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清代文字狱档》札记(三)
读《清代文字狱档》札记(三)
《清代文字狱档》中的文字，都是皇帝的御批，办案大臣的奏章，审案记录等，仔细读读，是非常有趣的，从中可以看到乾隆朝的文字狱，真是五花八门，离奇古怪得很，绝大多数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真正能沾上一点“悖逆”性质也就是带有反清情绪的案件，是少之又少。下面举几个例子：
丁文彬逆词案
丁文彬，浙江上虞县人。乾隆十八年五月某日，丁文彬来到山东曲阜孔府门前，口称是孔府亲戚，呈书求见。孔府衍圣公见书后，心中狐疑，哪来的这门亲戚？又见来书言辞“狂诞虚拟”更为紧张，便将丁文彬捉拿送县，同时密札山东巡抚衙门查办，并上奏皇帝。山东巡抚衙门从丁文彬身上搜出一本其自著的《洪范春秋》的书，书中“丁子曰”字样经挖补改为“天子王帝曰”，还有“大夏”、“大明”国号等大逆之语。这无疑是大逆之案，但山东巡抚杨应琚经过审讯，却发现丁文彬原来是一个疯汉。丁文彬说，已故的衍圣公曾将两个女儿许配给他，传以尧舜之道（历史上尧将帝位传给舜，并将两女许配舜，丁文彬所说的尧舜之道即指此——自注），后老衍圣公死了，他就即了位，国号大夏，年号天元。
据供：“小子从前跟了族叔祖丁芝田到过曲阜，见过老衍圣公，讲尧舜之道，辟佛老邪教，曾把两个女儿许配小子的。”
问：“你既是小家出身，现在看你形如乞丐，当年衍圣公怎肯与你结亲？况结亲从无两女同许一人之理，又并无媒妁，显属妄赖了。”
供：“小子结亲是奉上帝命，何许媒妁呢。那一夫二妇是尧舜之道，舜妻尧之二女，斑斑可考。当年老衍圣公守先王之道，实应称帝，看小子讲道论德，与舜无异，故传位于小子，以二女妻之。这都蒙上帝启迪所成。小子闻得衍圣公殁了，就接了位，如今已八年了。”
问：“问你是何等样人，辄敢混称天命在位的话，这就该万死了。到底你是何年起意，何人同谋，这逆书是你几年上在何处伪造的？看这书内许多说话，都是大逆不道之言，必不止系一人著作，快把同何人商酌做造，何人看过一一供来。”
供：“到乾隆十五年，上帝又命我改作《洪范春秋》，把这本书又增添了好些，把书内六十章之后，‘丁子曰’都改作‘天子曰’‘王帝曰’‘王若曰’，是上帝命改，才挖补抽换粘连的。”
问：“你既敢著作逆书，谋为不轨，一定有主谋的人，还该有羽党助你的人，还不实说吗？”
供：“小子原不愿做这件事，实是上帝之命，无奈何，并没有什么主谋的。”
问：“据你说上帝命你的话，到底他在那里，如何命你，敢是另有一人暗地里挑唆你吗？”供：“上帝是上天，如何有人？小子实是蒙上帝时时启迪，常在身傍说话，人不能听闻的。”
问：“那衍圣公你怎么称他为圣帝，又有书稿寄孔家妇女们呢，那董氏是何人之女，逐一供来？”
供：“封董氏为妃，那董氏是松江人。她父亲叫董恒山，开茶馆的。小子没饭吃，帮他扇过半年风箱，见他这女儿年方十五岁，生的好。小子心里想，就把她封了妃，记载在书上的。”
问：“查你书中封孔大舅为冢宰，又封平虏将军，又封孔叔舅为大宗伯、孔伯舅为大司徒，那都是什么名字？又封你哥子为夏文公，你父母都封王、封后，又封叔子丁左白为太宰，他们都在何处受封，你曾否有札付等项给他们呢？”
供：“孔大舅就是衍圣公，官员原该都是孔家人做的，故此随手记着。要封的那孔家人多得狠，没处去记着名字的。小子父亲早死了，父母死在哥子家七年了，哥子名丁文耀，今年四十九岁，与嫂子秦氏是同岁的，他从前在松江打烧饼卖，今年在人家面馆帮工，，他是不明道理的人常骂我痴子，故此我书内说‘兄顽嫂嚚侄傲’了，只因小子即了位，礼应封他，故此写在书上，他们都实没有受封的事，也都没有给过札付的。还有个孔广改，向在松江做左营副将，知道他名字，故此也写上的。总想孔家人都该做官，实在还未曾封过，如今听得孔广改巳在曲阜死了。那丁左白是族中叔子，住在绍兴府城内，现有五十岁了，也是想要封他就写在书上，哪有札付呢？”
