著述颇多。清兵下江南，钱谦益迎降，清廷命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又充修明史副总裁。顺治三年六月以病回籍。摄政王疑其有异心，令地方官员按常视疾以告。黄毓祺案发后，凤阳巡抚陈之龙疏奏，钱曾留黄毓祺宿其家，且许助金五千两招兵等情。钱谦益被传至江宁诉辩，请江南总督马国柱为之开脱，马国柱便以钱与黄素不相识定谳，具疏为其解罪释归，马从中得贿银三十万两。
四、顺治五年四月毛重倬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是当时的私人出版商，国史院大学士刚林在他所刻印的书中，发现有“悖谬荒唐，显违功令”的文字，尤其所书《制艺序》，“只写丁亥干支，并无顺治年号，目无本朝，阳顺阴违，逆罪犯不赦之条”，于是上疏皇帝定罪，将毛重倬及胥庭清、史树骏、缪慧远等人皆置于法。
五、顺治五年冯舒《怀旧集》案。冯舒也是江苏常熟人，明朝诸生，喜爱文学，家多藏书，又极有学识；为人豪爽，心直口快，嫉恶如仇，不畏权势。当时常熟县令瞿四达，贪赃枉法，民怨沸腾，被人告发。因冯舒对县中钱粮开支弊端，了如指掌，瞿四达以为告状出自冯舒之手笔，怀恨在心，利用冯舒所著《怀旧集》手钞本自序中只书“太岁丁亥”，不列写清朝国号、年号，并摘其诗中忌讳语，以讥讽毁谤本朝之罪，最后将冯舒杀于狱中。
六、顺治十七年六月张缙彦诗序案。张缙彦是河南卫辉新乡人，明崇祯辛未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农民军攻打北京，他会同太监曹化淳开门迎降，后不被重用，乃南归。顺治元年，清军南下，他到清军前纳款。南明弘光朝立，请他出任总督，他害怕逃匿。顺治二年受洪承畴招降降清，顺治九年被推荐参加清廷吏部考核，十五年官至工部侍郎，十七年被降为江南徽宁道。他曾为文华殿大学士刘正宗《逋斋诗二集》作序，序中有“将明之才”之语。十七年六月，刘正宗被劾，张受到株连，“将明”二字被解释为“恢复明朝栋梁”的意思。皇帝立命刘正宗、张缙彦回奏，但张已将原稿销毁灭迹。八月，湖广道监察御史肖震又奏劾张缙彦：“守藩浙江，刻有《无声戏》二集一书，诡称为不死英雄，以煽惑人心。”即将张缙彦解官逮至京师。皇帝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审议具奏。审讯时，张缙彦承认为刘正宗诗作过序，序中“将明之才”乃出自《诗经》。十一月降旨：刘正宗从宽免死，籍没家产，一半归入旗下，不许回籍。张缙彦亦从宽免死，籍没家产，流徙宁古塔，后死于此。
七、顺治十八年庄廷鑨《明史》案。
庄廷鑨《明史》案是顺治朝最著名的一起文字狱案。
由于满清政府实行严酷的思想文化统制，于是人们用文字或语言来陷害仇家和勒索钱财，一时竟成风气。有一个因贪贿而被罢职的原浙江归安县令吴之荣，发现一部《明史辑略》的史书，书中多有忌讳内容，便欲敲诈该书作者。该书作者庄廷鑨，为浙江乌程（今湖州）南浔一富户，自幼双目失明，因司马迁有“左氏失明，厥有《国语》”之说，遂欲著书。书原名《明书》，为明朝天启年间首辅朱国祯所著，庄廷鑨便以重金从朱氏后人购得，延揽宾客进行编纂，增补以当地学者茅瑞徽所作《五芒纪事》、《明末启祯遗事》中崇祯朝事和李成梁与建州卫以及明末抗清事，书中仍用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提到明末建州女真时使用“建夷”、“夷寇”等语，直呼努尔哈赤为“奴酋”。书未刻而庄廷鑨病故，其父庄允诚又请人修订，于顺治十七年刊刻成书。
