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汉初期幽州突骑内部的民族成分
以往国内学界，认定东汉开国战争时乌桓人便已成为幽州突骑部队主力的看法，往往举出以带领幽州突骑而闻名的东汉开国元勋吴汉攻克成都时的例子，称当时吴汉部下有“四部精兵黄头吴河等，及乌桓突骑三千余人”，以此证明此时乌桓人已经成为东汉幽州突骑部队的主力。诚然，《后汉书》中有关乌桓突骑的记述并非仅此一处，除此之外尚有：“后车骑将军张温讨贼边章等，发幽州乌桓三千突骑，而牢禀逋悬，皆畔还本国。”
“冀州牧袁绍辟为督军从事，兼领乌丸突骑。绍舍人犯令，招先斩乃白，绍奇其意而不见罪也。”
但是对以上这种观点提出反驳的意见，则认为《后汉书》、《三国志》中，仅言突骑而不带乌桓之处更多（《后汉书》中出现突骑字样共计21次，其中乌桓突骑2次；《三国志》中出现突骑字样共计7次，其中乌桓突骑1次；由此计算，则乌桓突骑在突骑中所占比率，仅为10%多一点）。若单纯以此为依据进行数字计算，则似乎同样可以证明：东汉幽州突骑应当以汉人为主力，而乌桓人对其影响和作用并不太重要；所以，只有当东汉王朝所征发突骑部队全由乌桓人组成时，才会特别注明其为乌桓突骑；而绝大多数情况下单言突骑而不冠以乌桓时，正恰恰证明其为汉人组成的东汉幽州突骑部队。
“冀州牧袁绍辟为督军从事，兼领乌丸突骑。绍舍人犯令，招先斩乃白，绍奇其意而不见罪也。”
但是对以上这种观点提出反驳的意见，则认为《后汉书》、《三国志》中，仅言突骑而不带乌桓之处更多（《后汉书》中出现突骑字样共计21次，其中乌桓突骑2次；《三国志》中出现突骑字样共计7次，其中乌桓突骑1次；由此计算，则乌桓突骑在突骑中所占比率，仅为10%多一点）。若单纯以此为依据进行数字计算，则似乎同样可以证明：东汉幽州突骑应当以汉人为主力，而乌桓人对其影响和作用并不太重要；所以，只有当东汉王朝所征发突骑部队全由乌桓人组成时，才会特别注明其为乌桓突骑；而绝大多数情况下单言突骑而不冠以乌桓时，正恰恰证明其为汉人组成的东汉幽州突骑部队。
本文认为，以上两种观点虽然截然对立，但其思路却别无二致，都是仅仅抓住问题和证据的一个方面，便贸然作出略显武断和草率的定论。
其实，若以乌桓突骑字样的出现来证明早在东汉开国战争期间，幽州突骑部队中已经存在相当数量的乌桓人，应当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至于这一时期，东汉幽州突骑究竟是以汉人还是以乌桓人为主力的这个问题，则没有必要在突骑和乌桓突骑哪个字眼出现比例较高上予以纠缠，而完全可以转换另一个思路，即：在史籍中曾经出现过的、隶属于东汉幽州突骑的、有名有姓的将士吏卒的族属。这是因为，东汉幽州突骑不仅是一支精锐骑兵部队，而且还是一支在东汉开国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精锐骑兵部队。其在东汉开国战争的历次战役当中，无论是率领部队的中高层将领，还是临阵冲杀的基层士卒（在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有时这两者的区别较为模糊），必然会留下其战绩和姓名。