问：“你书中记张七，是什么样人，为何这样恼他呢？”
供：“张七即张不赓，他是松江张司冠之子。小子承圣人之绪，圣公之女应配与小子，不料被他夺娶了去。那年张七娶亲，豪华已极。不特小子不得妻，且念师妹不得所，故此恼不过，记这一句的。”
……
《水浒传》中的宋江，因题反诗被抓，便装疯想蒙混过关。而乾隆皇帝连真疯子都不肯放过。丁文彬在狱中，身染疾病，时当六月，溽暑难当，乾隆怕他等不到判决秋后执行就死去，逃避国法的制裁，匆忙下旨将他凌迟处死。从丁文彬5月28日到孔府投书被抓，至6月14日被处死，仅十六天，办案效率不可谓不高。丁文彬之兄文耀、侄士麟和士贤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另两侄士良、士信不满16岁，给功臣之家为奴。另有看过“逆书”的三人被流配。四十五年后，嘉庆皇帝亲政，丁案缘坐之人才遇赦获释，4个侄子还活着，当年的年少后生，此时都已白发苍颜。
严譄投书案
严譄，都察院役满候选吏员。乾隆四十七年七月某日，严向大学士舒赫德家中投了一份奏折，请代为转奏皇帝，内容为“请镇吓贪官，勿得扰民”。舒赫德将严譄逮捕，又从他家中另搜出一份奏稿，却是请皇帝“注意休息，保重身体”。乾隆大怒，严旨查办。经审讯，严譄供称――
“三十年皇上南巡，在江南路上，先送皇后回京。我那时在山西本籍，即闻得有此事。人家都说，皇上在江南要立一个妃子，纳皇后不依，因此挺触，将头发剪去。这个话说的人很多……”“……后来三十三年进京，又知道有御史因皇后身故，不曾颁诏。将礼部参奏，致被发遣之事。一想到人孰无死，若不做些好事，留个名声，就是枉为人了……心里妄想，若能将皇后的事进个折子，准行领诏，就可以留名不朽，又想从前御史做的折子一定说得不好，所以得罪，我因将传闻立妃剪发之事总不提及，说成皇后贤美节烈，希冀动听颁诏……再则希冀有些好处，或借此可得功名，这个念头也是有的。”
最后的结果，严譄被“照大逆律例定拟”，旋得旨：“从宽改为斩决，亲属可毋庸缘坐”。
冯起炎献书案
冯起炎，山西临汾书生，看中了自己的两个表妹，家贫难娶，受当时流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想“天子作媒，玉成其姻”，留下一段千古风流佳话。乾隆四十八年，他听说皇帝将到泰山谒陵，便身怀他注解的《易经》和《诗经》，作为送给皇帝的见面礼，在路旁等候被抓获。在他那著作的结尾有一段胡说八道的文字：
“臣之来也，不愿如何如何，亦别无愿求之事，惟有一事未决，请对陛下一叙其缘由。臣……名曰冯起炎，字是南州，尝到臣张三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岁，方当待字之年，而正在未字之时，乃原籍东关春牛厂长兴号张守忭之次女也。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小凤，年十三岁，虽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时，乃本京东城闹市口瑞生号杜月之次女也。若以陛下之力，差干员一人，选快马一匹，克日长驱到临邑，问彼临邑之地方官：‘其东关春牛厂长兴号中果有张守忭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再问：‘东城闹市口瑞生号中果有杜月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二事谐，则臣之愿毕矣。然臣之来也，方不知陛下纳臣之言耶否耶，而必以此等事相强乎？特进言之际，一叙及之。”结局是“朱批：该部议奏。钦此”。
