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聋哑扒手的成长故事（长篇真实连载）
我出生在东北一座煤城里，那里是煤的海洋、煤的故乡。
有一年冬天，咿呀学语的我得了一场重感冒，高烧后打了几针“庆大霉素”，我的人生由此发生逆转。从此，我的世界只剩下无声世界。也就是说，只能听到100分贝以上的声音。而父母反反复复教我发音“爸爸”“妈妈”时，看到的总是我一脸的茫然。
本能的反应，是一个字，治。从本市找到省城，从省城找到北京，找了一所所医院，一个个大夫，得到的只是绝望。
后来才知道，我只是全国数百万“药物中毒”致聋的儿童中的一个。个中的伤痛，只有每一个具体的家庭才能知晓。
祸不单行。父亲不幸因井下瓦斯爆炸离我们而去了。这以后，苦命的母亲顶职在矿里，用微薄的工资屎一把、尿一把、冷一口、热一口好容易拉扯着我和姐姐。
因为家境困难，我11岁才上聋哑学校。我家住在交通不便的偏远矿山，每天早早起来，步行三公里走到小站赶6点10分始发的短途列车，坐15分钟火车到了市里，再步行二公里走到学校。
求学的日子真的好辛苦。少年时贪睡，我躺在舒适热乎的被窝睡懒觉，真的不想起来，而母亲总是在5点准时叫醒我：孩子，醒醒吧，该上学了。
在我稍微大一些的时候，母亲节衣缩食为我买了一辆旧自行车，用于每天上学下学，省下车票钱。我的个子还不够高，骑单车得跨进栏杆里蹬骑，左手握着车把，右手把着栏杆，骑得摇摇晃晃，从家到学校得骑行好几个小时，风雨兼程。
满载苦难一样多的财富。也许是苦难的驱使，让我克服了许许多多的困难。艰辛的求学生活也使我慢慢坚强起来，甚至聪明起来，因为生活的需要使人变聪明了。我开始懂得，人是在对周围环境的反抗中得到造就的。
岁月真的很沧桑。人有多悲观看他肯失去什么，人有几许希望看他要得到什么？有了目标，便有希望。贫困的日子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好而又痛苦的向往和记忆，我愈来愈清晰，发誓长大要挣钱过上好日子。
聋哑学校的宗旨是：告别无声世界，回归主流社会。世界在这里改变了。也是在这里，我才知道，十聋九哑，聋哑人中比例最大的一部分，都是因为象我一样，使用链霉素、卡那霉素、庆大霉素等抗生素引起的，这些药品的使用在当时医院非常普遍。就是现在，尤其是乡镇医院还颇为普遍。而且，由于受“贵人语迟”的愚昧思想影响，不少家庭到孩子好几岁了，才知道孩子不会说话。
所以，你难以想象的是，一个6岁的小女孩，在来到学校的时候，一旦置身于阳光下，连走路都需要人搀扶。后来才知道，因为不愿示人，她的父母从来不带女儿出门，以致于孩子连阳光都很少见。而某矿一个男孩，长到9岁了，可他的很多亲戚居然都不知道，这个家庭还有这样一个聋哑儿。
这就是现实。
作为聋哑孩子的父母，他们所要面临的社会嘲笑、歧视，必将给他们带来无形的心理压力。而这些，也将影响到他们对孩子的态度。
每年秋天开学新近的一批学生都会将学校的门锁、门扣拆得一个不剩.......
这些表明，几乎在每个聋哑孩（包括我）心中，似乎都藏有一种仇恨。
世界倾斜了。这一切皆因聋哑所致。
“看呀”几百年前的法国散文家蒙丹写道“看看双手怎么允诺。怎样变戏法，怎样申诉，怎样胁迫，怎样祈祷，恳求、拒绝、召唤、质问、欣赏、供认、奉承、训示、命令、嘲弄，以及作出其他各种各样变化无穷的意思表示，使灵活巧妙的舌头相形见绌”。
人不但在说话的时候用手的动作来加强语气和润饰，而且在危急的时候甚至用手势来代替说话。手势是一种国际语言。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各部族之间的交涉，都是用复杂的手势进行，以克服语言不通的障碍。现代游客到了外国，也是用大致相同的手势问路。
聋哑学校——是平凡的，但平凡孕育伟大；是残缺的，但残缺孕育完美。这一声手语，在我心中轰然作响——右手食指指向胸前表示“我”；左手握拳竖起大拇指，右手掌自前向后覆盖在左手上，是在说“爱”；翘起的大拇指伸至唇边，那是指“爸爸”，翘起的食指伸至唇边，那是指“妈妈”。
手语是我们这里人与人之间的一根纽带，一种无需言说的秘密符号，它让我们这些又聋又哑的学生拥有了某种共同之处——那就是语言。聋哑人不但靠它生活，而且靠它思维，它是聋哑学校的教学语言，借助它的翻译与解释，可以让学生有效地学到书面语和各种知识。所以，每个聋哑学校都配有几名聋人教师。在健听人老师之中有过这样的话：“健听老师对聋哑学生说十句话都不起作用，聋人老师一句话就解决问题了！”这话是对聋人老师作用的公正评价，也道出了聋哑人教育聋听教师协作的必要性。
在我们升入四年级的时候，班级里由一位聋人教师担任班主任。这位年轻漂亮的女教师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修长的身材，穿一身草绿色的衣服，毫无脂粉气，清清爽爽。她用标准的手语自我介绍并写在黑板上：我姓宋，来给你们四年一班当班主任，不知大家欢迎不欢迎？
我们这些聋哑孩子纷纷鼓掌欢迎班主任。宋老师与别的老师就是不一样，第一节课是教我们绝对不要悲观的道理，她打手势说：“同学们，你们虽然是残疾之身，但同样是祖国的花朵、未来的希望。残疾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更不会影响爱的付出和给予。残疾只是不同，就像有的人高一些，有的人矮一些这类差异。只要心中有爱，每个残疾人都可以幸福地生活。即使听不见，这个人世上美妙的声音依然能够用灵魂的耳朵听到它；即使说不出话，依然可以在心里发出最动听的声音.......
我们这些孩子都被感动了，仿佛不知不觉之间已有无数美丽的花朵缀饰着自己.
有一年冬天，咿呀学语的我得了一场重感冒，高烧后打了几针“庆大霉素”，我的人生由此发生逆转。从此，我的世界只剩下无声世界。也就是说，只能听到100分贝以上的声音。而父母反反复复教我发音“爸爸”“妈妈”时，看到的总是我一脸的茫然。
本能的反应，是一个字，治。从本市找到省城，从省城找到北京，找了一所所医院，一个个大夫，得到的只是绝望。
后来才知道，我只是全国数百万“药物中毒”致聋的儿童中的一个。个中的伤痛，只有每一个具体的家庭才能知晓。
祸不单行。父亲不幸因井下瓦斯爆炸离我们而去了。这以后，苦命的母亲顶职在矿里，用微薄的工资屎一把、尿一把、冷一口、热一口好容易拉扯着我和姐姐。
因为家境困难，我11岁才上聋哑学校。我家住在交通不便的偏远矿山，每天早早起来，步行三公里走到小站赶6点10分始发的短途列车，坐15分钟火车到了市里，再步行二公里走到学校。
求学的日子真的好辛苦。少年时贪睡，我躺在舒适热乎的被窝睡懒觉，真的不想起来，而母亲总是在5点准时叫醒我：孩子，醒醒吧，该上学了。
在我稍微大一些的时候，母亲节衣缩食为我买了一辆旧自行车，用于每天上学下学，省下车票钱。我的个子还不够高，骑单车得跨进栏杆里蹬骑，左手握着车把，右手把着栏杆，骑得摇摇晃晃，从家到学校得骑行好几个小时，风雨兼程。
满载苦难一样多的财富。也许是苦难的驱使，让我克服了许许多多的困难。艰辛的求学生活也使我慢慢坚强起来，甚至聪明起来，因为生活的需要使人变聪明了。我开始懂得，人是在对周围环境的反抗中得到造就的。
岁月真的很沧桑。人有多悲观看他肯失去什么，人有几许希望看他要得到什么？有了目标，便有希望。贫困的日子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好而又痛苦的向往和记忆，我愈来愈清晰，发誓长大要挣钱过上好日子。
聋哑学校的宗旨是：告别无声世界，回归主流社会。世界在这里改变了。也是在这里，我才知道，十聋九哑，聋哑人中比例最大的一部分，都是因为象我一样，使用链霉素、卡那霉素、庆大霉素等抗生素引起的，这些药品的使用在当时医院非常普遍。就是现在，尤其是乡镇医院还颇为普遍。而且，由于受“贵人语迟”的愚昧思想影响，不少家庭到孩子好几岁了，才知道孩子不会说话。
所以，你难以想象的是，一个6岁的小女孩，在来到学校的时候，一旦置身于阳光下，连走路都需要人搀扶。后来才知道，因为不愿示人，她的父母从来不带女儿出门，以致于孩子连阳光都很少见。而某矿一个男孩，长到9岁了，可他的很多亲戚居然都不知道，这个家庭还有这样一个聋哑儿。
这就是现实。
作为聋哑孩子的父母，他们所要面临的社会嘲笑、歧视，必将给他们带来无形的心理压力。而这些，也将影响到他们对孩子的态度。
每年秋天开学新近的一批学生都会将学校的门锁、门扣拆得一个不剩.......
这些表明，几乎在每个聋哑孩（包括我）心中，似乎都藏有一种仇恨。
世界倾斜了。这一切皆因聋哑所致。
“看呀”几百年前的法国散文家蒙丹写道“看看双手怎么允诺。怎样变戏法，怎样申诉，怎样胁迫，怎样祈祷，恳求、拒绝、召唤、质问、欣赏、供认、奉承、训示、命令、嘲弄，以及作出其他各种各样变化无穷的意思表示，使灵活巧妙的舌头相形见绌”。
人不但在说话的时候用手的动作来加强语气和润饰，而且在危急的时候甚至用手势来代替说话。手势是一种国际语言。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各部族之间的交涉，都是用复杂的手势进行，以克服语言不通的障碍。现代游客到了外国，也是用大致相同的手势问路。
聋哑学校——是平凡的，但平凡孕育伟大；是残缺的，但残缺孕育完美。这一声手语，在我心中轰然作响——右手食指指向胸前表示“我”；左手握拳竖起大拇指，右手掌自前向后覆盖在左手上，是在说“爱”；翘起的大拇指伸至唇边，那是指“爸爸”，翘起的食指伸至唇边，那是指“妈妈”。
手语是我们这里人与人之间的一根纽带，一种无需言说的秘密符号，它让我们这些又聋又哑的学生拥有了某种共同之处——那就是语言。聋哑人不但靠它生活，而且靠它思维，它是聋哑学校的教学语言，借助它的翻译与解释，可以让学生有效地学到书面语和各种知识。所以，每个聋哑学校都配有几名聋人教师。在健听人老师之中有过这样的话：“健听老师对聋哑学生说十句话都不起作用，聋人老师一句话就解决问题了！”这话是对聋人老师作用的公正评价，也道出了聋哑人教育聋听教师协作的必要性。
在我们升入四年级的时候，班级里由一位聋人教师担任班主任。这位年轻漂亮的女教师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修长的身材，穿一身草绿色的衣服，毫无脂粉气，清清爽爽。她用标准的手语自我介绍并写在黑板上：我姓宋，来给你们四年一班当班主任，不知大家欢迎不欢迎？
我们这些聋哑孩子纷纷鼓掌欢迎班主任。宋老师与别的老师就是不一样，第一节课是教我们绝对不要悲观的道理，她打手势说：“同学们，你们虽然是残疾之身，但同样是祖国的花朵、未来的希望。残疾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更不会影响爱的付出和给予。残疾只是不同，就像有的人高一些，有的人矮一些这类差异。只要心中有爱，每个残疾人都可以幸福地生活。即使听不见，这个人世上美妙的声音依然能够用灵魂的耳朵听到它；即使说不出话，依然可以在心里发出最动听的声音.......
我们这些孩子都被感动了，仿佛不知不觉之间已有无数美丽的花朵缀饰着自己.
二
这“聋”字是谁造成的？耳朵上面压着一条龙，好重的一个字，沉甸甸的，阻挡着人生的路。由于听不见，这个世界不再喧闹，不再动听；由于听不清，这个世界容易混淆，阴差阳错；由于听不懂，这个世界变得空洞，变得隔膜。求神拜佛，搬不走耳朵上的一条龙；神针妙药也不能使“龙”字从“耳”字上走下来。
宋老师不属于完全聋人，而是半聋，左耳听力丧失，靠右耳来听。她对自己评价的很幽默：“聋得不算彻底，但足以影响生活、工作，与人交谈，多有苦恼；开会听讲，嗡嗡轰轰。其实，人总是要有毛病的，聋一点好，耳根清静。”
我们这些孩子都笑了，笑得很开心。在一些文艺作品里，经常能见到“哑巴”而极少见到对聋哑人的描写。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真正的哑巴是极少的，绝大多数是先聋后哑而成为聋哑人。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或多或少有音感，一般称之为残听力。当然，我们都不知道自己还有一些极其宝贵的残听力。
为了挖掘残听力，宋老师经常教我们口语，嘴里一字一音慢慢地教，并辅以手势：
我-爱-北-京-天-安-门
天-安-门-上-太-阳-升
我们仔细体会嘴唇、咽喉的运动，依照着宋老师的口型怪腔怪调地念起来，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含混而不清。我没有一点残听力，只好瞪大眼睛盯着老师的口型变化进行猜测，然后顽强地自学：
我-爱-北-京-天-安-门
天-安-门-上-太-阳-升......
宋老师教我们认字时，常配合发音读声。比方，黑板上写着大大的“海”字，宋老师打着两手划船的形式，嘴里不停地说着：“海、海、大海！”
然后，宋老师在黑板上写“螃蟹”二字，两个手指竖在头上作剪刀状，嘴里说：“有螃蟹、有螃蟹啦，螃蟹、螃蟹....”好象谈的是学校领学生去旅游，项目去海滩上拾螃蟹。
数学是我们聋哑学生最头疼的一门课。平时说话、写作文就颠三倒四，把“ 我和他去游泳”能写成“我和去游泳他”。理解应用题就已经是难上加那，何况解题。卡壳的事是常有的，针对学生们上完数学课仍不会加减法，宋老师就想办法，例如：“苹果比鸭梨多5个”，她就让学生用手指将“比鸭梨”3个字盖住，只剩下“苹果多”，谁多谁少分清以后`，求多用加法，求少用减法，从此，再学数学很多难题便迎刃而解。再如学生总是把高原、盆地、平原等概念混淆，她就让高个子男生排站组成“高原”，拉成圈，中间就是“盆地”，所有人平躺在地上就成了“平原”，形成一幅人体地形图。
十一二岁才读一年级的聋哑孩子很常见,学习进步晚,进展也慢。
1/3+2/3=?
3/8+4/4=?
普通孩子三年级学习的这些内容,聋哑孩子要到六年级才接触。教好学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残疾学生，更不容易，仅仅以为他可怜，那毕竟是远远不够的，发自内心的爱是最重要的。
宋老师那暖融融的同情心和细致入微的关怀深深打动了同学们的心灵。
宋老师的教学手法与众不同，力求有所突破和创新，从不照着应试教育来教我们，而是让我们活学活用。她常说这么一句话；尽信师不如无师。
一次，宋老师在黑板上写“太阳出来了，雪变成了什么？”然后指着这些字问我们，我们纷纷举手回答；
“雪变成了水。”
“雪变成了泥。”
“雪变成了春天。”
宋老师微笑着点头，并伸出大拇指夸赞我们。
咦！这些答案怎么都是正确的？宋老师却说这些答案是富有诗意和想象力的。
还有一次，她问我们：“二战时谁是战胜日本的最大功臣？”学生们纷纷举手，都回答说是中国共产党。宋老师说：“对！不过，如果在台湾，这个答案可能是国民党，因为他们参加了抗日；如果在苏联，这个答案可能是苏联人，因为苏联消灭了关东军；如果在美国，这个答案可能是美国，因为他们在日本放了原子弹。对于已经过去的战争，我们没有完全恢复历史的真实，每个民族都会对那场战争有自己的看法。
当宋老师用手语告诉我们这些道理后，我们这些幼小的心灵还是似懂非懂，为什么一件过去的事情会有好几个看法呢？宋老师:“你们现在并不完全明白，所以要认真学 括常读课外书，从多种渠道获取正反信息讨论分析，从而形成对某一历史事件客观全面的看法。”
许多年后，当我在社会上看到“千斤重的母猪”、“水变油”、“气功包治百病”、“法轮大法”等一个又一个闹剧时，纳闷上亿国民怎么都深信不疑呢？这才理解宋老师良苦用心的教育——在别人思维止步的地方，多想三两点。缺乏调查深思研究，不会从不同立场角度看同一事件竟有如此差别。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然会处处上当。
在课堂上，宋老师常说：“大多数残障人的脑功能与健全人无异。虽然你们不幸成了聋哑人，但庆幸的是有书籍会补充你们的缺陷。读书可以使你们活三辈子，过去、现在、将来。钞票越花越薄，知识越学越多，学是无止境的。而且读书的好处太多了，臂如能说天地之大，能晓人生之难，有自知之明，有预料之先，不为苦而悲，不受宠而欢，寂寞时不寂寞，孤单时不孤单，所以绝权欲，弃浮华，潇洒达观，于嚣烦尘世而自尊自重自强自立，不卑不亢不俗不谄。”她把这些话写在黑板上；并辅以手势，针对我们年龄小、知识少，尽量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宋老师总是鼓励我们阅读课外书，一到下课时间，就引领我们图书室。从那时起，我不知不觉地有了读书习惯，而且感到读书其乐无穷。同时对读书也越来越入迷，常常放下手中的作业去读小说。
正因为聋反而更依赖文字，我们靠着这根绳索来到了光明的有声世界，也开发了心智。读书使我们面前打开了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那里有童话般的城市、巍峨的高山、美丽的海岸，这一切构成了一幅蓬勃美好的生活地图，使我们了解到世界上有那么多城市，那么多人，大地是这样的绚丽多彩。源源不断的各种各样的故事给我们幼小的心灵开启了思维空间，带来了新思想，我们会随着书中的主人公一起欢笑、一起流泪、一起痛苦、一起高兴。慢慢地，我们这些经常读课外书的孩子都学会了思考。
名著里有许多东西我都弄不明白，这使我苦恼。有时，一些稀奇古怪的名词钻进脑子里，臂如“先行者”、“行而上学”简直把我弄得晕头转向。这种词多得不得了，把其它一切都排挤倒了，因此我觉得，如果不首先把这些名词的意思弄清楚，那么我永远也不会搞明白任何东西。正是这些名词，就象看守人一样，把守着一切秘密的大门。有些话常常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就象一块巨石一样堵塞了我思维的进程。
当我读到苏东坡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宣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前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这欲言又止、意象幽眇的诗，令人不禁浮想翩翩。我每读一遍，就发一遍呆。发了半天呆，还是一点想法都没有。那是太深切的感伤，是我所不能体会的，只能发呆。为了不继续发呆，只好不读。可忍不住又想读。如果什么东西可以上瘾的话，发呆应该是一种。
问宋老师这诗是什么意思？她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说：“这些诗词，就好比是树上的树叶，要想弄明白树叶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那就需要知道树是怎样生长的——要学习！书好比一座美丽的花园，那里应有尽有：既有令人愉快的东西，也有对人有益的东西，还有令人不解的东西。”她顿了顿又比画说：“真正的本事掌握，全在于精读，你若喜欢一本好书了，不妨多读。第一遍可囫囵吞枣读，这叫享受；第二遍静下心来读，这叫吟味；第三遍要一句一句想着读，这叫深究。三遍读过，放上几天，再去读读，常常会有再新再悟的地方。”
宋老师虽然没有提供答案，但至少提供了思考的模式。有时，你会发现， 一个问题，远比一个直截了当的答案更加丰富；而有时，你也会发现，思考的力量，比睿智的论断更加强大。
在我的生命硬盘里，我对宋老师一直存有深深的尊敬，这是一种无法说清的崇敬。因为，宋老师不是哲人，但她启示了我：第一，正确地去思考；第二，独立地去思考。
外国文学读得多了，我们发现老外把新年叫做圣诞节，我们就问宋老师圣诞老人真的存在吗？她是这样回答的：
“同学们，你们怀疑圣诞老人，这很好，说明你们会思考问题了。
在我们居住的这个无限广阔的宇宙里，我们人的智慧，就象蚂蚁一样小。要想推测广阔的、深奥的世界，就需要能够理解所有事物了解所有事物的巨大的、深邃的智慧。
是的，圣诞老人是有的，这绝不是谎话。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有爱、有同情心、有诚实一样，圣诞老人也确确实实是有的。假如没有圣诞老人，这个世界是多么黑暗，多么寂寞！就象你们这群可爱的孩子，世界不可想象一样。
没有圣诞老人，减轻我们痛苦的孩子般的信赖、诗、爱情故事，也许全都没有了。没人类所能体味得到的喜悦，大概只剩下眼睛能看到的，手能摸到的，身体能感觉到的东西了。并且，儿童时代充满世界的光明，说不定也会全部消失了。因为，这个世界上最确实的东西，是孩子的眼睛，大人的眼睛都看不见的东西。
只有信赖、想象力、诗、爱、爱情，才能在某一时刻把眼睛看不见的覆盖着世界的大幕拉开，看到无法形容的、美好的，闪闪发光的东西。
那样美好的，闪闪发光的东西，难道是人们编造的瞎话吗？
谁说没有圣诞老人？”
我们问宋老师学士、硕士和博士有什么区别？她回答：“在你觉得无所不知的时候，你只是个学士，需要从头学起；在你认为自己略有所知的时候，学校授予你硕士学位；若你觉得自己和别人一样一无所知的时候，你将拿到博士学位。”
班级里有少数不爱学习的同学，宋老师就反复地向他们讲古埃及格言：“当兵苦，种田忙，惟有读书好，早读书、晚读书，忧愁烦恼一笔勾。”有时候，她会语重心长地打手势说：“同学们，人的一生有三个脑袋，生来一个脑袋，学习得来一个脑袋，经验得来一个脑袋。在社会上经风雨见世面，这三个脑袋缺一不可，其中学习的脑袋最重要。在你们毕业走进社会，你会明白，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事情，付出一份努力并不意味着得一份回报，要想改变命运，读书也许是最稳妥的投资。”宋老师仿佛无所不知，而且善于把最高深的道理讲得通俗易懂。她的手势语言句句金玉，象一个个小钉子钉进我们脑门。
有时一点知识，就能把人带入沧桑。通过阅读大量的课外书，我知道了自己站在星空之下，知道了光速是个常数。此时，人类所知的最远的星系距我160亿光年，也就是说，我看到的它是160亿光年前的模样，至于它现在到哪儿去了，是在毁灭还是生成，只有再等160亿光年了。从地球中心论出发，可以这样假设，在距我们2000光年的地方若有生物观察我们，他们现在看到的地球，耶稣正在诞生，而现在的我们则生活在他们的未来中。
我们有的，不只是知识，更多的是无穷无尽的知识；知识越多——早有古希腊人说了——面临的无知也越多。现在知识体系已分支到了毛细血管，我们除了掌握一点和自己安身立命有关的知识外，在其他方面，多是一片空白。当然，求知的时间一定是有限的，因此，需要简单、直白、举重若轻，就象给孩子们看的书那样。
我承认以耐心和韧性征服晦涩的经典是求真知识中不可或缺的，但是不能说这是唯一的方法。有种文风是这样的，要么根本看不懂，要么你把他那些古怪的术语弄清楚了，才发现他什么也没说。作为小读者，我真弄不懂这样写有什么快感，内行瞧不起你外行又不想瞧你。我喜欢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东西。我们会发现，启蒙、普及书要跟随我们一辈子。好的书多是老外写的，而且聚毕生功力与一册，才知道这样的书才难写，他们去掉了文风里最让人反感的矫饰和虚伪，比如苏联著名科普作家米.伊林《十万个为什么》、法布尔《昆虫记》、达尔文《物种起源》....
在读过众多的书籍里，我最喜欢读哲学方面的书，因为哲学不但改变了人类的观念，而且也改变了我的性格。我在尼采的哲学获得新的人生动力，在叔本华的哲学中理解人生的悲壮性，在老庄的哲学中悟出智慧的真谛......
人总以为自己是动物中唯一有思想的人，所以总习惯于挖空心思考虑复杂的问题，或者把问题往复杂处想。所以有哲人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大智若愚”那是一种境界。老子三言两语，孔子述而不作，庄子善假于物，作为思想家，语言没有那么复杂，思想也没有那么复杂。所以他们永垂不朽。
这“聋”字是谁造成的？耳朵上面压着一条龙，好重的一个字，沉甸甸的，阻挡着人生的路。由于听不见，这个世界不再喧闹，不再动听；由于听不清，这个世界容易混淆，阴差阳错；由于听不懂，这个世界变得空洞，变得隔膜。求神拜佛，搬不走耳朵上的一条龙；神针妙药也不能使“龙”字从“耳”字上走下来。
宋老师不属于完全聋人，而是半聋，左耳听力丧失，靠右耳来听。她对自己评价的很幽默：“聋得不算彻底，但足以影响生活、工作，与人交谈，多有苦恼；开会听讲，嗡嗡轰轰。其实，人总是要有毛病的，聋一点好，耳根清静。”
我们这些孩子都笑了，笑得很开心。在一些文艺作品里，经常能见到“哑巴”而极少见到对聋哑人的描写。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真正的哑巴是极少的，绝大多数是先聋后哑而成为聋哑人。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或多或少有音感，一般称之为残听力。当然，我们都不知道自己还有一些极其宝贵的残听力。
为了挖掘残听力，宋老师经常教我们口语，嘴里一字一音慢慢地教，并辅以手势：
我-爱-北-京-天-安-门
天-安-门-上-太-阳-升
我们仔细体会嘴唇、咽喉的运动，依照着宋老师的口型怪腔怪调地念起来，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含混而不清。我没有一点残听力，只好瞪大眼睛盯着老师的口型变化进行猜测，然后顽强地自学：
我-爱-北-京-天-安-门
天-安-门-上-太-阳-升......
宋老师教我们认字时，常配合发音读声。比方，黑板上写着大大的“海”字，宋老师打着两手划船的形式，嘴里不停地说着：“海、海、大海！”
然后，宋老师在黑板上写“螃蟹”二字，两个手指竖在头上作剪刀状，嘴里说：“有螃蟹、有螃蟹啦，螃蟹、螃蟹....”好象谈的是学校领学生去旅游，项目去海滩上拾螃蟹。
数学是我们聋哑学生最头疼的一门课。平时说话、写作文就颠三倒四，把“ 我和他去游泳”能写成“我和去游泳他”。理解应用题就已经是难上加那，何况解题。卡壳的事是常有的，针对学生们上完数学课仍不会加减法，宋老师就想办法，例如：“苹果比鸭梨多5个”，她就让学生用手指将“比鸭梨”3个字盖住，只剩下“苹果多”，谁多谁少分清以后`，求多用加法，求少用减法，从此，再学数学很多难题便迎刃而解。再如学生总是把高原、盆地、平原等概念混淆，她就让高个子男生排站组成“高原”，拉成圈，中间就是“盆地”，所有人平躺在地上就成了“平原”，形成一幅人体地形图。
十一二岁才读一年级的聋哑孩子很常见,学习进步晚,进展也慢。
1/3+2/3=?
3/8+4/4=?