其实，若以乌桓突骑字样的出现来证明早在东汉开国战争期间，幽州突骑部队中已经存在相当数量的乌桓人，应当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至于这一时期，东汉幽州突骑究竟是以汉人还是以乌桓人为主力的这个问题，则没有必要在突骑和乌桓突骑哪个字眼出现比例较高上予以纠缠，而完全可以转换另一个思路，即：在史籍中曾经出现过的、隶属于东汉幽州突骑的、有名有姓的将士吏卒的族属。这是因为，东汉幽州突骑不仅是一支精锐骑兵部队，而且还是一支在东汉开国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精锐骑兵部队。其在东汉开国战争的历次战役当中，无论是率领部队的中高层将领，还是临阵冲杀的基层士卒（在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有时这两者的区别较为模糊），必然会留下其战绩和姓名。
这样一来，我们只要通过研究这些在整个东汉幽州突骑部队内部都相对更为精锐、更为出众的将士吏卒的族属，则很容易就可以判断出，当时的东汉幽州突骑中究竟是以汉人还是以乌桓人为主力。
首先我们来看中高层将领：
按史书相关记载，在东汉开国战争中曾经率领幽州突骑，为东汉光武帝刘秀立下汗马功劳的开国元勋，共有以下十人：寇恂、吴汉、臧宫、耿弇、景丹、马武、马援、杜诗、张纯、张宗。
纵观以上诸人，其中无一人为乌桓人，皆为汉人。更为重要的是，其中除寇恂一人出身于“上谷昌平”为幽州当地人，即前文所谓西汉幽州屯（突）骑重要兵源之一的土著燕民之外，其余诸人皆非幽州土著，如耿弇、马援为“扶风茂陵人”，臧宫为“颍川郏人”,景丹为“冯翊栎阳人”,马武为“南阳湖阳人”,杜诗为“河内汲人”，张纯为“京兆杜陵人”，张宗为“南阳鲁阳人”。
首先我们来看中高层将领：
按史书相关记载，在东汉开国战争中曾经率领幽州突骑，为东汉光武帝刘秀立下汗马功劳的开国元勋，共有以下十人：寇恂、吴汉、臧宫、耿弇、景丹、马武、马援、杜诗、张纯、张宗。
纵观以上诸人，其中无一人为乌桓人，皆为汉人。更为重要的是，其中除寇恂一人出身于“上谷昌平”为幽州当地人，即前文所谓西汉幽州屯（突）骑重要兵源之一的土著燕民之外，其余诸人皆非幽州土著，如耿弇、马援为“扶风茂陵人”，臧宫为“颍川郏人”,景丹为“冯翊栎阳人”,马武为“南阳湖阳人”,杜诗为“河内汲人”，张纯为“京兆杜陵人”，张宗为“南阳鲁阳人”。
寇恂既为土著燕民，自然沾染胡风，善于骑射，甚至极有可能与同属幽州突骑的乌桓人习俗相近、语言相通，并无太多隔阂（例如后世南北朝时期的北齐神武帝高欢，能“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其人能够颇为得心应手地统率包括乌桓人在内的幽州突骑，自属理所当然。
再如耿弇、吴汉、景丹等人虽然客居幽州，但在当地为官、生活颇久，如原本身为“南阳宛人”“的吴汉，便是由于早年其门下“宾客犯法，乃亡命至渔阳”，并在当地“以贩马自业，往来燕、蓟间，所至皆交结豪杰””，也勉强可算作半个幽州土著。虽然其尚且不及寇恂这种正宗土著燕民那样根深蒂固，能与乌桓人同声共气，但也不至于同床异梦，其人其能够率领乌桓突骑也算是无可厚非。
但是臧宫、马武、马援、杜诗、张纯、张宗等六人，则一非幽州土著燕民，二非曾经供职于当地，之前与幽州突骑并无任何交集，仅仅是由于其受到东汉光武帝信任，居然就得以率领幽州突骑。
更为重要的是，其中马援原本是受陇西军阀隗嚣派遣出使光武帝的使者，统领幽州突骑时刚刚归顺光武帝不久；而身为西汉名臣富平侯张安世之后的张纯，更是曾经供职于王莽麾下，不官“至列卿””，还在王莽以“遭值篡伪，多亡爵土”的手段大肆打击忠于西汉王朝的旧王侯时，能够“以敦谨守约，保全前封”,可见其对新莽政权颇为恭顺。不仅如此，其人甚至未曾参与光武帝起兵，而其“建武初，先来诣阙”所表现出的对汉室的忠诚心，其可信度是颇为值得疑虑的。