对于吴之荣的勒索，庄允诚未予理睬，湖州知府陈永命受庄允城数千金贿赂，拒不收理，庄允诚又删去书中犯忌语辞，重新刊刻。吴遂摘取初版书中犯忌语辞告到北京，惊动了辅政大臣鳌拜，责令刑部严查，遂成大案。吴之荣曾向“朱氏原稿”所有者、南浔富户朱佑明要“仪程”，朱未允，因此朱佑明也被吴告发。庄允城被逮上京不堪虐待死于狱中，庄廷鑨被掘墓开棺焚骨，为书凡作序、参加编著、校阅及刊刻、销售、藏书者均被处死；庄氏全族获罪，庄廷鑨之弟庄廷钺被凌迟处死;朱佑明及其子朱念绍、朱彦绍、朱克绍和侄子朱绎也被处死，妻子徐氏吞金自尽；作序的李令皙之4子，其幼子刚16岁，也一并处死;参加著书的董二酉已死，被开棺肢解36块，儿子董与沂也被处死。湖州府学教授赵君宋本是共同告发者，亦以“私藏逆书久不上缴”罪名被处死；苏州浒墅关主事李继白因买书被杀；学政胡尚衡、松江提督梁化凤、守道张武烈等人以重金行贿得免；题名书中的范骧、查继佐、陆圻三人因太子太傅吴六奇帮助被免罪。
告发者吴之荣得到庄允城、朱佑明两家财产各半，并升任右签都御史，两年后，“吴之荣归自闽中，行至半山，狂风骤起，雷电交加，之荣随成疟疾，口称‘有辩’，两日而死，人皆称为天雷击死之。”（《私史记事》）也算是老天有眼，恶有恶报。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案最多的朝代。
公元一六四四年，明朝覆亡，满清入关，在北京建立了清朝政权。然而，在清初四十年间，民族矛盾非常尖锐，反清战争仍在不断进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是汉族人民反清斗争中最惨烈的历史。东南沿海和西南地区的抗清运动持续最久，在广西、云南等地由李定国领导的抗清运动直到康熙元年才告失败，由郑成功在台湾建立的抗清政权，一直持续到康熙二十二年。同时，清初文化思想的斗争也很尖锐，那著名的剃头运动，“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其实就是文化之争，有许多人，为了免于剃发，隐逸山林，或遁入空门，也有许多人，因为不肯剃发而被杀。清初的读书人，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如以诗文著名的顾炎武、屈大均、王猷、魏禧等人的作品中就充满对故明的深切缅怀之情；孔尚任的戏曲《桃花扇》，通过对明末清初社会动乱的描写，抒发了家国“兴亡之感”；陈忱的小说《水浒后传》，描写梁山泊英雄在黑暗的封建统治下的再度起义，并突出了南宋和金朝的民族矛盾，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在大量的历史著作中，通过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记载，歌颂了死于国难的忠臣节士，鞭挞了汉奸卖国的无耻行径，表达了对异族统治的愤恨。对此，满清统治者在使用武力镇压的同时，强化了对文化思想的统制。清初的文字狱，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清朝立国268年，共发生文字狱160余起，主要集中在清朝前期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乾隆以后只有1起。其中顺治朝约7起。