普通孩子三年级学习的这些内容,聋哑孩子要到六年级才接触。教好学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残疾学生，更不容易，仅仅以为他可怜，那毕竟是远远不够的，发自内心的爱是最重要的。
宋老师那暖融融的同情心和细致入微的关怀深深打动了同学们的心灵。
宋老师的教学手法与众不同，力求有所突破和创新，从不照着应试教育来教我们，而是让我们活学活用。她常说这么一句话；尽信师不如无师。
一次，宋老师在黑板上写“太阳出来了，雪变成了什么？”然后指着这些字问我们，我们纷纷举手回答；
“雪变成了水。”
“雪变成了泥。”
“雪变成了春天。”
宋老师微笑着点头，并伸出大拇指夸赞我们。
咦！这些答案怎么都是正确的？宋老师却说这些答案是富有诗意和想象力的。
还有一次，她问我们：“二战时谁是战胜日本的最大功臣？”学生们纷纷举手，都回答说是中国共产党。宋老师说：“对！不过，如果在台湾，这个答案可能是国民党，因为他们参加了抗日；如果在苏联，这个答案可能是苏联人，因为苏联消灭了关东军；如果在美国，这个答案可能是美国，因为他们在日本放了原子弹。对于已经过去的战争，我们没有完全恢复历史的真实，每个民族都会对那场战争有自己的看法。
当宋老师用手语告诉我们这些道理后，我们这些幼小的心灵还是似懂非懂，为什么一件过去的事情会有好几个看法呢？宋老师:“你们现在并不完全明白，所以要认真学 括常读课外书，从多种渠道获取正反信息讨论分析，从而形成对某一历史事件客观全面的看法。”
许多年后，当我在社会上看到“千斤重的母猪”、“水变油”、“气功包治百病”、“法轮大法”等一个又一个闹剧时，纳闷上亿国民怎么都深信不疑呢？这才理解宋老师良苦用心的教育——在别人思维止步的地方，多想三两点。缺乏调查深思研究，不会从不同立场角度看同一事件竟有如此差别。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然会处处上当。
在课堂上，宋老师常说：“大多数残障人的脑功能与健全人无异。虽然你们不幸成了聋哑人，但庆幸的是有书籍会补充你们的缺陷。读书可以使你们活三辈子，过去、现在、将来。钞票越花越薄，知识越学越多，学是无止境的。而且读书的好处太多了，臂如能说天地之大，能晓人生之难，有自知之明，有预料之先，不为苦而悲，不受宠而欢，寂寞时不寂寞，孤单时不孤单，所以绝权欲，弃浮华，潇洒达观，于嚣烦尘世而自尊自重自强自立，不卑不亢不俗不谄。”她把这些话写在黑板上；并辅以手势，针对我们年龄小、知识少，尽量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宋老师总是鼓励我们阅读课外书，一到下课时间，就引领我们图书室。从那时起，我不知不觉地有了读书习惯，而且感到读书其乐无穷。同时对读书也越来越入迷，常常放下手中的作业去读小说。
正因为聋反而更依赖文字，我们靠着这根绳索来到了光明的有声世界，也开发了心智。读书使我们面前打开了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那里有童话般的城市、巍峨的高山、美丽的海岸，这一切构成了一幅蓬勃美好的生活地图，使我们了解到世界上有那么多城市，那么多人，大地是这样的绚丽多彩。源源不断的各种各样的故事给我们幼小的心灵开启了思维空间，带来了新思想，我们会随着书中的主人公一起欢笑、一起流泪、一起痛苦、一起高兴。慢慢地，我们这些经常读课外书的孩子都学会了思考。
名著里有许多东西我都弄不明白，这使我苦恼。有时，一些稀奇古怪的名词钻进脑子里，臂如“先行者”、“行而上学”简直把我弄得晕头转向。这种词多得不得了，把其它一切都排挤倒了，因此我觉得，如果不首先把这些名词的意思弄清楚，那么我永远也不会搞明白任何东西。正是这些名词，就象看守人一样，把守着一切秘密的大门。有些话常常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就象一块巨石一样堵塞了我思维的进程。
当我读到苏东坡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宣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前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这欲言又止、意象幽眇的诗，令人不禁浮想翩翩。我每读一遍，就发一遍呆。发了半天呆，还是一点想法都没有。那是太深切的感伤，是我所不能体会的，只能发呆。为了不继续发呆，只好不读。可忍不住又想读。如果什么东西可以上瘾的话，发呆应该是一种。
问宋老师这诗是什么意思？她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说：“这些诗词，就好比是树上的树叶，要想弄明白树叶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那就需要知道树是怎样生长的——要学习！书好比一座美丽的花园，那里应有尽有：既有令人愉快的东西，也有对人有益的东西，还有令人不解的东西。”她顿了顿又比画说：“真正的本事掌握，全在于精读，你若喜欢一本好书了，不妨多读。第一遍可囫囵吞枣读，这叫享受；第二遍静下心来读，这叫吟味；第三遍要一句一句想着读，这叫深究。三遍读过，放上几天，再去读读，常常会有再新再悟的地方。”
宋老师虽然没有提供答案，但至少提供了思考的模式。有时，你会发现， 一个问题，远比一个直截了当的答案更加丰富；而有时，你也会发现，思考的力量，比睿智的论断更加强大。
在我的生命硬盘里，我对宋老师一直存有深深的尊敬，这是一种无法说清的崇敬。因为，宋老师不是哲人，但她启示了我：第一，正确地去思考；第二，独立地去思考。
外国文学读得多了，我们发现老外把新年叫做圣诞节，我们就问宋老师圣诞老人真的存在吗？她是这样回答的：
“同学们，你们怀疑圣诞老人，这很好，说明你们会思考问题了。
在我们居住的这个无限广阔的宇宙里，我们人的智慧，就象蚂蚁一样小。要想推测广阔的、深奥的世界，就需要能够理解所有事物了解所有事物的巨大的、深邃的智慧。
是的，圣诞老人是有的，这绝不是谎话。在这个世界上，如同有爱、有同情心、有诚实一样，圣诞老人也确确实实是有的。假如没有圣诞老人，这个世界是多么黑暗，多么寂寞！就象你们这群可爱的孩子，世界不可想象一样。
没有圣诞老人，减轻我们痛苦的孩子般的信赖、诗、爱情故事，也许全都没有了。没人类所能体味得到的喜悦，大概只剩下眼睛能看到的，手能摸到的，身体能感觉到的东西了。并且，儿童时代充满世界的光明，说不定也会全部消失了。因为，这个世界上最确实的东西，是孩子的眼睛，大人的眼睛都看不见的东西。
只有信赖、想象力、诗、爱、爱情，才能在某一时刻把眼睛看不见的覆盖着世界的大幕拉开，看到无法形容的、美好的，闪闪发光的东西。
那样美好的，闪闪发光的东西，难道是人们编造的瞎话吗？
谁说没有圣诞老人？”
我们问宋老师学士、硕士和博士有什么区别？她回答：“在你觉得无所不知的时候，你只是个学士，需要从头学起；在你认为自己略有所知的时候，学校授予你硕士学位；若你觉得自己和别人一样一无所知的时候，你将拿到博士学位。”
班级里有少数不爱学习的同学，宋老师就反复地向他们讲古埃及格言：“当兵苦，种田忙，惟有读书好，早读书、晚读书，忧愁烦恼一笔勾。”有时候，她会语重心长地打手势说：“同学们，人的一生有三个脑袋，生来一个脑袋，学习得来一个脑袋，经验得来一个脑袋。在社会上经风雨见世面，这三个脑袋缺一不可，其中学习的脑袋最重要。在你们毕业走进社会，你会明白，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事情，付出一份努力并不意味着得一份回报，要想改变命运，读书也许是最稳妥的投资。”宋老师仿佛无所不知，而且善于把最高深的道理讲得通俗易懂。她的手势语言句句金玉，象一个个小钉子钉进我们脑门。
有时一点知识，就能把人带入沧桑。通过阅读大量的课外书，我知道了自己站在星空之下，知道了光速是个常数。此时，人类所知的最远的星系距我160亿光年，也就是说，我看到的它是160亿光年前的模样，至于它现在到哪儿去了，是在毁灭还是生成，只有再等160亿光年了。从地球中心论出发，可以这样假设，在距我们2000光年的地方若有生物观察我们，他们现在看到的地球，耶稣正在诞生，而现在的我们则生活在他们的未来中。
我们有的，不只是知识，更多的是无穷无尽的知识；知识越多——早有古希腊人说了——面临的无知也越多。现在知识体系已分支到了毛细血管，我们除了掌握一点和自己安身立命有关的知识外，在其他方面，多是一片空白。当然，求知的时间一定是有限的，因此，需要简单、直白、举重若轻，就象给孩子们看的书那样。
我承认以耐心和韧性征服晦涩的经典是求真知识中不可或缺的，但是不能说这是唯一的方法。有种文风是这样的，要么根本看不懂，要么你把他那些古怪的术语弄清楚了，才发现他什么也没说。作为小读者，我真弄不懂这样写有什么快感，内行瞧不起你外行又不想瞧你。我喜欢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东西。我们会发现，启蒙、普及书要跟随我们一辈子。好的书多是老外写的，而且聚毕生功力与一册，才知道这样的书才难写，他们去掉了文风里最让人反感的矫饰和虚伪，比如苏联著名科普作家米.伊林《十万个为什么》、法布尔《昆虫记》、达尔文《物种起源》....
在读过众多的书籍里，我最喜欢读哲学方面的书，因为哲学不但改变了人类的观念，而且也改变了我的性格。我在尼采的哲学获得新的人生动力，在叔本华的哲学中理解人生的悲壮性，在老庄的哲学中悟出智慧的真谛......
人总以为自己是动物中唯一有思想的人，所以总习惯于挖空心思考虑复杂的问题，或者把问题往复杂处想。所以有哲人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大智若愚”那是一种境界。老子三言两语，孔子述而不作，庄子善假于物，作为思想家，语言没有那么复杂，思想也没有那么复杂。所以他们永垂不朽。
三
那时我们求学正值“文革”最后的几年当中。文革是使人如痴、如醉、神魂颠倒，到处都变得乱糟糟的岁月。在新中国最为险恶的那段日子里，在念书毫无前途问路，学问大了反而可能招灾惹祸的年头里，我们聋哑学校居然是一片“净土”，学校里充满了学习气氛，图书室里有上千种各式各样的中外文学，科学书籍。在当时只有《金光大道》等书籍年代里，我们学校能有这么多“资产阶级”书不被烧毁，真是万幸。
作为“忆苦思甜”的一个节目，学校经常组织学生们去看电影，当时中国引进的“大片”以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朝鲜、越南电影为主，都是共产主义国家，其中以朝鲜电影引进规模最为庞大。当时有句顺口溜说得非常好：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阿尔巴尼亚莫名其妙，罗马尼亚搂搂抱抱，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聋哑学校的宗旨：告别无声世界，回归主流社会。当时的主流社会竟是这样的——除了语录和选集，中国不再需要其它思想。社会上流行“知识越多越反动”，学校断断续续上课停课，我的姐姐以“红小兵”的身份“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地读完了小学、初中，接着上山下乡，在“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锻炼。矿山工厂大都停工，社会上到处闹哄哄的。尽管聋哑学校没有受到一点冲击，相反还得到“坚决保护无产阶级聋哑学校”标语和大字报。但就当时我们所获的一点知识，仍对社会上种种现象百思不得其解，难道一个国家光靠政治运动就能强大吗？一个不了解现代科学的民族能强大吗？科学，依赖于不被强权所左右的独立思考者；自由的探讨精神，乃是科学的土壤。假如把独立思想视为洪水猛兽，代价则是窒息文化发展，停滞生产力。
到处是纯洁是欲望，抽象的理想，狂热的追求，虚无渺茫的爱，愚昧的忠，为了这些“神圣的理想”可以六亲不认，可以父子成仇，唯独对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置若罔闻，视如草芥。一家平头百姓三代人因地主成分被无辜杀死后，革命者开膛破肚，掏出搏动的血淋淋的人心和烫手的人肝，说吃“新鲜”的更补身子，是在那个被扭曲所导演悲剧中典型的个案，而且不是个例。班级里有一同学亲眼目睹后，吓得大小便失禁，恶心得吃不下饭，连做恶梦一个多月。大家都从其手语看得毛骨悚然，哎呀，文革真是太可怕了，文革文革，不过是文化革命，怎么竟把人命给革了，而且又是那么丧失人性？
历史翅膀下的巨大阴影似乎一掠而过，而它留下的可怖的恶梦却要笼罩那些弱小的人的一生。不曾临其境者，的确无法想象这种生活恐怖、可怕的程度。或许，这便是某些历史迅速即被忘却的原因。
苏联作家伊利亚.爱伦堡说：“这是个奇怪的年代，大量的丑行和大量的空想。”
你说他奇怪嘛，其实也并不奇怪。大量的丑行正是建立在大量的空想之上：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奋勇争先，都想把别人“踏上亿万只脚”，到了后来，才发现稍一不慎，自己就先“永世不得翻身”。从这个时候起，人人自危，而为了自保，在那种环境下，就要彼此践踏。被踩在脚下的人，对上面的同类做任何感想，我们不知道；上面的人，除了别人的背，脚下已没别的路可走。事实上，即使你不想践踏别人，在当时环境你也很少有别的选择，而且很多时候，你并不知道你脚下踩着别人的背。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说得好：常常使一个国家变成地狱的，正好是试图把国家变成天堂的东西。人们可以在“解放全人类”，在国家、民族、集体、人民的名义下大肆践踏个人的尊严和权利，可以以纯洁和理想为名肆意剥夺个人追求幸福和自由的权利，过度“纯洁”的理想主义无情地扼杀着人性，窒息着人的个性张扬和解放。否定了个人价值和个人欲望也就窒息了人类发展的自然动力——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全人类自由发展的前提，而不是相反。
个人崇拜和个人英雄主义的狂热以及对领袖的、花岩岗一样的坚强忠诚只会把他们连同这个世界一齐带向毁灭。正如帕斯卡尔说：人的全部尊严都在于理想，人脆如苇草，人类便也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依据。
在那个极度混乱、恐怖、窒息的年头里，社会到底还存不存在希望，会往哪个方向发展？尽管我们是聋哑学生，年龄又小，还没有社会经验，但也开始关心国家大事。全班同学都把社会上所见带回班级里交谈，手语辩论得相当激烈，态度有积极乐观，也有冷静忧郁。通过阅读大量课外书籍，凭着对历史、社会、科学真实而朴素的见解，加上不被时髦思想干扰的独立、健康的思考，使我们最终得出一个“反动透顶”的结论：科学是无法论证“万寿无疆”的，人总有一死，这是恒古不变的真理。
文化是整个社会的精神基础。课堂上，老师曾讲说：中国的文化包括世代演进的历史文化，孔孟老庄诸子百家历代学人的治国修身文化，对以上二者做出反映及解释，并供消遣的文化，以及外国流传进来的古典的、现代的混合文化，与生存本能有关的科技文化等等。
文化是一条滚滚的大河，里头的主流、支流、逆流和漩涡彼此冲激撞击才造成河流的面貌。只有一潭死水是没有逆向思维的。中国的文化是什么我也许还不清楚，因为它太多元、太丰富，但是我知道，它绝不是一潭死水。
“文化大革命”的提法，离谱到了极点，几千年的文化，岂能随便革命？“没文化”打垮了“有文化”。中国真的病了。
那个时代给了我太多的迷惘和不解。每天放学回家后，在静悄悄的黄昏，我穿过矿区的大洼地，洼地长满了各种野草荆棘，遍地坟头瓦砾，蚁虫蛇羯在草丛间乱蹦乱跳，走在洼地上，肉头蚂蚱没头没脑地往身上撞，最后来到了静静的河边。
河有沙滩，被太阳晒暖了，野鸭懒洋洋地卧在软沙里，河有石堤，缝里长出紫色的野花；河有沼泽，水鸟踩着细细的长脚在芦草丛中忽隐忽现，清风扑面，携来喝水的气息。我一阵兴奋，脱掉凉鞋，走下河岸，涉入沁凉的水里。
鱼儿总想躲在水里，鸟儿总想躲在林子里。我呢，总想躲在自己的心里——躲藏在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感到既兴奋又安全，在捉迷藏的游戏中，没有谁能赢得了我。
那时我们求学正值“文革”最后的几年当中。文革是使人如痴、如醉、神魂颠倒，到处都变得乱糟糟的岁月。在新中国最为险恶的那段日子里，在念书毫无前途问路，学问大了反而可能招灾惹祸的年头里，我们聋哑学校居然是一片“净土”，学校里充满了学习气氛，图书室里有上千种各式各样的中外文学，科学书籍。在当时只有《金光大道》等书籍年代里，我们学校能有这么多“资产阶级”书不被烧毁，真是万幸。
作为“忆苦思甜”的一个节目，学校经常组织学生们去看电影，当时中国引进的“大片”以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朝鲜、越南电影为主，都是共产主义国家，其中以朝鲜电影引进规模最为庞大。当时有句顺口溜说得非常好：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阿尔巴尼亚莫名其妙，罗马尼亚搂搂抱抱，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聋哑学校的宗旨：告别无声世界，回归主流社会。当时的主流社会竟是这样的——除了语录和选集，中国不再需要其它思想。社会上流行“知识越多越反动”，学校断断续续上课停课，我的姐姐以“红小兵”的身份“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地读完了小学、初中，接着上山下乡，在“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锻炼。矿山工厂大都停工，社会上到处闹哄哄的。尽管聋哑学校没有受到一点冲击，相反还得到“坚决保护无产阶级聋哑学校”标语和大字报。但就当时我们所获的一点知识，仍对社会上种种现象百思不得其解，难道一个国家光靠政治运动就能强大吗？一个不了解现代科学的民族能强大吗？科学，依赖于不被强权所左右的独立思考者；自由的探讨精神，乃是科学的土壤。假如把独立思想视为洪水猛兽，代价则是窒息文化发展，停滞生产力。
到处是纯洁是欲望，抽象的理想，狂热的追求，虚无渺茫的爱，愚昧的忠，为了这些“神圣的理想”可以六亲不认，可以父子成仇，唯独对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置若罔闻，视如草芥。一家平头百姓三代人因地主成分被无辜杀死后，革命者开膛破肚，掏出搏动的血淋淋的人心和烫手的人肝，说吃“新鲜”的更补身子，是在那个被扭曲所导演悲剧中典型的个案，而且不是个例。班级里有一同学亲眼目睹后，吓得大小便失禁，恶心得吃不下饭，连做恶梦一个多月。大家都从其手语看得毛骨悚然，哎呀，文革真是太可怕了，文革文革，不过是文化革命，怎么竟把人命给革了，而且又是那么丧失人性？
历史翅膀下的巨大阴影似乎一掠而过，而它留下的可怖的恶梦却要笼罩那些弱小的人的一生。不曾临其境者，的确无法想象这种生活恐怖、可怕的程度。或许，这便是某些历史迅速即被忘却的原因。
苏联作家伊利亚.爱伦堡说：“这是个奇怪的年代，大量的丑行和大量的空想。”
你说他奇怪嘛，其实也并不奇怪。大量的丑行正是建立在大量的空想之上：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奋勇争先，都想把别人“踏上亿万只脚”，到了后来，才发现稍一不慎，自己就先“永世不得翻身”。从这个时候起，人人自危，而为了自保，在那种环境下，就要彼此践踏。被踩在脚下的人，对上面的同类做任何感想，我们不知道；上面的人，除了别人的背，脚下已没别的路可走。事实上，即使你不想践踏别人，在当时环境你也很少有别的选择，而且很多时候，你并不知道你脚下踩着别人的背。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说得好：常常使一个国家变成地狱的，正好是试图把国家变成天堂的东西。人们可以在“解放全人类”，在国家、民族、集体、人民的名义下大肆践踏个人的尊严和权利，可以以纯洁和理想为名肆意剥夺个人追求幸福和自由的权利，过度“纯洁”的理想主义无情地扼杀着人性，窒息着人的个性张扬和解放。否定了个人价值和个人欲望也就窒息了人类发展的自然动力——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全人类自由发展的前提，而不是相反。
个人崇拜和个人英雄主义的狂热以及对领袖的、花岩岗一样的坚强忠诚只会把他们连同这个世界一齐带向毁灭。正如帕斯卡尔说：人的全部尊严都在于理想，人脆如苇草，人类便也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依据。
在那个极度混乱、恐怖、窒息的年头里，社会到底还存不存在希望，会往哪个方向发展？尽管我们是聋哑学生，年龄又小，还没有社会经验，但也开始关心国家大事。全班同学都把社会上所见带回班级里交谈，手语辩论得相当激烈，态度有积极乐观，也有冷静忧郁。通过阅读大量课外书籍，凭着对历史、社会、科学真实而朴素的见解，加上不被时髦思想干扰的独立、健康的思考，使我们最终得出一个“反动透顶”的结论：科学是无法论证“万寿无疆”的，人总有一死，这是恒古不变的真理。
文化是整个社会的精神基础。课堂上，老师曾讲说：中国的文化包括世代演进的历史文化，孔孟老庄诸子百家历代学人的治国修身文化，对以上二者做出反映及解释，并供消遣的文化，以及外国流传进来的古典的、现代的混合文化，与生存本能有关的科技文化等等。
文化是一条滚滚的大河，里头的主流、支流、逆流和漩涡彼此冲激撞击才造成河流的面貌。只有一潭死水是没有逆向思维的。中国的文化是什么我也许还不清楚，因为它太多元、太丰富，但是我知道，它绝不是一潭死水。
“文化大革命”的提法，离谱到了极点，几千年的文化，岂能随便革命？“没文化”打垮了“有文化”。中国真的病了。
那个时代给了我太多的迷惘和不解。每天放学回家后，在静悄悄的黄昏，我穿过矿区的大洼地，洼地长满了各种野草荆棘，遍地坟头瓦砾，蚁虫蛇羯在草丛间乱蹦乱跳，走在洼地上，肉头蚂蚱没头没脑地往身上撞，最后来到了静静的河边。
河有沙滩，被太阳晒暖了，野鸭懒洋洋地卧在软沙里，河有石堤，缝里长出紫色的野花；河有沼泽，水鸟踩着细细的长脚在芦草丛中忽隐忽现，清风扑面，携来喝水的气息。我一阵兴奋，脱掉凉鞋，走下河岸，涉入沁凉的水里。
鱼儿总想躲在水里，鸟儿总想躲在林子里。我呢，总想躲在自己的心里——躲藏在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感到既兴奋又安全，在捉迷藏的游戏中，没有谁能赢得了我。
四
一天，在上语文课时，宋老师拿着一本书走进教室，举着书激动地打手势告诉我们：这是美国盲聋哑作家海伦.凯勒写的书，书中内容根本没有残疾人的偏见，或者悲观的踪影，通篇充溢着光明和喜悦。这本书反复告诉人们的是，即使眼睛看不见，而且耳朵也听不见，但生在这个世上该是多么的幸福和美好。
啊？盲聋哑人既喜欢音乐，也歌唱月亮和星星的皎洁？这、这 、这......这怎么可能？我们这些聋哑孩子个个都吃惊得张大口。也难怪同学们不理解，盲人怎么能看见星星和月亮？聋哑人怎么能唱歌？
“是的。因为她用全身心赞美自然。刚刚看到书我也吃惊不小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障碍，象我们这样，虽然眼睛睁着，但是视觉迟钝，还不如盲人哪。”手语说到这里，宋老师满脸疚愧和感动的神情：“通过阅读这本书，我有了新的觉悟：在没有太阳的时候，我们有月亮；在没有太阳的时候，我们有星；在没有星的时候，我们有火；在连火也没有的时候，我们还有眼睛。甚至连眼睛也没有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向前，因为我们的心中有光明。”
“想起来，一首乐曲实在古怪，不是吗？贝多芬坐得端端正正，耳朵失聪，‘月光曲’的音乐，就在他脑里想起来。他用黑墨水和钢笔在纸上画出点、线、符号。为什么贝多芬能写出不朽的歌曲？首先是因为有爱，对人生、自然和生活的爱。这种巨大的爱心可以使自己完全忘记个人的痛苦和命运的不公，一心只想着奉献和创造。人类的爱心又是相通的，它会穿越地域和历史，把人类紧紧联系在一起。”宋老师的手语告诉我们。
“盲人是用心灵的眼睛看，色与形的美是什么，边想边....
聋人是用心灵的耳朵听，声音之美是什么，边想边....”
我们这些聋哑孩子从海伦.凯勒的书上读到这样的句子，真有一种身同感受的亲切。这样健康、明朗、感染力很强的书是很少见的，更了不起的是，它竟然是盲聋哑人写的。
海伦.凯勒还有一篇《假如给我三天时间》，写得非常精彩，“请你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假如你只有三天的光明，你将如何利用你的眼睛？想到三天以后，太阳再也不会在你眼前升起，你又将如何度过那宝贵的三天？你又会让你的眼睛停留在何处？
当我们真正见识到盲聋哑人的时候，我们极为震惊和不安，为自己长期以来的悲戚戚而羞愧。那是暑假过后开学的第一天，我们全校师生集合在操场上看校长手语讲话。
这时，一位中年妇女领来一位漂亮的小姑娘，那小姑娘眼睛大大的，给人以神圣感。
然而，这漂亮的小姑娘竟是盲聋哑。来这里是为了上学。因为盲校不要她，盲校是以口语来教学的，而她又聋又哑根本无法教她。聋哑学校也很为难，因为小姑娘失明，看不见手势，同样也无法教她。
于是那妇女领着小姑娘失望地走了，边走边流泪。
目送母女俩走远的背影，全校师生都很不是滋味。没有比失明更可怕的事了，这是非语言所能形容的苦恼，它会夺取一个人十分之十的世界。
这时，宋老师含着泪水走上 台上，用标准、流利的手语说：同学们，人活着，就是福气。当我们哭泣自己听不见声音，讲不出话时，我发现，有的人竟是盲聋哑......
全校师生们都感动得哭了。
下午早早放学，我骑单车赶回家。放下书包，稍微休息一会，骑单车穿过洼地穿过湿地又穿过一片深林，来到了离矿区很远的一座湖泊里。
我沿着美丽的湖岸而行，心中充满着最温情的忧伤。我激情满怀心儿扑向无数纯朴的幸福：我动情、我叹息、我流泪。
无声的空间对此天然怀有敌意。这个湖使我感到，好像它从几千年前开始，就生活在这个山沟里，从那黑黝黝的水底似乎听到某种声音。也就是说，实际上住着某种怪物....
我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湖水，想起上午在学校看到的盲聋哑小女孩。我觉得这湖水很象她。湖水想述说各种各样的事，但是不会说话。虽然能映出月亮和白云，但是它什么也看不见。好可怜呵！湖泊的胸膛装满了心，但是谁也不能理解。
还有，从矿井里拉出的乌黑铮亮的原煤，是失明的、失聪的、失语的。然而它远在我、父母、爷奶、祖先出生之前就在这个地下，而且永远活下去......
大人们都说我们这些聋哑孩子是情感淡薄的孩子。这样说是不合适的，倒不如说我们的爱是瞎的、聋的、哑的一样，只是藏在心灵深处，睡着了。因为没有过语言交流，所以，感觉到自己和别人的关联就很少，这样，爱的情感无论如何也很难发生作用。
一个人无语，二个人对话，三个人就可以聊起来。残疾人心理的最大障碍是情感的孤寂与隔膜。被隔膜的世情之外的人，离痛苦最近，离快乐很远。
宋老师总是这样教导我们——你残障的程度取决于你如何看待自己的残疾。宋老师从不允许我们为自己感到难过或因自己残障就去占别人便宜。
班级里有残听力的同学曾严肃地问宋老师：“我的声音好听吗？我是不是永远生活在边缘社会？”宋老师回答他：“你知道吗？你是天使。正常人世界和聋哑人世界都会喜欢你，因为你的声音是天籁，是无声世界的心灵之声。”
当然，我并介意自己是一个又聋又哑的人的事实，我一直坚信法国作家安东尼.德.圣.尤伯瑞的话：心灵是通向世界是唯一窗口。
活着不容易。我们这些有残疾的孩子在外面受到屈辱、挫折，都会把宋老师当做知心朋友一样倾诉，包括我们的痛苦与欢乐、理想和追求。个别心理脆弱的学生连厌世的念头也向宋老师说了。宋老师总是慈祥地安慰我们：
“生命不息，拼搏不止。即使是残疾人，他也有生机勃勃的长大成人的力量。不论什么悲惨的现实，一定挡不住你们的成长 ，我相信你们战胜困难、挺身活下去的力量。依赖于这种清醒而孤寂的力量，坚如磐石地支撑着自己残障的身躯在社会上活着，活下去！
好好活着！活着就要记住，人生最痛苦最绝望的那一刻是最难熬的一刻，但不是生命结束是最后一刻；熬过去挣过去就会开始一个重要的转折，开始一个新的辉煌历程，心软一下子熬不过去就死了，死了一切就完了。”
宋老师教我们仰望苍穹，用心灵去体会那天地间至大的伟力。对于心灵来说，这是一次伟大的解放。爱的需求或力量一旦死去，人就成为一个活着的墓穴、苛延残喘的只是一幅躯壳。
宋老师属于人类中少数几名真正坚信并且最终看到了神圣的曙光的人。很少有人能够在生命中悉心领悟，并且学会死亡这一门具有罕见的诗意的课程——宋老师却学到了！当她行走在风雨飘摇的人生旅途中，她承受了一切人所可能承受的痛苦，这痛苦 起来，最终成为她内心或灵魂世界里一种别人难以超越的境界，而在这一超常境界里，死亡慢慢地变成了她钎钎玉指间的语言，一个纯美至极的手语，那手语直插进我们心里，萦绕在心灵世界上。暴风雨过去了，留给我们的是一片雨过天晴、明净碧翠的世界。
“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要是没有了恶劣和卑下，善良和高尚又何以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残疾，健康是否因司空见惯而变得腻烦和乏味呢？假如所有的人都一样漂亮、健康、聪慧、高尚，结果会怎样呢？怕是人间的剧目就全要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条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讲到这里，宋老师的手势停了一会又说：“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正如贝多芬所说：通过苦难，走向欢乐，这是最令人感到欣慰的。”
看了这种乐观向上的手语，同学们都感受到了一种激情，一种血性。
这时，我举起手。宋老师点头示意我提问，我站起来用手语说：“老师，我不相信命运。因为人的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里，想得到什么样的幸福都可以得到，只要自己去奋斗、去拼搏！”
宋老师笑了：“可惜这并不是很有说服力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确实是要信一点命运的。臂如，一个女孩天生貌丑，另一个则天生丽质。长大了那漂亮女孩会有很多幸运，那貌丑女孩则会许多不顺利。再臂如，一个人出生在‘上层社会’，一生下来就有父母预备下的金钱和关系，给他未来的飞黄腾达打下了种种基础；另一个人出生在贫困山村的贫困之家，一落地就摊上了父母欠下的债，且这父母都是草民百姓，任何有神通的人物都不认识。你能说这两个人未来的生活完全可以一样，只要去争取就成了么？生来不一样的东西就叫命运，草草否定是没有说服力的。”
同学们纷纷点头，非常赞同宋老师的见解。宋老师接着打手势说：“必须正视命运。但这正视，又不等于向命运投降，因为命运这两个字是由‘命’和‘运’共同组成的，前者指客观基础、客观条件，后者指运动、变化。事实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运动的、变化的，连客观基础、客观条件也不是‘死’的，更何况主观因素更能使一个人的生存形态发生更大程度、更多样化的变化。生在优越之家具有优越先天条件的人，后来这个家庭一败余地，或是因为主观上不思进取、乃至堕落，沦为客观和主观都很卑贱的人，这样的例子很多。当然，相反的例子更多。看来，一个人怎样掌握自己名运，比命运是怎样更为重要。那么，怎样掌握自己的命运呢？”
宋老师指出：一是清醒、理智。在勇于向命运挑战的同时，不做超越客观条件的虚无幻想，也就是不做象聋哑人偏偏立志当歌星，患了小儿麻痹症偏偏要发誓当运动员的傻事，心思应主要用在发现自己的有利条件、成功的可能性上。二是在“勇于”上下功夫，敢于花上几倍的代价。这个道理并不难懂，因为你必须比别人多付出填补客观条件不足的那部分代价。命运最终不会亏待你。因为你所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所以，你的成功，你的幸福，在质量上也注定是优质的........
我们这些聋哑孩子看了这些充满人生哲理的手语，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不停息和忘情地鼓掌，鼓了好长时间才停住。
宋老师最后又说出令人更加难以忘怀的话：命运是不可改变的，可改变的只是我们对命运的态度。当然，只要我们能够以恰当的态度对待命运，命运也就不是那么可怕的东西了。
在恢复高考第一年，学校传来了令人吃惊的事情，八年级的学生马万宇以优异的成绩被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美术系国画班录取。宋老师慷概昂扬地说：谁说马万宇不健康不青春？他是世界上最健康最青春的人。他的学习经历令人同情，更令人敬重。他面对命运的暴虐与横逆所表现的勇敢与坚毅，他自立自强所体现的人类的自尊和崇高，不仅是我们残障学生的榜样，也是千千万万健全学生的楷模。
多彩多艺的宋老师还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了手语诗《我希望》，犹如心在召唤：
我希望，
蓝蓝的天空洒下一缕阳光，
让孩子们的心，
透明得象水晶一样。
我希望，
山涧的泉水慢慢流淌，
让孩子们的眼睛，
“听到”这美妙的歌唱。
我希望，
风儿啊！停下你匆匆的脚步，
让孩子们述说那久久埋藏在心中的梦想。
我希望，
你用温暖的手和慈爱的目光，
给我的孩子以自信和力量。
因为，他们
和你，和我
一样。
一天，在上语文课时，宋老师拿着一本书走进教室，举着书激动地打手势告诉我们：这是美国盲聋哑作家海伦.凯勒写的书，书中内容根本没有残疾人的偏见，或者悲观的踪影，通篇充溢着光明和喜悦。这本书反复告诉人们的是，即使眼睛看不见，而且耳朵也听不见，但生在这个世上该是多么的幸福和美好。
啊？盲聋哑人既喜欢音乐，也歌唱月亮和星星的皎洁？这、这 、这......这怎么可能？我们这些聋哑孩子个个都吃惊得张大口。也难怪同学们不理解，盲人怎么能看见星星和月亮？聋哑人怎么能唱歌？
“是的。因为她用全身心赞美自然。刚刚看到书我也吃惊不小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障碍，象我们这样，虽然眼睛睁着，但是视觉迟钝，还不如盲人哪。”手语说到这里，宋老师满脸疚愧和感动的神情：“通过阅读这本书，我有了新的觉悟：在没有太阳的时候，我们有月亮；在没有太阳的时候，我们有星；在没有星的时候，我们有火；在连火也没有的时候，我们还有眼睛。甚至连眼睛也没有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向前，因为我们的心中有光明。”
“想起来，一首乐曲实在古怪，不是吗？贝多芬坐得端端正正，耳朵失聪，‘月光曲’的音乐，就在他脑里想起来。他用黑墨水和钢笔在纸上画出点、线、符号。为什么贝多芬能写出不朽的歌曲？首先是因为有爱，对人生、自然和生活的爱。这种巨大的爱心可以使自己完全忘记个人的痛苦和命运的不公，一心只想着奉献和创造。人类的爱心又是相通的，它会穿越地域和历史，把人类紧紧联系在一起。”宋老师的手语告诉我们。
“盲人是用心灵的眼睛看，色与形的美是什么，边想边....
聋人是用心灵的耳朵听，声音之美是什么，边想边....”
