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琐忆 之八：学工学农

郭戍华

除了挖防空洞、摔砖坯的战备劳动外，再有就是遵照毛 的“五七指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到工厂、农村去参加劳动，向工人农民学习。

学校组织我们第一次去农村，是参加“三夏劳动”，不太远，就在通县附近，印象中像里坐车去的。到那里后，住在村子的小学校里。学生们都放假了，给我们腾出了教室，用木板搭成地铺，让我们住。

那次任务好象是，男生帮农民拔麦子，女生参加水田插秧。不过我似乎只干了半天，下午就发高烧病倒了。随队的校医和村里的“赤脚医生”都来看我，好决定是否送我回家。她们检查后认为我只是单纯的扁桃体发炎——小时我每年都要犯两三次，就决定让我留在那里休息。我估计最主要是没车送我。

大夫决定给我打青霉素。正赶上男女生在我们睡觉的大屋吃晚饭，排长张爱荣和关凤兰一看我要脱裤子打针，大概怕我尴尬，赶忙招呼女同学都到院子里去了。

青霉素果然神奇，只三天我就恢复如初，可巧象征性的“三夏劳动”也结束了。我竟什么活也没干。但还是带了个伤回家。

临回那天晚饭后，全连在村头麦场上等大公交来接我们。女生都三五一群叽叽喳喳说笑，我们男生就不停地奔跑打闹。我病一好也是生龙活虎，谁想到一不小心，就和陈金良撞在了一起。他的大门牙正撞在我的左眉弓上，立刻就破了个口子，鲜血直流。

当时也没办法，只好找了几张卫生纸捂在伤口上坐车回家，很晚才去上关医院清理伤口上了药。好像还打了破伤风针。至今左眉上还能隐约看出伤疤。

学工劳动搞了两次。第一次是组织去位于酒仙桥的北京第二光学仪器厂，都是早晨去晚上回，大约一个星期吧。

干的活后来被我们称作“搬大轮”，其实就是手工冲床冲零件。也有同学分去干钳工，应该有点技术，让我们都很羡慕。

这个工厂每天上下班，都有班车往返东直门，学工的同学都可以坐。但可笑的是，二禿子王贵林不知动了哪根筋，非要拉我们几个男生早上从家跑步去工厂，晚上再跑回来，说是锻炼身体。结果只跑了一天，我们的腿就疼得不能上下台阶了。

后来再学工，就在校办工厂了。那时好象和北京灯泡厂合作，最开始是生产镍钨丝小灯泡，完全手工焊接灯丝。

车间里是一个大长条案子，同学们分坐两边，每人面前一个整流变压调节器，接出电线连在一根石墨电弧棒上。桌上工作板是另一电极，把灯柱夹在上面，一手拿石墨棒，一手用镊子夹着细小的钨丝，用直流电弧将它们点焊在一起。要求是焊接牢固，焊点圆润饱满，没有焊糊。

我眼睛不好，干不了这活，就分配去做装盒之类的。当时肯定不会想到，电孤会对青少年眼睛造成损害，虽然后来配发了眼镜。成年后又知道，电弧焊产生的臭氧和金属蒸发雾，对操作的孩子们危害亦不可知。

好在这种学工，每个学期只有一到二周。等我们离校后，听说改用了自动电孤焊机，操作者不再完全暴露在危险中了。

学校组织和鼓励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可以开阔眼界、活跃思想、培养适应性。这在先进国家本是普遍作法，甚至从幼儿园就开始了。根来不用领导人号召。

当年中国教育，无论组织体系还是指导思想，都是照搬苏联模式。结果学生被严格束缚在书本理论框架内，离社会生活越来越远，失去活力和创新能力。这恐怕也是毛泽东将之称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