笔者在《札记》（一）中所提到的那个尹嘉铨，除了写文章表扬“立志不嫁之女”外，还犯有其它荒唐可笑的“罪行”：尹嘉铨曾建议乾隆，请令旗籍子弟也讲读朱子的《小学》，得到了乾隆“所奏是。钦此。”的同意，于是他开始注释、考证《小学》。编成《小学大全》后，进呈御览，又得到了乾隆“好！知道了。钦此。”的嘉许。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乾隆的“和蔼可亲”,让尹嘉铨飘飘然起来，4年以后，他已经退休回家，又上了一本，为他的父亲、已故吏部侍郎尹会一请谥；这一回乾隆翻了脸，朱批是“与瞻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追矣！钦此。”可是尹嘉铨还不安分，接着又上了一本，请将“我朝”名臣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等从祀孔庙，“至于臣父尹会一，既蒙御制诗章褒嘉称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从祀，非臣所敢请也”，实际上是请将他的父亲也从祀孔庙。于是乾隆不再饶恕他，朱批“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钦此。”此外，乾隆70岁后自称“古稀天子”，尹嘉铨也有幸活到了70岁，自称“古稀老人”，于是被乾隆斥之为“少正卯”；少正卯是春秋时鲁国人，被孔子以“犯上作乱”的罪名处死，尹嘉铨自称“古稀老人”也被乾隆视为“犯上作乱”。尹嘉铨最终被“著加恩免其凌迟之罪，改为处绞立决，其家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
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案，还有许多是“诗祸”。诗的特点是含蓄、朦胧，多采用比兴手法，不像文章那样直白，文章如果不把事情说明白，就不是好文章，而诗如果把事情说得太明白，就不是好诗，所以，好诗往往有多种含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乾隆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位政治家，他的政治神经比诗人神经更为敏感。
乾隆四十三年，发生了一起举人徐述夔《一柱楼诗》案，徐诗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的句子，“明朝”本是“明天早晨”，却被解读为“朱明王朝”，而“去清都”被责“为何不说‘上’或‘到’清都”，乃“寓欲复兴明朝之意”。徐述夔和儿子徐怀祖已故，被开棺戮尸，两个孙子被斩决，两个曾孙及家人均付功臣为奴。
乾隆四十三年和四十五年，分别发生了李驎和戴移孝诗案。李驎诗集中有“杞人忧转切，翘首待重明”、“日有明兮，自东方兮，照八荒兮，民悦康兮，我思孔长兮，夜未央兮”等句，戴移孝诗集中“长明宁易得”的句子，皆被指为“望明复兴”。李驎已故，没有后人，被剉碎其尸，枭首示众；戴移孝和儿子戴昆亦死，被戮尸示众，孙子戴世道处斩，重孙3人加恩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
动作最大的是乾隆二十年的对内阁学士胡中藻《坚磨生诗钞》的大批判，乾隆亲自上阵，细摘原文，严加批注，做了一篇大批判文章。胡诗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句，此处的清，是清白之意，而乾隆则批曰：“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又有“老佛召集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句，批曰：“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何有朝门不开之语？”胡中藻被处斩；广西巡抚鄂昌因与胡中藻“诗篇唱和”，被责令自尽；侍郎裘曰修被革职；又因胡中藻出自总理事务大臣鄂尔泰门下，鄂昌又是鄂尔泰的儿子，鄂尔泰被责为结党营私，时鄂已死，命将其撤出贤良祠。