我们这些聋哑孩子从海伦.凯勒的书上读到这样的句子，真有一种身同感受的亲切。这样健康、明朗、感染力很强的书是很少见的，更了不起的是，它竟然是盲聋哑人写的。
海伦.凯勒还有一篇《假如给我三天时间》，写得非常精彩，“请你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假如你只有三天的光明，你将如何利用你的眼睛？想到三天以后，太阳再也不会在你眼前升起，你又将如何度过那宝贵的三天？你又会让你的眼睛停留在何处？
当我们真正见识到盲聋哑人的时候，我们极为震惊和不安，为自己长期以来的悲戚戚而羞愧。那是暑假过后开学的第一天，我们全校师生集合在操场上看校长手语讲话。
这时，一位中年妇女领来一位漂亮的小姑娘，那小姑娘眼睛大大的，给人以神圣感。
然而，这漂亮的小姑娘竟是盲聋哑。来这里是为了上学。因为盲校不要她，盲校是以口语来教学的，而她又聋又哑根本无法教她。聋哑学校也很为难，因为小姑娘失明，看不见手势，同样也无法教她。
于是那妇女领着小姑娘失望地走了，边走边流泪。
目送母女俩走远的背影，全校师生都很不是滋味。没有比失明更可怕的事了，这是非语言所能形容的苦恼，它会夺取一个人十分之十的世界。
这时，宋老师含着泪水走上 台上，用标准、流利的手语说：同学们，人活着，就是福气。当我们哭泣自己听不见声音，讲不出话时，我发现，有的人竟是盲聋哑......
全校师生们都感动得哭了。
下午早早放学，我骑单车赶回家。放下书包，稍微休息一会，骑单车穿过洼地穿过湿地又穿过一片深林，来到了离矿区很远的一座湖泊里。
我沿着美丽的湖岸而行，心中充满着最温情的忧伤。我激情满怀心儿扑向无数纯朴的幸福：我动情、我叹息、我流泪。
无声的空间对此天然怀有敌意。这个湖使我感到，好像它从几千年前开始，就生活在这个山沟里，从那黑黝黝的水底似乎听到某种声音。也就是说，实际上住着某种怪物....
我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湖水，想起上午在学校看到的盲聋哑小女孩。我觉得这湖水很象她。湖水想述说各种各样的事，但是不会说话。虽然能映出月亮和白云，但是它什么也看不见。好可怜呵！湖泊的胸膛装满了心，但是谁也不能理解。
还有，从矿井里拉出的乌黑铮亮的原煤，是失明的、失聪的、失语的。然而它远在我、父母、爷奶、祖先出生之前就在这个地下，而且永远活下去......
大人们都说我们这些聋哑孩子是情感淡薄的孩子。这样说是不合适的，倒不如说我们的爱是瞎的、聋的、哑的一样，只是藏在心灵深处，睡着了。因为没有过语言交流，所以，感觉到自己和别人的关联就很少，这样，爱的情感无论如何也很难发生作用。
一个人无语，二个人对话，三个人就可以聊起来。残疾人心理的最大障碍是情感的孤寂与隔膜。被隔膜的世情之外的人，离痛苦最近，离快乐很远。
宋老师总是这样教导我们——你残障的程度取决于你如何看待自己的残疾。宋老师从不允许我们为自己感到难过或因自己残障就去占别人便宜。
班级里有残听力的同学曾严肃地问宋老师：“我的声音好听吗？我是不是永远生活在边缘社会？”宋老师回答他：“你知道吗？你是天使。正常人世界和聋哑人世界都会喜欢你，因为你的声音是天籁，是无声世界的心灵之声。”
当然，我并介意自己是一个又聋又哑的人的事实，我一直坚信法国作家安东尼.德.圣.尤伯瑞的话：心灵是通向世界是唯一窗口。
活着不容易。我们这些有残疾的孩子在外面受到屈辱、挫折，都会把宋老师当做知心朋友一样倾诉，包括我们的痛苦与欢乐、理想和追求。个别心理脆弱的学生连厌世的念头也向宋老师说了。宋老师总是慈祥地安慰我们：
“生命不息，拼搏不止。即使是残疾人，他也有生机勃勃的长大成人的力量。不论什么悲惨的现实，一定挡不住你们的成长 ，我相信你们战胜困难、挺身活下去的力量。依赖于这种清醒而孤寂的力量，坚如磐石地支撑着自己残障的身躯在社会上活着，活下去！
好好活着！活着就要记住，人生最痛苦最绝望的那一刻是最难熬的一刻，但不是生命结束是最后一刻；熬过去挣过去就会开始一个重要的转折，开始一个新的辉煌历程，心软一下子熬不过去就死了，死了一切就完了。”
宋老师教我们仰望苍穹，用心灵去体会那天地间至大的伟力。对于心灵来说，这是一次伟大的解放。爱的需求或力量一旦死去，人就成为一个活着的墓穴、苛延残喘的只是一幅躯壳。
宋老师属于人类中少数几名真正坚信并且最终看到了神圣的曙光的人。很少有人能够在生命中悉心领悟，并且学会死亡这一门具有罕见的诗意的课程——宋老师却学到了！当她行走在风雨飘摇的人生旅途中，她承受了一切人所可能承受的痛苦，这痛苦 起来，最终成为她内心或灵魂世界里一种别人难以超越的境界，而在这一超常境界里，死亡慢慢地变成了她钎钎玉指间的语言，一个纯美至极的手语，那手语直插进我们心里，萦绕在心灵世界上。暴风雨过去了，留给我们的是一片雨过天晴、明净碧翠的世界。
“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要是没有了恶劣和卑下，善良和高尚又何以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残疾，健康是否因司空见惯而变得腻烦和乏味呢？假如所有的人都一样漂亮、健康、聪慧、高尚，结果会怎样呢？怕是人间的剧目就全要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条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讲到这里，宋老师的手势停了一会又说：“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正如贝多芬所说：通过苦难，走向欢乐，这是最令人感到欣慰的。”
看了这种乐观向上的手语，同学们都感受到了一种激情，一种血性。
这时，我举起手。宋老师点头示意我提问，我站起来用手语说：“老师，我不相信命运。因为人的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里，想得到什么样的幸福都可以得到，只要自己去奋斗、去拼搏！”
宋老师笑了：“可惜这并不是很有说服力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确实是要信一点命运的。臂如，一个女孩天生貌丑，另一个则天生丽质。长大了那漂亮女孩会有很多幸运，那貌丑女孩则会许多不顺利。再臂如，一个人出生在‘上层社会’，一生下来就有父母预备下的金钱和关系，给他未来的飞黄腾达打下了种种基础；另一个人出生在贫困山村的贫困之家，一落地就摊上了父母欠下的债，且这父母都是草民百姓，任何有神通的人物都不认识。你能说这两个人未来的生活完全可以一样，只要去争取就成了么？生来不一样的东西就叫命运，草草否定是没有说服力的。”
同学们纷纷点头，非常赞同宋老师的见解。宋老师接着打手势说：“必须正视命运。但这正视，又不等于向命运投降，因为命运这两个字是由‘命’和‘运’共同组成的，前者指客观基础、客观条件，后者指运动、变化。事实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运动的、变化的，连客观基础、客观条件也不是‘死’的，更何况主观因素更能使一个人的生存形态发生更大程度、更多样化的变化。生在优越之家具有优越先天条件的人，后来这个家庭一败余地，或是因为主观上不思进取、乃至堕落，沦为客观和主观都很卑贱的人，这样的例子很多。当然，相反的例子更多。看来，一个人怎样掌握自己名运，比命运是怎样更为重要。那么，怎样掌握自己的命运呢？”
宋老师指出：一是清醒、理智。在勇于向命运挑战的同时，不做超越客观条件的虚无幻想，也就是不做象聋哑人偏偏立志当歌星，患了小儿麻痹症偏偏要发誓当运动员的傻事，心思应主要用在发现自己的有利条件、成功的可能性上。二是在“勇于”上下功夫，敢于花上几倍的代价。这个道理并不难懂，因为你必须比别人多付出填补客观条件不足的那部分代价。命运最终不会亏待你。因为你所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所以，你的成功，你的幸福，在质量上也注定是优质的........
我们这些聋哑孩子看了这些充满人生哲理的手语，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不停息和忘情地鼓掌，鼓了好长时间才停住。
宋老师最后又说出令人更加难以忘怀的话：命运是不可改变的，可改变的只是我们对命运的态度。当然，只要我们能够以恰当的态度对待命运，命运也就不是那么可怕的东西了。
在恢复高考第一年，学校传来了令人吃惊的事情，八年级的学生马万宇以优异的成绩被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美术系国画班录取。宋老师慷概昂扬地说：谁说马万宇不健康不青春？他是世界上最健康最青春的人。他的学习经历令人同情，更令人敬重。他面对命运的暴虐与横逆所表现的勇敢与坚毅，他自立自强所体现的人类的自尊和崇高，不仅是我们残障学生的榜样，也是千千万万健全学生的楷模。
多彩多艺的宋老师还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了手语诗《我希望》，犹如心在召唤：
我希望，
蓝蓝的天空洒下一缕阳光，
让孩子们的心，
透明得象水晶一样。
我希望，
山涧的泉水慢慢流淌，
让孩子们的眼睛，
“听到”这美妙的歌唱。
我希望，
风儿啊！停下你匆匆的脚步，
让孩子们述说那久久埋藏在心中的梦想。
我希望，
你用温暖的手和慈爱的目光，
给我的孩子以自信和力量。
因为，他们
和你，和我
一样。
五
当我以一般成绩完成了聋哑学校八年制学业的时候，中国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宋老师是这样评价的：闭关锁国成潭成泽成湖，改革开放成河成江成海。
尽管我受过最好的教育，但我一定是有一种极大的堕落的倾向，因为这一切变得如此之快、毫不费力，就连早熟的恺撒也望尘莫及。而且我一直被认为是幸运的，算得上聪慧、够用功。虽然又聋又哑，但长得还讨人喜欢，聋哑学校的老师们最常用的是“品学兼优”，这样一名学子，好象正一步步迈向朗天润日的前程，与什么流浪、出走、失落的一代，世路崎岖的上山下乡知青这一类名词不可能发生关联。都这么认为，我也是。
然而，内心里潜伏着某种不安的因子，却在青春期以后日益壮大了。我的生命交织着崇高与邪恶、勇敢与虚弱、正直与消沉。外在表现仍不负众望，心灵深处喧腾着莫名的骚动与苦闷。老想挣脱什么似的，渴望飞翔，渴望远方。
外面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年轻的心蠢蠢欲动，我很想到外面走一走、看一看。或者因对一切太过认真、太执著于追根究底的缘故，水一般清浅的外表下，竟是炙烫如岩浆的魂。才气纵横的20年代文人梁遇春曾如此自剖：“最感到痛苦的就是我的心太活跃了。 ”活火山一般的心是生之炼狱，埋入厚厚的哲学典籍之中，我执意探问自己的内心世界，我焦渴地寻索存在的意义、真理与价值。
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台湾政治变局的开端，是内地改革开放的初始，香港回归倒计时的时钟亦于此时转动。坚冰化开的春天并不是一桩喜庆的案件，三地同时剧变，稳定站立的人们发现脚下晃动起来，不经意间已站在了波涛汹涌的大海。
从封锁走向开放，从僵化走向解放。人性感受到压抑，环境被动抬升，个人钻开一个个小孔，先跑到冰来呼吸。
那一年，我上身的确良、下身喇叭裤，眼睛戴上蛤蟆眼镜（贴有进口商标），留了长发并烫了头，叫做流氓头。当时的发型是这样的，鬓角长长地遮住耳朵，头发略烫小波浪，后脑勺留撮“鸭屁股”。女人剪了这头，前面看上去像阿姨，后面看上去像叔叔；男人剪了这头正好相反，前面看像叔叔，后面看像阿姨。我手里拿着折叠伞，就差手提收音机了，一幅当时最流行的打扮。这些东西都是我向身为知青返城参加工作的姐姐要钱买的。
那时我喜欢到城市里晃荡，看那熙熙攘攘的路人，常常喜欢在人群里。但许多事情都有它的反面，正如我不喜欢另一个自己。情感这个东西，有时并不按道理与逻辑运行，有时情感的流变运行，不要说旁人不易理解，就是当事人自己，怕也难以说清道明。而人之为人，也正在于此。以前我总以为，我们的身和心都在同一个屋檐下，都长在一起，难分难解，是一家子，身（生理）总是听从于心（心理、大脑）的指挥或调遣。但现在我终于清楚地意识到：人的身心原来是分裂的、矛盾的，冲突的！这意识，正是一次哲学觉醒。动物并不知道这分裂，只有人知道。这其实是人的悲哀。所以，我们是无助的！
无助是人生的普遍处境。身不服从心，身心分裂，心有余而力不足，是最大的无助。
心灵世界永远不可能畅达，甚至当事人自己也不能说有清晰的自我意识。对于我的突然变化，母亲大吃一惊，想不通我的变化是如此大——从好学上进的学生变成了无所事事的二流子。
人哪，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宇宙，阴阳造化，相克相生，深奥隐秘，无穷无尽。
改革开放的空气里飘着清新和活力，它使人自由自在地呼吸、无忧无虑的尝试、无拘无束的思考、一往无前的创造。我开始过一种自由游走的生活，我在日照充足的煤城穿行，享受着自然光泽的照耀。我生活其中的矿区，是梵高作为传教士试图以基督的力量救赎的地方，也是英国军人作家T.E.劳伦斯用一生的时间逃离的地方。我一直以为梵高身处的阿尔矿区的现实就是我的现实，那里的天空布满烟尘，河流是黑色的，树木花草是黑色的，到处是矸石垒成的石屋。我随心所欲地在城市中穿行，在喧嚣的尘世中奔走，我不断地变换住在同学、亲友家，改变生活轨迹和生活内容，这样是生活让我感到舒服，使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开阔。我感到自己成了一泓流动的活水，我体验着自由生活自由思想的快活。
在我作为一个自由离子奔走是时候，长期制约我心灵的一些东西开始松动、分离、脱落，我体验着我作为个人和这个世界的真实关系，在这种体验中，我认识的重心发生了严重的位移。当我和这个世界并置时，我是重要的，如果我不存在了，对我来说这个世界也不存在了，就如笛卡尔所说：我思故我在。这样简单、浅显、朴素然而对我个人具有重要的意义的认识，使我开始珍视我个人在世间漂流所获得的经历、体验，我把它看成是我所能获得的财富。
我在社会上游荡时，结识了一些浪迹江湖的聋哑人，他们告诉我一个重要信息：推销字画很来钱。
所谓推销字画，就是利用人们对残疾人的同情心来赚钱。聋哑人卖字画有一套方法，他们专门到企事业单位，专找领导，死缠烂磨，不达目的不罢休。首先，他们先把几元进货的一幅字画定下最低价10元至最高价40元，在这个幅度内调节。在一个四十页的小本子，我看到第一页到三十九页都写满了劝人买画的字，他们有针对性地一页一页翻给你看，比如第一页写着：“我从千里远道而来，确实很辛苦，不要叫我白跑和失望回去，无论如何你们尽力照顾买一点。”如果你不理睬他，他会接着翻：“我是残疾人，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饱尝人间的辛酸，依靠双手创造生活。希望你们帮助我，让我可以早日回家。”在这些聋哑人软硬兼施的攻势下，为使他们快快离开，不少人会照顾性地买一些字画。
于是，我回到家里，让母亲给我筹措一笔钱！当时北方还保留最浓重的计划经济，母亲对我能否做成生意很怀疑，但一想到我会因此有事情可做，便东家借、西家求、七拼八凑了五百元，外加五十斤全国粮票。
在省城民政福利工艺厂，我以每幅1.80元购进150幅“进取”、“创新”、“改革开放”、“廉政建设”、“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等一大批书法山水字画。我请居委会开了张介绍信，又招了两位女同学，出卖推销字画。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引下，中国的改革有了全新的发展方向。“东西南北中，发财在广东”那时开始叫起来，我虽然听不见，但从报纸上知道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我们决定先从广东省会广州市发展。
就要出远门了。母亲给远行的儿子收拾衣物，这个过程漫长而忧伤，钟摆在时间之外，鞋在山重水复之外。
母亲送我们到车站，上车时我的背包突然被人群挤断，眼看就要到了发车时间，母亲急忙从腰间解下系扎裤子的蓝布条带子，替我把断了的背包紧紧系牢。
我打着手势问：“妈妈你怎么回家？”“不要紧，慢慢走。”我不知道母亲是怎样走回几里地的家，但我知道母爱如山似海。坐在南下的列车我暗暗地发誓：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
当我以一般成绩完成了聋哑学校八年制学业的时候，中国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宋老师是这样评价的：闭关锁国成潭成泽成湖，改革开放成河成江成海。
尽管我受过最好的教育，但我一定是有一种极大的堕落的倾向，因为这一切变得如此之快、毫不费力，就连早熟的恺撒也望尘莫及。而且我一直被认为是幸运的，算得上聪慧、够用功。虽然又聋又哑，但长得还讨人喜欢，聋哑学校的老师们最常用的是“品学兼优”，这样一名学子，好象正一步步迈向朗天润日的前程，与什么流浪、出走、失落的一代，世路崎岖的上山下乡知青这一类名词不可能发生关联。都这么认为，我也是。
然而，内心里潜伏着某种不安的因子，却在青春期以后日益壮大了。我的生命交织着崇高与邪恶、勇敢与虚弱、正直与消沉。外在表现仍不负众望，心灵深处喧腾着莫名的骚动与苦闷。老想挣脱什么似的，渴望飞翔，渴望远方。
外面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年轻的心蠢蠢欲动，我很想到外面走一走、看一看。或者因对一切太过认真、太执著于追根究底的缘故，水一般清浅的外表下，竟是炙烫如岩浆的魂。才气纵横的20年代文人梁遇春曾如此自剖：“最感到痛苦的就是我的心太活跃了。 ”活火山一般的心是生之炼狱，埋入厚厚的哲学典籍之中，我执意探问自己的内心世界，我焦渴地寻索存在的意义、真理与价值。
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台湾政治变局的开端，是内地改革开放的初始，香港回归倒计时的时钟亦于此时转动。坚冰化开的春天并不是一桩喜庆的案件，三地同时剧变，稳定站立的人们发现脚下晃动起来，不经意间已站在了波涛汹涌的大海。
从封锁走向开放，从僵化走向解放。人性感受到压抑，环境被动抬升，个人钻开一个个小孔，先跑到冰来呼吸。
那一年，我上身的确良、下身喇叭裤，眼睛戴上蛤蟆眼镜（贴有进口商标），留了长发并烫了头，叫做流氓头。当时的发型是这样的，鬓角长长地遮住耳朵，头发略烫小波浪，后脑勺留撮“鸭屁股”。女人剪了这头，前面看上去像阿姨，后面看上去像叔叔；男人剪了这头正好相反，前面看像叔叔，后面看像阿姨。我手里拿着折叠伞，就差手提收音机了，一幅当时最流行的打扮。这些东西都是我向身为知青返城参加工作的姐姐要钱买的。
那时我喜欢到城市里晃荡，看那熙熙攘攘的路人，常常喜欢在人群里。但许多事情都有它的反面，正如我不喜欢另一个自己。情感这个东西，有时并不按道理与逻辑运行，有时情感的流变运行，不要说旁人不易理解，就是当事人自己，怕也难以说清道明。而人之为人，也正在于此。以前我总以为，我们的身和心都在同一个屋檐下，都长在一起，难分难解，是一家子，身（生理）总是听从于心（心理、大脑）的指挥或调遣。但现在我终于清楚地意识到：人的身心原来是分裂的、矛盾的，冲突的！这意识，正是一次哲学觉醒。动物并不知道这分裂，只有人知道。这其实是人的悲哀。所以，我们是无助的！
无助是人生的普遍处境。身不服从心，身心分裂，心有余而力不足，是最大的无助。
心灵世界永远不可能畅达，甚至当事人自己也不能说有清晰的自我意识。对于我的突然变化，母亲大吃一惊，想不通我的变化是如此大——从好学上进的学生变成了无所事事的二流子。
人哪，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宇宙，阴阳造化，相克相生，深奥隐秘，无穷无尽。
改革开放的空气里飘着清新和活力，它使人自由自在地呼吸、无忧无虑的尝试、无拘无束的思考、一往无前的创造。我开始过一种自由游走的生活，我在日照充足的煤城穿行，享受着自然光泽的照耀。我生活其中的矿区，是梵高作为传教士试图以基督的力量救赎的地方，也是英国军人作家T.E.劳伦斯用一生的时间逃离的地方。我一直以为梵高身处的阿尔矿区的现实就是我的现实，那里的天空布满烟尘，河流是黑色的，树木花草是黑色的，到处是矸石垒成的石屋。我随心所欲地在城市中穿行，在喧嚣的尘世中奔走，我不断地变换住在同学、亲友家，改变生活轨迹和生活内容，这样是生活让我感到舒服，使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开阔。我感到自己成了一泓流动的活水，我体验着自由生活自由思想的快活。
在我作为一个自由离子奔走是时候，长期制约我心灵的一些东西开始松动、分离、脱落，我体验着我作为个人和这个世界的真实关系，在这种体验中，我认识的重心发生了严重的位移。当我和这个世界并置时，我是重要的，如果我不存在了，对我来说这个世界也不存在了，就如笛卡尔所说：我思故我在。这样简单、浅显、朴素然而对我个人具有重要的意义的认识，使我开始珍视我个人在世间漂流所获得的经历、体验，我把它看成是我所能获得的财富。
我在社会上游荡时，结识了一些浪迹江湖的聋哑人，他们告诉我一个重要信息：推销字画很来钱。
所谓推销字画，就是利用人们对残疾人的同情心来赚钱。聋哑人卖字画有一套方法，他们专门到企事业单位，专找领导，死缠烂磨，不达目的不罢休。首先，他们先把几元进货的一幅字画定下最低价10元至最高价40元，在这个幅度内调节。在一个四十页的小本子，我看到第一页到三十九页都写满了劝人买画的字，他们有针对性地一页一页翻给你看，比如第一页写着：“我从千里远道而来，确实很辛苦，不要叫我白跑和失望回去，无论如何你们尽力照顾买一点。”如果你不理睬他，他会接着翻：“我是残疾人，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饱尝人间的辛酸，依靠双手创造生活。希望你们帮助我，让我可以早日回家。”在这些聋哑人软硬兼施的攻势下，为使他们快快离开，不少人会照顾性地买一些字画。
于是，我回到家里，让母亲给我筹措一笔钱！当时北方还保留最浓重的计划经济，母亲对我能否做成生意很怀疑，但一想到我会因此有事情可做，便东家借、西家求、七拼八凑了五百元，外加五十斤全国粮票。
在省城民政福利工艺厂，我以每幅1.80元购进150幅“进取”、“创新”、“改革开放”、“廉政建设”、“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等一大批书法山水字画。我请居委会开了张介绍信，又招了两位女同学，出卖推销字画。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引下，中国的改革有了全新的发展方向。“东西南北中，发财在广东”那时开始叫起来，我虽然听不见，但从报纸上知道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我们决定先从广东省会广州市发展。
就要出远门了。母亲给远行的儿子收拾衣物，这个过程漫长而忧伤，钟摆在时间之外，鞋在山重水复之外。
母亲送我们到车站，上车时我的背包突然被人群挤断，眼看就要到了发车时间，母亲急忙从腰间解下系扎裤子的蓝布条带子，替我把断了的背包紧紧系牢。
我打着手势问：“妈妈你怎么回家？”“不要紧，慢慢走。”我不知道母亲是怎样走回几里地的家，但我知道母爱如山似海。坐在南下的列车我暗暗地发誓：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
六
坐了四昼夜火车，我们来到了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市，得改革开放之先，广州的物质生活异常丰富，弄得我们眼花缭乱，仿佛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在北方许多人在“铁饭碗”和“终身制”的体制下，为工资、职称、待遇而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广州人却一身轻松地活着。
我们找了个旅店安顿下后，不顾旅途批发劳累，抱着字画到附近一个单位，刚走进办公楼，我们被拦在大楼外面。门卫老头对我们几个随随便便往里闯很不满，训得我们莫名其妙很茫然。我们比比划划一阵，老头看不懂手语，不耐烦地挥挥手放我们进去。
偌大的办公楼，我们随便敲开一间办公室，进去后点头哈腰并伸出大拇指问好，正埋头工作或喝茶看报的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停止了动作，抬起头瞪大眼睛惊奇地望着我们。
我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纸条，毕恭毕敬四朝其中一个头儿模样的人递过去。
那人接过纸条念了起来：各位好心人，我们是来自东北的聋哑人，在福利艺术厂工作，全靠字画维持生活，请行行好，买一幅字画吧！
他们脸上顿时涌出一种同情和怜悯之色，便写在纸上问：“一幅多少钱？”
“40”我写上阿拉伯数字。
“哎呀！”他们惊叫起来，接着纷纷摇头表示不要。
初次出师不利。我们垂头丧气地回到住所，我对两位女同学说：看来咱们只有去找当官的推销了。
第二天,我们又来到这家单位,门房老头没再阻拦。我们敲开局长办公室，办公室带着浓浓的欧洲色彩，暖调的灯光、淡黄色的墙壁、古朴而精致的书架，墙上还挂了三副中国山水画。我们点头哈腰谦卑致意后，胖胖的局长对残疾人很同情，还未等我们翻日记，就收下了“廉政建设”书法画，然后大笔一挥，让我们去财务科领钱，感动得我们连连鞠躬。
小试成功。手里拿着这40元，我们欣喜若狂，利润200%，真正属于暴利。我们进了一家饭店，点了一桌好菜，兴高采烈地吃喝起来。
尝到甜头后，我们专门向领导干部推销字画。当然我们的生意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南方聋哑人下海早，所以做生意处处领先北方聋哑人一步。我们抱着字画走了很多家企事业单位，才发现很多办公室已购过不止一次的字画了。
一天，我们来到某企业，经理一看我们比比划划，就头疼得连连摆手。我一使眼神，两名同伴会意，走过去分别拽着经理的胳膊摇晃。
“不要这样”。经理被弄得很尴尬。
我打着往嘴里扒拉吃饭的手势。经理连连点头：“好，好，好！我买一副。”
在广州推销字画的过程中，遭受了多少白眼，记不清了；有过多少挫折，记不得了；得到多少鄙夷，也记不得了。只记得那段时间不辞辛苦地在广州大大小小的企事业单位穿梭，几个月每人穿坏三双鞋，100多副字画终于卖完，去除成本、路费、吃住等开销，纯赚了二千多元。在当时改革开放初期，年收入万元不仅在农村，在城市也是高收入，我们赚的钱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得知我赚了钱，昔日一起鬼混的狐朋狗友纷纷找上门来，让我请客，并纵恿我赌博。我们玩起了扑克“三打一”，一来二去，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很快输得一干二净。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事先串通好一起赢我。
输光钱那天，赌友“大发慈悲”给我留下10元钱，我拿着这钱进了小饭店。在那里，我喝得酩酊大醉，跌跌撞撞地回到家里，这是我第一次喝醉，二锅头使我身体发软，但还没有失去知觉，在我脑子里不断发出一个问题：我醉了吗？我醉了吗？.....
母亲感到吃惊，走到我身边，扶住了我。母亲的爱抚使我感到羞愧，她眼里的悲伤使我感动。我突然想哭，为了仰止这种冲动，我故意装出一副比实际要厉害得多的醉态。
母亲抚摩着我蓬乱的长头发，母爱使我感到自责。我开始感到恶心了，经过一阵剧烈的呕吐之后，母亲把我安放在炕上，用一块湿毛巾敷在我发胀欲裂的额头上。我稍微清醒一些，但是我觉得屋里摆设的一切，都好象波浪起伏一般地在晃荡。眼皮变得沉重，嘴里感到一股难受的苦味。我透过睫毛望着母亲那慈祥的面孔，不禁疚愧起来：虽然回来还清借款和粮票，但赚的钱却没有孝敬母亲一分，全让自己输光了.....
我突然感觉母亲站在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但她的手势又是那样柔和忧愁：你要是学会了喝酒，那你怎么生活呢？.......
酒醒后的那几天，我躺在炕上，不吃不喝，望着天花板发呆。母亲得知我把钱输光了，没有责备我，而是再次借来300元。
有了这些本钱，我再次进了一批字画，但这次我们没有南下，而是在家乡各厂矿推销起来。
我们来到某集体制煤矿，走进矿长办公室。矿长用手语告诉我们说已经买了一副，正在左侧小会议室挂着呢。
顺着指向，我们侧头一看，可不，会议室果真挂有一副山水画。看来是哪位同行先性一步了。我便提笔在纸上央求：矿长大人，请您再买一副吧，一对挂起来显得既般配又好看，
矿长连连摆手。两名同伴走过去纠缠起来，矿长对我们这种软磨硬泡的做法既同情更反感。被逼不过，便破例批了一麻袋专供采掘工井下吃的保健面包，这才把我们打发了。
我们把面包抬回家，分成三份。面包给的太多，吃了好长时间才吃完，以致后来一见面包我就反胃。
也是在那一年，有天我去残联办事。一出大门，眼前竟是一亮：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女孩20岁左右，她有动人的弯眉，我见过很多美女，但未曾见过如此动人的弯眉，面对我，她并不紧张，只有羞涩，像镜子一般明亮的羞涩，我喜欢看到这样的羞涩。有这样羞涩面容的女孩其面容的纯洁，是从未被岁月磨损过的梦境，是约会时的希望....
在四目对视的瞬间，如雷电相碰闪着烈焰火星，千言万语都凝聚在那黑黑的瞳仁中了。我第一次意识到她有多美，不知怎的就心慌意乱起来，有一种马上想逃掉的冲动。年轻的心啊，真是理不清楚！
像全国各地的方言一样，聋哑人群里也有自己的方言，而眼前这女孩的手势是那么标准、规范，如电视里的手语翻译一样。原来她是我的校友，比我低两级，也是宋老师教过的学生。
我扒拉台湾情句手势飞舞：你在我身边，你是一切！你不在我身边，一切是你！
“男孩跟女孩相好是件好事，只是不能胡闹.....”这女孩用简单明了的手势告诉我，她讲得很美，表现出一种高尚的思想境界，所以我深深懂得了，花没有开是不能摘的，否则就没有芳香，也不会结出果实。
人身上有各种不同的气味，有的人很浓，有的人很淡；有的气味富于魅力，有的人虽然美丽，其气味却一点也不吸引人；有的人虽无几分姿色，却有十分诱人的温馨。也许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也许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这位女孩是我见过最美丽的女孩，而且还大量散发诱人的温馨。
我拿出做生意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来追求她。两年后，她终于成为了我的妻子。
有西哲人说人的美有两种，一种是容貌之美，另一种则以尊严为主。在当代社会还要加上一条，即智慧之美。有着美貌的妻子是充满了智慧的聋哑人，爱好读书看报，还写得一手好字，显得比一般女孩学识渊博。她常常对我讲：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只有靠自己最好。不求进取是人生另外一种最大的残疾。聋哑人并不聋，真正的聋人是不肯学习的人。
妻子有文化、有教养、有魅力，头脑聪颖，思路敏捷和博才睿智。她还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眼睛是没有声音的嘴巴，它能说没有声音的言语。嘴巴能说的，它统统能说；而它能说的，嘴巴只能说其一半；无它，嘴巴只能老老实实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吐，又要考虑措施，又要考虑音调，又要考虑地点。
一千次一万次地追问你：你爱我是否胜于爱自己？一千次一万次地回答你，爱我自己也就是爱你。因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当时“一国有，二集体，不三不四干个体”情况下，接替父亲的班，在国营煤矿做放灯工作的妻子，毅然办了停薪留职手续，随我一起做字画生意。
爱情是一种心与心的默契。我们小两口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可谓绝妙。
在恳请领导购买字画时，妻子把日记本写得非常感人，一页页翻给你看，什么“人间最可贵的，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一点奉献助他人，一颗爱心好精神。”“帮助残障人，就是在使别人幸福的基础上使自己幸福”。
有些领导由于种种原因不想购字画时，妻子便翻另一种阿谀奉承的写法，“比高山广阔的，是大海；比大海深远的，是天空；比天空博大的，是领导您的心灵。”“没有人敢言自己一辈子幸运，所以我们推崇善举，而善举德行是任何一个社会和时代唯一不败的投资。”“行善就象天空降到地上的甘雨，行善是双重的幸福，受到别人行善的人感到幸福，受到别人行善的人也感到幸福.....
