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终于露出了破绽（上）

《史记》终于露出了破绽


2017年12月13日，《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良渚古城水管理系统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市举行（插图1）。学术会议期间，我国考古学界与世界考古学界权威人士共同认为“古代良渚社会证明中华民族拥有5000年的文明史”。也就是说，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历史文物，能够证明中华民族拥有5000年的文明。
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文化事件。

此前已有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努力了数十年，并没有达成这个目标和实现这个目的。如今长江流域良渚文化构成的证据链，取代了黄河流域仰韶文化成为中华文明摇篮的新坐标。中华文明由黄河摇篮转变为长江摇篮，表面上这是一个平平淡淡的文化调整事件，内里却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文化逆转事件。

长江流域成为中华文明新摇篮。对我国的历史学研究者来说，是意料之外的。但对考古学研究者来说，却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由于考古学与历史学属于同门，摇篮易帜后两门学者并没有马上操戈，显示出读书人具有的含蓄性格与深厚教养。文明易帜事件已经完成，这纸也是包不住火的。我们站在红山文化这个角度，来分析这里面存在的一些幽微之别。

一．中华文明摇篮易帜的原因。

考古学走进中国，也就百年左右。考古学界先后在珠江流域、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辽河流域、黑龙江流域分别找到了红山、仰韶、大汶口、凌家滩、良渚、龙山、三星堆等文化遗址。这些6000——4000年之间的文化遗存，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文物证据。将这些文化遗址、文物遗存进行数据环比，根据数据的优劣、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来决定我国文明起源地点。依据地下文物，考古学界终于找到了中华文明起源地。

历史学是传统的、悠久的社会文化背景研究方式。我们国家以《史记》作为正史，孔子修《尚书》，司马迁著《史记》也有两千年的悠远了。我们现在读的用的历史教科书、历史丛书，是以华夏族做为中华民族的根与本，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是炎黄部落的居住地，以历史学为主导思想的文化学者们坚信着《史记》的正确性，未曾怀疑《史记》里面存在问题，所以才认为华夏族应该是科学技术领先的民族、也是文化文明优越的民族，而东夷族是野蛮不化的民族、也是科学技术落后的民族，历朝历代的文化学者也都是这样认为地，民国时期历史文化学者也是普遍这样认为的。这是主流思想，也是传统思想，更是历史学研究流传下来的思想。

2017年12月13日，《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良渚古城水管理系统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市举行

插图为会议现场。

解放后的新中国，在考古学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考古学区系类型学日趋完善，各地遗址的考古学材料日趋丰富。但以黄河流域为代表的仰韶文化，考古学材料始终是成绩平平，没有惊喜出现。而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良渚文化遗址（插图2），则是岁岁有进步、年年有惊喜，先后不断有5000多年前的丝绸、漆器、文字、水井、竹筏、码头、玉器、陶器、石器生产工具等文物出土，古城墙外有护城河，形成了水利灌溉系统、水利防洪系统、水利运输系统，城墙内的城市有宫殿区、王陵区、作坊区、仓储区的分布，无论是城市城墙，还是水利系统沟渠填筑，还保留着5000多年前的人工夯筑痕迹，这些数据冲击着、震撼着每一位历史文化研究者的心灵（笔者曾经四次考察良渚文化遗址）。以考古学实物证据为主导的夷蛮系文化遗址，经过了数十年考古学者脚踏实地的努力与艰辛付出，逐渐被学术界推举出来，从蛮夷在历史文献中被贬低、被嘲讽，逐渐转变成科学技术先进的文明代表，考古学界的每一位工作者都是功不可没的。而以历史学材料为主推的炎黄系、华夏系，随着仰韶文化遗址那平平淡淡的文物遗存，使黄河摇篮逐渐冷却，学术界也不在坚持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摇篮的这个说法了，改为长江流域成为中华文明的摇篮。