一、顺治二年科考大不敬案。这是清朝第一起文字狱案。顺治二年，清朝举行了建朝以来第一次乡试，乡试结束以后，在河南省中举者的试卷中，发现有人将“皇叔父多尔衮”的“皇”写成“王”，于是被指为是对摄政王多尔衮的大不敬。主考官欧阳蒸和吕云藻被革职，交刑部议罪。
二、顺治四年函可和尚《变纪》案。函可，俗名韩宗騋，明朝尚书韩日缵之子。明崇祯十二年皈依佛门，法号函可，明亡后自号剩人，撰写《变纪》一书，记载抗清死难诸臣事迹。顺治四年冬，函可经过南京时，被守门军士从携带经笥中搜出一封南明福王《答阮大铖》书信和《变纪》史稿。函可在审讯中受到严刑拷打，拒不供出他人。顺治五年四月被流放到辽东，在辽东组织“冰天诗社”，同南国旧友书信往还，写了很多洋溢着浩然正气和爱国主义情怀的诗篇。十六年后，逝于冰天雪地的异乡。死后44年，他的诗作《千山诗集》刊行。又过七十余年，在查办禁书的恐怖中，《千山诗集》被乾隆皇帝发现，认为“语多狂悖”，下令查缴销毁。他在沈阳住过的庙宇，以及为他所立的砖塔、碑刻也都被拆毁。
三、顺治五年三月黄毓祺复明诗词案。黄毓祺是明朝贡生，江苏江阴县人，性忠义慷慨，素有文誉，尤善禅学、诗词，知交遍及海内，家产占半江城。顺治二年，清军攻打江阴，他破家抒难，城陷后亡命淮南，曾前后接受南明鲁王、唐王的官职，筹划义师抗清屡败。顺治四年，易姓埋名，隐居于寺院，写诗作文，表示“纵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还”的决心。顺治五年春，在泰州被人告发，搜获原南明鲁王监国颁给的旧铜印一颗，诗集一本。黄毓祺的诗集，和他的行动一致，是要恢复明朝，其中不乏“悖逆”之词。三月被解送江宁(南京)监狱，四月下旨正法，但黄毓祺已于狱中病死，按律戮尸；其他有关人等由地方官查拿究罪，其二子依律发旗下为奴。
黄毓祺案件，还牵连到了钱谦益。钱谦益，江苏常熟人，原为明朝崇祯时礼部右侍郎，明朝覆亡后，任南明弘光朝礼部尚书，熟悉朝典，博学工词章，著述颇多。清兵下江南，钱谦益迎降，清廷命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又充修明史副总裁。顺治三年六月以病回籍。摄政王疑其有异心，令地方官员按常视疾以告。黄毓祺案发后，凤阳巡抚陈之龙疏奏，钱曾留黄毓祺宿其家，且许助金五千两招兵等情。钱谦益被传至江宁诉辩，请江南总督马国柱为之开脱，马国柱便以钱与黄素不相识定谳，具疏为其解罪释归，马从中得贿银三十万两。
四、顺治五年四月毛重倬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是当时的私人出版商，国史院大学士刚林在他所刻印的书中，发现有“悖谬荒唐，显违功令”的文字，尤其所书《制艺序》，“只写丁亥干支，并无顺治年号，目无本朝，阳顺阴违，逆罪犯不赦之条”，于是上疏皇帝定罪，将毛重倬及胥庭清、史树骏、缪慧远等人皆置于法。
五、顺治五年冯舒《怀旧集》案。冯舒也是江苏常熟人，明朝诸生，喜爱文学，家多藏书，又极有学识；为人豪爽，心直口快，嫉恶如仇，不畏权势。当时常熟县令瞿四达，贪赃枉法，民怨沸腾，被人告发。因冯舒对县中钱粮开支弊端，了如指掌，瞿四达以为告状出自冯舒之手笔，怀恨在心，利用冯舒所著《怀旧集》手钞本自序中只书“太岁丁亥”，不列写清朝国号、年号，并摘其诗中忌讳语，以讥讽毁谤本朝之罪，最后将冯舒杀于狱中。