由于妻子写得一手催人泪下的好文字，我们的生意往往比别的聋哑人好。
坐了四昼夜火车，我们来到了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市，得改革开放之先，广州的物质生活异常丰富，弄得我们眼花缭乱，仿佛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在北方许多人在“铁饭碗”和“终身制”的体制下，为工资、职称、待遇而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广州人却一身轻松地活着。
我们找了个旅店安顿下后，不顾旅途批发劳累，抱着字画到附近一个单位，刚走进办公楼，我们被拦在大楼外面。门卫老头对我们几个随随便便往里闯很不满，训得我们莫名其妙很茫然。我们比比划划一阵，老头看不懂手语，不耐烦地挥挥手放我们进去。
偌大的办公楼，我们随便敲开一间办公室，进去后点头哈腰并伸出大拇指问好，正埋头工作或喝茶看报的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停止了动作，抬起头瞪大眼睛惊奇地望着我们。
我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纸条，毕恭毕敬四朝其中一个头儿模样的人递过去。
那人接过纸条念了起来：各位好心人，我们是来自东北的聋哑人，在福利艺术厂工作，全靠字画维持生活，请行行好，买一幅字画吧！
他们脸上顿时涌出一种同情和怜悯之色，便写在纸上问：“一幅多少钱？”
“40”我写上阿拉伯数字。
“哎呀！”他们惊叫起来，接着纷纷摇头表示不要。
初次出师不利。我们垂头丧气地回到住所，我对两位女同学说：看来咱们只有去找当官的推销了。
第二天,我们又来到这家单位,门房老头没再阻拦。我们敲开局长办公室，办公室带着浓浓的欧洲色彩，暖调的灯光、淡黄色的墙壁、古朴而精致的书架，墙上还挂了三副中国山水画。我们点头哈腰谦卑致意后，胖胖的局长对残疾人很同情，还未等我们翻日记，就收下了“廉政建设”书法画，然后大笔一挥，让我们去财务科领钱，感动得我们连连鞠躬。
小试成功。手里拿着这40元，我们欣喜若狂，利润200%，真正属于暴利。我们进了一家饭店，点了一桌好菜，兴高采烈地吃喝起来。
尝到甜头后，我们专门向领导干部推销字画。当然我们的生意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南方聋哑人下海早，所以做生意处处领先北方聋哑人一步。我们抱着字画走了很多家企事业单位，才发现很多办公室已购过不止一次的字画了。
一天，我们来到某企业，经理一看我们比比划划，就头疼得连连摆手。我一使眼神，两名同伴会意，走过去分别拽着经理的胳膊摇晃。
“不要这样”。经理被弄得很尴尬。
我打着往嘴里扒拉吃饭的手势。经理连连点头：“好，好，好！我买一副。”
在广州推销字画的过程中，遭受了多少白眼，记不清了；有过多少挫折，记不得了；得到多少鄙夷，也记不得了。只记得那段时间不辞辛苦地在广州大大小小的企事业单位穿梭，几个月每人穿坏三双鞋，100多副字画终于卖完，去除成本、路费、吃住等开销，纯赚了二千多元。在当时改革开放初期，年收入万元不仅在农村，在城市也是高收入，我们赚的钱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得知我赚了钱，昔日一起鬼混的狐朋狗友纷纷找上门来，让我请客，并纵恿我赌博。我们玩起了扑克“三打一”，一来二去，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很快输得一干二净。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事先串通好一起赢我。
输光钱那天，赌友“大发慈悲”给我留下10元钱，我拿着这钱进了小饭店。在那里，我喝得酩酊大醉，跌跌撞撞地回到家里，这是我第一次喝醉，二锅头使我身体发软，但还没有失去知觉，在我脑子里不断发出一个问题：我醉了吗？我醉了吗？.....
母亲感到吃惊，走到我身边，扶住了我。母亲的爱抚使我感到羞愧，她眼里的悲伤使我感动。我突然想哭，为了仰止这种冲动，我故意装出一副比实际要厉害得多的醉态。
母亲抚摩着我蓬乱的长头发，母爱使我感到自责。我开始感到恶心了，经过一阵剧烈的呕吐之后，母亲把我安放在炕上，用一块湿毛巾敷在我发胀欲裂的额头上。我稍微清醒一些，但是我觉得屋里摆设的一切，都好象波浪起伏一般地在晃荡。眼皮变得沉重，嘴里感到一股难受的苦味。我透过睫毛望着母亲那慈祥的面孔，不禁疚愧起来：虽然回来还清借款和粮票，但赚的钱却没有孝敬母亲一分，全让自己输光了.....
我突然感觉母亲站在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但她的手势又是那样柔和忧愁：你要是学会了喝酒，那你怎么生活呢？.......
酒醒后的那几天，我躺在炕上，不吃不喝，望着天花板发呆。母亲得知我把钱输光了，没有责备我，而是再次借来300元。
有了这些本钱，我再次进了一批字画，但这次我们没有南下，而是在家乡各厂矿推销起来。
我们来到某集体制煤矿，走进矿长办公室。矿长用手语告诉我们说已经买了一副，正在左侧小会议室挂着呢。
顺着指向，我们侧头一看，可不，会议室果真挂有一副山水画。看来是哪位同行先性一步了。我便提笔在纸上央求：矿长大人，请您再买一副吧，一对挂起来显得既般配又好看，
矿长连连摆手。两名同伴走过去纠缠起来，矿长对我们这种软磨硬泡的做法既同情更反感。被逼不过，便破例批了一麻袋专供采掘工井下吃的保健面包，这才把我们打发了。
我们把面包抬回家，分成三份。面包给的太多，吃了好长时间才吃完，以致后来一见面包我就反胃。
也是在那一年，有天我去残联办事。一出大门，眼前竟是一亮：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女孩20岁左右，她有动人的弯眉，我见过很多美女，但未曾见过如此动人的弯眉，面对我，她并不紧张，只有羞涩，像镜子一般明亮的羞涩，我喜欢看到这样的羞涩。有这样羞涩面容的女孩其面容的纯洁，是从未被岁月磨损过的梦境，是约会时的希望....
在四目对视的瞬间，如雷电相碰闪着烈焰火星，千言万语都凝聚在那黑黑的瞳仁中了。我第一次意识到她有多美，不知怎的就心慌意乱起来，有一种马上想逃掉的冲动。年轻的心啊，真是理不清楚！
像全国各地的方言一样，聋哑人群里也有自己的方言，而眼前这女孩的手势是那么标准、规范，如电视里的手语翻译一样。原来她是我的校友，比我低两级，也是宋老师教过的学生。
我扒拉台湾情句手势飞舞：你在我身边，你是一切！你不在我身边，一切是你！
“男孩跟女孩相好是件好事，只是不能胡闹.....”这女孩用简单明了的手势告诉我，她讲得很美，表现出一种高尚的思想境界，所以我深深懂得了，花没有开是不能摘的，否则就没有芳香，也不会结出果实。
人身上有各种不同的气味，有的人很浓，有的人很淡；有的气味富于魅力，有的人虽然美丽，其气味却一点也不吸引人；有的人虽无几分姿色，却有十分诱人的温馨。也许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也许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这位女孩是我见过最美丽的女孩，而且还大量散发诱人的温馨。
我拿出做生意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来追求她。两年后，她终于成为了我的妻子。
有西哲人说人的美有两种，一种是容貌之美，另一种则以尊严为主。在当代社会还要加上一条，即智慧之美。有着美貌的妻子是充满了智慧的聋哑人，爱好读书看报，还写得一手好字，显得比一般女孩学识渊博。她常常对我讲：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只有靠自己最好。不求进取是人生另外一种最大的残疾。聋哑人并不聋，真正的聋人是不肯学习的人。
妻子有文化、有教养、有魅力，头脑聪颖，思路敏捷和博才睿智。她还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眼睛是没有声音的嘴巴，它能说没有声音的言语。嘴巴能说的，它统统能说；而它能说的，嘴巴只能说其一半；无它，嘴巴只能老老实实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吐，又要考虑措施，又要考虑音调，又要考虑地点。
一千次一万次地追问你：你爱我是否胜于爱自己？一千次一万次地回答你，爱我自己也就是爱你。因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当时“一国有，二集体，不三不四干个体”情况下，接替父亲的班，在国营煤矿做放灯工作的妻子，毅然办了停薪留职手续，随我一起做字画生意。
爱情是一种心与心的默契。我们小两口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可谓绝妙。
在恳请领导购买字画时，妻子把日记本写得非常感人，一页页翻给你看，什么“人间最可贵的，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一点奉献助他人，一颗爱心好精神。”“帮助残障人，就是在使别人幸福的基础上使自己幸福”。
有些领导由于种种原因不想购字画时，妻子便翻另一种阿谀奉承的写法，“比高山广阔的，是大海；比大海深远的，是天空；比天空博大的，是领导您的心灵。”“没有人敢言自己一辈子幸运，所以我们推崇善举，而善举德行是任何一个社会和时代唯一不败的投资。”“行善就象天空降到地上的甘雨，行善是双重的幸福，受到别人行善的人感到幸福，受到别人行善的人也感到幸福.....
由于妻子写得一手催人泪下的好文字，我们的生意往往比别的聋哑人好。
七
从此，我们南下北上推销字画。我的亲友经常看到我们背着行囊走来走去，“又要出门？”和“又回来了？”是他们见我们最常说的问候手语。形形色色的照片记录着我们的足迹，一叠叠堆放在抽匣里。
生在东北的我对于自然山水并无多大的感悟力。只有处身名山大川之中的时候，才有一时的沉醉，仿佛看到了一条通道，能把自己从人生的艰难旅途上救出，进入无忧无虑的逍遥世界。那时我会欢呼雀跃，向呼啸的水、伟岸的树木、柔弱的花草倾诉情怀，尽管身边常常有美丽的爱妻陪伴。那时我不再感到跻身人类的高贵和卑贱，只觉得自己和山水花木一样有时，自生自灭。所以，背着行囊推销字画的过程中，我爱上了旅游，成了旅行爱好者。
后来，当我看到《走四方》歌词，一下子喜欢上可，觉得这歌唱到我们心里去了，我常常在心里哼哼：....看夕阳，落下去，又上来/走过了一村又一庄/有多少人走过这地方/回过头默默看，风沙弥漫/地不老，天不荒，岁月长又长/不知走到哪，有我的梦想.....
中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走进中原，就如同走进历史教科书。它猎奇性不强、不神秘也不浪漫，而是后重的、质朴沧桑的，同时也是喧嚣拥塞的，如同被柴火熏黑的灶堂，烟气十足的温暖—— 一个真正的人间。
一路行来，处处展露这一中华文明发源地丰富的历史人文景观。随便的路边青豕、灰砖飞檐中都透着历史的沧桑，更有电视中才见过的窑洞和梯田，仿佛时间的脚步在这里放得格外的慢。
这里的黄土是真正的皇天厚土的那种黄土，还有黄河，真是黄啊，那么厚重和雄浑。
中原的版图上，最令人心动的就是龙门石窟了。在我最喜欢的黄昏，我终于见到他了。我惊叹着、折服着、感动着，最后停在那座最巨大的雕塑面前，他真美啊！慈眉善目、面庞圆润，散发的圣洁而和平的光辉笼罩着四周，令四下里都一片萧穆。
帝王的荣光既带给他们自豪却也与生活无补。被越多的皇帝争战，统治得越久，土地中血泪洒落得越多；浸润越久，生命越卑微。城市中高楼和广告牌开始起来了，却仍有什么阻挡着视线，这里是民工的输入、输出地，民工挤满着一列列肮脏的火车。人们已从刚睡醒似的疑惑中猛醒过来，有些急急地想干一点什么了。
在联产承包制成功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的农村发展问题以后，当时有两种脍炙人口的歌曲很能代表那个时代人们的心情，一是《在希望的田野上》，一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一种乐观的激情弥漫着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在一种粮食大丰收，民心空前统一的美景下，中国的改革大船开始调转船头，向城市改革全面进发。这时，民工潮出现了。
中国发生的民工潮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流动之一。这种事态的发展如同19世纪欧洲产业革命时期的情况类似。人口流动在改变着中国的面貌，使她更为大都市和现代化。
在政治和文化意义上来看，民工潮对农村城市二元社会结构的冲击具有别样的意义。原先戒备森严的结构被经济和市场的力量拉开了一道口子，意味着一场大规模的信息观念传播和文化渗透，是农民现代商品经济意识的一次启蒙。
有一年春节，我和妻子是在邓小平的故乡四川广安度过的。我们都明白这一点：小平的开放政策出台后，我们才能走东西南北。
初六，我们在四川上了火车，和打工者挤在一起，奔向广东。这一路都不缺风景。我们的列车在大巴山中迎来了黎明。冬日沉红的阳光从巴山之癫的白雪上倾泻而来。这就是“巴山夜雨涨秋池”的巴山。后来铁路在高山峡谷中，在一条平静清澈的河流旁前行。河流就是汉水，它叫人想起三国的烽烟。
但当风景递次向我们迎来的时候，乘客却不观看。开车不久，他们就把车厢变成了一副农村新年世俗风情画：勾肩搭背、闲言碎语、磕瓜子、吃桔子、乱扔瓜子壳。乱扔桔子皮。久一些之后，大多数人开始沉默了，露出了一副麻木的表情。这种表情往好处说是沉默，它甚至在阳光从窗外泻进的时候，让车厢连接处变成勃朗式的油画效果，从而竟会让我有一种宗教感。这对风景的木然让我感到沉重。
时值正月，山居顶着白雪，挂着火红的春联，人们还在拉着长长的队伍走亲友拜年。这时是中国农业社会最富有人情味，最让人醉的时候，打工者节前千辛万苦奔回家乡为的就是这个。是一种什么钢铁般的力量使他们生拉硬扯塞上南下的火车？这是一种最为生硬和残酷的分别。
民工的经典表情是麻木、漠然。这就是道别后的表情，一种被割裂脐带、被强行离家，被工业社会拐带后茫然无知的表情，在这之中，我曾留意不少车上的打工少女。少女，尤其是川妹子的眼神本应是清澈明亮的，可这时都也染上了那种茫然，失去了神采。在我看来，少女都是纯洁可爱的，往后发展就是两种可能了：一是啐沫横飞的胖大妈，一种是让生活锤炼出韵味的女士。很不幸，我观察后的结论是打工少女大多会走向前者。这让人感到哀伤。这像是注定的命运。
其时，工业化的浪潮在珠江三角洲古老的大地上奔涌。昔日弥漫着田园牧歌情调的桑基鱼塘、焦林稻海上，梦幻般地冒出了一座座气势宏伟、深情冷漠的工业厂房。钢筋水泥吞噬着良田沃土，伴随耕地令人忧心地锐减，一个几何学无法解释的奇迹出现在人们眼前：昨日每亩只能承载两三人的土地，今天爆发出承载二三十人、二三百人乃至上千人的魔力。劳动过剩迅速被人口短缺危机所代替。百万本地农民“洗脚上田”，刚填平新建工厂的劳力缺口，成千上万栋新厂房又在沃野中崛起，向世人眨巴着饥饿的眼睛。珠江三角洲劳力不敷使用，中国近代史上规模空前的人口流动出现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被珠江三角洲强大的吸力吸入了她宽厚的怀抱，在这个社会经济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动人心弦、发人深思的现代剧。
在广州，我们接触过相当多的民工。民工群体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已经有意识地向市民的目标前进。这种“阶层的跃进”谈何容易。不少经济上富足起来的民工，即使西装革履，进高级酒店或宾馆也是怯生生的。那是两个不相干的世界，即使在同一个城市，有两套生活、工作、语言、交往的圈子和方式。能跨越它的人我几乎还没有看到。
而在他们背后，是传统的田园时代已经过去，甚或田园本身已经消失。在不少农村、农业生态系统已经被破坏，有价值的地皮（如景点、黄金地段、矿脉等）被资本拥有者占有，而有限的农田，其现实是大量抛荒.....
由此可见，民工潮是这样流动的：心怀向前向上的欲望，实际上背后已无退路。
从此，我们南下北上推销字画。我的亲友经常看到我们背着行囊走来走去，“又要出门？”和“又回来了？”是他们见我们最常说的问候手语。形形色色的照片记录着我们的足迹，一叠叠堆放在抽匣里。
生在东北的我对于自然山水并无多大的感悟力。只有处身名山大川之中的时候，才有一时的沉醉，仿佛看到了一条通道，能把自己从人生的艰难旅途上救出，进入无忧无虑的逍遥世界。那时我会欢呼雀跃，向呼啸的水、伟岸的树木、柔弱的花草倾诉情怀，尽管身边常常有美丽的爱妻陪伴。那时我不再感到跻身人类的高贵和卑贱，只觉得自己和山水花木一样有时，自生自灭。所以，背着行囊推销字画的过程中，我爱上了旅游，成了旅行爱好者。
后来，当我看到《走四方》歌词，一下子喜欢上可，觉得这歌唱到我们心里去了，我常常在心里哼哼：....看夕阳，落下去，又上来/走过了一村又一庄/有多少人走过这地方/回过头默默看，风沙弥漫/地不老，天不荒，岁月长又长/不知走到哪，有我的梦想.....
中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走进中原，就如同走进历史教科书。它猎奇性不强、不神秘也不浪漫，而是后重的、质朴沧桑的，同时也是喧嚣拥塞的，如同被柴火熏黑的灶堂，烟气十足的温暖—— 一个真正的人间。
一路行来，处处展露这一中华文明发源地丰富的历史人文景观。随便的路边青豕、灰砖飞檐中都透着历史的沧桑，更有电视中才见过的窑洞和梯田，仿佛时间的脚步在这里放得格外的慢。
这里的黄土是真正的皇天厚土的那种黄土，还有黄河，真是黄啊，那么厚重和雄浑。
中原的版图上，最令人心动的就是龙门石窟了。在我最喜欢的黄昏，我终于见到他了。我惊叹着、折服着、感动着，最后停在那座最巨大的雕塑面前，他真美啊！慈眉善目、面庞圆润，散发的圣洁而和平的光辉笼罩着四周，令四下里都一片萧穆。
帝王的荣光既带给他们自豪却也与生活无补。被越多的皇帝争战，统治得越久，土地中血泪洒落得越多；浸润越久，生命越卑微。城市中高楼和广告牌开始起来了，却仍有什么阻挡着视线，这里是民工的输入、输出地，民工挤满着一列列肮脏的火车。人们已从刚睡醒似的疑惑中猛醒过来，有些急急地想干一点什么了。
在联产承包制成功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的农村发展问题以后，当时有两种脍炙人口的歌曲很能代表那个时代人们的心情，一是《在希望的田野上》，一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一种乐观的激情弥漫着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在一种粮食大丰收，民心空前统一的美景下，中国的改革大船开始调转船头，向城市改革全面进发。这时，民工潮出现了。
中国发生的民工潮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流动之一。这种事态的发展如同19世纪欧洲产业革命时期的情况类似。人口流动在改变着中国的面貌，使她更为大都市和现代化。
在政治和文化意义上来看，民工潮对农村城市二元社会结构的冲击具有别样的意义。原先戒备森严的结构被经济和市场的力量拉开了一道口子，意味着一场大规模的信息观念传播和文化渗透，是农民现代商品经济意识的一次启蒙。
有一年春节，我和妻子是在邓小平的故乡四川广安度过的。我们都明白这一点：小平的开放政策出台后，我们才能走东西南北。
初六，我们在四川上了火车，和打工者挤在一起，奔向广东。这一路都不缺风景。我们的列车在大巴山中迎来了黎明。冬日沉红的阳光从巴山之癫的白雪上倾泻而来。这就是“巴山夜雨涨秋池”的巴山。后来铁路在高山峡谷中，在一条平静清澈的河流旁前行。河流就是汉水，它叫人想起三国的烽烟。
但当风景递次向我们迎来的时候，乘客却不观看。开车不久，他们就把车厢变成了一副农村新年世俗风情画：勾肩搭背、闲言碎语、磕瓜子、吃桔子、乱扔瓜子壳。乱扔桔子皮。久一些之后，大多数人开始沉默了，露出了一副麻木的表情。这种表情往好处说是沉默，它甚至在阳光从窗外泻进的时候，让车厢连接处变成勃朗式的油画效果，从而竟会让我有一种宗教感。这对风景的木然让我感到沉重。
时值正月，山居顶着白雪，挂着火红的春联，人们还在拉着长长的队伍走亲友拜年。这时是中国农业社会最富有人情味，最让人醉的时候，打工者节前千辛万苦奔回家乡为的就是这个。是一种什么钢铁般的力量使他们生拉硬扯塞上南下的火车？这是一种最为生硬和残酷的分别。
民工的经典表情是麻木、漠然。这就是道别后的表情，一种被割裂脐带、被强行离家，被工业社会拐带后茫然无知的表情，在这之中，我曾留意不少车上的打工少女。少女，尤其是川妹子的眼神本应是清澈明亮的，可这时都也染上了那种茫然，失去了神采。在我看来，少女都是纯洁可爱的，往后发展就是两种可能了：一是啐沫横飞的胖大妈，一种是让生活锤炼出韵味的女士。很不幸，我观察后的结论是打工少女大多会走向前者。这让人感到哀伤。这像是注定的命运。
其时，工业化的浪潮在珠江三角洲古老的大地上奔涌。昔日弥漫着田园牧歌情调的桑基鱼塘、焦林稻海上，梦幻般地冒出了一座座气势宏伟、深情冷漠的工业厂房。钢筋水泥吞噬着良田沃土，伴随耕地令人忧心地锐减，一个几何学无法解释的奇迹出现在人们眼前：昨日每亩只能承载两三人的土地，今天爆发出承载二三十人、二三百人乃至上千人的魔力。劳动过剩迅速被人口短缺危机所代替。百万本地农民“洗脚上田”，刚填平新建工厂的劳力缺口，成千上万栋新厂房又在沃野中崛起，向世人眨巴着饥饿的眼睛。珠江三角洲劳力不敷使用，中国近代史上规模空前的人口流动出现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被珠江三角洲强大的吸力吸入了她宽厚的怀抱，在这个社会经济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动人心弦、发人深思的现代剧。
在广州，我们接触过相当多的民工。民工群体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已经有意识地向市民的目标前进。这种“阶层的跃进”谈何容易。不少经济上富足起来的民工，即使西装革履，进高级酒店或宾馆也是怯生生的。那是两个不相干的世界，即使在同一个城市，有两套生活、工作、语言、交往的圈子和方式。能跨越它的人我几乎还没有看到。
而在他们背后，是传统的田园时代已经过去，甚或田园本身已经消失。在不少农村、农业生态系统已经被破坏，有价值的地皮（如景点、黄金地段、矿脉等）被资本拥有者占有，而有限的农田，其现实是大量抛荒.....
由此可见，民工潮是这样流动的：心怀向前向上的欲望，实际上背后已无退路。
八
推销字画行程中，我们见过各种各样的流浪者，他们操着五花八门的职业，有修理闷罐、掌鞋、弹棉花、走江湖卖艺等等，真应了那句俗话：猪往前拱，鸡往后扒。
初见中幡，真不知是派什么用场的，以为是帝王出行的旗帜。三丈多高的大竹竿上挑着一个彩色的伞，两边缀着小旗，上边挂着个铜铃铛，随着举幡人的一举一动，纷飞飘扬，煞是好看。
中幡是旧艺人通过超强度的肉体意志训而成的绝活，它有几十斤重几丈高，擎在手上不倒就不易，更不用说练几把。在一片惊呼叫好声，表演者要练出“朝天一炷香”，“霸王举鼎”、“左右盘肘”等惊险高难动作，最后要一手将中幡高高扔起来，用门牙轻轻接住。
我们还见过“天鹅下蛋”，表演者先把一个泥弹用弓打到空中，迅速打出第二弹，两蛋在空中相遇，击成碎片。观者一片欢腾。
遇到捏面人，歇歇脚，喝杯茶工夫，他就会从大袖子里掏出一个活脱脱的你来。
改革开放后，开始我们还能看到这些苦练出来的绝活儿，以后却一件件失传着，再也看不到了。大家只懂得赞叹着、敬佩着，却谁也不去学，因为生活不苦了，也就没什么人肯吃苦了。
在吉林省四平市一个小镇上，一个耍猴游戏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那可怜又可爱的小猴子在鞭子的指挥下做着指挥的动作，心情却一直很沉重。
当耍猴人演毕节目，托着大铜盘收看钱时，围观的人大多一哄而散。我拿出十元钱放入大铜盘时，那个有着一脸黝黑的肤色和深色皱纹的耍猴人突然弯下腰来，给我鞠了一躬，看那口型还好象说：谢谢！
妻子慌忙摆摆手，耍猴人抬起头惊诧地望着我们，但他不愧是久经江湖见过世面的人，很快就明白我们是聋哑人，便双手抱拳表示谢意。想不到他还懂点手语，我们便比划起来，妻子告诉他不用谢，都是在江湖上混饭的。
我们到各乡镇推销字画时，巧的是，总能碰到耍猴人也展转各乡镇表演节目，我们便兴致勃勃挤进人群观看。那猴子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听话的，有时候猴子被耍猴人用鞭子抽得乱跳时，仍拒绝演出，围观的人报以热烈的哄笑。每到这个时候，我们都很着急：不争气的小猴呀，你干嘛要叫主人难堪呢？
还有一次，我们看到耍猴人举起鞭要打猴子，那猴子立刻跳了起来，也双手揪住耍猴人的头发——这大概是它对付主人的惟一有效的方法，弄得耍猴人痛得不得不弯下腰来。
表演结束。人们尽兴散去，做鸟兽散。我们也离开了。我边走边回头，想看看叫主人出尽洋相的猴子会受到怎样的惩罚。我看见耍猴人倚墙而立，吃起了东西，小猴把自己的那一份吃了，还伸手去抢了主人的，这时我的心又悬了起来——没想到耍猴人宽厚地拍了拍猴子的脑袋，慈祥地看着它吃，没有一点生气的样子。
我明白了，因为他和猴子有着同样的命运！
我感觉到，耍猴人之于嚣凡尘世，完全是一种命运的象征。与我们聋哑人做字画生意牟取利润不同，他们终年四海为家，以天为屋以地为床，表演着他们的人生悲喜。这世上的大多数人，都生活得安定、稳固，对未来也许期待得并不多。可他们这些漂泊的人呢？他们必须展望明天，因为他们只拥有今天。而要拥有明天，就必须得漂泊和劳动。
这是一种怎样的人生呵！
他们没有家，在地球上没有一席之地来安置自己，因为他们的欢乐，他们的苦难，他们所有的岁月都在风中飘零四散。在我看来，耍猴人才真正是人生风雨的承受者，他们比一般人更懂得世态炎凉，比一般人更热爱生活，对未来的一切抱有更高的热枕，他们看起来生活得很艰难很劳累，但他们是真正的生活的朝圣者。
忘不了耍猴人那浓厚朴实，忘不了耍猴人那经过无数次风吹雨打的脸庞，忘不了他们那种悲天悯人的表情。在他们心中，一定有一种想过上点好日子的朴素愿望，这个愿望使人间充满了善良和爱心，也使这个世界充满了笑声。
是啊，耍猴人用他们全部的漂泊诠释了一种人生。这种人生就是在幽暗的人生隧道中穿行，在人类生存的底层顽强掘进。他们不留恋过去，他们只抓住今天、展望明天。在他们人生场景的一次次变换过程中，他们不仅仅经受了苦难和贫困，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笑声。
人生总是有贫困，三穷三富活到老嘛。其实大多数人早已练就了对贫困的从容，我们只是还没有学会贫困间隙的快活。我们太注重了对苦难的警觉，所以太忽视提醒幸福。
离开四平后，我们又向新的地方出发，二年后，我们来到山西运城推销字画。为熟悉这座城市，一天下午，我闲逛在暮色苍茫的大街上，猛一抬头，又看见了他——我曾经给过十元看钱的耍猴人正朝我迎面走来，手里牵着一条绳子，绳子的另一头系着一只猴子。他戴一顶褪色的破毡帽，目光苍茫而又呆滞。在他和我相互擦身而过的时候，他已经认不出我了。目送他渐行渐远的背影，一种难以言喻的悲哀紧紧攫住了我的心胸。
后来，我还遇到多少像他那样善良、孤独，被生活抛弃的人啊.....