考古学是以考古出土文物作为主要线索的学术研究方法，历史学是以历史文献材料作为主要线索的学术研究方法，两种研究方法各有特点。历史学特点是听前人说、听古人说，主要是有史为凭。与历史学相比，考古学材料属实；与考古学材料相比，历史学属虚。虚实之间，有长有短。如果一个人有两只手，那么历史学就像一只手的人。考古学比历史学多了另外的一只手，通过考古挖掘出来的地下文物分析地层关系，去检验历史文献材料说的对不对，古代编写历史材料的人有没有做手脚。考古学比历史学多了这只手以后，就相当于考古学者把这只手伸到了4000——6000年前，并对当时的历史文化与社会背景进行底细排查，再通过这只手来分析哪个区域先进、哪个区域落后，然后评比哪个区域文明与哪个区域野蛮，找出差别，得到结论。历史学者则是以《史记》为主，一条道跑到黑，现代学者信赖民国学者，民国学者信赖唐宋学者，唐宋学者信赖汉晋学者，汉晋学者信赖《史记》为正史，整个历史学者链条上，主要体现出学者们对《史记》的尊重。《史记》存在着一个硬伤，这个硬伤是导致摇篮易帜的根本原因，也是考古学冲击历史学的一个主要原因。

<史记>不是唯一的历史载体。

而以《史记》为文脉正宗的人，本身就存在问题，只是乌鸦落在猪身上，看不见自身的黑，却只能看见别人的黑。

哥不是天桥底下算命的，说不出你爱听的嗑。

考古学走进中国，不是来哄你玩的，而是带着它的使命来的。

二、《史记》的排序方式存在破绽。

《史记》以《五帝本纪》为开篇之作，随后有《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等朝代政权逐一亮相接续登场，后有唐朝时期史学家司马贞（679—732年）以补遗形式将《三皇本纪》编入《史记》当中，这就是《史记》存在的破绽之处。
是的！记录百王之先(伏羲太昊）事迹的《三皇本纪》，是司马贞以“补遗”形式被编入正史的。西汉时期司马迁（公元前145年——？）著述《史记》之初，并没有收录伏羲太昊部落之事。没错，百王之先是以补遗形式被收编进入正史的，著述《史记》之初，是被抛弃了的。

《史记》作为正史②，在著述之初，应当严格按照《三皇本纪》、《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这种以“1、2、3、4、5、6的正常排序方式”进行编年著述（插图3）。而《史记》却是以《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三皇本纪》……这种以“2、3、4、5、1、6的异常排序方式”编著出来的。这种以异常排序方式编著历史的行为，可以叫做颠三倒四的历史排序方式。

这篇论文是前年发出去的。也是我看到摇篮转移才有了思路，而逐渐发现问题的严重性的。

伏羲太昊和轩辕黄帝这两人，一个属于东夷部落首领，一个属于华夏部落首领。两个祖先，在同一种文化里并存着。按照道理来讲，同一种文化里，只能有一个祖先存在着，而不应该出现两个祖先。但是，我们却存在着两个祖先，而且是我们没有膜拜前者伏羲太昊，而是膜拜后者轩辕黄帝。所以我们才有了炎黄子孙、华夏儿女这个说词，因为轩辕黄帝部落居住在华夏之地，遂认为黄河流域应该成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地。


在“涿鹿之战”当中，东夷部落两昊、蚩尤被华夏部落轩辕杀掉，随后轩辕登基称黄帝。说明伏羲太昊先于轩辕黄帝建立了部落政权，所以才称“伏羲太昊为百王之先”。也就是说东夷先于华夏建立政权机构，轩辕黄帝晚于伏羲太昊称王。据此分析，《史记》当中的《三皇本纪》应该排列在《五帝本纪》之前。

《史记》作为国家正史，当以《三皇本纪》为开篇之作，而不能将《五帝本纪》放在开篇位置，这样才符合历史发展顺序。而司马迁著述《史记》之时，抛弃了百王之先（伏羲太昊），使《三皇本纪》没能出现在开篇位置，却将本应属第二位的《五帝本纪》列为开篇之作，这种不按历史先后顺序著述历史的手段，并没有凸显“正史”的公正性。
颠三倒四的《史记》排序方式，就这样堂而皇之的出现了,其主要原因是孔圣人修《尚书》所致。

