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时间赶走的人
我将相机放进旅行袋。那是一只理光牌相机，不是时下流行的数码相机。那一刻，摄影的兴致消失殆尽。在立交桥某根粗壮的支撑柱下面的巨大阴影里，一个只穿着一条肥大而肮脏的裤子的流浪汉，面朝柱子，屈身弯腿，背对熙熙攘攘的行人和车辆，看上去像睡着了。我本来想在这立交桥桥身弯曲的一段下方，仰拍那幢极似贝聿明风格的建筑物，不料却闻到了一股浓浓的、混合着汗酸、尿液、粪便的味道。我转过头去，一眼便看到了这个枯瘦的、似乎被某种意会吸引入睡眠或麻木之中、又酷似一堆破烂的流浪汉。他背对着城市，犹如这城市里高高在上的人背对着他们以为的所有有辱城市形象与品格的垃圾、小摊贩、民工、流浪汉和流浪犬一样。但他似乎只是无意地用弓着的背对着世界，但花花世界里的人们的对待穷人的态度，不管有意无意，大抵都有不仁不义的嫌疑。
此刻，黄昏像一个年迈者，蹒跚而又极不情愿地来到了大街上，黄红黄红的太阳的光线，斜着贴在立交桥一侧，仿佛要将这条坚硬的蟒蛇给推倒，或挪动。天异常闷热，空气是热的，灰尘是烫的，远近的树木花草都无精打采，尽管傍晚带来的依稀的清凉已经挨近它们冷色调的脸和身子。立交桥下面，那个肩胛骨看起来稍有不慎就要从背上脱落下来的流浪汉一动不动，即使他偶尔动弹一下，这个世界也不会感觉到，即使滚烫的空气和尘土都燃烧起来，飞驰的车辆全都钻入地下，人类完全噤声，鸟雀追赶着子弹以求正果，天空与城市互换位置或互相抓扯，街道与街道像人与人老死不相往来。他被自己放弃了，也被世界丢弃了，或者他有意放弃了自己，顺便将世界也抛弃了。但一个儿童吃冰激凌的声音却轻易将他惊扰了。他被人猛地用针头扎了一下一般转过头来，先是狐疑地看了看我，两眼清澈，但很快，他目光从我脸上跳开，找到了冰激凌那冰凉声音的出处。顷刻间，只见他用一种平淡得接近死亡，也就是被饥饿、贫穷、被憎恶和厌弃搞得毫无生气的神情，使自己回到了世界里。那孩子先是双脚钉子一样钉在地上，眼睛圆睁，接着是一声拔尖的惨叫，猛地一个急转身，但脚下发软，他摔倒在地，冰激凌摔出去老远，但他极力挣扎着爬起来，跑向十几米远处一对中年男女，像一块楔子一样，牢牢地卡在了他们身子之间的罅隙。
此刻，洒水车从主干道一边开了过来，司机播放的警示行人注意的歌曲是《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我记得在另一座城市听到的洒水车的音乐是《兰花草》。
夕阳终于没有将立交桥推倒或挪走，倒是它们像贼一样溜走了。在街道对面的公交车候车站上，几个农民模样的人急匆匆地上了一辆公交车。几秒钟后，我听到了从公交车司机身边的窗口传出来激烈的争吵声，大意是，某个尊贵的城里人，厉声嚷嚷新上车的几个农民身上有汗臭味，严重影响了公共场所，勒令他们马上下车，并将农民的一只塑料袋一脚踢到车下去了。那城里人还不罢休，回头威胁司机说，如果不撵这几个肮脏的农民下车，他就要向公交公司投诉他。
公交车终于开走了，我没看到那几个农民是不是真的被赶下了车。我的注意力还在这个侧身躺着的流浪汉身上。一时间，我又觉得他死了，以一种蔑视的背对世界的姿态和勇气，毫不留恋地死了。与他一起死去的，是这座光怪陆离的城市，这个繁华的人间。但立交桥不会倒塌，公交车将继续行驶。在这个娱乐至死和金钱为大的时代，他与其他流浪者的死亡不如一只苍蝇的诞生，至多麻烦一下野狗或火葬场。如果他继续幸运地活着，并与时代一起前行并唱起娱乐和发财的歌曲的话，人们的生活质量或许将大打折扣。
但他确实死了。殡仪馆的人开了车来，将他那具轻飘飘的尸体拉走了。那几个农民被人急于赶下公交车，至少还落脚在尘世，而他却早已被赶出了群体性占据的世界，被时间划去了姓名。其实，在他成为流浪者的时候，就已经是非时间性的人，或一个反浪漫的浪漫主义者，或一个似人非人者，或者一个绝对的象征主义者，等等。
某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曾在某夜将几个在大街上奄奄一息的流浪汉救助带了回去，安置在整洁的床上，施以救治。其中一个流浪汉临死之前，握着她的手，流下了感激的泪水，说：“你让我有尊严地死去，谢谢你！”其实，就死亡本身来说，就是一个生命必须的结果，没有多少人愿意从尊严上去考虑生命的结束，至多像咱们国人最乐意的面子上去看看，想想。显然，尊严和面子不是一个档次上的问题。每个人活着，都有对世界的看法和态度，我想，那应该是生命对生命的意会问题，是普世价值的问题，是尊严的问题。人生一世，我们都会看到一双双眼睛失去光彩，眼皮闭上，呼吸停止，失去了与尘世直接的关系。死去的人也会在死亡之前看到一切人世的景象：悲伤，痛苦，绝望、叹息，悲悯，亵渎，卑劣，轻佻，浅薄，罪恶与忘怀。只有尊严在那一刻是生死共享的。但更大的问题出现了，人们一是不愿意面对和谈论死亡，以为那太消极，写成文章的话，主题不够高扬和积极，二是无法避免死亡时，都希望自己死得值，死后被厚葬，被人挂牵，被人哭泣，被人尊重，但他们却在别人的死亡面前冷漠有加，甚至蔑视他人的生死。好在他们也将被时间赶走，即便体面，身份显赫，却与尊严与高贵无关。