在路上，我们还多次看见一位流浪诗人，他背着破包走遍了中国，衣衫褴褛，须发飘扬，尽管他的眸子燃烧着激情和理想的火花，颌下的大胡子也很象泰戈尔，但我们还是感到有什么不对劲——他无疑是一位精神之王，但是没有一条象样的裤子穿。
改革开放后，诗人是一年比一年多了，但读诗的反而越来越少，到最后写诗的比读诗的还要多。当我们在报刊杂志中不时看到诗人自杀与杀人，总使我们感慨万千、浮想联翩。特别是食指写了非常乐观的诗《相信未来》，而他本人患上精神病了，还有海子写了非常著名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但最后竟然自杀了，更使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在我看来，有钱未必有学，可是钱更求不到学，精神文明是建立在物质文明基础上，只有肚子饱了，读书看报才不会头昏眼花。诗歌无非是一种调节生活的平衡器，一件堪以对抗世界的有力工具——有时是一间逃避痛苦寄托幽思的精神密室，寄生于艺术的幽香里，一如虱子寄生于美人的云鬓；有时是一件用于分泌情感的便壶或点缀生活的花瓶，方便实用；有时干脆就是一只玩偶，用来打发生活无聊而琐碎的时光。这种工具类似屠夫手上的杀猪刀与嫖客常用的安全套，大可以向生活中更多发起猛烈的攻击又有利于防卫。哪能艺术高于生活呢？
妻子说得好：诗人就是心智已经成年而心灵如婴儿的人。
在北京推销字画时，我们住在北太平庄一家最便宜的小旅店。同室宿友多是电影界人士，住的时间长了，我们便成了朋友，经常连写带比划地交流思想。
那时由于电视、录相开始大量普及，电影走向不景气，他们拿着剧本，却找不到资金拍摄。同室有一个叫向阳的，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他给我看他写的剧本。我读完这厚厚一叠剧本，觉得内容象白开水一样，不疼不痒，脱离现实。在纸上我表达了看法：“创作素材必须来自生活，越生动，就越能吸引人；越真实，生命力才会越长久。写作品从看好书开始，当然这还不够，你必须有‘小说细胞’，才能写好剧本。”向阳连连点头，并伸出大拇指，夸我的见解。
在北京各大小单位推销字画时，经常能碰到电影界人士，象我们聋哑人一样，怀抱一叠剧本，面对“推销者勿入”的牌子。艰难地推开一家又一家单位。在各种各样的脸色面前，自尊心严重受挫，理想变成了杀手。
他们便将希望寄托于人际关系上，千方百计广交朋友，在逢场作戏中盼望碰到大哥能帮小弟一把。但大哥总在别处，希望总在远方。有一天突然会有“老板”拿走你的剧本，一年半载后，才发现“老板”也在空手套白狼，而且也不是高手。也有人在向外国“公关”，参加几次外交公寓沙龙后，才发现洋务难搞，老外也一样实际。大小娱乐报刊你方唱罢我登场，一片繁荣景象。机会看起来很多却无从下手。弄得电影越来越像江湖，媒体谈论第几代和第几代，就象谈论两个帮派，引起恩恩怨怨，谈电影就象在传闲话，也等于谈钱。
电影的江湖气味似乎越来越浓厚了，就连那些自以为可以置身事外的高人也无法逃脱被其操纵的宿命。电影圈嘛，一个又一个圈嘛，这样的江湖，可不是你想抽身就可以抽身的。电影有很多大梦，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苦楚。电影犹如卡夫卡笔下的城堡，你越想接近它的中心你越在远离。
推销字画行程中，我们见过各种各样的流浪者，他们操着五花八门的职业，有修理闷罐、掌鞋、弹棉花、走江湖卖艺等等，真应了那句俗话：猪往前拱，鸡往后扒。
初见中幡，真不知是派什么用场的，以为是帝王出行的旗帜。三丈多高的大竹竿上挑着一个彩色的伞，两边缀着小旗，上边挂着个铜铃铛，随着举幡人的一举一动，纷飞飘扬，煞是好看。
中幡是旧艺人通过超强度的肉体意志训而成的绝活，它有几十斤重几丈高，擎在手上不倒就不易，更不用说练几把。在一片惊呼叫好声，表演者要练出“朝天一炷香”，“霸王举鼎”、“左右盘肘”等惊险高难动作，最后要一手将中幡高高扔起来，用门牙轻轻接住。
我们还见过“天鹅下蛋”，表演者先把一个泥弹用弓打到空中，迅速打出第二弹，两蛋在空中相遇，击成碎片。观者一片欢腾。
遇到捏面人，歇歇脚，喝杯茶工夫，他就会从大袖子里掏出一个活脱脱的你来。
改革开放后，开始我们还能看到这些苦练出来的绝活儿，以后却一件件失传着，再也看不到了。大家只懂得赞叹着、敬佩着，却谁也不去学，因为生活不苦了，也就没什么人肯吃苦了。
在吉林省四平市一个小镇上，一个耍猴游戏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那可怜又可爱的小猴子在鞭子的指挥下做着指挥的动作，心情却一直很沉重。
当耍猴人演毕节目，托着大铜盘收看钱时，围观的人大多一哄而散。我拿出十元钱放入大铜盘时，那个有着一脸黝黑的肤色和深色皱纹的耍猴人突然弯下腰来，给我鞠了一躬，看那口型还好象说：谢谢！
妻子慌忙摆摆手，耍猴人抬起头惊诧地望着我们，但他不愧是久经江湖见过世面的人，很快就明白我们是聋哑人，便双手抱拳表示谢意。想不到他还懂点手语，我们便比划起来，妻子告诉他不用谢，都是在江湖上混饭的。
我们到各乡镇推销字画时，巧的是，总能碰到耍猴人也展转各乡镇表演节目，我们便兴致勃勃挤进人群观看。那猴子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听话的，有时候猴子被耍猴人用鞭子抽得乱跳时，仍拒绝演出，围观的人报以热烈的哄笑。每到这个时候，我们都很着急：不争气的小猴呀，你干嘛要叫主人难堪呢？
还有一次，我们看到耍猴人举起鞭要打猴子，那猴子立刻跳了起来，也双手揪住耍猴人的头发——这大概是它对付主人的惟一有效的方法，弄得耍猴人痛得不得不弯下腰来。
表演结束。人们尽兴散去，做鸟兽散。我们也离开了。我边走边回头，想看看叫主人出尽洋相的猴子会受到怎样的惩罚。我看见耍猴人倚墙而立，吃起了东西，小猴把自己的那一份吃了，还伸手去抢了主人的，这时我的心又悬了起来——没想到耍猴人宽厚地拍了拍猴子的脑袋，慈祥地看着它吃，没有一点生气的样子。
我明白了，因为他和猴子有着同样的命运！
我感觉到，耍猴人之于嚣凡尘世，完全是一种命运的象征。与我们聋哑人做字画生意牟取利润不同，他们终年四海为家，以天为屋以地为床，表演着他们的人生悲喜。这世上的大多数人，都生活得安定、稳固，对未来也许期待得并不多。可他们这些漂泊的人呢？他们必须展望明天，因为他们只拥有今天。而要拥有明天，就必须得漂泊和劳动。
这是一种怎样的人生呵！
他们没有家，在地球上没有一席之地来安置自己，因为他们的欢乐，他们的苦难，他们所有的岁月都在风中飘零四散。在我看来，耍猴人才真正是人生风雨的承受者，他们比一般人更懂得世态炎凉，比一般人更热爱生活，对未来的一切抱有更高的热枕，他们看起来生活得很艰难很劳累，但他们是真正的生活的朝圣者。
忘不了耍猴人那浓厚朴实，忘不了耍猴人那经过无数次风吹雨打的脸庞，忘不了他们那种悲天悯人的表情。在他们心中，一定有一种想过上点好日子的朴素愿望，这个愿望使人间充满了善良和爱心，也使这个世界充满了笑声。
是啊，耍猴人用他们全部的漂泊诠释了一种人生。这种人生就是在幽暗的人生隧道中穿行，在人类生存的底层顽强掘进。他们不留恋过去，他们只抓住今天、展望明天。在他们人生场景的一次次变换过程中，他们不仅仅经受了苦难和贫困，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笑声。
人生总是有贫困，三穷三富活到老嘛。其实大多数人早已练就了对贫困的从容，我们只是还没有学会贫困间隙的快活。我们太注重了对苦难的警觉，所以太忽视提醒幸福。
离开四平后，我们又向新的地方出发，二年后，我们来到山西运城推销字画。为熟悉这座城市，一天下午，我闲逛在暮色苍茫的大街上，猛一抬头，又看见了他——我曾经给过十元看钱的耍猴人正朝我迎面走来，手里牵着一条绳子，绳子的另一头系着一只猴子。他戴一顶褪色的破毡帽，目光苍茫而又呆滞。在他和我相互擦身而过的时候，他已经认不出我了。目送他渐行渐远的背影，一种难以言喻的悲哀紧紧攫住了我的心胸。
后来，我还遇到多少像他那样善良、孤独，被生活抛弃的人啊.....
在路上，我们还多次看见一位流浪诗人，他背着破包走遍了中国，衣衫褴褛，须发飘扬，尽管他的眸子燃烧着激情和理想的火花，颌下的大胡子也很象泰戈尔，但我们还是感到有什么不对劲——他无疑是一位精神之王，但是没有一条象样的裤子穿。
改革开放后，诗人是一年比一年多了，但读诗的反而越来越少，到最后写诗的比读诗的还要多。当我们在报刊杂志中不时看到诗人自杀与杀人，总使我们感慨万千、浮想联翩。特别是食指写了非常乐观的诗《相信未来》，而他本人患上精神病了，还有海子写了非常著名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但最后竟然自杀了，更使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在我看来，有钱未必有学，可是钱更求不到学，精神文明是建立在物质文明基础上，只有肚子饱了，读书看报才不会头昏眼花。诗歌无非是一种调节生活的平衡器，一件堪以对抗世界的有力工具——有时是一间逃避痛苦寄托幽思的精神密室，寄生于艺术的幽香里，一如虱子寄生于美人的云鬓；有时是一件用于分泌情感的便壶或点缀生活的花瓶，方便实用；有时干脆就是一只玩偶，用来打发生活无聊而琐碎的时光。这种工具类似屠夫手上的杀猪刀与嫖客常用的安全套，大可以向生活中更多发起猛烈的攻击又有利于防卫。哪能艺术高于生活呢？
妻子说得好：诗人就是心智已经成年而心灵如婴儿的人。
在北京推销字画时，我们住在北太平庄一家最便宜的小旅店。同室宿友多是电影界人士，住的时间长了，我们便成了朋友，经常连写带比划地交流思想。
那时由于电视、录相开始大量普及，电影走向不景气，他们拿着剧本，却找不到资金拍摄。同室有一个叫向阳的，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他给我看他写的剧本。我读完这厚厚一叠剧本，觉得内容象白开水一样，不疼不痒，脱离现实。在纸上我表达了看法：“创作素材必须来自生活，越生动，就越能吸引人；越真实，生命力才会越长久。写作品从看好书开始，当然这还不够，你必须有‘小说细胞’，才能写好剧本。”向阳连连点头，并伸出大拇指，夸我的见解。
在北京各大小单位推销字画时，经常能碰到电影界人士，象我们聋哑人一样，怀抱一叠剧本，面对“推销者勿入”的牌子。艰难地推开一家又一家单位。在各种各样的脸色面前，自尊心严重受挫，理想变成了杀手。
他们便将希望寄托于人际关系上，千方百计广交朋友，在逢场作戏中盼望碰到大哥能帮小弟一把。但大哥总在别处，希望总在远方。有一天突然会有“老板”拿走你的剧本，一年半载后，才发现“老板”也在空手套白狼，而且也不是高手。也有人在向外国“公关”，参加几次外交公寓沙龙后，才发现洋务难搞，老外也一样实际。大小娱乐报刊你方唱罢我登场，一片繁荣景象。机会看起来很多却无从下手。弄得电影越来越像江湖，媒体谈论第几代和第几代，就象谈论两个帮派，引起恩恩怨怨，谈电影就象在传闲话，也等于谈钱。
电影的江湖气味似乎越来越浓厚了，就连那些自以为可以置身事外的高人也无法逃脱被其操纵的宿命。电影圈嘛，一个又一个圈嘛，这样的江湖，可不是你想抽身就可以抽身的。电影有很多大梦，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苦楚。电影犹如卡夫卡笔下的城堡，你越想接近它的中心你越在远离。
尊敬的浪子胡成：您好，得到您的两个留言夸奖，我非常感动，知我者，乃真朋友。没想到您的留言不多，但能看出您的文字功力，您属于博览群书、才华横溢的人物。再次谢谢您的支持和关注，不胜感谢！
九
在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第一次见到大海，我兴奋得睡不着觉，把妻子扔在旅店里，一个人跑到海边。
我坐在海滩上，象个孩子那样好奇而紧张。海滩是由无数粗盐似的沙子铺就。当我第一脚踩上去时竟有些胆怯，天墨黑墨黑的，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远处海平面上黑沉沉的岛屿，和浪涛里偶尔闪亮的海藻。
不知为什么，我为夜的深黑感到高兴。没有人会注意我，我把自己完全交给了大海。这种旅行方式有点像在跟一个情人幽会：当我进屋时我什么也没说，我直接就一把抓住她，把她楼在怀里——我就这样无限温存地坐在海边。
世界本没有什么恩怨，有的只是潮起潮落。夜间大海的浪涛声我听不见，但感到亲切而熟悉。我觉得那浪涛完全像是人的身心以外的声音，非常坚实，非常荒凉。仿佛在那声音里同时有两股敌对的势力，其中一半表示和解，在劝说你，在抚慰你；另一半却表现出如此的怨愤，在激怒你，在辱骂你。似乎夜气中充满了羞耻，狂躁的眼泪，但几乎同一秒钟又平息下来.....这样浩大的抗争彻夜不停。可以说，听力失聪的我在这海的声音里忘掉了世上的所有际遇。同时感到自己恍惚象个巨人，如此地结实和健康。是的，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会面——在我与那么多的人和事相遇以后。
黎明时分，我终于清清楚楚看见汹涌澎湃、辽阔无际的大海，回想起以往的灾灾难难、忧郁苦闷，不觉失笑：一个人若有大海般的坦荡胸怀，还有什么愁绪不可解呢？于是豁然顿悟中捕捉了两句人生感悟：天地如此广阔，人生何须志短。
几个月后，坐船离开大连去蓬莱。船在月光与水波织成的羽纱中飘荡。我躺在铺位上，用心灵之耳倾听那海风海浪的细语，身子轻轻地摇晃着，不由想起那唱着催眠曲的母亲，和她手里的摇篮。本来，地球上并没有生命，是大海这个母亲，她亿万年来哼着歌儿，不知疲倦地摇着、摇着，摇出了浮浮生物，摇出了鱼类，摇出了两栖动物，脊椎动物，直到有猴、有猿、有人。我们就是这样一步步地从大海里走来。难怪人对大海总是眷恋。
当船冲上波峰时，就象车子冲上了悬崖，船头本来就是向上昂首的，再经波峰一托，就直向天空，不见前路，连心里都是空荡荡的了。我们象一个婴儿被巨人高高地抛向天空，心中一惊，又被轻轻地接住。大海的涌波越来越急，我们被推来搡去，象一个刚学步的小孩在蹒跚地行走。我不知道这海有多深，下面有什么在鼓噪；不知道这海有多宽，尽头有谁在抽动它；不知道天有多高，上面有什么东西在抓细着海水。这时我才感觉到要想了解自然的伟大莫过于探海了。在陆地上登山，再高再陡的山也是脚踏实地，可停可歇。而且你一旦登上了顶峰，就会有一种已经把它踩在脚下的自豪感。可是在海里呢？你始终是如来佛手心里的小猴子，你才感到人的渺小，你才理解人为什么要在自然之上幻化出一个神，来弥补自己对于自然的屈从。
来到蓬莱已是秋天，秋天的海边，海风吹着，使人渐生凉意。这个旅游城市过了旅游旺季，就开始萧条了，有些疗养院和旅馆已经关门，服务员也回家了。剩下还开张的对外营业的疗养院和旅馆，也可以由着客人砍价，现在仅是旺季时的一半价格就可以住进去。一到夜间，由于许多房子都是空的，黑灯瞎火，真是荒凉。所以秋天去蓬莱阁及蓬莱水城旅游，真是逆潮而行。但是能再次见到大海，不管是什么季节，都是让人心旷神怡的。
傍晚，从蓬莱阁海边往住宿的地方走，街面越来越暗。在小城的十字街头，三两个小摊，还在支着，有卖熟食的、有卖水果的、有卖冷饮的、有卖花生瓜子的。使我很久不能忘记的是那冷饮摊的摊主，尽管冷天没多少人吃冷饮，尽管夜幕已经把蓬莱市的秋天包了个严实，尽管遥远的天空中寒星在闪烁，卖冷饮的中年男子在夜风中缩着身子，就着他摊子的竹竿挂着的电灯光，正在看一本书。
“这个人是谁？”我的脑海里不禁浮现出卡夫卡《审判》的情节。当K被两个陌生人押赴采石场暗夜行刑时，石场旁边的屋顶窗户有人探出身来。卡夫卡以一个文学巨匠和哲学大师的笔调追问道：“这个人是谁？一个朋友？一个好人？一个同情者？一个愿意提供帮助的人？仅仅是他一个人吗？还是整个人类？.....”
那个时候,我在蓬莱阁的暗夜，看着这个读书的男子，脑海中也闪现了一系列问号：“这个人是谁？一个小贩子？一个丈夫或父亲？他的妻子和孩子是否在等着他回家去吃晚饭？天这么黑了他为什么还不收摊回家？没赚够今天的钱不敢回家？他指望着再等等或许能卖出点冷饮？他看的是什么书？——武侠还是散文或诗歌？当然不会是卡夫卡的作品吧？他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一类人中的一个？”
我宁可相信他是一群人中间的一个，暗夜里还在等待着一个也可能永远不来的顾客。我想起了在家乡矿区，目睹一个在井下事故中失去双腿的老矿工坐在手摇轮车上，黄昏中守着铁皮大油桶改制的烤箱卖地瓜，这个人也曾经是一个儿子、孙子，而现在也可能是一个父亲，一个祖父。我还想起我们在石家庄卖字画时，沿街到处都是等待人光顾的擦鞋女，她们来自农村，也曾经是一个女儿，而现在是一个母亲、一个妻子，她们也可能用自己的汗水和泪水挣来的钱，供自己的子女上学，好将来跳出农村？ 甚至还回忆起在广州火车站，看见一个卖报童被一个穿警服的人拳打脚踢，围观的人很多，但都敢怒不敢言。那个挨打的报童是谁？他的父母是不是还在等着孩子平安回家？
你也许和许多小贩子打过交道，但你是否留意过他们、观察过他们？或许你自己也是小贩？或许你也是小贩的子女抑或父母？如果你作为顾客去买他们的东西，是不是想过他们为生存出过的汗水、泪水和努力？或许他们的艰辛，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蓬莱阁的暗夜，想起这座夏天许多人避暑的旅游城市也有如此辛勤的底层人，我就坚信起人类的生存欲望。活着不容易，活着更是一场努力。夜再黑，而希望，则是人夜行中不变的光亮。
在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第一次见到大海，我兴奋得睡不着觉，把妻子扔在旅店里，一个人跑到海边。
我坐在海滩上，象个孩子那样好奇而紧张。海滩是由无数粗盐似的沙子铺就。当我第一脚踩上去时竟有些胆怯，天墨黑墨黑的，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远处海平面上黑沉沉的岛屿，和浪涛里偶尔闪亮的海藻。
不知为什么，我为夜的深黑感到高兴。没有人会注意我，我把自己完全交给了大海。这种旅行方式有点像在跟一个情人幽会：当我进屋时我什么也没说，我直接就一把抓住她，把她楼在怀里——我就这样无限温存地坐在海边。
世界本没有什么恩怨，有的只是潮起潮落。夜间大海的浪涛声我听不见，但感到亲切而熟悉。我觉得那浪涛完全像是人的身心以外的声音，非常坚实，非常荒凉。仿佛在那声音里同时有两股敌对的势力，其中一半表示和解，在劝说你，在抚慰你；另一半却表现出如此的怨愤，在激怒你，在辱骂你。似乎夜气中充满了羞耻，狂躁的眼泪，但几乎同一秒钟又平息下来.....这样浩大的抗争彻夜不停。可以说，听力失聪的我在这海的声音里忘掉了世上的所有际遇。同时感到自己恍惚象个巨人，如此地结实和健康。是的，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会面——在我与那么多的人和事相遇以后。
黎明时分，我终于清清楚楚看见汹涌澎湃、辽阔无际的大海，回想起以往的灾灾难难、忧郁苦闷，不觉失笑：一个人若有大海般的坦荡胸怀，还有什么愁绪不可解呢？于是豁然顿悟中捕捉了两句人生感悟：天地如此广阔，人生何须志短。
几个月后，坐船离开大连去蓬莱。船在月光与水波织成的羽纱中飘荡。我躺在铺位上，用心灵之耳倾听那海风海浪的细语，身子轻轻地摇晃着，不由想起那唱着催眠曲的母亲，和她手里的摇篮。本来，地球上并没有生命，是大海这个母亲，她亿万年来哼着歌儿，不知疲倦地摇着、摇着，摇出了浮浮生物，摇出了鱼类，摇出了两栖动物，脊椎动物，直到有猴、有猿、有人。我们就是这样一步步地从大海里走来。难怪人对大海总是眷恋。
当船冲上波峰时，就象车子冲上了悬崖，船头本来就是向上昂首的，再经波峰一托，就直向天空，不见前路，连心里都是空荡荡的了。我们象一个婴儿被巨人高高地抛向天空，心中一惊，又被轻轻地接住。大海的涌波越来越急，我们被推来搡去，象一个刚学步的小孩在蹒跚地行走。我不知道这海有多深，下面有什么在鼓噪；不知道这海有多宽，尽头有谁在抽动它；不知道天有多高，上面有什么东西在抓细着海水。这时我才感觉到要想了解自然的伟大莫过于探海了。在陆地上登山，再高再陡的山也是脚踏实地，可停可歇。而且你一旦登上了顶峰，就会有一种已经把它踩在脚下的自豪感。可是在海里呢？你始终是如来佛手心里的小猴子，你才感到人的渺小，你才理解人为什么要在自然之上幻化出一个神，来弥补自己对于自然的屈从。
来到蓬莱已是秋天，秋天的海边，海风吹着，使人渐生凉意。这个旅游城市过了旅游旺季，就开始萧条了，有些疗养院和旅馆已经关门，服务员也回家了。剩下还开张的对外营业的疗养院和旅馆，也可以由着客人砍价，现在仅是旺季时的一半价格就可以住进去。一到夜间，由于许多房子都是空的，黑灯瞎火，真是荒凉。所以秋天去蓬莱阁及蓬莱水城旅游，真是逆潮而行。但是能再次见到大海，不管是什么季节，都是让人心旷神怡的。
傍晚，从蓬莱阁海边往住宿的地方走，街面越来越暗。在小城的十字街头，三两个小摊，还在支着，有卖熟食的、有卖水果的、有卖冷饮的、有卖花生瓜子的。使我很久不能忘记的是那冷饮摊的摊主，尽管冷天没多少人吃冷饮，尽管夜幕已经把蓬莱市的秋天包了个严实，尽管遥远的天空中寒星在闪烁，卖冷饮的中年男子在夜风中缩着身子，就着他摊子的竹竿挂着的电灯光，正在看一本书。
“这个人是谁？”我的脑海里不禁浮现出卡夫卡《审判》的情节。当K被两个陌生人押赴采石场暗夜行刑时，石场旁边的屋顶窗户有人探出身来。卡夫卡以一个文学巨匠和哲学大师的笔调追问道：“这个人是谁？一个朋友？一个好人？一个同情者？一个愿意提供帮助的人？仅仅是他一个人吗？还是整个人类？.....”
那个时候,我在蓬莱阁的暗夜，看着这个读书的男子，脑海中也闪现了一系列问号：“这个人是谁？一个小贩子？一个丈夫或父亲？他的妻子和孩子是否在等着他回家去吃晚饭？天这么黑了他为什么还不收摊回家？没赚够今天的钱不敢回家？他指望着再等等或许能卖出点冷饮？他看的是什么书？——武侠还是散文或诗歌？当然不会是卡夫卡的作品吧？他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一类人中的一个？”
我宁可相信他是一群人中间的一个，暗夜里还在等待着一个也可能永远不来的顾客。我想起了在家乡矿区，目睹一个在井下事故中失去双腿的老矿工坐在手摇轮车上，黄昏中守着铁皮大油桶改制的烤箱卖地瓜，这个人也曾经是一个儿子、孙子，而现在也可能是一个父亲，一个祖父。我还想起我们在石家庄卖字画时，沿街到处都是等待人光顾的擦鞋女，她们来自农村，也曾经是一个女儿，而现在是一个母亲、一个妻子，她们也可能用自己的汗水和泪水挣来的钱，供自己的子女上学，好将来跳出农村？ 甚至还回忆起在广州火车站，看见一个卖报童被一个穿警服的人拳打脚踢，围观的人很多，但都敢怒不敢言。那个挨打的报童是谁？他的父母是不是还在等着孩子平安回家？
你也许和许多小贩子打过交道，但你是否留意过他们、观察过他们？或许你自己也是小贩？或许你也是小贩的子女抑或父母？如果你作为顾客去买他们的东西，是不是想过他们为生存出过的汗水、泪水和努力？或许他们的艰辛，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蓬莱阁的暗夜，想起这座夏天许多人避暑的旅游城市也有如此辛勤的底层人，我就坚信起人类的生存欲望。活着不容易，活着更是一场努力。夜再黑，而希望，则是人夜行中不变的光亮。
十一
走进大西北，在茫茫的戈壁滩上，放眼望去，总觉得近处是戈壁，远处还是戈壁，一阵阵风吹来，让你感到浑浑沌沌的一片。这时，我才体味到绿色是多么的珍贵。
一位作家曾说过这样的话：在这里看到绿色是一种享受，使人能像看到久别的恋人一样充满热情和激动，甚至会激动得落下泪来。
他这话说得一点不过分，在沙丘绵绵的戈壁滩上，不要说看见一片绿洲，哪怕是见到一棵树、一棵草，你都会感到眼睛一亮，心里一震。有时车坐久了，你会感到难耐的恹懒，这时，你心中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企盼，盼着眼前能尽快出现一片绿色，因为只有赶到那片绿色的地方，才有人家，才有生气。说得更贴切一些，那儿是一个生命的驿站。只有赶到那儿，才有水喝，才有饭吃，才能补充上体力，然后狠狠心，再踏上那一眼望不到边的沙漠之路。这一个一个的驿站连接起来，就是那条积淀着厚厚中国文化和展现着无数生命光彩的丝绸之路，没有这一个个绿色的驿站，无论是汉代时浑厚的笛声，还是唐代欢快的驼铃，都不可能在这茫茫的大漠上流淌，更不要说宋时那凄怨的箫声和明清悠扬的琴韵了。即便是一代天骄那踏碎马蹄的“得得”声，也迸发不出山川震撼的回想，没有这绿色的驿站，出使西域的张骞，西去印度取经的玄奘，无论其有多么坚韧的毅力，都不可能达到他们事业光辉的顶点。
如果人们在瞻仰大海时联想到生命的话，在看见一望无际的沙漠时必然联想到死亡。
继建立特区、沿海城市开放的格局，开放使老百姓得到实惠，中国人民的整体生活质量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但是，这种提高，不能不看到是有差别的。其中突出的是一个“东西问题”，即东西部发展不平衡，西部尤其是西北地区，与东部的差距越拉越大。西北有一句顺口溜很能说明问题：
祖上以打猎为生，
爷爷卖上等木材为生。
父亲以劈柴和菜墩为生。
儿子以卖根雕原料为生。
在山地、在草原、在沙漠边缘的绿洲，苍黄的泥土和石头，就象大地裸露的肌肤，毫无遮挡地经受着风雨的侵蚀。我们贫穷的同胞的求生方式，构成了对生态的破坏，生态的破坏不仅进一步危及他们的生活，并危及中华民族的生存。
在甘肃某县推销字画，为节省住宿费，我们请当地残联介绍一个房子。残联给我们安排在县城附近农村一户农家，房东是回族，叫姜丛海，妻子叫张淑华，均是聋哑人。他们有二个健全孩子，一个9岁，一个5岁。
姜丛海家里很穷，全部的财产有三间土坯房，一辆架子车、一头猪崽、一床棉被、50斤小麦种和一只化肥袋的洋芋。有两亩承包地，一亩种马铃薯，一亩种小麦。种马铃薯的一亩地一年大概能收1100斤，种小麦的一亩地一年大概能收300斤（施化肥能收400-500斤，可他家买不起化肥）。300斤小麦留50斤作种，余下的还够全家吃两个月，1100斤马铃薯留200斤作种，余下的约够全家吃5个月。除了这些，姜丛海拉架子车还能收入一些钱。
姜丛海家里没有镜子，他妻子张淑华看自己的时候便瞅瞅墙上的镜框，那里面有她做姑娘时的照片。妻子便送给她一个精美的小镜子，张淑华照了照镜子，打手势说现在的她与照片的她一点都不象了，她喜欢原先照片上的样子。
看了这手语，我和妻子都难过。
甘肃省是有名的缺水地区，随着人口的增加，缺水问题显得更加突出。记得我们坐的列车在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上行进了几个小时，没看见一条河流。
每天清晨，天刚放亮，姜丛海就起来了，拉架子车去山沟里的泉水边去打水，来回得一个小时，非常辛苦，特别是春夏是一年里最缺水的季节，往往得排好几个小时才能打到水。
打来水后，姜丛海草草喝了点洋芋汤，就拉架子车上县城东集的树荫。那里聚集着许许多多拉架子车的人。他们坐在自己的架子车上，密切注视着每一个朝他们走来的人，当发现来人可能是叫车的，便立即拥上去。
这里拉架子车的都是姜丛海同村的人，拉车找活干是他们重要的谋生手段之一。这里是他们的地盘，别的乡别的村的人从不来，就像他们从不去城里一样。他们知道城里是别人的地盘。东集拉车人非常多，约有百十人，姜丛海比划告诉我：这是最少的，现在有许多人外出打工了，因此人少了，要是在冬季会有二三百人。
早晨的时候树荫很大，他们全都被笼在下面，隐隐还有些冷。而到了中午，太阳上来，热辣辣地燥得人浑身犹如针刺，这时的树荫却只有树根下的一小片，只能藏十来个 人。姜丛海因为来得晚，就和其他大部分人一起暴露在阳光下，额上淌着汗。
平静了四五个小时的拉车人群终于出现了躁动——有人朝他们走过来。一个拉车人首先迎上去，接着所有的拉车人都跟着拥了上去。来人也不说话，只是走到成排的架子车前，沉着脸梭巡着，用脚去踢自己准备叫的车。踢在车上的脚就象踢在车主人身上，让他一下子就跳起来，立即抄起车把跟在来人身后。姜丛海的车放得靠路心，所以车虽然看上去不太顺眼，来人还是在他的车前稍一犹豫，这时候姜丛海赶紧扒开人群，双手竖起两个大拇指。旁边人解释说这是聋哑人，来人动了隐恻心，就在他的车上恩赐般踢了一下。
来人只要六辆车，可跟在来人后面跑的却有十多辆，没有被来人踢到的车走了不多远被呵斥回来。叫车人骑着自行车在前面，拉车人拉着车跟在后面，走了大约二三里路，转入一条窄巷，叫车人在这里买了几千斤的药材，要从这里拉到城西的长途汽车站。
拉车人忙着帮叫车人过磅、装车，姜丛海是最后一个装车的，所以车顶又加上一袋零散的药材。姜丛海将拉索套在自己的肩上，双手捧到嘴前，在手上狠狠地啐了口唾沫，就提起车把向前拉。
到长途汽车站有两三公里的路程。将药材拉到地方卸完货，拉车人每人拿到两块钱。但姜丛海又被留下来，再返回去拉几袋发菜。
发菜是当地百姓采集已有多年历史，因名称同“发财”谐音，畅销港台、东南亚。发菜因色状酷似黑头发而得名，是一种紧贴地面生长的植物，当地人为此专门做了一种耙子，它是用60至70根钢丝制成的。每根钢丝直径两厘米左右，钢丝前端再扭成弯曲的小钩。用这种工具搂发菜，对当地的破坏非常严重。据说，每搂二两发菜，要破坏相当于15个足球场大的草地。
姜丛海拉完发菜，得到5块钱。回到东集时，人们都涌过来看，于是姜丛海的5块钱不断地从口袋里掏出来再装进去。姜丛海跟我说，他们当中已经有人守了十天没揽到活了。
姜丛海是在下午开始吃饭的。他从车把上解下蓝布口袋（每个拉车人的车把都系着这样的一个袋子），那里有他妻子昨天晚上为他烙的馍。他的妻子会做一手绝好的面食，但她很少有显身手的机会。家里更多的是一天三顿洋芋汤。
姜丛海掰了一块馍，客气地朝周围的每个人面前递了递。每个人也都盯着馍摆摆手。于是姜丛海将一块干硬的馍放进自己的嘴里，他抿紧干裂的唇嚼着，每次下咽的时候都将脖子向上伸长，高突的喉结上下滚动着。
一辆载重卡车从公路上快速驶过，扬起很大的风尘。姜丛海从发际延伸至下颌的汗迹，登时变成一条条像是凝结的暗黑的血迹，密布在脸上。不断有车扬起尘土，不断有风沙扬起尘土，尘土扑在他的身上，不一会便成为一尊泥塑。所有的拉车人都如泥塑般地等着。
这时，我想起了罗中立之油画《父亲》，都是艰韧、苦难的象征。苦难是人类生活共同的源头，耶稣不是受难者吗？无论什么时候，苦难是最能超越语言、种族、宗教而引起认同的东西。
不明白幸福的时候拼命追求幸福，不明白痛苦的时候常常痛苦得要死。面对这些弱者的苦难和苦难中的弱者，我为自己长期以来感受不到幸福而羞愧。生活中的幸福本来是微弱的，有时微弱到了感觉不到的地步。这时就需要体验，体验的过程就是净化的过程。耍猴人脸上的微笑，姜丛海拉车时快活的身影，是人间幸福之花。
天底下许多富人的出现，是以成千上万穷人的痛苦为代价的。是穷国养活了富国，同样，也是穷人养活了富人。这个一百余年前巴黎公社喊出的声音，直到今天，我以为仍是亲切的。
我们在姜丛海家住了一个多月，对他的境遇寄予了深深的同情，走时留下了300元钱。他的处境，只是大西北人家的一个缩影。
多年来，姜丛海一直向残联申请救济，但因为他是农民，自然无法享受按国家规定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姜丛海又向县里打了报告，要求以坐牢抵承包地上缴款，结果引起了有关方面重视，上缴免交。过了几年，乡村干部一换就不认了，又恢复了上缴。
然而，与此极为悬殊的是，当地领导干部富得流油，以坐日本车为荣，竞相攀比，小小县城跑着众多名牌车。
要想富，进政府。当地没有什么工业，政府吃“皇粮”的人数非常多。部分干部违法违纪，大量超编进人，致使这个贫困县吃“皇粮”的人数几何形膨胀。冗员吃空了财政预算、补贴，就连专项资金也被挪用.....