据《左传·昭公17年》记载，郯子与鲁昭公谈论少昊鸟夷部落机构①设置一事：凤鸟氏历正、玄鸟氏司分、伯赵氏司至、青鸟氏司启、丹鸟氏司闭，祝鸠氏司徒……。这一年孔子27岁，任鲁国小官，没有参与旁听，事后听说并去郯国拜访郯子，典故称为“孔子师郯子”。根据孔子、郯子、鲁昭公三人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孔子明知少昊鸟夷部落政权机构设置一事，后又通过“修《尚书》、删《尚书》、孔壁本《古文尚书》”等一系列又修、又删、又藏的行为，使中国人的祖先排列顺序，依照孔子思想编排了下来。
又，汉朝司马迁著《史记》之时，汉朝举国“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给“照搬孔子修后的《尚书》”留下方便条件，就此形成当今版本的《史记》排列顺序。

历史排序存在问题，起因在于孔子。在汉朝时期并没有得到及时纠正，使社会开始陷入历史混沌之中；到了唐宋时期，读书人也是醉醺醺的“直把杭州作汴州”，没人在意《史记》顺序存在问题；到了民国时期，历史文化学者仍然坚信“炎黄的科学技术能力领先于东夷两昊”，后来有了仰韶文化的考古学材料支撑，才把“华夏儿女、炎黄子孙、黄河摇篮”等宣传口号推向社会的；直到两个月前，2017年12月13日《第三届国际考古学会——良渚古城水管理系统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通过考古学材料进行数据对比，才决定“长江流域成为中华文明摇篮”。当这个文明方向发生了逆转，刺破《史记》异常排序方式破绽的时候，也就出现了。

如今有了坚实的考古学材料做后盾，我们才有了质疑《史记》的资本和勇气，尽管《史记》已有两千多年的使用历程，但在5000年前的考古学材料面前，它还是属于口口相传的“传”说，是允许存在不实之处的。如果没有红山、凌家滩、良渚等考古文物材料，人类社会很难发现《史记》以《五帝本纪》为开篇之作，是孔子的布局。另外，中华文明摇篮已经易帜，“东夷与华夏谁更文明、谁更先进、谁更优秀”的文明之争，正是开场之时。

三．颠三倒四的《史记》斩断了东方文化的根。

教育发展史学会认为，我国的教育制度起源②于西周时期“学在官府”，约有3000年的历史；法律史学会认为，我国的司法制度起源于帝尧时期皋匋③，约有4000年的历史；24节气非物质遗产保护委员会④认为，我国的24节气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约有2200年的历史。这些数据，是以《史记》为正史的思想指导下得到的数据，这三组数据，尽管没有满足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需求，但仍然存在着、并使用着。也没有人发现，这里面存在的问题有多么严重。

在红山文化玉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了更早的教育制度、司法制度、节气制度（插图4），三种制度共同起源于东夷两昊部落时期，并得到了红山文化（5500——5000年前）图腾玉器的佐证。在两昊设置的红山文化图腾制度⑤里，分别存在着祝鸠氏（司徒⑥主掌教化），爽鸠氏（司寇主掌律法），玄鸟氏⑦、伯赵氏、青鸟氏、丹鸟氏（分别主掌司分、司至、司启、司闭这8种节气）的社会分工，这支少昊鸟夷部落的存在，将我国的教育制度、司法制度、节气制度从3000前后提升到了5500年前。我们发现的红山文化图腾制度，将使中华文明更加丰富，更加厚重！

中华民族本来具有5500年的文明起源史，还有5500年的教育发展史、也有5500年的司法发展史、更有5500多年的节气发展史，却被存在破绽的《史记》遮挡着。这个颠三倒四的《史记》排序方式，使我国的“历史、文化，野蛮、文明，东夷、华夏”紧紧地搅成一团乱麻，才令“以历史学为主导的黄河摇篮”轻而易举的就被“以考古学材料为主导的长江摇篮”刺破了。原来是孔子修《书》和司马迁著《史记》之时，就把文明给抛弃掉，反把野蛮嫁接在正位，这才导致近百年的“黄河摇篮”文化工程打了水漂。红山和良渚正在逐步取代仰韶，成为中华文明的摇篮。但这已经不能再叫华夏文明了，而应该叫做东夷文明或东方文明。因为我们使用的文物证据来源于东夷之地，使用的历史文献材料也是东夷两昊部落的文献材料。