再如耿弇、吴汉、景丹等人虽然客居幽州，但在当地为官、生活颇久，如原本身为“南阳宛人”“的吴汉，便是由于早年其门下“宾客犯法，乃亡命至渔阳”，并在当地“以贩马自业，往来燕、蓟间，所至皆交结豪杰””，也勉强可算作半个幽州土著。虽然其尚且不及寇恂这种正宗土著燕民那样根深蒂固，能与乌桓人同声共气，但也不至于同床异梦，其人其能够率领乌桓突骑也算是无可厚非。
但是臧宫、马武、马援、杜诗、张纯、张宗等六人，则一非幽州土著燕民，二非曾经供职于当地，之前与幽州突骑并无任何交集，仅仅是由于其受到东汉光武帝信任，居然就得以率领幽州突骑。
更为重要的是，其中马援原本是受陇西军阀隗嚣派遣出使光武帝的使者，统领幽州突骑时刚刚归顺光武帝不久；而身为西汉名臣富平侯张安世之后的张纯，更是曾经供职于王莽麾下，不官“至列卿””，还在王莽以“遭值篡伪，多亡爵土”的手段大肆打击忠于西汉王朝的旧王侯时，能够“以敦谨守约，保全前封”,可见其对新莽政权颇为恭顺。不仅如此，其人甚至未曾参与光武帝起兵，而其“建武初，先来诣阙”所表现出的对汉室的忠诚心，其可信度是颇为值得疑虑的。
当然，刘秀能够对于马援、张纯这种在政治立场上可信度堪优的人，采取“推赤心置人腹中”＇的信任并最终能够人尽其才，毫无疑问当属其识人用人之明。
但反过来看，倘若这时的幽州突骑部队，其主要组成部分乃至全部成员，当真皆为主要以部落血缘和士卒亲近程度为纽带联系起来的乌桓人的话，很难相信其会顺从不仅是语言不通、素不相识，甚至连东汉军高层将领都对其忠诚度不免存在疑问的马援、张纯二人指挥，更遑论随其背井离乡，或至陇西“往来游说嚣将高峻、任禹之属，下及羌豪，为陈祸福，以离嚣友党”，
或至河南“安集荆、徐、扬部，督委输，监诸将营”（尤其是随马援至陇西的五千幽州突骑，其根本就是在当时仍旧处于隗嚣统治之下的敌占区，进行敌后的游击战和策反战。此种缺乏支援的敌后任务本身风险极高，更何况主将马援本为隗嚣下属，万一其临阵倒戈，深入隗嚣势力范围的这五千突骑必将毫无价值地全军覆没。若非其绝对服从马援或者不如说绝对服从信用马援的东汉光武帝刘秀本人，这些幽州突骑恐怕是绝对不肯跟随马援执行此次任务的）。
所以，从这些指挥幽州突骑的东汉军中高级将领看来，其人对于幽州突骑的指挥权，不仅来自于其身为土著燕民而在幽州突骑中所拥有的深厚而广泛的人脉，似乎更能够来自于东汉光武帝刘秀个人的信用和任命。
但反过来看，倘若这时的幽州突骑部队，其主要组成部分乃至全部成员，当真皆为主要以部落血缘和士卒亲近程度为纽带联系起来的乌桓人的话，很难相信其会顺从不仅是语言不通、素不相识，甚至连东汉军高层将领都对其忠诚度不免存在疑问的马援、张纯二人指挥，更遑论随其背井离乡，或至陇西“往来游说嚣将高峻、任禹之属，下及羌豪，为陈祸福，以离嚣友党”，
或至河南“安集荆、徐、扬部，督委输，监诸将营”（尤其是随马援至陇西的五千幽州突骑，其根本就是在当时仍旧处于隗嚣统治之下的敌占区，进行敌后的游击战和策反战。此种缺乏支援的敌后任务本身风险极高，更何况主将马援本为隗嚣下属，万一其临阵倒戈，深入隗嚣势力范围的这五千突骑必将毫无价值地全军覆没。若非其绝对服从马援或者不如说绝对服从信用马援的东汉光武帝刘秀本人，这些幽州突骑恐怕是绝对不肯跟随马援执行此次任务的）。
所以，从这些指挥幽州突骑的东汉军中高级将领看来，其人对于幽州突骑的指挥权，不仅来自于其身为土著燕民而在幽州突骑中所拥有的深厚而广泛的人脉，似乎更能够来自于东汉光武帝刘秀个人的信用和任命。