在中国，越是贫穷的地方，腐败越严重，贪官们不仅吃工程、吃建设，还敢于吃国家对贫困地区的各种拨款和补助。还以“穷人的名义”大搞腐败。
若干年后，报纸竟传出这个县一大爆炸性新闻：某土地局局长猝死于舞厅包厢。对死于包房小姐怀中的局长，不少人还以欣赏、羡慕加嫉妒的心态说：牡丹（小姐）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更令人费解的还在后边，惊悉此人死于包厢之后，不少单位、个人都为他的“英年早逝”而感到惋惜。火丧那天，不少人胸佩白花，不少单位送来花圈，默哀致敬，为这位“风流局长”送丧，就连贫困地区最富贵和气派、领导干部最流行的日本“沙漠风暴”越野车，也排成了长龙....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只要有不受制约的权力存在，就一定会滋生腐败。土地局长之死，其死因并不重要，关键是死的不是地方。又当地百姓的话说“公仆之死”，死得难看。
为什么中国最贫穷的地方总是摆脱不了贫穷呢？我想起19世纪著名学者诺斯古法.帕金森通过长期调查研究，写出一本名为《官场病》（又名《帕金森定律》）的书。该书在阐扬英国官僚机构人员膨胀的现象时，揭示了这样一个原理：对于一个不称职的官员，他可能有三条出路，一是申请退职，将位子让给能干的人；二是让一位能干的人来协助自己工作；三是任用两名水平低的助手。对这位不称职的官员来说，第一条路是走不得的，那样他会失去许多利益；第二条路同样也不能走，因为那样会使自己多出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看来只有选择第三条路最为适宜。于是，两个平庸的助手分担了他的工作，而自己则能高高在上发号施令，同时也没有人能成为自己晋级的障碍，而下级既然能力不济，他们又会上行下效，为自己找两个更加无能的助手。如此恶性循环，就会形成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扯皮推诿，效率低下的行政管理体系。
帕金森定律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不称职的行政首长一旦占据领导岗位，庞杂的机构和过多的冗员便不可避免，整个行政管理系统就会形成恶性膨胀，陷入难以自拔的泥潭。
帕金森定律并非是老调重弹、缺乏新意，他把我们一些行政机关用人现状刻画得入木三分。一些心术不正的首长，以权谋私，“举贤不避亲”，竟把那些缺乏基本业务素质的亲属故旧，或欺上瞒下、或弄虚作假、或交换提携弄到自己所任职把掌的各部门。于是乎，“七姑八舅”一个个执掌了“帅印”，亲属嫡系一个个占据着要害岗位，而一个个有能力的干才，或因有些“野心”，或因有些真本领“气焰”有点“嚣张”，而受到轻用、不用，甚至备受压制，其结果，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蛋的。一个私欲膨胀的行政首长，为一个低能儿开启了大门，却把一批批有为之人拒之门外。帕金森所述的那种“官场病”，在这些观念陈旧，胸无点墨者把持的部门，竟然如此灵验，让人对帕金森以微知著的洞察力，不得不佩服得五体投地。
走进大西北，在茫茫的戈壁滩上，放眼望去，总觉得近处是戈壁，远处还是戈壁，一阵阵风吹来，让你感到浑浑沌沌的一片。这时，我才体味到绿色是多么的珍贵。
一位作家曾说过这样的话：在这里看到绿色是一种享受，使人能像看到久别的恋人一样充满热情和激动，甚至会激动得落下泪来。
他这话说得一点不过分，在沙丘绵绵的戈壁滩上，不要说看见一片绿洲，哪怕是见到一棵树、一棵草，你都会感到眼睛一亮，心里一震。有时车坐久了，你会感到难耐的恹懒，这时，你心中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企盼，盼着眼前能尽快出现一片绿色，因为只有赶到那片绿色的地方，才有人家，才有生气。说得更贴切一些，那儿是一个生命的驿站。只有赶到那儿，才有水喝，才有饭吃，才能补充上体力，然后狠狠心，再踏上那一眼望不到边的沙漠之路。这一个一个的驿站连接起来，就是那条积淀着厚厚中国文化和展现着无数生命光彩的丝绸之路，没有这一个个绿色的驿站，无论是汉代时浑厚的笛声，还是唐代欢快的驼铃，都不可能在这茫茫的大漠上流淌，更不要说宋时那凄怨的箫声和明清悠扬的琴韵了。即便是一代天骄那踏碎马蹄的“得得”声，也迸发不出山川震撼的回想，没有这绿色的驿站，出使西域的张骞，西去印度取经的玄奘，无论其有多么坚韧的毅力，都不可能达到他们事业光辉的顶点。
如果人们在瞻仰大海时联想到生命的话，在看见一望无际的沙漠时必然联想到死亡。
继建立特区、沿海城市开放的格局，开放使老百姓得到实惠，中国人民的整体生活质量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但是，这种提高，不能不看到是有差别的。其中突出的是一个“东西问题”，即东西部发展不平衡，西部尤其是西北地区，与东部的差距越拉越大。西北有一句顺口溜很能说明问题：
祖上以打猎为生，
爷爷卖上等木材为生。
父亲以劈柴和菜墩为生。
儿子以卖根雕原料为生。
在山地、在草原、在沙漠边缘的绿洲，苍黄的泥土和石头，就象大地裸露的肌肤，毫无遮挡地经受着风雨的侵蚀。我们贫穷的同胞的求生方式，构成了对生态的破坏，生态的破坏不仅进一步危及他们的生活，并危及中华民族的生存。
在甘肃某县推销字画，为节省住宿费，我们请当地残联介绍一个房子。残联给我们安排在县城附近农村一户农家，房东是回族，叫姜丛海，妻子叫张淑华，均是聋哑人。他们有二个健全孩子，一个9岁，一个5岁。
姜丛海家里很穷，全部的财产有三间土坯房，一辆架子车、一头猪崽、一床棉被、50斤小麦种和一只化肥袋的洋芋。有两亩承包地，一亩种马铃薯，一亩种小麦。种马铃薯的一亩地一年大概能收1100斤，种小麦的一亩地一年大概能收300斤（施化肥能收400-500斤，可他家买不起化肥）。300斤小麦留50斤作种，余下的还够全家吃两个月，1100斤马铃薯留200斤作种，余下的约够全家吃5个月。除了这些，姜丛海拉架子车还能收入一些钱。
姜丛海家里没有镜子，他妻子张淑华看自己的时候便瞅瞅墙上的镜框，那里面有她做姑娘时的照片。妻子便送给她一个精美的小镜子，张淑华照了照镜子，打手势说现在的她与照片的她一点都不象了，她喜欢原先照片上的样子。
看了这手语，我和妻子都难过。
甘肃省是有名的缺水地区，随着人口的增加，缺水问题显得更加突出。记得我们坐的列车在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上行进了几个小时，没看见一条河流。
每天清晨，天刚放亮，姜丛海就起来了，拉架子车去山沟里的泉水边去打水，来回得一个小时，非常辛苦，特别是春夏是一年里最缺水的季节，往往得排好几个小时才能打到水。
打来水后，姜丛海草草喝了点洋芋汤，就拉架子车上县城东集的树荫。那里聚集着许许多多拉架子车的人。他们坐在自己的架子车上，密切注视着每一个朝他们走来的人，当发现来人可能是叫车的，便立即拥上去。
这里拉架子车的都是姜丛海同村的人，拉车找活干是他们重要的谋生手段之一。这里是他们的地盘，别的乡别的村的人从不来，就像他们从不去城里一样。他们知道城里是别人的地盘。东集拉车人非常多，约有百十人，姜丛海比划告诉我：这是最少的，现在有许多人外出打工了，因此人少了，要是在冬季会有二三百人。
早晨的时候树荫很大，他们全都被笼在下面，隐隐还有些冷。而到了中午，太阳上来，热辣辣地燥得人浑身犹如针刺，这时的树荫却只有树根下的一小片，只能藏十来个 人。姜丛海因为来得晚，就和其他大部分人一起暴露在阳光下，额上淌着汗。
平静了四五个小时的拉车人群终于出现了躁动——有人朝他们走过来。一个拉车人首先迎上去，接着所有的拉车人都跟着拥了上去。来人也不说话，只是走到成排的架子车前，沉着脸梭巡着，用脚去踢自己准备叫的车。踢在车上的脚就象踢在车主人身上，让他一下子就跳起来，立即抄起车把跟在来人身后。姜丛海的车放得靠路心，所以车虽然看上去不太顺眼，来人还是在他的车前稍一犹豫，这时候姜丛海赶紧扒开人群，双手竖起两个大拇指。旁边人解释说这是聋哑人，来人动了隐恻心，就在他的车上恩赐般踢了一下。
来人只要六辆车，可跟在来人后面跑的却有十多辆，没有被来人踢到的车走了不多远被呵斥回来。叫车人骑着自行车在前面，拉车人拉着车跟在后面，走了大约二三里路，转入一条窄巷，叫车人在这里买了几千斤的药材，要从这里拉到城西的长途汽车站。
拉车人忙着帮叫车人过磅、装车，姜丛海是最后一个装车的，所以车顶又加上一袋零散的药材。姜丛海将拉索套在自己的肩上，双手捧到嘴前，在手上狠狠地啐了口唾沫，就提起车把向前拉。
到长途汽车站有两三公里的路程。将药材拉到地方卸完货，拉车人每人拿到两块钱。但姜丛海又被留下来，再返回去拉几袋发菜。
发菜是当地百姓采集已有多年历史，因名称同“发财”谐音，畅销港台、东南亚。发菜因色状酷似黑头发而得名，是一种紧贴地面生长的植物，当地人为此专门做了一种耙子，它是用60至70根钢丝制成的。每根钢丝直径两厘米左右，钢丝前端再扭成弯曲的小钩。用这种工具搂发菜，对当地的破坏非常严重。据说，每搂二两发菜，要破坏相当于15个足球场大的草地。
姜丛海拉完发菜，得到5块钱。回到东集时，人们都涌过来看，于是姜丛海的5块钱不断地从口袋里掏出来再装进去。姜丛海跟我说，他们当中已经有人守了十天没揽到活了。
姜丛海是在下午开始吃饭的。他从车把上解下蓝布口袋（每个拉车人的车把都系着这样的一个袋子），那里有他妻子昨天晚上为他烙的馍。他的妻子会做一手绝好的面食，但她很少有显身手的机会。家里更多的是一天三顿洋芋汤。
姜丛海掰了一块馍，客气地朝周围的每个人面前递了递。每个人也都盯着馍摆摆手。于是姜丛海将一块干硬的馍放进自己的嘴里，他抿紧干裂的唇嚼着，每次下咽的时候都将脖子向上伸长，高突的喉结上下滚动着。
一辆载重卡车从公路上快速驶过，扬起很大的风尘。姜丛海从发际延伸至下颌的汗迹，登时变成一条条像是凝结的暗黑的血迹，密布在脸上。不断有车扬起尘土，不断有风沙扬起尘土，尘土扑在他的身上，不一会便成为一尊泥塑。所有的拉车人都如泥塑般地等着。
这时，我想起了罗中立之油画《父亲》，都是艰韧、苦难的象征。苦难是人类生活共同的源头，耶稣不是受难者吗？无论什么时候，苦难是最能超越语言、种族、宗教而引起认同的东西。
不明白幸福的时候拼命追求幸福，不明白痛苦的时候常常痛苦得要死。面对这些弱者的苦难和苦难中的弱者，我为自己长期以来感受不到幸福而羞愧。生活中的幸福本来是微弱的，有时微弱到了感觉不到的地步。这时就需要体验，体验的过程就是净化的过程。耍猴人脸上的微笑，姜丛海拉车时快活的身影，是人间幸福之花。
天底下许多富人的出现，是以成千上万穷人的痛苦为代价的。是穷国养活了富国，同样，也是穷人养活了富人。这个一百余年前巴黎公社喊出的声音，直到今天，我以为仍是亲切的。
我们在姜丛海家住了一个多月，对他的境遇寄予了深深的同情，走时留下了300元钱。他的处境，只是大西北人家的一个缩影。
多年来，姜丛海一直向残联申请救济，但因为他是农民，自然无法享受按国家规定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姜丛海又向县里打了报告，要求以坐牢抵承包地上缴款，结果引起了有关方面重视，上缴免交。过了几年，乡村干部一换就不认了，又恢复了上缴。
然而，与此极为悬殊的是，当地领导干部富得流油，以坐日本车为荣，竞相攀比，小小县城跑着众多名牌车。
要想富，进政府。当地没有什么工业，政府吃“皇粮”的人数非常多。部分干部违法违纪，大量超编进人，致使这个贫困县吃“皇粮”的人数几何形膨胀。冗员吃空了财政预算、补贴，就连专项资金也被挪用.....
在中国，越是贫穷的地方，腐败越严重，贪官们不仅吃工程、吃建设，还敢于吃国家对贫困地区的各种拨款和补助。还以“穷人的名义”大搞腐败。
若干年后，报纸竟传出这个县一大爆炸性新闻：某土地局局长猝死于舞厅包厢。对死于包房小姐怀中的局长，不少人还以欣赏、羡慕加嫉妒的心态说：牡丹（小姐）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更令人费解的还在后边，惊悉此人死于包厢之后，不少单位、个人都为他的“英年早逝”而感到惋惜。火丧那天，不少人胸佩白花，不少单位送来花圈，默哀致敬，为这位“风流局长”送丧，就连贫困地区最富贵和气派、领导干部最流行的日本“沙漠风暴”越野车，也排成了长龙....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只要有不受制约的权力存在，就一定会滋生腐败。土地局长之死，其死因并不重要，关键是死的不是地方。又当地百姓的话说“公仆之死”，死得难看。
为什么中国最贫穷的地方总是摆脱不了贫穷呢？我想起19世纪著名学者诺斯古法.帕金森通过长期调查研究，写出一本名为《官场病》（又名《帕金森定律》）的书。该书在阐扬英国官僚机构人员膨胀的现象时，揭示了这样一个原理：对于一个不称职的官员，他可能有三条出路，一是申请退职，将位子让给能干的人；二是让一位能干的人来协助自己工作；三是任用两名水平低的助手。对这位不称职的官员来说，第一条路是走不得的，那样他会失去许多利益；第二条路同样也不能走，因为那样会使自己多出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看来只有选择第三条路最为适宜。于是，两个平庸的助手分担了他的工作，而自己则能高高在上发号施令，同时也没有人能成为自己晋级的障碍，而下级既然能力不济，他们又会上行下效，为自己找两个更加无能的助手。如此恶性循环，就会形成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扯皮推诿，效率低下的行政管理体系。
帕金森定律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不称职的行政首长一旦占据领导岗位，庞杂的机构和过多的冗员便不可避免，整个行政管理系统就会形成恶性膨胀，陷入难以自拔的泥潭。
帕金森定律并非是老调重弹、缺乏新意，他把我们一些行政机关用人现状刻画得入木三分。一些心术不正的首长，以权谋私，“举贤不避亲”，竟把那些缺乏基本业务素质的亲属故旧，或欺上瞒下、或弄虚作假、或交换提携弄到自己所任职把掌的各部门。于是乎，“七姑八舅”一个个执掌了“帅印”，亲属嫡系一个个占据着要害岗位，而一个个有能力的干才，或因有些“野心”，或因有些真本领“气焰”有点“嚣张”，而受到轻用、不用，甚至备受压制，其结果，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蛋的。一个私欲膨胀的行政首长，为一个低能儿开启了大门，却把一批批有为之人拒之门外。帕金森所述的那种“官场病”，在这些观念陈旧，胸无点墨者把持的部门，竟然如此灵验，让人对帕金森以微知著的洞察力，不得不佩服得五体投地。
十二
多年的心愿终于达到。搞不清楚为什么，去新疆的心情居然是庄重，象去朝圣，更象头回去见丈母娘，没有丝毫的轻慢。临去的几天，凡事提不起精神，满脑子新疆地图，但一上火车，就好了。
躺在卧铺上胡思乱想。自从推销字画以来，自己成了长久的旅行爱好者，尽在船舱里、车厢上、书报中过日子，没任何一块土地站稳过。就算把自己养大的家乡矿山，也没有认同感，对异乡反而有好感，没见到的总比见到的要好，是不是有病？
火车进入新疆。黄沙漫漫，铺向天际。列车如一条响尾蛇，在无边荒漠里蠕动。沙漠，是生存的废墟，是时间的死海，是生态学上的败笔。
从审美的角度看，沙漠却给了我荒凉之美和浩瀚之美，那波动的沙浪让我领略了粗犷中的精致，一种大手笔随意点化的动人的妩媚。尤其是夕阳下的沙浪，波动着明暗有致、层次分明的线条，把一种荒凉之美雕刻得如此精致细腻，你不得不感叹这漠风也是品位极高的艺术大师。
沙漠之所以美丽，那是因为它在某处暗藏着一口井。不管是房子、星星还是沙漠，那种使它们美丽的东西都是肉眼看不见的。
看到胡杨，我都会被其豪迈的气度征服，那饱经沧桑龟裂的皮肤，那盘根裸露却深扎戈壁大沙漠的根茎支撑起且直的脊梁，那抖擞着茂密的繁叶张开迎风沙的手臂，让人感悟灵魂不息誓与塔里木河相依为命的生命奥秘。
大风沙几多残酷，千百年来无数次折断它的双臂，它又无数次扎根戈壁，无数次再生胡杨，无数次重新张开不屈的双臂。
在新疆最常见的情景如下：成行的白杨树，高耸挺拔，一条简单的乡村公路，赶毛驴车的维族人正悠闲地赶路。我们看到一位干脆趴在车上睡着了，由着驴子自己走，潇洒至极。
维族姑娘真漂亮，早上看见几个，晚饭时又看见一位，疑为天人。此地的姑娘高鼻深目，皮肤雪白，轮廓精致，眉毛眼睛贼漂亮。妻子说，真恨自己不是维族人，不生在新疆。
早餐后上天池，车到天山脚下，只见天山水顺势而下，湍急而清冽。路边有草地、毡房、牛羊、马匹、风光优美，阳光下楚楚动人。
在这里动物是如此地独立，牛羊、马匹独立地面朝天山满目青翠，面对着绿色似的天山水低头徘徊——让我感觉到这些动物正生活在别处，它的别处就是天山漫无止境的、闪烁宁静的一片疯狂牧场。看见这群动物，我的惊讶是难以言喻的：我过去经常透过那些想像中的草场去看牛羊、马匹，看见它们犹如看河流流逝，犹如一种水元素落入世界的编年史那样，既宁静又疯狂。
静悄悄地生活在天山，就是生活在远方，生活在天堂。出来坐在山坡上倒清爽，面对雪峰露出一角，深吸好几口气，真舒畅。
当地残联给我们介绍了一个聋哑房东，叫艾买提明.依力亚斯，维吾尔族。艾买提明的手语话不多，但从他的手势和表情，可以看出他的热情和淳朴。
我们一路比比划划往他家走去的时候，忽然，我的目光被一个东西吸引住了，有点不可思议——村口粮仓顶上站立一只羊。那粮仓圆圆的，顶上尖尖的，有四五米高。那只羊仿佛不是站立在高大的粮仓上，而是站立在险峻的绝壁断崖之上。它旁若无人、君临万物，大有占领一座古堡的帝王气概。此刻，它根本没有理会脚下村里出现的几个人。
咦，真是奇怪！大白天羊怎么跑到那么高的粮仓上去了？我和妻子惊讶得目瞪口呆。我俩好奇地盯住那只羊，看出那羊不像一般的羊，那是一只体格项大，皮毛淡黄的羊。那只羊看起来要比普通的羊起码大一倍，非常雄伟，眼神里也有一股毫不驯顺的桀骜之气。
艾买提明告诉我们，这只羊嘛，根本不是平常吃的羊，它是山上的野羊。村里的猎人，上山打猎，打死了它的妈妈，那个时候它像小娃娃一样，可怜得很。所以他们把它抱回来养，养大了，成了现在的样子。艾买提明的手势接着说：“它的体重有一百多斤呢，喜欢上高处，先从土堆跳到院墙，再跳到房檐，然后跳到粮仓上。”
我“听”了，心里想，这就是家养的野羊的身世了，难怪行为怪异，气概不凡呢！这是一个无意间从野生世界闯进人间社会的大角盘羊，在适应了村民习俗的同时还完好地保留了它的天然习性。我觉得这里面似乎有一种什么深远的意思一闪而过，像一条鱼在水面闪动了一下，悠忽又不见了，这个意念我没能捕捉住，但我能感觉到有一种原始的滋味令我触动。
我凝视着那只羊，它皮毛灰黄，绷紧了全身的皮毛，显得油光发亮，肌肉发达而饱满。再细看它的一双眼神，褐黄色的一对，没有一丝哀告的神色，里面全是桀骜不驯的野性之光。它是骄傲的、高贵的、甚至对陌生人透出一种藐视。我心里想，这才是一个对自己充满自信和自豪的生命呐！
是啊，总有一种东西高高在上，是我们所难企及的，由此改变了认为羊都是弱者的这一印象。更想不到这只羊竟会如此聪明，使不可能的跳墙事情完美再现。
我们看着那只羊——粮仓顶上的羊，它正高傲地昂起头颈，如站在悬崖巅顶，遥望远方。这一幕真是难忘的，我意识到了，自己永远不会忘记这只羊。
艾买提明的母亲是从江苏来的，嫁给艾买提明父亲并支边三十年。大妈用简单的手语向我们讲起刚到此地时吃草根、住地窑的艰苦日子，神情平静。
三十年啊，青春不再，这位大妈就是一部垦边史。我想的道理挺矫情的，又泛酸，可又找不到别的朴实手语来形容、安慰老大妈。刹那间真的有点感动，有什么能比时光老去叫人更伤感呢？
寄宿在艾买提明家，虽然没有丰盛的筵席，没有烫人的手势话语，但我深深感到本色的人性之美。在这里，有过交情的人们分手后，尽管好些年互无音讯，再见亲切依然，情感依旧。就连男女私情也是如此，没有被物质、金钱、地位所玷污，只要彼此有感觉就行。这里太大、太艰苦，人与人相遇所需的缘分超过了城市和人口密集的地方很多很多。所以，人们常常顾不上情谊和情感之外的东西，很好面对，尽量不让彼此遗憾。我想这种风气起源于游牧民族，在杳无人烟的茫茫原野上，常常一面之缘便成永远。
在这里生活的人们时至今日还保留着质朴和谦卑。在村子里，我看见当地农民与一个干部交谈，分别时农民双手贴在胸前，微躬着腰，目送着干部的车子离去，就象当年迎送巴依老爷（维语旧称财主）那样。
多年的心愿终于达到。搞不清楚为什么，去新疆的心情居然是庄重，象去朝圣，更象头回去见丈母娘，没有丝毫的轻慢。临去的几天，凡事提不起精神，满脑子新疆地图，但一上火车，就好了。
躺在卧铺上胡思乱想。自从推销字画以来，自己成了长久的旅行爱好者，尽在船舱里、车厢上、书报中过日子，没任何一块土地站稳过。就算把自己养大的家乡矿山，也没有认同感，对异乡反而有好感，没见到的总比见到的要好，是不是有病？
火车进入新疆。黄沙漫漫，铺向天际。列车如一条响尾蛇，在无边荒漠里蠕动。沙漠，是生存的废墟，是时间的死海，是生态学上的败笔。
从审美的角度看，沙漠却给了我荒凉之美和浩瀚之美，那波动的沙浪让我领略了粗犷中的精致，一种大手笔随意点化的动人的妩媚。尤其是夕阳下的沙浪，波动着明暗有致、层次分明的线条，把一种荒凉之美雕刻得如此精致细腻，你不得不感叹这漠风也是品位极高的艺术大师。
沙漠之所以美丽，那是因为它在某处暗藏着一口井。不管是房子、星星还是沙漠，那种使它们美丽的东西都是肉眼看不见的。
看到胡杨，我都会被其豪迈的气度征服，那饱经沧桑龟裂的皮肤，那盘根裸露却深扎戈壁大沙漠的根茎支撑起且直的脊梁，那抖擞着茂密的繁叶张开迎风沙的手臂，让人感悟灵魂不息誓与塔里木河相依为命的生命奥秘。
大风沙几多残酷，千百年来无数次折断它的双臂，它又无数次扎根戈壁，无数次再生胡杨，无数次重新张开不屈的双臂。
在新疆最常见的情景如下：成行的白杨树，高耸挺拔，一条简单的乡村公路，赶毛驴车的维族人正悠闲地赶路。我们看到一位干脆趴在车上睡着了，由着驴子自己走，潇洒至极。
维族姑娘真漂亮，早上看见几个，晚饭时又看见一位，疑为天人。此地的姑娘高鼻深目，皮肤雪白，轮廓精致，眉毛眼睛贼漂亮。妻子说，真恨自己不是维族人，不生在新疆。
早餐后上天池，车到天山脚下，只见天山水顺势而下，湍急而清冽。路边有草地、毡房、牛羊、马匹、风光优美，阳光下楚楚动人。
在这里动物是如此地独立，牛羊、马匹独立地面朝天山满目青翠，面对着绿色似的天山水低头徘徊——让我感觉到这些动物正生活在别处，它的别处就是天山漫无止境的、闪烁宁静的一片疯狂牧场。看见这群动物，我的惊讶是难以言喻的：我过去经常透过那些想像中的草场去看牛羊、马匹，看见它们犹如看河流流逝，犹如一种水元素落入世界的编年史那样，既宁静又疯狂。
静悄悄地生活在天山，就是生活在远方，生活在天堂。出来坐在山坡上倒清爽，面对雪峰露出一角，深吸好几口气，真舒畅。
当地残联给我们介绍了一个聋哑房东，叫艾买提明.依力亚斯，维吾尔族。艾买提明的手语话不多，但从他的手势和表情，可以看出他的热情和淳朴。
我们一路比比划划往他家走去的时候，忽然，我的目光被一个东西吸引住了，有点不可思议——村口粮仓顶上站立一只羊。那粮仓圆圆的，顶上尖尖的，有四五米高。那只羊仿佛不是站立在高大的粮仓上，而是站立在险峻的绝壁断崖之上。它旁若无人、君临万物，大有占领一座古堡的帝王气概。此刻，它根本没有理会脚下村里出现的几个人。
咦，真是奇怪！大白天羊怎么跑到那么高的粮仓上去了？我和妻子惊讶得目瞪口呆。我俩好奇地盯住那只羊，看出那羊不像一般的羊，那是一只体格项大，皮毛淡黄的羊。那只羊看起来要比普通的羊起码大一倍，非常雄伟，眼神里也有一股毫不驯顺的桀骜之气。
艾买提明告诉我们，这只羊嘛，根本不是平常吃的羊，它是山上的野羊。村里的猎人，上山打猎，打死了它的妈妈，那个时候它像小娃娃一样，可怜得很。所以他们把它抱回来养，养大了，成了现在的样子。艾买提明的手势接着说：“它的体重有一百多斤呢，喜欢上高处，先从土堆跳到院墙，再跳到房檐，然后跳到粮仓上。”
我“听”了，心里想，这就是家养的野羊的身世了，难怪行为怪异，气概不凡呢！这是一个无意间从野生世界闯进人间社会的大角盘羊，在适应了村民习俗的同时还完好地保留了它的天然习性。我觉得这里面似乎有一种什么深远的意思一闪而过，像一条鱼在水面闪动了一下，悠忽又不见了，这个意念我没能捕捉住，但我能感觉到有一种原始的滋味令我触动。
我凝视着那只羊，它皮毛灰黄，绷紧了全身的皮毛，显得油光发亮，肌肉发达而饱满。再细看它的一双眼神，褐黄色的一对，没有一丝哀告的神色，里面全是桀骜不驯的野性之光。它是骄傲的、高贵的、甚至对陌生人透出一种藐视。我心里想，这才是一个对自己充满自信和自豪的生命呐！
是啊，总有一种东西高高在上，是我们所难企及的，由此改变了认为羊都是弱者的这一印象。更想不到这只羊竟会如此聪明，使不可能的跳墙事情完美再现。
我们看着那只羊——粮仓顶上的羊，它正高傲地昂起头颈，如站在悬崖巅顶，遥望远方。这一幕真是难忘的，我意识到了，自己永远不会忘记这只羊。
艾买提明的母亲是从江苏来的，嫁给艾买提明父亲并支边三十年。大妈用简单的手语向我们讲起刚到此地时吃草根、住地窑的艰苦日子，神情平静。
三十年啊，青春不再，这位大妈就是一部垦边史。我想的道理挺矫情的，又泛酸，可又找不到别的朴实手语来形容、安慰老大妈。刹那间真的有点感动，有什么能比时光老去叫人更伤感呢？
寄宿在艾买提明家，虽然没有丰盛的筵席，没有烫人的手势话语，但我深深感到本色的人性之美。在这里，有过交情的人们分手后，尽管好些年互无音讯，再见亲切依然，情感依旧。就连男女私情也是如此，没有被物质、金钱、地位所玷污，只要彼此有感觉就行。这里太大、太艰苦，人与人相遇所需的缘分超过了城市和人口密集的地方很多很多。所以，人们常常顾不上情谊和情感之外的东西，很好面对，尽量不让彼此遗憾。我想这种风气起源于游牧民族，在杳无人烟的茫茫原野上，常常一面之缘便成永远。
在这里生活的人们时至今日还保留着质朴和谦卑。在村子里，我看见当地农民与一个干部交谈，分别时农民双手贴在胸前，微躬着腰，目送着干部的车子离去，就象当年迎送巴依老爷（维语旧称财主）那样。
十三
回到拉萨,回到布达拉宫。
雅鲁藏布江把我的心洗清,
在雪山之巅把我的魂唤醒。
爬过了唐古拉山，
遇见了雪莲花，牵着她的手儿，
我们回到了娘家。
你根本不用担心太多的问题，
她会帮你找到你自己。
雪山、青草，
美丽的喇嘛庙。
没完没了的姑娘没完没了地笑，
没完没了地唱我们没完没了地跳。
纯净的天空飘着一棵纯净的心......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美丽的歌词，心灵之耳就被它震撼了。西藏，成了我最向往的地方。后来我们推销字画赚了一笔不小的积蓄，就开始了西藏之行。
首次进藏，我和妻子新鲜得如同高原的阳光。那天清晨，飞机爬上了世界屋脊，舷窗外一抹朝霞绣在你身边，浮云如涛，其下立有白头云峰。那云是飘的、柔的、虚幻的、含蓄的，那峰是静的、凌厉的、清晰的、亮丽的。这一动一静、一幻一实、虽不交融，却也相映成趣。
刚刚还在欣赏拉萨河梦幻般的河心洲，贡嘎机场已踏在脚下。日光城的太阳挂在你的额头上，那光芒逼得你抬不起头，把你照个遍体通透。一切如暴雨洗过一样，白亮灼目。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这儿与太阳的直线距离最短。这儿是世界屋脊，屋脊上就是深邃而灿烂的星空。
如果你能够站在珠穆朗玛峰之巅，绚丽的朝霞升起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可以和太阳平行。这曙光从东方飞越大海、平原、丘陵、高原.....从芸芸众生最寂静最深沉的夜的上空划过，从孩子们千奇百怪的梦里以及早起最勤奋的人们略带恍惚的眼神中一闪而逝——