史根不正，文不能化解心性。心性不化，劣风恶俗难除尽。


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有炎黄华夏部落，在东北有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东夷两昊部落。华夏与东夷两支部落曾在中间地带发生过一场战争，史称“涿鹿之战”。如今的红山文化玉器，已显示出布局完善的东夷两昊部落图腾制度，社会分工明确，有条有理逻辑清晰，若干个氏族组成一个胞族，若干个胞族组成一个部落，并显示了东夷部落具有原始社会主义社会性质。尤其是“教育”机构的设置，是整个封建社会从未达到的高度，只有解放后的普及教育，才算有一拼。

在“涿鹿之战”以前，伏羲太昊执掌天下政权，人类社会还停留在母系氏族社会的公平选举、氏族联姻（一夫一妻）制度里，在这种原始社会主义社会、母系氏族社会的稳定生活环境里，培育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民无淫者、好让不争、无小人的东方君子国。在“涿鹿之战”以后，东夷两昊被杀，天下政权由轩辕黄帝执掌，建立了新的华夏部落政权机构，也发明了新的社会管理制度，多妻⑧、世袭、太监监国制度就是从此时开始出现的，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属于子孙世袭皇权，贪婪与自私的行为公开出现在政治斗争中，共工与颛顼、帝喾轮番争夺帝位。原有的伏羲太昊时期教育机构设置，到了轩辕黄帝时期的政权机构里被取消了，这时黄帝灭失教育的证据。

孔子修、删、藏《尚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掩盖东夷两昊部落存在的原始社会主义社会这段历史。孔子从郯子口中得知少昊鸟夷部落，也就明白“节气、教育、司法等机构设置”对于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性，当他发现了轩辕黄帝部落政权机构与伏羲太昊部落政权机构设置的发展路线相悖，也与战国时期鲁国的机构设置制度不一样，他就抹煞掉这种先进的、文明的制度，于是奉供轩辕黄帝为祖先。


另外，红山、凌家滩、良渚、龙山、三星堆等以鸟兽图腾玉器为主线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可以作为我国古代文明的佼佼者。她代表着早期国家的文明程度，也表现出文化迁徙的路线。却被“孔子修《尚书》和司马迁著《史记》”无情的抛弃掉。是的，东夷民族裹着东方文化一直就被“以华夏为自居的社会”贬低着、嘲笑着。

四．举制度挫文化也算举枉错诸直。


“举直错诸枉与举枉错诸直”是孔子说的一句话。

孔子不懂现代考古学，春秋战国时期也没有现代考古学存在。我有一事想不明白，如果孔子不懂考古学，那他凭什么认为“轩辕黄帝部落的文明程度领先于伏羲太昊部落？”。是的，他依靠的是“猜测”，属于没有根据的“猜想”！

《尚书》记录着上古时期的历史，或称“上古史”，又称《书》。孔子修《书》、删《尚书》以后，上交回给国库一个版本的《尚书》，自己偷藏了另外一个版本的《尚书》。

在汉武帝时期（在位时间前141——87年）发现了孔子偷藏的“孔壁本《古文尚书》”，居然比前面的汉文帝时期(在位时间前180——157年)国库当中《今文尚书》多出16篇。孔壁本《古文尚书》属于蝌蚪文的古文字。而汉文帝时期的《今文尚书》是隶书文字。

在孔子修、删、藏的作用下，《尚书》被挖脏去绺、被改头换面后，上交回去，司马迁（前108年出任太史令，开始修史）依照孔子交回来的《今文尚书》著出《史记》，并以《五帝本纪》为开篇之作，由此铸就了当下使用的“颠三倒四排序方式的《史记》”。

从《史记》开始出现，一直到唐朝司马贞补遗《三皇本纪》之前，这个阶段的《史记》只是“残缺不全”的样子，并不具备“颠三倒四”的模样（插图5），所以这个前半阶段应该叫做“半截史阶段”；从唐朝司马贞补遗《三皇本纪》以后，排列顺序形成了2、3、4、5、1、6……的颠三倒四排列方式，这就是后半阶段，也可以叫做“颠三倒四阶段”；在没有调整回1、2、3、4、5、6……的正常排列顺序之前，都属于异常排列方式，并非属于正常排列方式，这里面还是存在差异的；这些数据使《史记》排列方式出现了三个不同阶段。

正常排列顺序与异常排列顺序存在着天壤之别。站在正常排列顺序里，轩辕氏建立的多妻与世袭制度，是背叛了东方文化的发展方向；而站在异常排列顺序里，则是孔子用谎言遮蔽了东夷族的先进性（今后的考古学材料，会逐渐加重质疑孔子的修《书》问题）。随着考古学进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历史与文化会越来越接近真相的。