清诗成就较高的，是在清初和清末两个时期。清初值山河易代、国破家亡之际，故诗风慷慨苍凉，主题多为故国之思；而清末又值国势衰微、内忧外患之时，诗风慷慨激烈，主题多为忧国忧民，唱出了时代的强音。而乾隆时期，虽也出现了一大批优秀诗人，但诗风转而为绮丽、工整，主题一是思念家乡、亲人，二是朋友酬答、送别，三是描写山河之胜，四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头顶上悬挂着滴血的屠刀，诗人们能不顾忌吗？沈德潜是当时诗坛的领袖，在《乾嘉诗坛点将录》中为“托塔天王”，坐第一把交椅，他也活得很长，因而诗写得很多，但大多为“颂圣”、“酬答”之作。可他还是写出祸来了，去世后，其《咏黑牡丹》诗中的“夺朱非正色，异种亦称王”的句子，被认为是指斥清廷，又因其曾为徐述夔《一柱楼诗》作序，被“褫其官爵衔谥，毁其祭葬碑文，撤其乡贤祠牌位”；次年又命取回过去御赐的墨宝、诗章、碑帖、木杖、坐縟、寿佛等物。纪晓岚也是当时的著名才子，在古代诗赋才算是正宗的文学，但使他出名的并不是诗，而是谈鬼说狐的《阅微草堂笔记》，我曾经很奇怪那时怎么有那么多的鬼怪狐仙，后来明白了他是“故妄言之”，不敢谈人间的事情。他的诗共十六卷，较有价值的只是他被遣戍新疆时所作的一卷《乌鲁木齐杂诗》和出使福建时所作的一卷《南行杂咏》，即使在《乌鲁木齐杂诗》中，也仅是以纪实的手法描述新疆风物，不敢有丝毫遭贬不满之心；其余的诗作，尤其是八卷《御览诗》，大多为奉和和应景、谀功献媚之作。后来龚自珍在描绘乾隆时代文坛情景时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其实即使是“为稻粱谋”，也有人丢掉了脑袋。
《清代文字狱档》中的文字，都是皇帝的御批，办案大臣的奏章，审案记录等，仔细读读，是非常有趣的，从中可以看到乾隆朝的文字狱，真是五花八门，离奇古怪得很，绝大多数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真正能沾上一点“悖逆”性质也就是带有反清情绪的案件，是少之又少。下面举几个例子：
丁文彬逆词案
丁文彬，浙江上虞县人。乾隆十八年五月某日，丁文彬来到山东曲阜孔府门前，口称是孔府亲戚，呈书求见。孔府衍圣公见书后，心中狐疑，哪来的这门亲戚？又见来书言辞“狂诞虚拟”更为紧张，便将丁文彬捉拿送县，同时密札山东巡抚衙门查办，并上奏皇帝。山东巡抚衙门从丁文彬身上搜出一本其自著的《洪范春秋》的书，书中“丁子曰”字样经挖补改为“天子王帝曰”，还有“大夏”、“大明”国号等大逆之语。这无疑是大逆之案，但山东巡抚杨应琚经过审讯，却发现丁文彬原来是一个疯汉。丁文彬说，已故的衍圣公曾将两个女儿许配给他，传以尧舜之道（历史上尧将帝位传给舜，并将两女许配舜，丁文彬所说的尧舜之道即指此——自注），后老衍圣公死了，他就即了位，国号大夏，年号天元。
据供：“小子从前跟了族叔祖丁芝田到过曲阜，见过老衍圣公，讲尧舜之道，辟佛老邪教，曾把两个女儿许配小子的。”
问：“你既是小家出身，现在看你形如乞丐，当年衍圣公怎肯与你结亲？况结亲从无两女同许一人之理，又并无媒妁，显属妄赖了。”
供：“小子结亲是奉上帝命，何许媒妁呢。那一夫二妇是尧舜之道，舜妻尧之二女，斑斑可考。当年老衍圣公守先王之道，实应称帝，看小子讲道论德，与舜无异，故传位于小子，以二女妻之。这都蒙上帝启迪所成。小子闻得衍圣公殁了，就接了位，如今已八年了。”
问：“问你是何等样人，辄敢混称天命在位的话，这就该万死了。到底你是何年起意，何人同谋，这逆书是你几年上在何处伪造的？看这书内许多说话，都是大逆不道之言，必不止系一人著作，快把同何人商酌做造，何人看过一一供来。”