扑打在你的脸上。
你也许不知道将怎样表达此时的情感。一定会迷乱，站在天堂与红尘的边缘，你只能张开喉结，让胸口那些仿佛淤积了百年的情感随着呼声射向喜马拉雅山脉那些亘古的皑皑白雪。
就站在那儿，那儿是传说中的西藏。
120多万公里，200多万人口，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不到两个人。对于每一个生活在这高原的人，都拥有着仿佛无边无际的空间。
当现代人面对着一片废墟的痕迹或者一块器物的碎片扼腕追思的时候，在西藏这含氧量只有海边一半多的稀薄空气里，世界的三大文明在一片宁静中持续它们的千年聚会——11座海拔8000米以上覆盖着上古之冰的雪峰总是保持着可望不可及的宁静。这神秘的高原，这神秘的宁静。
或许你哈可以找到什么，比如那玛布日山上有座雄伟的宫殿，这宫殿名叫布拉达。
当人们曾经见过的所有帝王宫殿——包裹出来的富贵，雕镂出来的气势，堆砌出来的威严有所不同，布达拉宫完全和一座灵山融合在一起。于是它得到山的魂魄，气势和庄严。
远望布拉达，会恍惚觉得苍穹之下13层的楼群很小，小得像可以捏在手心里带走。然后就突然发现它已经沉甸甸地在心中了，再也挥之不去。
在拉萨，我们真正感觉到了高原反应，我有点头重脚轻象喝多了酒似的，头痛气短胸闷，感觉象是少吸了一口气。我尽量稳稳当当的走路。
在拉萨，我好几天都完全沉湎于自由自在和好奇的快乐之中。我东张西望，观看我觉得好奇和新鲜的所有一切。
当我在日头当午的时候出门，第一次见到阳光，感觉是强烈的闪光灯在面前闪过。眼睛随即发生迅速的生理反应——出现一团乌云似的黑，这团黑飘散后，我眯着眼睛再看看外面，北京西路的一切已被灼热而直接的光线穿透。
我和妻子在北京推销字画时曾结识了藏族同行，叫索南达杰，家在拉萨。因为是少数民族，他在全国各地推销字画时，生意往往比汉族聋哑人要好。
索南达杰我们当家乡向导。他说，西藏的阳光极具杀伤力，把手在阳光下摊开，十分钟后彻底地消毒。果然，五分钟后，紫外线开始无情地灼伤人的皮肤。
走在阳光下的八角街，古老的街屋方方正正 ，极像孩子们用黄泥巴做出来的小房子。朝大街的一面墙上有两三排方方正正的窗口，窗口上摆满盆栽的鲜花，遍布高原的“张大人花”正在开放。八角街围绕着大昭寺。转经者和旅游者汇成的人流瞬时钟沿着街道行进。他们身旁充斥着做工精美千奇百怪的艺术品，有的来自尼泊尔、不丹或印度。
看见朝拜的人们嘴里低声地念着经，手里摇着转经筒，一边念经一边走，有的牵着羊，有的身后跟着狗。让人感到神秘又新鲜。我看得入了迷，目光跟踪着他们。这些人为了表现他们对神的虔诚，一步一磕头。没有人知道他们这么每走一步就是一次五体投地地走了多远，走了多少个月多少年。
目睹这些身体疲倦、心诚意笃、义无返顾的人们，我已领悟到了，世界上最伟大最宝贵的财富是精神。
我看见大昭寺正在修建屋顶。索南达杰的手势解释，国家正在进行大昭寺周围的古老民居的修缮工程，为了保护这些居民本身固有的特点和文物价值，所有的工程都尽量采取传统工艺。
我心跳如鼓地爬上楼顶，看见四五个小伙子正在激昂地唱歌。他们每人手中拿着打节拍的打击“乐器”—— 一根在水里泡过 结实而富有弹性的数枝，一端是一块底部平整如碟子大小的石头。索南达杰解释：在修屋顶的时候，人们把黏土、石膏和其他的配料调制好后铺在预先做好的相当于屋梁的支撑物上；然后夯实，在这个夯实的过程就是打“阿嘎”。只不过酷爱歌舞的藏族人把这繁重的工作变成了一场音乐会。
小伙子们一边看着八角街上不同肤色的游人川流不息，一边用祖辈传下来的舞蹈方式修筑房子。当石头整齐划一地落在细润的屋顶上的时候，发出“啪啪”的声音，然后小伙子的身体开始扭动。同时粗犷的歌声也冲口而出。
当男骇的一段唱到尽头，十来个女孩子排成整齐的三行，接住小伙子们的尾声开始唱，姑娘们的舞姿轻盈袅娜，肩膀有节奏地抖动。
“啪、啪、啪，”小伙子们唱着。
“啪、啪、啪，”姑娘们唱着。
我的心灵之耳只能听到“啪、啪、啪，”这样简单、枯燥的声音。歌声就这么流淌到八角街上去了，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上空流动。
打“阿嘎”的效率实在低，几十个人唱上一整天，也只能弄好他们脚下的那一小块地方。但这一小块地方，却凝聚着传统。索南达杰说打“阿嘎”有种奇特的感觉，我也感觉到了，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当石头落在地上，也就起浆了。这时候拿着树枝的手会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吸力，石头被大地吸引住了。于是打“阿嘎”的人就会自然地用力，他们的身体随之扭动。
石头一下子飞起来，人也就飞起来，舞姿也就挥发出去。
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我在想：他（她）们为什么能够一天接一天地跳而不觉厌烦？他们在以什么样的心态维持着物质与精神的平衡？
人是同样的人，只因文化背景、所处环境不同而有不同表现。虽然在我们看起来，这里的生活还很艰苦，但也许，这正是西藏的方式。
登上斯米拉、卡若拉等山口，顺势而下，随时可见因修路而裸露的杂有鹅卵石的土质山体。而像厚厚的毡子一样的植被就盖在不远处的上方，它的横截面如此明显，真让我直观地认识了“植被”这个词语——它真的就是一床厚厚的被子呀。
这床被子盖在哪里，哪里就不会发生泥石流——而泥石流正是西藏夏季最为频发、杀伤力最大的自然灾害。索南达杰说，公路上在夏天不发生泥石流，不死人就是不正常的。我凝望着那嘎然而止的植被，和那脱离植被保护的路边山体，有些不寒而栗。
同样，我也感受到了雅鲁藏布江的支流——拉萨河及其秋色。一片片黄绿树木在拉萨河边逶迤成林，那久违的黄绿色是如此鲜亮！阳光在这里分成了两半：一半在明丽的叶片上跳跃与歌唱，一半把树叶涂上金黄。多么纯粹的秋色！
无论穿越长长的河谷，翻越耸入云端的高山，只要有一团团绿树飘入眼帘，我就知道那是一个个依山而居的村落和镇子。那房屋的墙壁一律是白色的，一如雪山的颜色，又被绿树掩映。
真是有树即有人，有人即有树啊。这才是我们的家园，阳光下的家园。一些深奥的人生哲理，或者说生命的意义，往往会在这个地方这、这个时候，冒突、闪现、生发出来。
雪域之水啊，可以洗濯你的梦；高原的阳光啊，可以穿透你的一生。这阳光之城的阳光，不是哪里的阳光都可以穿透一切的，也不是每一首歌都可以穿透心灵。
回到拉萨,回到布达拉宫。
雅鲁藏布江把我的心洗清,
在雪山之巅把我的魂唤醒。
爬过了唐古拉山，
遇见了雪莲花，牵着她的手儿，
我们回到了娘家。
你根本不用担心太多的问题，
她会帮你找到你自己。
雪山、青草，
美丽的喇嘛庙。
没完没了的姑娘没完没了地笑，
没完没了地唱我们没完没了地跳。
纯净的天空飘着一棵纯净的心......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美丽的歌词，心灵之耳就被它震撼了。西藏，成了我最向往的地方。后来我们推销字画赚了一笔不小的积蓄，就开始了西藏之行。
首次进藏，我和妻子新鲜得如同高原的阳光。那天清晨，飞机爬上了世界屋脊，舷窗外一抹朝霞绣在你身边，浮云如涛，其下立有白头云峰。那云是飘的、柔的、虚幻的、含蓄的，那峰是静的、凌厉的、清晰的、亮丽的。这一动一静、一幻一实、虽不交融，却也相映成趣。
刚刚还在欣赏拉萨河梦幻般的河心洲，贡嘎机场已踏在脚下。日光城的太阳挂在你的额头上，那光芒逼得你抬不起头，把你照个遍体通透。一切如暴雨洗过一样，白亮灼目。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这儿与太阳的直线距离最短。这儿是世界屋脊，屋脊上就是深邃而灿烂的星空。
如果你能够站在珠穆朗玛峰之巅，绚丽的朝霞升起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可以和太阳平行。这曙光从东方飞越大海、平原、丘陵、高原.....从芸芸众生最寂静最深沉的夜的上空划过，从孩子们千奇百怪的梦里以及早起最勤奋的人们略带恍惚的眼神中一闪而逝——
扑打在你的脸上。
你也许不知道将怎样表达此时的情感。一定会迷乱，站在天堂与红尘的边缘，你只能张开喉结，让胸口那些仿佛淤积了百年的情感随着呼声射向喜马拉雅山脉那些亘古的皑皑白雪。
就站在那儿，那儿是传说中的西藏。
120多万公里，200多万人口，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不到两个人。对于每一个生活在这高原的人，都拥有着仿佛无边无际的空间。
当现代人面对着一片废墟的痕迹或者一块器物的碎片扼腕追思的时候，在西藏这含氧量只有海边一半多的稀薄空气里，世界的三大文明在一片宁静中持续它们的千年聚会——11座海拔8000米以上覆盖着上古之冰的雪峰总是保持着可望不可及的宁静。这神秘的高原，这神秘的宁静。
或许你哈可以找到什么，比如那玛布日山上有座雄伟的宫殿，这宫殿名叫布拉达。
当人们曾经见过的所有帝王宫殿——包裹出来的富贵，雕镂出来的气势，堆砌出来的威严有所不同，布达拉宫完全和一座灵山融合在一起。于是它得到山的魂魄，气势和庄严。
远望布拉达，会恍惚觉得苍穹之下13层的楼群很小，小得像可以捏在手心里带走。然后就突然发现它已经沉甸甸地在心中了，再也挥之不去。
在拉萨，我们真正感觉到了高原反应，我有点头重脚轻象喝多了酒似的，头痛气短胸闷，感觉象是少吸了一口气。我尽量稳稳当当的走路。
在拉萨，我好几天都完全沉湎于自由自在和好奇的快乐之中。我东张西望，观看我觉得好奇和新鲜的所有一切。
当我在日头当午的时候出门，第一次见到阳光，感觉是强烈的闪光灯在面前闪过。眼睛随即发生迅速的生理反应——出现一团乌云似的黑，这团黑飘散后，我眯着眼睛再看看外面，北京西路的一切已被灼热而直接的光线穿透。
我和妻子在北京推销字画时曾结识了藏族同行，叫索南达杰，家在拉萨。因为是少数民族，他在全国各地推销字画时，生意往往比汉族聋哑人要好。
索南达杰我们当家乡向导。他说，西藏的阳光极具杀伤力，把手在阳光下摊开，十分钟后彻底地消毒。果然，五分钟后，紫外线开始无情地灼伤人的皮肤。
走在阳光下的八角街，古老的街屋方方正正 ，极像孩子们用黄泥巴做出来的小房子。朝大街的一面墙上有两三排方方正正的窗口，窗口上摆满盆栽的鲜花，遍布高原的“张大人花”正在开放。八角街围绕着大昭寺。转经者和旅游者汇成的人流瞬时钟沿着街道行进。他们身旁充斥着做工精美千奇百怪的艺术品，有的来自尼泊尔、不丹或印度。
看见朝拜的人们嘴里低声地念着经，手里摇着转经筒，一边念经一边走，有的牵着羊，有的身后跟着狗。让人感到神秘又新鲜。我看得入了迷，目光跟踪着他们。这些人为了表现他们对神的虔诚，一步一磕头。没有人知道他们这么每走一步就是一次五体投地地走了多远，走了多少个月多少年。
目睹这些身体疲倦、心诚意笃、义无返顾的人们，我已领悟到了，世界上最伟大最宝贵的财富是精神。
我看见大昭寺正在修建屋顶。索南达杰的手势解释，国家正在进行大昭寺周围的古老民居的修缮工程，为了保护这些居民本身固有的特点和文物价值，所有的工程都尽量采取传统工艺。
我心跳如鼓地爬上楼顶，看见四五个小伙子正在激昂地唱歌。他们每人手中拿着打节拍的打击“乐器”—— 一根在水里泡过 结实而富有弹性的数枝，一端是一块底部平整如碟子大小的石头。索南达杰解释：在修屋顶的时候，人们把黏土、石膏和其他的配料调制好后铺在预先做好的相当于屋梁的支撑物上；然后夯实，在这个夯实的过程就是打“阿嘎”。只不过酷爱歌舞的藏族人把这繁重的工作变成了一场音乐会。
小伙子们一边看着八角街上不同肤色的游人川流不息，一边用祖辈传下来的舞蹈方式修筑房子。当石头整齐划一地落在细润的屋顶上的时候，发出“啪啪”的声音，然后小伙子的身体开始扭动。同时粗犷的歌声也冲口而出。
当男骇的一段唱到尽头，十来个女孩子排成整齐的三行，接住小伙子们的尾声开始唱，姑娘们的舞姿轻盈袅娜，肩膀有节奏地抖动。
“啪、啪、啪，”小伙子们唱着。
“啪、啪、啪，”姑娘们唱着。
我的心灵之耳只能听到“啪、啪、啪，”这样简单、枯燥的声音。歌声就这么流淌到八角街上去了，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上空流动。
打“阿嘎”的效率实在低，几十个人唱上一整天，也只能弄好他们脚下的那一小块地方。但这一小块地方，却凝聚着传统。索南达杰说打“阿嘎”有种奇特的感觉，我也感觉到了，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当石头落在地上，也就起浆了。这时候拿着树枝的手会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吸力，石头被大地吸引住了。于是打“阿嘎”的人就会自然地用力，他们的身体随之扭动。
石头一下子飞起来，人也就飞起来，舞姿也就挥发出去。
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我在想：他（她）们为什么能够一天接一天地跳而不觉厌烦？他们在以什么样的心态维持着物质与精神的平衡？
人是同样的人，只因文化背景、所处环境不同而有不同表现。虽然在我们看起来，这里的生活还很艰苦，但也许，这正是西藏的方式。
登上斯米拉、卡若拉等山口，顺势而下，随时可见因修路而裸露的杂有鹅卵石的土质山体。而像厚厚的毡子一样的植被就盖在不远处的上方，它的横截面如此明显，真让我直观地认识了“植被”这个词语——它真的就是一床厚厚的被子呀。
这床被子盖在哪里，哪里就不会发生泥石流——而泥石流正是西藏夏季最为频发、杀伤力最大的自然灾害。索南达杰说，公路上在夏天不发生泥石流，不死人就是不正常的。我凝望着那嘎然而止的植被，和那脱离植被保护的路边山体，有些不寒而栗。
同样，我也感受到了雅鲁藏布江的支流——拉萨河及其秋色。一片片黄绿树木在拉萨河边逶迤成林，那久违的黄绿色是如此鲜亮！阳光在这里分成了两半：一半在明丽的叶片上跳跃与歌唱，一半把树叶涂上金黄。多么纯粹的秋色！
无论穿越长长的河谷，翻越耸入云端的高山，只要有一团团绿树飘入眼帘，我就知道那是一个个依山而居的村落和镇子。那房屋的墙壁一律是白色的，一如雪山的颜色，又被绿树掩映。
真是有树即有人，有人即有树啊。这才是我们的家园，阳光下的家园。一些深奥的人生哲理，或者说生命的意义，往往会在这个地方这、这个时候，冒突、闪现、生发出来。
雪域之水啊，可以洗濯你的梦；高原的阳光啊，可以穿透你的一生。这阳光之城的阳光，不是哪里的阳光都可以穿透一切的，也不是每一首歌都可以穿透心灵。
十四
在拉萨，走遍看遍之后，该回去了。但我又想去阿里看看，因为来了西藏不到阿里等于白来。妻子强烈地反对，说那里荒芜人烟，没有什么可看的价值。我却执意非去不可。
从那时起，我们发生了结婚以来的第一次争执，相儒以沫的感情也出现了危机和动摇。在过去的岁月里，辗转全国各地推销字画的过程中，妻子始终如一地支持我、跟随我，无论道路崎岖、风雨雷电，她一直与我风雨同舟，携手并进。近十年来，默默陪伴我走遍祖国大部分地区，和我分享人生的酸甜苦辣。
最终，妻子没能阻止我，我们在拉萨各自分手了。
怀着一种不被了解的亘古寂寒，我痛苦地离开拉萨，前往阿里。仍坚信，这世界上必有一个了解我的人在蓦然回首处等待。
然而，西路以来，总是不见她的踪迹，可她似乎又无处不在。云在山头登上山头云逾远，月在水中拨开水面月更深，却总有云和月吧。
行走在陌生的西藏，荒城落日，野漠穷秋，我在高原的悲风中碎散，如一枚无足轻重的透明游离的单细胞。
我似睡非睡地坐在旅行车的座位上晃悠，抓紧车座把手的手一刻也没有松过。随着车子的剧烈颠簸，一晃一迷糊，一颠一惊醒。迷迷顿顿中，断断续续默想着杜甫《兵车行》中的诗句：
车辚辚
马萧萧
行人弓箭各在腰
.......
但是又怎样呢？告诉自己吃不着的葡萄的是酸的？偏激？慨愤？还是陷入自怜自伤的消沉境地？人有不放弃希望的责任，于是必须有歌颂自己永远不可复得的宝贵事物的勇气和无比勇敢的精神。
能把握这种精神，就能在绝处看到生路，看到一己的得失苦乐全不足道。天地悠悠、万物滋长，我曾在这片年年新绿，到处花开的大地上走过，领略过它的可爱，就让我歌颂。无论世上有没有我，这片天空永远继续蔚蓝，是多么令人快乐感恩的事。
素来不是马勒迷，但是对于他的《惜别》一曲，有特别的爱好。这词句在沉郁地道尽人生的苦涩失意与离愁别恨之后，却是以肯定生命本身是赞叹结束：春天带回新绿，可爱的大地到处花开，到处，永远，天际是一片明亮的蔚蓝，永远，永远.....
每天都有这样的时候，可以闭上眼睛面对无边黑夜，听任心灵在一无所有的空间漫游。我看到一个无限狭小又无限广大的世界，它没有边界，又与一切隔绝。这时候，自然人生都被黑洞吞噬，一切探索的愿望离我而去，心灵异常宁静。
游于自然、游于人生、游于生活，这是我所拥有的三种旅游境界。我不知道哪一种境界为高，更说不上哪一种是我所爱，因为它们都不是我的选择。可是只要活着，我还必须不断在其中游来游去。
改革开放后，我和妻子在全国各地推销字画时常能邂逅港澳台的游客。他们锲而不舍地游四方。他们在观赏祖国壮丽山河人文景观时所表现出的虔诚，以及浪迹天涯的途中以苦为乐的精神，常常令我们感叹不已。
记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曾邂逅一位崇尚自由、酷爱大自然的美国聋哑人刘易斯。他用美式手语告诉我，他利用卖苦力攒下的钱游遍了除亚洲以外的世界各地，当他开始亚洲之行第一个目标就是西藏，而游西藏第一个目标就是“西藏的西藏”阿里。
无边的苍茫，无边的寂寥，如同踏上另外一个星球。嘈杂和纷乱的世俗生活消失了。冥冥之中,似闻天籁之声。此间，你会真正用大宇宙的角度来观照生命，观照人类的历史和现实。
就站在那儿，那儿就是西藏中的西藏——阿里，广阔的地区，那是一块人生禅悟的净土。
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的阿里高原，位于西藏的西部，平均海拔4500米，面积约30余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全国国土面积二十分之一，而人口仅六万，平均5公里仅有一人，是世界人口密度最稀的地区。
狮泉河镇是阿里地区首府，小镇很小，还不如内地一个乡镇大，两侧多是店铺和饭馆，成为在座荒原小镇的主要景观。饭馆是“正宗川味”的天下。不同处便是招牌上各写：“南充”、“培陵”、“重庆”.....以示区别。那饭菜的价格令人瞠舌，比四星级大酒店还要贵，像我这般自费旅游者不敢贸然问津。当然，你若了解狮镇不产油盐菜米，所有物资均从千里从千里之外的新疆运来，就不会那么挑剔了。
阿里高原天高地阔，方圆几十、几百公里难见几处人烟。对这些游牧或半定居的藏民而言，这座荒原小镇是他们单调生活的一个万花筒，是他们游牧中可以歇一下脚的地方。
狮镇处在新（疆）——西（藏）公路和黑（河）——阿（里）公路的交汇点上。由此，可北去新疆、中亚各国；南去神山、圣湖、尼泊尔和印度；东去那曲和拉萨；西去古格王国遗址。
狮镇除了一些小旅馆以外，已建起了一家涉外的狮泉河宾馆。通常，西藏阿里旅行社的导游们将那些饱受途中艰辛的游客带到狮镇后，便径直将他们再“导游”进这个狮镇唯一能同”星“级挂上些边的宾馆。
作为一个地区行署所在地，狮镇不啻是“袖珍”了些，然而作为西藏，特别是阿里这片高天阔域，世界人口密度最小的地区行署所在地，则狮镇也权且能对付过去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浪潮已不可避免地影响着这个边陲小镇，小镇必会随着岁月的推移不断发展。但发展的势头不会太猛，因为受到环境，特别是地理的制约。这种制约，在狮镇乃至整个阿里的历史揭开第一页的那一天起，便伴随着他们与生俱来。
出现恶心、呕吐和胸闷状况，但腹内空空如也。噙着因难受而沁出的眼泪，痛苦地摁住胸口，将涌上喉咙的、混杂着胆汁的阔水吐尽后才缓过气来，但人已死过一回。这种状况在西藏的日子一直没有饶过我。
阿里高原的清晨神秘而幽静，宽旷的四野空气清新。仰望远处蓝天下的雪山，在朝阳的映照下，愈显其庄重而冰清玉洁。在多次环顾和仰望之后，我常怀疑我们旅游者正造访着这片区域莫非是地球上的某地：这片宁静而又如此震撼我的荒原使我辨不清自己是活在古代还是今日，是身处前世还是今生了。这真是一块无与伦比的隔世之域。
旅行车行进在这片失去了生气的草原和隔壁相间的地方，我的脑海里突然掠过一阵悲凉的情愫。眼前的景象使我的思绪右近及远地回到了久远的从前：
从西藏的报刊中获得的信息，才知道现时称为札达，过去曾为古格的，有七百年辉煌王国已经确确实实地灭亡了。然而，殊不知，在古格，乃至吐蕃从前还有一个更古老的王国的，那个在人类史册上阴去更久的古老王国是怎么回事呢？
阿里地区的日土县具有岩画，画中的动物以马、牛、羊居多。令人惊异的是，画中还出现了现时早已在阿里灭绝了的鹿、斑马和野猪，而这些动物的生存条件最少不了木本植物的。为此，人们推测，大约在距今三千多年前的悠长岁月中，阿里地区曾经有过广袤的森林。但如今，除了普兰和札达一带尚保存有农耕和少量的森林以外，阿里地区基本上都是空寂的大山、荒凉的戈壁和大面积的无人区了.....
旅行车来到了门土。导游针对我是聋哑人，给了我一本专门介绍阿里的文字资料。从资料中得知，门土后的前方大站便是远近闻名的“神山”、“圣湖”。千百年来，吸引着无数的藏人心向往之。
前方走过来一对藏族老人。那老汉牵着一匹马驮着毡包和各种器物的马。那老妇左手拄一根拐杖，右手拨一串念珠边走边念。这个情景让我看得非常感动。毫无疑问，他们已在阿里遂了多年的心愿，此刻正返回离开很久的家乡。我目送他们渐渐消失在地平线上的背影，不由在心里感叹：这风雨兼程中遥远的朝圣之路呵！
岗仁波钦，藏语意为“宝贝雪山”或“雪圣”。山形有如半颗巨大橄榄状的水晶钻石，四周有八瓣莲花状的群峦护绕，山身冰清玉洁一如圣女，是亚洲腹地，西藏境内最为神圣的山峰。在藏人心目中，她既是自然美的象征，也是信仰的象征，她是一座神山。
这“神山”下最靓的建筑就数岗底斯宾馆了，尽管其设施尚难同“星”级挂靠上。但它却是历尽艰难的旅行者在僻世之壤的一处难得的港湾，它的名声在阿里乃至西藏很少有人不晓。经理长着一张很西藏的忠厚的脸，对我这个聋哑人以八折优惠价照顾。
我走出外头，高地上非常寂静，只有风从我的耳边掠过。我久久地眺望着不远处的正在渐渐溶入黑夜的岗仁波钦。或者说，这千年不语的岗仁波钦也正在久久地注视着渺小的我。
天地无声。
这就是“神山”吗？我的脑海里总在涌动着这问号。但在我推销字画所走过的千山万水中，岗仁波钦的确是不凡的、不可替代的。她属于你只要瞟过一眼，就再也忘怀不了的那种山峰，这种山峰你一生只能见过一次。
夜里10点，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便起来将当天《西藏日报》重读一遍，读后遂披衣出门。
我看见隔窗有人影在火光前闪动。过去窥望，只见屋内就打杂老汉一人盘腿坐在牛粪炉前。他的左手数着佛珠，右手摇着转经筒，双目微闭，口中喃喃。他的那种因高原风霜而布满皱纹的脸在牛粪炉前显得十分虔诚和生动。
我悄然退去。在阿里高原清朗的月光下站立了好长时间，我的旁边就是那座巨大的神山。想起身居桑梓深夜还在作贯彻一生的祈祷老汉，我深深地感到了人类心灵的苦难。更坚信多年来的观察：即天底下的人类活得都不轻松。
我在忧伤的童年时期，以及在聋校求学时期，均有过强烈逃避现实浪迹天涯的念头。那时，我惟有爬上几百米高从矿井里拉出的煤矸石山顶上，遥望蓝天下很远的地方。
特别是遇到美国聋哑人刘易斯，我更坚定了自己的决心：人家老外都能去的阿里，咱中国人就不能去吗？
这是一个笼罩着自然和古典氛围的时空，我仿佛看到了祖先们，或许也是我们自己的“前世”当时的生活场景，我觉得自己离那个时代并不遥远。
推销字画多年来，去过许多美丽神奇的地方，惟有在阿里我才那样真切地看到我们“人类童年时代”生活的痕迹。我想象不出还有比阿里更朴实、更壮丽的地方。自从来到这片土地之后，我还由衷地感觉到：阿里的神秘并不染有矫情，阿里的荒凉并不显得可怖，阿里的静寂并不意味着虚无。阿里是现今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上，最能体现“自然”和“朴实”这两个词义的地方，阿里是一个能使踏上这片土地的某些人在此之后，或“宿命”，或“感奋”的地方。阿里是地球上的一块无法替代、无法复制，甚至无法破坏的净土。
与“神山”岗仁波钦齐名的“圣湖”也叫玛旁雍措或玛法措。藏语意思是“永恒不败的湖”。在西藏人的眼里，她是西藏众多“圣湖”中的“圣中之圣”。该湖坐落在岗仁波钦蜂东南约二十五公里，海拔588米，面积412平方公里，湖水最深可达70米，是一面巨大的高原淡水湖。她的湖水由岗底斯山的冰雪融化而来。
“圣湖”之“圣”，是因了许多宗教典籍的记载，或传奇故事的描述。同时，也因她所处的非同凡响的地理环境有关。同岗仁波钦一样，玛旁雍措也属于那种你只要瞥过一眼，就再也望不了的造物主的杰作。而“神山”与“圣湖”在位置上的巧合，又昭示着此地不愧是个天造地设的神圣所在。两者一因一阳、一刚一柔，互为补充，君临天下，成为信徒们心中的“世界之父”和“世界之母”。
唐代著名的佛学家、旅行家玄奘在艰险奋尝的西天取经中也到过玛旁雍措。后来，他在不朽的《大唐西域记》中将该湖称为“西天瑶池”。时至今日，当我们的旅行车也来到这个湖的旁边时，仍能由衷地感觉到这位高僧的观察和描述甚有见地。然而，弹指一挥间，一千年就这样过去了。
有趣的是，阿里还有一座“鬼湖”，也如同一块巨大的蓝宝石静卧在雪蜂的下面，但所有的朝圣者都避免来到她的岸边，甚至都不愿提及她。“鬼湖”真名叫兰嘎措。如果说，玛旁雍措是伴着“神山”岗仁波钦同为世人瞩目的话，那么，兰嘎措则是“神女”纳木那尼也占据着地球上一隅神奇的地带。
这表明藏人在界定事物的习惯上惯常于运用“相对”和“二元”的方法。通常，他们习惯于善恶分明：有仙，就必有鬼；有给人洗涤罪孳的，就必有给人降灾的。既然玛旁雍措已被界定为“圣湖”了，那么兰嘎措就应该理所当然地成为“鬼湖”。退一步说，即使兰嘎措不成为“鬼湖”，那么别的什么湖也要成为“鬼湖”。
在阿里，我时时感觉到我们这些旅游者正处在一个巨大而凝重的时空点上。所面对的那种特有的感受，绝非人类传统的生息之地所能有。它使我愈加清晰地感悟到人生的渺小和短暂，而宇宙是那样辽阔和深邃。两者是无法相提并论的。而正因为两者间的反差十分明显，人类更应意识到生命得来的不易。惟其不易，我们更无须生活中要么就是浮躁，要么就是矫情。
当我就要离开阿里的时候，突然有一股莫名的伤感。西藏，阿里，我曾经去过。
在拉萨，走遍看遍之后，该回去了。但我又想去阿里看看，因为来了西藏不到阿里等于白来。妻子强烈地反对，说那里荒芜人烟，没有什么可看的价值。我却执意非去不可。
从那时起，我们发生了结婚以来的第一次争执，相儒以沫的感情也出现了危机和动摇。在过去的岁月里，辗转全国各地推销字画的过程中，妻子始终如一地支持我、跟随我，无论道路崎岖、风雨雷电，她一直与我风雨同舟，携手并进。近十年来，默默陪伴我走遍祖国大部分地区，和我分享人生的酸甜苦辣。
最终，妻子没能阻止我，我们在拉萨各自分手了。
怀着一种不被了解的亘古寂寒，我痛苦地离开拉萨，前往阿里。仍坚信，这世界上必有一个了解我的人在蓦然回首处等待。
然而，西路以来，总是不见她的踪迹，可她似乎又无处不在。云在山头登上山头云逾远，月在水中拨开水面月更深，却总有云和月吧。
行走在陌生的西藏，荒城落日，野漠穷秋，我在高原的悲风中碎散，如一枚无足轻重的透明游离的单细胞。
我似睡非睡地坐在旅行车的座位上晃悠，抓紧车座把手的手一刻也没有松过。随着车子的剧烈颠簸，一晃一迷糊，一颠一惊醒。迷迷顿顿中，断断续续默想着杜甫《兵车行》中的诗句：
车辚辚
马萧萧
行人弓箭各在腰
.......