《史记》在半截史阶段，属于汉唐时期，这也是华夏文明与炎黄祖先观念的主要成形期。在异常排列方式的半截史作用下,寄生出来一个祖先，这时期的读书人把《史记·五帝本纪》的首席帝王视为祖先。当《史记》进入颠三倒四阶段，已是唐朝时期以后的事情了，此时社会上的人们已经完全形成以炎黄华夏为正统的思想了，也没人在意排序存在错位的问题。民国时代学者也没有纠正这个错位问题，而是顺延了这个错误继续向前发展，遂产生出解放后的“华夏儿女、炎黄子孙、黄河摇篮”对外宣传工作。历朝历代的历史文化学者和修书的孔子都没有想到，考古学界在良渚文化遗址上取得了飞跃性的进展，在红山文化方面也将图腾制度公开发布出去，这场由考古学材料组成的东方文明证据链，居然轻易刺破了《史记》的破绽，而《史记》主要作者司马迁却是一个背黑锅的无辜学者，因为他也是被孔子蒙在鼓里的，他并不知《史记》的排序方式存在破绽。这个长江摇篮取代黄河摇篮的表面因素是考古学冲击了历史学，其根本因素就是《史记》颠三倒四的排序方式愚弄了历史学者。

在半截史阶段，历史文化学者很难发现《史记》存在的破绽，加上封建社会存在着历史权威人士，所以就没有一个读书人去察觉、去质疑《史记》存在的破绽。进入颠三倒四阶段以后，历史文化学者才能有机会察觉“颠三倒四是异常的历史排序方式”。当然了，今天借助丰富的考古学文物材料，我们才有了勇气去质疑《史记》存在的破绽。半截史蒙蔽了一个时代的学者，颠三倒四的排序方式又蒙蔽了一个时代的学者，这说明孔子布局是十分巧妙的，不愧为圣人。

孔子先知少昊以鸟夷名官一事，后有修史删《书》行为，说明他故意掩盖东夷部落和东方文明的先进性。孔子修史，举起“华夏系”力挫“东夷系”（等于孔子举起了轩辕黄帝部落的多妻与世袭制度，挫败了伏羲太昊部落的选举制度与一夫一妻的男女平等、人人平等制度） ，使孔子成为多妻与世袭的封建制度的“文化保护伞”，这把伞也遮蔽了东方智慧的功能与作用！难怪整个封建社会里那么多的读书人，居然会认为多妻与世袭制度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原来他们有孔圣人这把文化保护伞。

如果没有考古学材料做数据支撑，人们很难知道孔子删《尚书》是为了“迎合上意”，是为了满足封建社会的政治需求！从考古学实事求是的角度来看，存在破绽的“半截史”和“颠三倒四的历史排列方式”具有历史虚无主义特点，因为现代考古学材料数据显示着“5000年前的华夏部落文明程度是落后于东夷系的”。历史虚无主义是经不住考古学数据检验和冲击的。

孔子修删《尚书》，司马迁将《史记》铸成以后，社会无法知晓百王之先的伏羲太昊部落居然“是原始社会主义社会、是言道理行道理知行合一的君子之国、是光明与美好的世界文化中心、是公平与开放的天朝、是科学技术领先的社会”。伏羲太昊身为东夷部落大首领，权力是畅达天下的，与妹妹女娲成亲后，没再迎娶其它的妻妾嫔妃，这华夏部落首领做不到的事情。东夷部落没有多妻的制度，自然也就不能滋生男尊女卑的思想，也就培育不出重男轻女的恶俗，所以少昊部落（祝鸠氏主教化于民）司徒所具有的普及教育性质，也是整个封建社会阶段所从未达到的教育高度。而轩辕黄帝发明的多妻行为，则是男尊女卑思想的开始，也是社会重男轻女思想的源头，更是万恶淫为首这句话的出处。