此刻，黄昏像一个年迈者，蹒跚而又极不情愿地来到了大街上，黄红黄红的太阳的光线，斜着贴在立交桥一侧，仿佛要将这条坚硬的蟒蛇给推倒，或挪动。天异常闷热，空气是热的，灰尘是烫的，远近的树木花草都无精打采，尽管傍晚带来的依稀的清凉已经挨近它们冷色调的脸和身子。立交桥下面，那个肩胛骨看起来稍有不慎就要从背上脱落下来的流浪汉一动不动，即使他偶尔动弹一下，这个世界也不会感觉到，即使滚烫的空气和尘土都燃烧起来，飞驰的车辆全都钻入地下，人类完全噤声，鸟雀追赶着子弹以求正果，天空与城市互换位置或互相抓扯，街道与街道像人与人老死不相往来。他被自己放弃了，也被世界丢弃了，或者他有意放弃了自己，顺便将世界也抛弃了。但一个儿童吃冰激凌的声音却轻易将他惊扰了。他被人猛地用针头扎了一下一般转过头来，先是狐疑地看了看我，两眼清澈，但很快，他目光从我脸上跳开，找到了冰激凌那冰凉声音的出处。顷刻间，只见他用一种平淡得接近死亡，也就是被饥饿、贫穷、被憎恶和厌弃搞得毫无生气的神情，使自己回到了世界里。那孩子先是双脚钉子一样钉在地上，眼睛圆睁，接着是一声拔尖的惨叫，猛地一个急转身，但脚下发软，他摔倒在地，冰激凌摔出去老远，但他极力挣扎着爬起来，跑向十几米远处一对中年男女，像一块楔子一样，牢牢地卡在了他们身子之间的罅隙。
此刻，洒水车从主干道一边开了过来，司机播放的警示行人注意的歌曲是《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我记得在另一座城市听到的洒水车的音乐是《兰花草》。
夕阳终于没有将立交桥推倒或挪走，倒是它们像贼一样溜走了。在街道对面的公交车候车站上，几个农民模样的人急匆匆地上了一辆公交车。几秒钟后，我听到了从公交车司机身边的窗口传出来激烈的争吵声，大意是，某个尊贵的城里人，厉声嚷嚷新上车的几个农民身上有汗臭味，严重影响了公共场所，勒令他们马上下车，并将农民的一只塑料袋一脚踢到车下去了。那城里人还不罢休，回头威胁司机说，如果不撵这几个肮脏的农民下车，他就要向公交公司投诉他。
公交车终于开走了，我没看到那几个农民是不是真的被赶下了车。我的注意力还在这个侧身躺着的流浪汉身上。一时间，我又觉得他死了，以一种蔑视的背对世界的姿态和勇气，毫不留恋地死了。与他一起死去的，是这座光怪陆离的城市，这个繁华的人间。但立交桥不会倒塌，公交车将继续行驶。在这个娱乐至死和金钱为大的时代，他与其他流浪者的死亡不如一只苍蝇的诞生，至多麻烦一下野狗或火葬场。如果他继续幸运地活着，并与时代一起前行并唱起娱乐和发财的歌曲的话，人们的生活质量或许将大打折扣。
但他确实死了。殡仪馆的人开了车来，将他那具轻飘飘的尸体拉走了。那几个农民被人急于赶下公交车，至少还落脚在尘世，而他却早已被赶出了群体性占据的世界，被时间划去了姓名。其实，在他成为流浪者的时候，就已经是非时间性的人，或一个反浪漫的浪漫主义者，或一个似人非人者，或者一个绝对的象征主义者，等等。
某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曾在某夜将几个在大街上奄奄一息的流浪汉救助带了回去，安置在整洁的床上，施以救治。其中一个流浪汉临死之前，握着她的手，流下了感激的泪水，说：“你让我有尊严地死去，谢谢你！”其实，就死亡本身来说，就是一个生命必须的结果，没有多少人愿意从尊严上去考虑生命的结束，至多像咱们国人最乐意的面子上去看看，想想。显然，尊严和面子不是一个档次上的问题。每个人活着，都有对世界的看法和态度，我想，那应该是生命对生命的意会问题，是普世价值的问题，是尊严的问题。人生一世，我们都会看到一双双眼睛失去光彩，眼皮闭上，呼吸停止，失去了与尘世直接的关系。死去的人也会在死亡之前看到一切人世的景象：悲伤，痛苦，绝望、叹息，悲悯，亵渎，卑劣，轻佻，浅薄，罪恶与忘怀。只有尊严在那一刻是生死共享的。但更大的问题出现了，人们一是不愿意面对和谈论死亡，以为那太消极，写成文章的话，主题不够高扬和积极，二是无法避免死亡时，都希望自己死得值，死后被厚葬，被人挂牵，被人哭泣，被人尊重，但他们却在别人的死亡面前冷漠有加，甚至蔑视他人的生死。好在他们也将被时间赶走，即便体面，身份显赫，却与尊严与高贵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