但是又怎样呢？告诉自己吃不着的葡萄的是酸的？偏激？慨愤？还是陷入自怜自伤的消沉境地？人有不放弃希望的责任，于是必须有歌颂自己永远不可复得的宝贵事物的勇气和无比勇敢的精神。
能把握这种精神，就能在绝处看到生路，看到一己的得失苦乐全不足道。天地悠悠、万物滋长，我曾在这片年年新绿，到处花开的大地上走过，领略过它的可爱，就让我歌颂。无论世上有没有我，这片天空永远继续蔚蓝，是多么令人快乐感恩的事。
素来不是马勒迷，但是对于他的《惜别》一曲，有特别的爱好。这词句在沉郁地道尽人生的苦涩失意与离愁别恨之后，却是以肯定生命本身是赞叹结束：春天带回新绿，可爱的大地到处花开，到处，永远，天际是一片明亮的蔚蓝，永远，永远.....
每天都有这样的时候，可以闭上眼睛面对无边黑夜，听任心灵在一无所有的空间漫游。我看到一个无限狭小又无限广大的世界，它没有边界，又与一切隔绝。这时候，自然人生都被黑洞吞噬，一切探索的愿望离我而去，心灵异常宁静。
游于自然、游于人生、游于生活，这是我所拥有的三种旅游境界。我不知道哪一种境界为高，更说不上哪一种是我所爱，因为它们都不是我的选择。可是只要活着，我还必须不断在其中游来游去。
改革开放后，我和妻子在全国各地推销字画时常能邂逅港澳台的游客。他们锲而不舍地游四方。他们在观赏祖国壮丽山河人文景观时所表现出的虔诚，以及浪迹天涯的途中以苦为乐的精神，常常令我们感叹不已。
记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曾邂逅一位崇尚自由、酷爱大自然的美国聋哑人刘易斯。他用美式手语告诉我，他利用卖苦力攒下的钱游遍了除亚洲以外的世界各地，当他开始亚洲之行第一个目标就是西藏，而游西藏第一个目标就是“西藏的西藏”阿里。
无边的苍茫，无边的寂寥，如同踏上另外一个星球。嘈杂和纷乱的世俗生活消失了。冥冥之中,似闻天籁之声。此间，你会真正用大宇宙的角度来观照生命，观照人类的历史和现实。
就站在那儿，那儿就是西藏中的西藏——阿里，广阔的地区，那是一块人生禅悟的净土。
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的阿里高原，位于西藏的西部，平均海拔4500米，面积约30余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全国国土面积二十分之一，而人口仅六万，平均5公里仅有一人，是世界人口密度最稀的地区。
狮泉河镇是阿里地区首府，小镇很小，还不如内地一个乡镇大，两侧多是店铺和饭馆，成为在座荒原小镇的主要景观。饭馆是“正宗川味”的天下。不同处便是招牌上各写：“南充”、“培陵”、“重庆”.....以示区别。那饭菜的价格令人瞠舌，比四星级大酒店还要贵，像我这般自费旅游者不敢贸然问津。当然，你若了解狮镇不产油盐菜米，所有物资均从千里从千里之外的新疆运来，就不会那么挑剔了。
阿里高原天高地阔，方圆几十、几百公里难见几处人烟。对这些游牧或半定居的藏民而言，这座荒原小镇是他们单调生活的一个万花筒，是他们游牧中可以歇一下脚的地方。
狮镇处在新（疆）——西（藏）公路和黑（河）——阿（里）公路的交汇点上。由此，可北去新疆、中亚各国；南去神山、圣湖、尼泊尔和印度；东去那曲和拉萨；西去古格王国遗址。
狮镇除了一些小旅馆以外，已建起了一家涉外的狮泉河宾馆。通常，西藏阿里旅行社的导游们将那些饱受途中艰辛的游客带到狮镇后，便径直将他们再“导游”进这个狮镇唯一能同”星“级挂上些边的宾馆。
作为一个地区行署所在地，狮镇不啻是“袖珍”了些，然而作为西藏，特别是阿里这片高天阔域，世界人口密度最小的地区行署所在地，则狮镇也权且能对付过去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浪潮已不可避免地影响着这个边陲小镇，小镇必会随着岁月的推移不断发展。但发展的势头不会太猛，因为受到环境，特别是地理的制约。这种制约，在狮镇乃至整个阿里的历史揭开第一页的那一天起，便伴随着他们与生俱来。
出现恶心、呕吐和胸闷状况，但腹内空空如也。噙着因难受而沁出的眼泪，痛苦地摁住胸口，将涌上喉咙的、混杂着胆汁的阔水吐尽后才缓过气来，但人已死过一回。这种状况在西藏的日子一直没有饶过我。
阿里高原的清晨神秘而幽静，宽旷的四野空气清新。仰望远处蓝天下的雪山，在朝阳的映照下，愈显其庄重而冰清玉洁。在多次环顾和仰望之后，我常怀疑我们旅游者正造访着这片区域莫非是地球上的某地：这片宁静而又如此震撼我的荒原使我辨不清自己是活在古代还是今日，是身处前世还是今生了。这真是一块无与伦比的隔世之域。
旅行车行进在这片失去了生气的草原和隔壁相间的地方，我的脑海里突然掠过一阵悲凉的情愫。眼前的景象使我的思绪右近及远地回到了久远的从前：
从西藏的报刊中获得的信息，才知道现时称为札达，过去曾为古格的，有七百年辉煌王国已经确确实实地灭亡了。然而，殊不知，在古格，乃至吐蕃从前还有一个更古老的王国的，那个在人类史册上阴去更久的古老王国是怎么回事呢？
阿里地区的日土县具有岩画，画中的动物以马、牛、羊居多。令人惊异的是，画中还出现了现时早已在阿里灭绝了的鹿、斑马和野猪，而这些动物的生存条件最少不了木本植物的。为此，人们推测，大约在距今三千多年前的悠长岁月中，阿里地区曾经有过广袤的森林。但如今，除了普兰和札达一带尚保存有农耕和少量的森林以外，阿里地区基本上都是空寂的大山、荒凉的戈壁和大面积的无人区了.....
旅行车来到了门土。导游针对我是聋哑人，给了我一本专门介绍阿里的文字资料。从资料中得知，门土后的前方大站便是远近闻名的“神山”、“圣湖”。千百年来，吸引着无数的藏人心向往之。
前方走过来一对藏族老人。那老汉牵着一匹马驮着毡包和各种器物的马。那老妇左手拄一根拐杖，右手拨一串念珠边走边念。这个情景让我看得非常感动。毫无疑问，他们已在阿里遂了多年的心愿，此刻正返回离开很久的家乡。我目送他们渐渐消失在地平线上的背影，不由在心里感叹：这风雨兼程中遥远的朝圣之路呵！
岗仁波钦，藏语意为“宝贝雪山”或“雪圣”。山形有如半颗巨大橄榄状的水晶钻石，四周有八瓣莲花状的群峦护绕，山身冰清玉洁一如圣女，是亚洲腹地，西藏境内最为神圣的山峰。在藏人心目中，她既是自然美的象征，也是信仰的象征，她是一座神山。
这“神山”下最靓的建筑就数岗底斯宾馆了，尽管其设施尚难同“星”级挂靠上。但它却是历尽艰难的旅行者在僻世之壤的一处难得的港湾，它的名声在阿里乃至西藏很少有人不晓。经理长着一张很西藏的忠厚的脸，对我这个聋哑人以八折优惠价照顾。
我走出外头，高地上非常寂静，只有风从我的耳边掠过。我久久地眺望着不远处的正在渐渐溶入黑夜的岗仁波钦。或者说，这千年不语的岗仁波钦也正在久久地注视着渺小的我。
天地无声。
这就是“神山”吗？我的脑海里总在涌动着这问号。但在我推销字画所走过的千山万水中，岗仁波钦的确是不凡的、不可替代的。她属于你只要瞟过一眼，就再也忘怀不了的那种山峰，这种山峰你一生只能见过一次。
夜里10点，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便起来将当天《西藏日报》重读一遍，读后遂披衣出门。
我看见隔窗有人影在火光前闪动。过去窥望，只见屋内就打杂老汉一人盘腿坐在牛粪炉前。他的左手数着佛珠，右手摇着转经筒，双目微闭，口中喃喃。他的那种因高原风霜而布满皱纹的脸在牛粪炉前显得十分虔诚和生动。
我悄然退去。在阿里高原清朗的月光下站立了好长时间，我的旁边就是那座巨大的神山。想起身居桑梓深夜还在作贯彻一生的祈祷老汉，我深深地感到了人类心灵的苦难。更坚信多年来的观察：即天底下的人类活得都不轻松。
我在忧伤的童年时期，以及在聋校求学时期，均有过强烈逃避现实浪迹天涯的念头。那时，我惟有爬上几百米高从矿井里拉出的煤矸石山顶上，遥望蓝天下很远的地方。
特别是遇到美国聋哑人刘易斯，我更坚定了自己的决心：人家老外都能去的阿里，咱中国人就不能去吗？
这是一个笼罩着自然和古典氛围的时空，我仿佛看到了祖先们，或许也是我们自己的“前世”当时的生活场景，我觉得自己离那个时代并不遥远。
推销字画多年来，去过许多美丽神奇的地方，惟有在阿里我才那样真切地看到我们“人类童年时代”生活的痕迹。我想象不出还有比阿里更朴实、更壮丽的地方。自从来到这片土地之后，我还由衷地感觉到：阿里的神秘并不染有矫情，阿里的荒凉并不显得可怖，阿里的静寂并不意味着虚无。阿里是现今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上，最能体现“自然”和“朴实”这两个词义的地方，阿里是一个能使踏上这片土地的某些人在此之后，或“宿命”，或“感奋”的地方。阿里是地球上的一块无法替代、无法复制，甚至无法破坏的净土。
与“神山”岗仁波钦齐名的“圣湖”也叫玛旁雍措或玛法措。藏语意思是“永恒不败的湖”。在西藏人的眼里，她是西藏众多“圣湖”中的“圣中之圣”。该湖坐落在岗仁波钦蜂东南约二十五公里，海拔588米，面积412平方公里，湖水最深可达70米，是一面巨大的高原淡水湖。她的湖水由岗底斯山的冰雪融化而来。
“圣湖”之“圣”，是因了许多宗教典籍的记载，或传奇故事的描述。同时，也因她所处的非同凡响的地理环境有关。同岗仁波钦一样，玛旁雍措也属于那种你只要瞥过一眼，就再也望不了的造物主的杰作。而“神山”与“圣湖”在位置上的巧合，又昭示着此地不愧是个天造地设的神圣所在。两者一因一阳、一刚一柔，互为补充，君临天下，成为信徒们心中的“世界之父”和“世界之母”。
唐代著名的佛学家、旅行家玄奘在艰险奋尝的西天取经中也到过玛旁雍措。后来，他在不朽的《大唐西域记》中将该湖称为“西天瑶池”。时至今日，当我们的旅行车也来到这个湖的旁边时，仍能由衷地感觉到这位高僧的观察和描述甚有见地。然而，弹指一挥间，一千年就这样过去了。
有趣的是，阿里还有一座“鬼湖”，也如同一块巨大的蓝宝石静卧在雪蜂的下面，但所有的朝圣者都避免来到她的岸边，甚至都不愿提及她。“鬼湖”真名叫兰嘎措。如果说，玛旁雍措是伴着“神山”岗仁波钦同为世人瞩目的话，那么，兰嘎措则是“神女”纳木那尼也占据着地球上一隅神奇的地带。
这表明藏人在界定事物的习惯上惯常于运用“相对”和“二元”的方法。通常，他们习惯于善恶分明：有仙，就必有鬼；有给人洗涤罪孳的，就必有给人降灾的。既然玛旁雍措已被界定为“圣湖”了，那么兰嘎措就应该理所当然地成为“鬼湖”。退一步说，即使兰嘎措不成为“鬼湖”，那么别的什么湖也要成为“鬼湖”。
在阿里，我时时感觉到我们这些旅游者正处在一个巨大而凝重的时空点上。所面对的那种特有的感受，绝非人类传统的生息之地所能有。它使我愈加清晰地感悟到人生的渺小和短暂，而宇宙是那样辽阔和深邃。两者是无法相提并论的。而正因为两者间的反差十分明显，人类更应意识到生命得来的不易。惟其不易，我们更无须生活中要么就是浮躁，要么就是矫情。
当我就要离开阿里的时候，突然有一股莫名的伤感。西藏，阿里，我曾经去过。
十五
岁月的长河缓缓流逝。正当我们洋洋得意，陶醉于过去的成功秘方时，一切都已改变。当我们从失败的阴影中苏醒过来，才发现失败的原因在于过去的成功辉煌，过去赢得成功的良方，现在却成了导致失败的毒药。正如西方的一句谚语：当你想把球挖出洞时，你却把球越挖越深。
无论妻子把词句写得再怎样感人，也打动不了领导干部“大发慈悲”买一副字画了。因为做这行生意的聋哑人越来越多，很多单位今天刚刚打发走一伙，明天又来了另外一伙，而且都是吃这碗饭的，以致领导干部不胜其烦。一见到我们比比划划来推销字画，门卫就连推带搡地把我们轰出去，这已不是仅仅受到白眼遭遇的问题了。
除了港澳台外，我和妻子走遍全国所有省市区，发觉这生意已经到了尽头。
生意连连碰壁、吃闭门羹，我们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人倒霉时，喝口凉水都塞牙。这时妻子的单位由于煤炭资源枯竭，不得不减人提效，常年不上班的妻子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一批下岗人员。
我渐渐心灰意冷，开始借酒浇愁，寻求身心的解脱。而我的委靡颓废又影响到了妻子，美丽的妻子也变得形容枯槁。也许是千年修得同床眠，在我们压抑的争吵和小心翼翼的那份守护中，我们都开始感觉到了彼此的沉重和不堪。
同样心里异常难受的妻子仍苦口婆心地开导我：只要我们脚踏实地从头开始，心与心就能一辈子沟通......
妻子的手语令我那颗冰冷的心又热起来，重燃起希望的火焰。心想，自己确实应该找一份工作了，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可是，自己一无技术二无特长三无文凭，而且又聋又哑，哪个单位会要我呢？
我找到当地民政局。他们给我开了张介绍信，让我到下边所属几个福利性企业毛遂自荐。
我持着介绍信来到福利木器厂。厂长用手语问我，会木工活吗？我摇摇头。厂长耸耸肩，双手摊开，表示爱莫能助。
我又来到民政建筑公司。经理打手势问我：会瓦工活吗？我摆摆手。最后，经理安排我做苦工。
就这样，我干上了专门侍侯瓦工的苦工。虽说自己久混江湖，见过很多世面，走过很多地方，但就是从未做过重体力劳动。身体一直保养得细皮嫩肉。工地上的活儿差点没把我累死，早上六点开工，晚上七点收工，除了吃午饭，一天不停地干活。拎水、和泥、搬砖、筛沙子......机械、枯燥地重复着苦活。当我好不容易和完泥，累得正要坐下来歇口气，瓦工又达手势让我上泥，我只得又站起来.....
连干了一个星期，直累得我腰酸腿痛，大脑一片空白，手掌起了血泡，真想趴下好好休息。当我从一位工友的手势中得知这个公司其实已转包给个人，黑心老板剥削残疾工人，工资比别的地方少三分之一，且长期拖欠。我便炒了老板的“鱿鱼”，离开了这家建筑公司。
我来到娘家——残联诉苦。一位好心的工作人员用手语告诉我：有个肌体残疾人开了浴池，你到那里搓澡吧，搓一次两元，即轻松又得现金。
不就是搓澡吗？这有何难？然而，当你干上了这一行，才知道这可是苦差事，正所谓：看花容易绣花难。
刚开始，我怕搓不好，小心翼翼但又十分用力地搓，搓得顾客嗷嗷叫。我听不见，只看见顾客身体被搓疼得扭动，还以为对我的服务不满意，便更加用力，结果吃力不讨好。搓得顾客再也承受不住，跳下搓床，双方不免十分尴尬。
站在热气蒸腾的浴池里，在给顾客搓澡的同时，我身上的汗水流起来没个完，浑身整天湿乎乎的，手指由于长时间接触热水，加上干活用力过猛，五指全都开裂了，连指甲下面粉红色的嫩肉都看得见。
什么叫疼？再用这双手给别人搓澡就叫疼！
我垂头丧气地坐在搓床上，看人家搓澡师傅怎样干活。慢慢地看出乐趣来，我发觉搓澡师傅象一个乐士。你看他仔仔细细地搓净顾客全身每一处灰垢，应其额外要求，开始捶起背来，如同弹奏琴瑟，自得其乐！你看他翻弄手下赤条条软绵绵的顾客像翻一件艺术品一样，角角落落，捶捏拍打，不厌其烦。他晃着头眯着眼拍着顾客的背。对于中毒性耳聋的我，此时仿佛听见了咣咣、咣咣、咣咣咣......韵律极像摇滚乐中的超重低音，他的空心拳落在顾客臀部，心灵之耳立刻发出乡村小镇铁匠铺里那种大锤咚咚小锤咣咣的声音。
我在一旁不由叹服，怪不得现代诸多艺术发源于古人的劳作中。穷乐，虽然贫穷，却有志于在贫穷的劳作中制造乐趣，娱了自己，又娱了他人！后来，被称为艺术的，它的前身原来应该叫“娱术”啊。突然又想起哪位作家说的话：艺术的最高境界应当是——从平凡中发现美。劳动既愉悦了别人，也愉悦了自己——事情就这么简单。
在整个干活过程中，这聋哑老师傅一直眯着眼，那种对搓澡捶背程序和熟练技术烂熟于心的神态就像北京的老摇滚歌星弹吉它却不看吉它那样沉醉、潇洒。他偶而会腾出一只手提起身边的小茶壶忙里偷闲地啜上一口，与此同时，另一只手并不停下，正恰到时候地敲着小过门音乐、轻重音疾徐有致，错落均匀。
若干年后，当我在深圳看到《泰坦尼克号》大片中演奏到最后一刻的乐手们，就想起了搓澡捶背的老师傅。老师傅的乐观从容在我眼里堪比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前演奏到最后一刻的乐手们。沉船上，乐手们面临的只是那一刻的死的考验，而老师傅面临的却是暗淡灯光下，混沌蒸腾雾气中无限漫长的一天又一天的煎熬！让我萧然起敬的是他们诗意生活的生活姿态而非生存本身。缺乏诗意的生存本身是一只大白天发光的灯泡，苍白微弱，有光而无芒。
那个被聋哑老师捶捏拍打的赤条条的浴客像孩子一样睡着了。此时，老师傅正如盲人弹琴一样出神入化，另人忍俊不禁。那双遒劲有力的大手轻拢慢捏又复敲，弹着低沉呢喃、娓娓动听的摇篮曲.......几多苦难几多烦恼，化作流水小曲穿肠过，看忙忙碌碌尘世间，还有几人能在穷中寻乐！
那个浴客睡醒后，满意地冲老师傅伸出大拇指。穿上衣服，掏出10元递给他，并摆摆手表示不用找余钱了。
老师傅用沧桑的手势跟我讲起搓澡经验：要根据不同浴客，不同人体形态，不同的关节活动功能以及不同的肌肉弹施以不同的手法，不同的力度和幅度。练习推拿的方法，锻炼指力、腕力、臂力。一次搓108下，全身都要搓到。瘦的人，劲小点儿；不胖不瘦的人，劲拿点儿。手劲儿要透到皮下去，穴位处儿要用些力。
从手语交谈中得知，老师傅的爱人也是聋哑，无职业，在家从事家务，生育两个孩子。老师傅一生无固定职业，东干西干，什么活儿都干过，装火车、砸石头、挖沙子、当力工、下小煤矿.....此前已在别处浴池搓了4年澡，我惊叹不已，怪不得手艺如此精堪，原来是4年磨一剑、厚积薄发。得知老师傅靠打工挣血汗钱供孩子上学，两个健听孩子很争气，都考上了大学。我更是萧然起敬。
大概是我双手的皮肤过敏，在水里时间长了就疼痒，不得不离开了浴池。
我和同样无业的聋哑朋友李军坐公共汽车来到市里劳务市场——腾飞桥，桥下每天都有一番独特的风景：上百“截大岗”的失业者聚集在此，形成露天劳动力“市场”。他们身着脏衣，大多东倒西歪或闹作一团。每当有车雇工，这些人纷纷招手，有时还跑到路中间拦截卡车。有时卡车速度不快，身材“矫健”者便纷纷扒车。
由于活源有限，而揽活做的下岗工、进城农民又太多，一个县一个区一个矿山的分成好多帮派，为抢活干，他们有时大动干戈，甚至操起大铁锹等劳动工具上下挥舞，很令人害怕。
我非常不理解他们：挣钱固然重要，但为了钱必须动武却不值得。因为世界极为广阔，没有必要在人事摩擦中浪费生命。
没有职业的稳定，只有技能的稳定与更新。在露天“市场”抢不到活儿，再加上我和李军都是聋哑，没有哪个雇主愿意聘用，我俩便串连了几个胆小的老乡，在“市场”附近偏僻的地方揽一些零碎活，多少挣两个，但没人争。
我们站在凛冽的寒风中，厚厚的大棉袄难抵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有时一天能挣几十元，有时干站几天连饭钱也没着落。人却冻得脸色铁青，上下牙直打架，两只脚不停地跺着。
当大风挟裹着煤尘灰土和五颜六色的塑料袋吹过来，我们连忙背过身去。我渐渐感到莫名的情绪向我袭来，一种模糊不清的惊恐搅得我惶惶不安，我们在这城市是如此的卑贱和微不足道呀........
岁月的长河缓缓流逝。正当我们洋洋得意，陶醉于过去的成功秘方时，一切都已改变。当我们从失败的阴影中苏醒过来，才发现失败的原因在于过去的成功辉煌，过去赢得成功的良方，现在却成了导致失败的毒药。正如西方的一句谚语：当你想把球挖出洞时，你却把球越挖越深。
无论妻子把词句写得再怎样感人，也打动不了领导干部“大发慈悲”买一副字画了。因为做这行生意的聋哑人越来越多，很多单位今天刚刚打发走一伙，明天又来了另外一伙，而且都是吃这碗饭的，以致领导干部不胜其烦。一见到我们比比划划来推销字画，门卫就连推带搡地把我们轰出去，这已不是仅仅受到白眼遭遇的问题了。
除了港澳台外，我和妻子走遍全国所有省市区，发觉这生意已经到了尽头。
生意连连碰壁、吃闭门羹，我们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人倒霉时，喝口凉水都塞牙。这时妻子的单位由于煤炭资源枯竭，不得不减人提效，常年不上班的妻子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一批下岗人员。
我渐渐心灰意冷，开始借酒浇愁，寻求身心的解脱。而我的委靡颓废又影响到了妻子，美丽的妻子也变得形容枯槁。也许是千年修得同床眠，在我们压抑的争吵和小心翼翼的那份守护中，我们都开始感觉到了彼此的沉重和不堪。
同样心里异常难受的妻子仍苦口婆心地开导我：只要我们脚踏实地从头开始，心与心就能一辈子沟通......
妻子的手语令我那颗冰冷的心又热起来，重燃起希望的火焰。心想，自己确实应该找一份工作了，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可是，自己一无技术二无特长三无文凭，而且又聋又哑，哪个单位会要我呢？
我找到当地民政局。他们给我开了张介绍信，让我到下边所属几个福利性企业毛遂自荐。
我持着介绍信来到福利木器厂。厂长用手语问我，会木工活吗？我摇摇头。厂长耸耸肩，双手摊开，表示爱莫能助。
我又来到民政建筑公司。经理打手势问我：会瓦工活吗？我摆摆手。最后，经理安排我做苦工。
就这样，我干上了专门侍侯瓦工的苦工。虽说自己久混江湖，见过很多世面，走过很多地方，但就是从未做过重体力劳动。身体一直保养得细皮嫩肉。工地上的活儿差点没把我累死，早上六点开工，晚上七点收工，除了吃午饭，一天不停地干活。拎水、和泥、搬砖、筛沙子......机械、枯燥地重复着苦活。当我好不容易和完泥，累得正要坐下来歇口气，瓦工又达手势让我上泥，我只得又站起来.....
连干了一个星期，直累得我腰酸腿痛，大脑一片空白，手掌起了血泡，真想趴下好好休息。当我从一位工友的手势中得知这个公司其实已转包给个人，黑心老板剥削残疾工人，工资比别的地方少三分之一，且长期拖欠。我便炒了老板的“鱿鱼”，离开了这家建筑公司。
我来到娘家——残联诉苦。一位好心的工作人员用手语告诉我：有个肌体残疾人开了浴池，你到那里搓澡吧，搓一次两元，即轻松又得现金。
不就是搓澡吗？这有何难？然而，当你干上了这一行，才知道这可是苦差事，正所谓：看花容易绣花难。
刚开始，我怕搓不好，小心翼翼但又十分用力地搓，搓得顾客嗷嗷叫。我听不见，只看见顾客身体被搓疼得扭动，还以为对我的服务不满意，便更加用力，结果吃力不讨好。搓得顾客再也承受不住，跳下搓床，双方不免十分尴尬。
站在热气蒸腾的浴池里，在给顾客搓澡的同时，我身上的汗水流起来没个完，浑身整天湿乎乎的，手指由于长时间接触热水，加上干活用力过猛，五指全都开裂了，连指甲下面粉红色的嫩肉都看得见。
什么叫疼？再用这双手给别人搓澡就叫疼！
我垂头丧气地坐在搓床上，看人家搓澡师傅怎样干活。慢慢地看出乐趣来，我发觉搓澡师傅象一个乐士。你看他仔仔细细地搓净顾客全身每一处灰垢，应其额外要求，开始捶起背来，如同弹奏琴瑟，自得其乐！你看他翻弄手下赤条条软绵绵的顾客像翻一件艺术品一样，角角落落，捶捏拍打，不厌其烦。他晃着头眯着眼拍着顾客的背。对于中毒性耳聋的我，此时仿佛听见了咣咣、咣咣、咣咣咣......韵律极像摇滚乐中的超重低音，他的空心拳落在顾客臀部，心灵之耳立刻发出乡村小镇铁匠铺里那种大锤咚咚小锤咣咣的声音。
我在一旁不由叹服，怪不得现代诸多艺术发源于古人的劳作中。穷乐，虽然贫穷，却有志于在贫穷的劳作中制造乐趣，娱了自己，又娱了他人！后来，被称为艺术的，它的前身原来应该叫“娱术”啊。突然又想起哪位作家说的话：艺术的最高境界应当是——从平凡中发现美。劳动既愉悦了别人，也愉悦了自己——事情就这么简单。
在整个干活过程中，这聋哑老师傅一直眯着眼，那种对搓澡捶背程序和熟练技术烂熟于心的神态就像北京的老摇滚歌星弹吉它却不看吉它那样沉醉、潇洒。他偶而会腾出一只手提起身边的小茶壶忙里偷闲地啜上一口，与此同时，另一只手并不停下，正恰到时候地敲着小过门音乐、轻重音疾徐有致，错落均匀。
若干年后，当我在深圳看到《泰坦尼克号》大片中演奏到最后一刻的乐手们，就想起了搓澡捶背的老师傅。老师傅的乐观从容在我眼里堪比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前演奏到最后一刻的乐手们。沉船上，乐手们面临的只是那一刻的死的考验，而老师傅面临的却是暗淡灯光下，混沌蒸腾雾气中无限漫长的一天又一天的煎熬！让我萧然起敬的是他们诗意生活的生活姿态而非生存本身。缺乏诗意的生存本身是一只大白天发光的灯泡，苍白微弱，有光而无芒。
那个被聋哑老师捶捏拍打的赤条条的浴客像孩子一样睡着了。此时，老师傅正如盲人弹琴一样出神入化，另人忍俊不禁。那双遒劲有力的大手轻拢慢捏又复敲，弹着低沉呢喃、娓娓动听的摇篮曲.......几多苦难几多烦恼，化作流水小曲穿肠过，看忙忙碌碌尘世间，还有几人能在穷中寻乐！
那个浴客睡醒后，满意地冲老师傅伸出大拇指。穿上衣服，掏出10元递给他，并摆摆手表示不用找余钱了。
老师傅用沧桑的手势跟我讲起搓澡经验：要根据不同浴客，不同人体形态，不同的关节活动功能以及不同的肌肉弹施以不同的手法，不同的力度和幅度。练习推拿的方法，锻炼指力、腕力、臂力。一次搓108下，全身都要搓到。瘦的人，劲小点儿；不胖不瘦的人，劲拿点儿。手劲儿要透到皮下去，穴位处儿要用些力。
从手语交谈中得知，老师傅的爱人也是聋哑，无职业，在家从事家务，生育两个孩子。老师傅一生无固定职业，东干西干，什么活儿都干过，装火车、砸石头、挖沙子、当力工、下小煤矿.....此前已在别处浴池搓了4年澡，我惊叹不已，怪不得手艺如此精堪，原来是4年磨一剑、厚积薄发。得知老师傅靠打工挣血汗钱供孩子上学，两个健听孩子很争气，都考上了大学。我更是萧然起敬。
大概是我双手的皮肤过敏，在水里时间长了就疼痒，不得不离开了浴池。
我和同样无业的聋哑朋友李军坐公共汽车来到市里劳务市场——腾飞桥，桥下每天都有一番独特的风景：上百“截大岗”的失业者聚集在此，形成露天劳动力“市场”。他们身着脏衣，大多东倒西歪或闹作一团。每当有车雇工，这些人纷纷招手，有时还跑到路中间拦截卡车。有时卡车速度不快，身材“矫健”者便纷纷扒车。
由于活源有限，而揽活做的下岗工、进城农民又太多，一个县一个区一个矿山的分成好多帮派，为抢活干，他们有时大动干戈，甚至操起大铁锹等劳动工具上下挥舞，很令人害怕。
我非常不理解他们：挣钱固然重要，但为了钱必须动武却不值得。因为世界极为广阔，没有必要在人事摩擦中浪费生命。
没有职业的稳定，只有技能的稳定与更新。在露天“市场”抢不到活儿，再加上我和李军都是聋哑，没有哪个雇主愿意聘用，我俩便串连了几个胆小的老乡，在“市场”附近偏僻的地方揽一些零碎活，多少挣两个，但没人争。
我们站在凛冽的寒风中，厚厚的大棉袄难抵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有时一天能挣几十元，有时干站几天连饭钱也没着落。人却冻得脸色铁青，上下牙直打架，两只脚不停地跺着。
当大风挟裹着煤尘灰土和五颜六色的塑料袋吹过来，我们连忙背过身去。我渐渐感到莫名的情绪向我袭来，一种模糊不清的惊恐搅得我惶惶不安，我们在这城市是如此的卑贱和微不足道呀........
你可以没有耳朵、眼睛或者手脚。
但却不能没有爱心
爱和被爱同样重要。在人的漫长的一生里，你随时可能遇到各种困难，而爱和梦想，就是你的希望和奋斗的力量。
感谢给我鲜花的朋友，虽然我不知道您的姓名，但是你一定是生活中一道明亮的阳光！阳光多么光明磊落！
但却不能没有爱心
爱和被爱同样重要。在人的漫长的一生里，你随时可能遇到各种困难，而爱和梦想，就是你的希望和奋斗的力量。
感谢给我鲜花的朋友，虽然我不知道您的姓名，但是你一定是生活中一道明亮的阳光！阳光多么光明磊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