另，伏羲女娲出生于甘肃天水，外地人能在千里之外的东夷地区做部落首领，无法依靠贿赂，也无法依靠拉关系，而是凭借个人真实能力和公正公开的社会环境，这是母系氏族社会特有的选举制度造成的。2014年，朝阳半拉山红山文化遗址考古出土了玉猪龙和带柄端饰石钺权杖，墓主人是高鼻、宽额、深眼窝的洋人。洋人能在东夷地区做部落首领，并且执掌兵戎大权，凭借的不是血亲与拉关系，而是依靠个人能力或开放的选举制度。东夷两昊部落是讲道理的文明社会，在红山文化图腾制度设置上，就能看社会分工被设计的有条有理、繁而不乱。天地大道的真理，尽在其中。当伏羲太昊死后，被后世称为“昊天上帝⑨”，他依然对世界文明产生出巨大影响力。

孔子通过修史，屏蔽掉了科学技术先进的伏羲太昊部落，把落后野蛮的轩辕黄帝部落举起，使后世社会发展迷失了方向。尽管孔子说明白了“举枉错诸直与举直错诸枉”的厉害关系，但他也是说得明白、却做不明白，他说是一套、却做是一套。孔子为了给封建帝王服务，他毅然放弃了“举直错诸枉”的机会，而是“举起枉，挫向诸直”。

“举枉错诸直”是孔子说的，他也这样做了。

孔子深知道理好讲，却没有按照道理去做，这是他说的跟做的不在一条线上，也叫知行不一。而伏羲女娲相守一生，没再多娶妻妾嫔妃，这是依靠知行合一的文化理念支撑着。说话讲道理，在按照道理去做，这是文化与信仰的结合。当整个社会出现知行不一，一定是使用了截然相反的教育方法，才导致社会出现这样乱七八糟的行为。

多妻世袭制度是破坏道理、破坏东方文化的发动机。坏道者，乱之始也。在整个多妻与世袭制度的社会发展阶段里，道理只能讲给别人听，希望别人按照道理去做，而自己却不按道理去做。如果谁若是按照道理去做，那就是一个不合群的人，是一个另类的人。多妻与世袭制度是坏道的方法，既然已经坏了道，就不能再用道理去约束人。

五．结语

最近三五十年，有红山、凌家滩、良渚、龙山、三星堆等五种考古学文化出现，代表着史前时期的五支政权机构，他们不在华夏之地，偏处夷蛮之域。如此先进的文明与优秀的文化，居然没被古人收录在《史记》之内。《史记》想遮蔽什么，值得每个读书人去思考！
孔子是不懂考古学的。他凭猜测就认为轩辕黄帝部落是先进的、是文明的，还认为伏羲太昊部落是野蛮的、是落后的。孔子也不知会有考古学出现，所以才任性的修书、删书、藏书。现如今考古学材料数据链已经形成，摇篮易帜说明文化方向已经发生逆转，东夷系文明程度远远领先华夏系，孔子篡改《尚书》等于严重迫害文化。另外，仅凭孔子交回去的《今文尚书》，和他偷藏的《古文尚书》进行排序对比，就能说明孔子篡改了上古史！

《史记》将《五帝本纪》放在《三皇本纪》的前面，形成了五帝三皇的祖先排列方式。

史记都是五帝三皇，读书人思想必然不懂三皇五帝的奇妙，只认为五帝三皇是正确的。

所以，别跟俗人犟嘴，能动手，尽量别吵吵，因为五帝三皇的学者是不懂道理的。


懂道理的人，都认为三皇五帝没毛病。但，到底是谁在支持和维持《史记》的五帝三皇呢？


伏羲太昊属三皇时期，轩辕黄帝属五帝时期，拜三皇还是拜五帝，只能二选一，不能一脚踩着二只船。

重建上古史、重构史前史是考古学走进中国带来的新使命。

这个使命，承载着近百年的中国考古学专家前辈们，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俯视古代史学者的学术作弊，极其容易发现问题，也容易调整和修正问题。

东亚地区，上古之世，天下公有，不分华夷，无分你我，亲疏同途，画地为牢。

汉代学者换祖先以后，世人转身朝拜华夏部落，而冷落了科学技术先进的东夷部落。

沉迷于多妻世袭制度的快乐，以暴力来满足贪婪自私的欲望，放弃了代表文化与文明东夷部落，选择野蛮落后的华夏为祖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痴迷忘返。

有人说，这是“天亮了”的信号。

有人说，这是《史记》对上古史研究不起作用的时候。

我觉得，这就是人类走到了觉悟、觉醒、醒悟的临界点，不得不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