供：“到乾隆十五年，上帝又命我改作《洪范春秋》，把这本书又增添了好些，把书内六十章之后，‘丁子曰’都改作‘天子曰’‘王帝曰’‘王若曰’，是上帝命改，才挖补抽换粘连的。”
问：“你既敢著作逆书，谋为不轨，一定有主谋的人，还该有羽党助你的人，还不实说吗？”
供：“小子原不愿做这件事，实是上帝之命，无奈何，并没有什么主谋的。”
问：“据你说上帝命你的话，到底他在那里，如何命你，敢是另有一人暗地里挑唆你吗？”供：“上帝是上天，如何有人？小子实是蒙上帝时时启迪，常在身傍说话，人不能听闻的。”
问：“那衍圣公你怎么称他为圣帝，又有书稿寄孔家妇女们呢，那董氏是何人之女，逐一供来？”
供：“封董氏为妃，那董氏是松江人。她父亲叫董恒山，开茶馆的。小子没饭吃，帮他扇过半年风箱，见他这女儿年方十五岁，生的好。小子心里想，就把她封了妃，记载在书上的。”
问：“查你书中封孔大舅为冢宰，又封平虏将军，又封孔叔舅为大宗伯、孔伯舅为大司徒，那都是什么名字？又封你哥子为夏文公，你父母都封王、封后，又封叔子丁左白为太宰，他们都在何处受封，你曾否有札付等项给他们呢？”
供：“孔大舅就是衍圣公，官员原该都是孔家人做的，故此随手记着。要封的那孔家人多得狠，没处去记着名字的。小子父亲早死了，父母死在哥子家七年了，哥子名丁文耀，今年四十九岁，与嫂子秦氏是同岁的，他从前在松江打烧饼卖，今年在人家面馆帮工，，他是不明道理的人常骂我痴子，故此我书内说‘兄顽嫂嚚侄傲’了，只因小子即了位，礼应封他，故此写在书上，他们都实没有受封的事，也都没有给过札付的。还有个孔广改，向在松江做左营副将，知道他名字，故此也写上的。总想孔家人都该做官，实在还未曾封过，如今听得孔广改巳在曲阜死了。那丁左白是族中叔子，住在绍兴府城内，现有五十岁了，也是想要封他就写在书上，哪有札付呢？”
问：“你书中记张七，是什么样人，为何这样恼他呢？”
供：“张七即张不赓，他是松江张司冠之子。小子承圣人之绪，圣公之女应配与小子，不料被他夺娶了去。那年张七娶亲，豪华已极。不特小子不得妻，且念师妹不得所，故此恼不过，记这一句的。”
……
《水浒传》中的宋江，因题反诗被抓，便装疯想蒙混过关。而乾隆皇帝连真疯子都不肯放过。丁文彬在狱中，身染疾病，时当六月，溽暑难当，乾隆怕他等不到判决秋后执行就死去，逃避国法的制裁，匆忙下旨将他凌迟处死。从丁文彬5月28日到孔府投书被抓，至6月14日被处死，仅十六天，办案效率不可谓不高。丁文彬之兄文耀、侄士麟和士贤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另两侄士良、士信不满16岁，给功臣之家为奴。另有看过“逆书”的三人被流配。四十五年后，嘉庆皇帝亲政，丁案缘坐之人才遇赦获释，4个侄子还活着，当年的年少后生，此时都已白发苍颜。
严譄投书案
严譄，都察院役满候选吏员。乾隆四十七年七月某日，严向大学士舒赫德家中投了一份奏折，请代为转奏皇帝，内容为“请镇吓贪官，勿得扰民”。舒赫德将严譄逮捕，又从他家中另搜出一份奏稿，却是请皇帝“注意休息，保重身体”。乾隆大怒，严旨查办。经审讯，严譄供称――
“三十年皇上南巡，在江南路上，先送皇后回京。我那时在山西本籍，即闻得有此事。人家都说，皇上在江南要立一个妃子，纳皇后不依，因此挺触，将头发剪去。这个话说的人很多……”“……后来三十三年进京，又知道有御史因皇后身故，不曾颁诏。将礼部参奏，致被发遣之事。一想到人孰无死，若不做些好事，留个名声，就是枉为人了……心里妄想，若能将皇后的事进个折子，准行领诏，就可以留名不朽，又想从前御史做的折子一定说得不好，所以得罪，我因将传闻立妃剪发之事总不提及，说成皇后贤美节烈，希冀动听颁诏……再则希冀有些好处，或借此可得功名，这个念头也是有的。”
最后的结果，严譄被“照大逆律例定拟”，旋得旨：“从宽改为斩决，亲属可毋庸缘坐”。
冯起炎献书案