因此，从指挥官的选任上看来，此时的东汉幽州突骑似乎应当更接近于一支西汉时期的、主要由土著燕民组成的、较为正规的、服从朝廷军政命令的边郡屯（突）骑部队，而不似一支由主要由乌桓人组成的、部落氛围较为浓厚的、较为依赖基层士兵与将领之间私人关系作为指挥基础的属国屯（突）骑部队。本文由此认为其部队当以汉人兵源为主而乌桓兵源为辅，应当是较为可信的。
看完了中高层将领，我们再从基层士卒方面来看，同样可以找到相关的论据。
东汉开国战争中，见于史籍的幽州突骑基层士卒，其姓名可考者有二：
一为曾在刘秀败于尤来、大枪、五幡联军时，将战马让予刘秀救驾的突骑王丰；
二为在吴汉部下服役并于成都攻防战中立下刺杀公孙述大功的护军高午（按护军一职虽然已进入部队指挥官行列，高午本人也在成都攻防战中奉吴汉之命率领数万锐卒，显然已不可完全将之目为基层士卒。但其人在此次战役中，虽然身为将领却被吴汉视为壮士，且命其亲身参与第一线战斗，则其人应当是出身于以勇猛作战而受到提拔的幽州突骑基层士卒：此即前文所谓“在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有时这两者的区别相当模糊”最为鲜活的例证。）
无论是王丰还是高午，虽然其人还不能获得耿弇、吴汉等开国元勋那样的地位，以使其在《后汉书》中得以拥有个人传记，并明确记载其家乡何在、祖上何方人氏。但从其姓名来看，确定其人为汉人而非乌桓人，似乎并不太过困难。
东汉开国战争中，见于史籍的幽州突骑基层士卒，其姓名可考者有二：
一为曾在刘秀败于尤来、大枪、五幡联军时，将战马让予刘秀救驾的突骑王丰；
二为在吴汉部下服役并于成都攻防战中立下刺杀公孙述大功的护军高午（按护军一职虽然已进入部队指挥官行列，高午本人也在成都攻防战中奉吴汉之命率领数万锐卒，显然已不可完全将之目为基层士卒。但其人在此次战役中，虽然身为将领却被吴汉视为壮士，且命其亲身参与第一线战斗，则其人应当是出身于以勇猛作战而受到提拔的幽州突骑基层士卒：此即前文所谓“在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有时这两者的区别相当模糊”最为鲜活的例证。）
无论是王丰还是高午，虽然其人还不能获得耿弇、吴汉等开国元勋那样的地位，以使其在《后汉书》中得以拥有个人传记，并明确记载其家乡何在、祖上何方人氏。但从其姓名来看，确定其人为汉人而非乌桓人，似乎并不太过困难。
这样一来，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倘若东汉开国战争时的幽州突骑当真在兵源上以乌桓人为主。那么何以在历次战役中，无论是战败时舍命救驾（王丰让出自己的战马给刘秀骑乘逃命，其人必然徒步撤退。刘秀因有战马代步而最终得以幸免，但失去战马的王丰被敌军追兵赶上的可能性却由此而大增。虽然《后汉书》未详述其最终结局如何，但其一旦被追兵赶上必然遇害却是毫无疑问的），还是奋勇作战力挽狂澜，都是以王丰、高午为代表的汉人士卒当先立功？
所以本文认为，无论是从中高层将领的选任还是从基层士卒的作战表现上来看，东汉初期的幽州突骑，应当还是一支以幽州土著燕民即汉族士兵为主力，而以乌桓属国突骑为辅助和协从的骑兵部队，其中中级（高午）、高级（吴汉等）将领的职位，更是牢牢被汉人所把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