六、顺治十七年六月张缙彦诗序案。张缙彦是河南卫辉新乡人，明崇祯辛未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农民军攻打北京，他会同太监曹化淳开门迎降，后不被重用，乃南归。顺治元年，清军南下，他到清军前纳款。南明弘光朝立，请他出任总督，他害怕逃匿。顺治二年受洪承畴招降降清，顺治九年被推荐参加清廷吏部考核，十五年官至工部侍郎，十七年被降为江南徽宁道。他曾为文华殿大学士刘正宗《逋斋诗二集》作序，序中有“将明之才”之语。十七年六月，刘正宗被劾，张受到株连，“将明”二字被解释为“恢复明朝栋梁”的意思。皇帝立命刘正宗、张缙彦回奏，但张已将原稿销毁灭迹。八月，湖广道监察御史肖震又奏劾张缙彦：“守藩浙江，刻有《无声戏》二集一书，诡称为不死英雄，以煽惑人心。”即将张缙彦解官逮至京师。皇帝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审议具奏。审讯时，张缙彦承认为刘正宗诗作过序，序中“将明之才”乃出自《诗经》。十一月降旨：刘正宗从宽免死，籍没家产，一半归入旗下，不许回籍。张缙彦亦从宽免死，籍没家产，流徙宁古塔，后死于此。
七、顺治十八年庄廷鑨《明史》案。
庄廷鑨《明史》案是顺治朝最著名的一起文字狱案。
由于满清政府实行严酷的思想文化统制，于是人们用文字或语言来陷害仇家和勒索钱财，一时竟成风气。有一个因贪贿而被罢职的原浙江归安县令吴之荣，发现一部《明史辑略》的史书，书中多有忌讳内容，便欲敲诈该书作者。该书作者庄廷鑨，为浙江乌程（今湖州）南浔一富户，自幼双目失明，因司马迁有“左氏失明，厥有《国语》”之说，遂欲著书。书原名《明书》，为明朝天启年间首辅朱国祯所著，庄廷鑨便以重金从朱氏后人购得，延揽宾客进行编纂，增补以当地学者茅瑞徽所作《五芒纪事》、《明末启祯遗事》中崇祯朝事和李成梁与建州卫以及明末抗清事，书中仍用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提到明末建州女真时使用“建夷”、“夷寇”等语，直呼努尔哈赤为“奴酋”。书未刻而庄廷鑨病故，其父庄允诚又请人修订，于顺治十七年刊刻成书。
对于吴之荣的勒索，庄允诚未予理睬，湖州知府陈永命受庄允城数千金贿赂，拒不收理，庄允诚又删去书中犯忌语辞，重新刊刻。吴遂摘取初版书中犯忌语辞告到北京，惊动了辅政大臣鳌拜，责令刑部严查，遂成大案。吴之荣曾向“朱氏原稿”所有者、南浔富户朱佑明要“仪程”，朱未允，因此朱佑明也被吴告发。庄允城被逮上京不堪虐待死于狱中，庄廷鑨被掘墓开棺焚骨，为书凡作序、参加编著、校阅及刊刻、销售、藏书者均被处死；庄氏全族获罪，庄廷鑨之弟庄廷钺被凌迟处死;朱佑明及其子朱念绍、朱彦绍、朱克绍和侄子朱绎也被处死，妻子徐氏吞金自尽；作序的李令皙之4子，其幼子刚16岁，也一并处死;参加著书的董二酉已死，被开棺肢解36块，儿子董与沂也被处死。湖州府学教授赵君宋本是共同告发者，亦以“私藏逆书久不上缴”罪名被处死；苏州浒墅关主事李继白因买书被杀；学政胡尚衡、松江提督梁化凤、守道张武烈等人以重金行贿得免；题名书中的范骧、查继佐、陆圻三人因太子太傅吴六奇帮助被免罪。
告发者吴之荣得到庄允城、朱佑明两家财产各半，并升任右签都御史，两年后，“吴之荣归自闽中，行至半山，狂风骤起，雷电交加，之荣随成疟疾，口称‘有辩’，两日而死，人皆称为天雷击死之。”（《私史记事》）也算是老天有眼，恶有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