冯起炎，山西临汾书生，看中了自己的两个表妹，家贫难娶，受当时流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想“天子作媒，玉成其姻”，留下一段千古风流佳话。乾隆四十八年，他听说皇帝将到泰山谒陵，便身怀他注解的《易经》和《诗经》，作为送给皇帝的见面礼，在路旁等候被抓获。在他那著作的结尾有一段胡说八道的文字：
“臣之来也，不愿如何如何，亦别无愿求之事，惟有一事未决，请对陛下一叙其缘由。臣……名曰冯起炎，字是南州，尝到臣张三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岁，方当待字之年，而正在未字之时，乃原籍东关春牛厂长兴号张守忭之次女也。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小凤，年十三岁，虽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时，乃本京东城闹市口瑞生号杜月之次女也。若以陛下之力，差干员一人，选快马一匹，克日长驱到临邑，问彼临邑之地方官：‘其东关春牛厂长兴号中果有张守忭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再问：‘东城闹市口瑞生号中果有杜月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二事谐，则臣之愿毕矣。然臣之来也，方不知陛下纳臣之言耶否耶，而必以此等事相强乎？特进言之际，一叙及之。”结局是“朱批：该部议奏。钦此”。
笔者在《札记》（一）中所提到的那个尹嘉铨，除了写文章表扬“立志不嫁之女”外，还犯有其它荒唐可笑的“罪行”：尹嘉铨曾建议乾隆，请令旗籍子弟也讲读朱子的《小学》，得到了乾隆“所奏是。钦此。”的同意，于是他开始注释、考证《小学》。编成《小学大全》后，进呈御览，又得到了乾隆“好！知道了。钦此。”的嘉许。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乾隆的“和蔼可亲”,让尹嘉铨飘飘然起来，4年以后，他已经退休回家，又上了一本，为他的父亲、已故吏部侍郎尹会一请谥；这一回乾隆翻了脸，朱批是“与瞻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追矣！钦此。”可是尹嘉铨还不安分，接着又上了一本，请将“我朝”名臣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等从祀孔庙，“至于臣父尹会一，既蒙御制诗章褒嘉称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从祀，非臣所敢请也”，实际上是请将他的父亲也从祀孔庙。于是乾隆不再饶恕他，朱批“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钦此。”此外，乾隆70岁后自称“古稀天子”，尹嘉铨也有幸活到了70岁，自称“古稀老人”，于是被乾隆斥之为“少正卯”；少正卯是春秋时鲁国人，被孔子以“犯上作乱”的罪名处死，尹嘉铨自称“古稀老人”也被乾隆视为“犯上作乱”。尹嘉铨最终被“著加恩免其凌迟之罪，改为处绞立决，其家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
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案，还有许多是“诗祸”。诗的特点是含蓄、朦胧，多采用比兴手法，不像文章那样直白，文章如果不把事情说明白，就不是好文章，而诗如果把事情说得太明白，就不是好诗，所以，好诗往往有多种含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乾隆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位政治家，他的政治神经比诗人神经更为敏感。
乾隆四十三年，发生了一起举人徐述夔《一柱楼诗》案，徐诗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的句子，“明朝”本是“明天早晨”，却被解读为“朱明王朝”，而“去清都”被责“为何不说‘上’或‘到’清都”，乃“寓欲复兴明朝之意”。徐述夔和儿子徐怀祖已故，被开棺戮尸，两个孙子被斩决，两个曾孙及家人均付功臣为奴。
乾隆四十三年和四十五年，分别发生了李驎和戴移孝诗案。李驎诗集中有“杞人忧转切，翘首待重明”、“日有明兮，自东方兮，照八荒兮，民悦康兮，我思孔长兮，夜未央兮”等句，戴移孝诗集中“长明宁易得”的句子，皆被指为“望明复兴”。李驎已故，没有后人，被剉碎其尸，枭首示众；戴移孝和儿子戴昆亦死，被戮尸示众，孙子戴世道处斩，重孙3人加恩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
动作最大的是乾隆二十年的对内阁学士胡中藻《坚磨生诗钞》的大批判，乾隆亲自上阵，细摘原文，严加批注，做了一篇大批判文章。胡诗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句，此处的清，是清白之意，而乾隆则批曰：“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又有“老佛召集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句，批曰：“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何有朝门不开之语？”胡中藻被处斩；广西巡抚鄂昌因与胡中藻“诗篇唱和”，被责令自尽；侍郎裘曰修被革职；又因胡中藻出自总理事务大臣鄂尔泰门下，鄂昌又是鄂尔泰的儿子，鄂尔泰被责为结党营私，时鄂已死，命将其撤出贤良祠。
清诗成就较高的，是在清初和清末两个时期。清初值山河易代、国破家亡之际，故诗风慷慨苍凉，主题多为故国之思；而清末又值国势衰微、内忧外患之时，诗风慷慨激烈，主题多为忧国忧民，唱出了时代的强音。而乾隆时期，虽也出现了一大批优秀诗人，但诗风转而为绮丽、工整，主题一是思念家乡、亲人，二是朋友酬答、送别，三是描写山河之胜，四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头顶上悬挂着滴血的屠刀，诗人们能不顾忌吗？沈德潜是当时诗坛的领袖，在《乾嘉诗坛点将录》中为“托塔天王”，坐第一把交椅，他也活得很长，因而诗写得很多，但大多为“颂圣”、“酬答”之作。可他还是写出祸来了，去世后，其《咏黑牡丹》诗中的“夺朱非正色，异种亦称王”的句子，被认为是指斥清廷，又因其曾为徐述夔《一柱楼诗》作序，被“褫其官爵衔谥，毁其祭葬碑文，撤其乡贤祠牌位”；次年又命取回过去御赐的墨宝、诗章、碑帖、木杖、坐縟、寿佛等物。纪晓岚也是当时的著名才子，在古代诗赋才算是正宗的文学，但使他出名的并不是诗，而是谈鬼说狐的《阅微草堂笔记》，我曾经很奇怪那时怎么有那么多的鬼怪狐仙，后来明白了他是“故妄言之”，不敢谈人间的事情。他的诗共十六卷，较有价值的只是他被遣戍新疆时所作的一卷《乌鲁木齐杂诗》和出使福建时所作的一卷《南行杂咏》，即使在《乌鲁木齐杂诗》中，也仅是以纪实的手法描述新疆风物，不敢有丝毫遭贬不满之心；其余的诗作，尤其是八卷《御览诗》，大多为奉和和应景、谀功献媚之作。后来龚自珍在描绘乾隆时代文坛情景时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其实即使是“为稻粱谋”，也有人丢掉了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