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抑郁症患者》第一部11——13章
十一
我和金子在杭州只呆了一天就匆匆赶往北京了。我去了昌平、平谷两所学校应聘不成功：昌平的那所学校是个大学，似乎是个还在筹备中的大学，学校招聘方的人员都显得心不在焉，说话躲躲闪闪，语焉不详，我感觉不靠谱；平谷的那所学校是个高复班，很适合我教，但他们不缺老师了。
我从报纸上找到了北京市礼文中学招聘的信息。我去这学校，校长看了我简历，很满意，约我第二天上午去试讲，试讲的课文指定为《拿来主义》。
当晚，我们住在西直门汽车站边一个由地下室改成的廉价旅馆里。我连夜备课，金子无所事事，安静地坐在我旁边陪伴我。旅馆里没电视，有也不能让她看，我得备课。金子没什么怨言，一直陪我熬到夜里一点多才睡。我则一宿都没睡，在备课，教案几易其稿。
我应该是个中国一流的高中语文老师了，到2006年，我教高中语文正好教了20年，《拿来主义》也讲过几遍，但是为了这次试讲，我又进行了全面的、崭新的教学设计，做足了功课——我必须应聘上了，那时候已经是九月初了，没学校再招聘老师了。
第二天去礼文中学应聘很成功，试讲的时候，是学校的几个校长和主任作为学生模拟课堂情景听课。我讲了大约二十分钟，校长就示意我停下，然后立马把我请进了她的办公室，要和签订合同，并许诺给我的工资是她学校里和我同等资历的老师里最高的。
我确定去礼文中学上班后，又回了趟C县，因为我的很多东西还留在Q中学。我在Q中学呆了四年，添置了厨房用品、很多被服等等东西，还有一套音响——碟机、功放、声柱全有；还有两把吉他。这些东西，我出去找工作的时候没带走，留在Q中学的宿舍里，现在得回去取来北京。
我让金子呆在北京的旅馆里等我（礼文中学答应我去C县取来家当后，再帮我解决房子的事情），金子不肯，一定要陪我一起回C县。
我们去六里桥找了个汽车站，那里有直接到C县的汽车，然后坐了将近20个小时的汽车赶回了C县。一路上，金子走路都一瘸一拐的。我自己奔波几天找工作，劳累不堪，还得照顾她。一路上两个人都辛苦不堪。
来到礼文中学上班后，我才知道全国最差的高中学生，不在浙江、广东某些三四流的私立学校，而是在北京的私立学校。因为北京的公办学校实力太强，私立学校很难招生。礼文中学招的都是一些没考上公立学校的学生，或者是无法进入公立学校的外省进京务工者的子女，或者是品学兼差被其他公立学校开除的学生。总之，说这些学生百分之八十是渣子，一点也不过分。
在礼文学校，没有班主任随堂听课或者立在教室门口，课是无法上下去的。因为没班主任督阵的话，全班40来个学生，大概有三十五六个学生在看小说，听随身听，画画，讲闲话，扔纸团……你还不能批评这些学生，皇城根儿的学生，压根儿没把北京以外的外地老师当回事。你只要批评一句，学生立马顶嘴，你只要敢口气重一点，学生立马会骂你娘甚至与你动手……
总之，不言而喻，在这样的学校呆着，那才叫痛苦。
金子，每天都在睡觉。那时候，礼文中学的校长很照顾我，她亲自出面，动员她的一个职员的一个亲戚把他自己的房子腾出来给我们住，地点在北辛安。房子有一室一厨一卫，共20来平米，有一张大床、一个大衣柜、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其他东西，主人出于给我们留下尽可能大的空间的好心，都搬走了，
金子在北辛安的房子里睡了两个来月，天天如此。她不出去找工作。我让她找个餐馆、商场什么的去当当服务员，一个月只挣个千把块钱也可以。但是，金子嫌工资太低，不肯去。
那时候，我在礼文中学的工资有4000多块钱一个月，这在礼文中学算是高工资了，当然比我在Q中学的工资低了很多。去北京之前，我有三万多块钱的积蓄，几个月来去各地应聘，在北京、杭州、C县之间跑来跑去花了一部分钱，加上在北京租房交了房租、几个月来我和金子的生活开销，让我手里的积蓄只剩下几千块了。
金子开始买报纸，找招聘信息。找了几个星期，她终于觉得找到了个合适的工作单位。
那是一家叫“阿波罗男性保健中心”的机构，招聘保健师，月薪可以拿到一万以上。那家保健中心在四惠附近，金子去应聘上了，开始上班。
从北辛安到四惠，很远，坐地铁差不多有20多个站，所以金子也就住在“保健中心”，一周才回北辛安一次。
金子上班一周后，第一次回家时，就交给我两千块钱，并说这不是工资，工资要一个月后才发，这钱是客人给的小费。我疑心那家所谓的“保健中心”不是什么正经单位。金子只是个初中没毕业的女人，哪里懂得男性保健？一周下来客人给的小费就有这么多啦？
“你那家保健中心，到底是什么个机构？怎么可能一个星期光小费都可以拿到两千块，我一个月辛苦教书也只有四千多块钱工资？不会是家色情场所吧？”我问金子。
“是个医生开的专业的保健中心，不是黄色场所。我们去上班，要先接受培训的，老板亲自教我们。老板是个医学博士，专门研究男性保健的。”
“你每天具体都干些什么工作？”
“给客人洗澡，洗完了再做生殖器保健。大部分中年男人，都有生殖器方面的毛病了：阳痿、 炎、 异味、前列腺炎……我们就给他们治疗加保健。”金子详细和我解释她的工作，“那的确是家正经的机构。给客人洗澡要用到很多药水、玫瑰花，做性器官保健有很多手法，所以收费很高的，自然保健师的待遇也很好。去那里消费的几乎都是大老板，是中年男人，都是有钱人，一次给保健师三几百块钱小费，对那些人来讲是小菜一碟。”
……
到十一月份的时候，我终于无法忍受在礼文中学教书的生活了——那里的学生根本无法教，上课要大喊大叫，声嘶力竭，要给学生讲故事，讲武侠小说，讲八卦新闻，讲笑话段子——讲正经的课学生是不听的。我哪里能当这样的老师？我向校长提出了辞呈。校长是个女的，姓陈，她很理解我——她知道她学校的学生是些什么人。她说了一大堆挽留我的话后，看我去意已决，也只好长长地叹了口气，答应让我走了，并且把工资全部足额结算给我了。
辞职时，我很自信。我想不教书了，还可以去其他文化、教育单位找工作。我去了几家家教公司应聘教师，去了一家旅游公司应聘文案那些公司都不能让我满意或者我不能让他们满意，总之应聘找工作都不成功。
记得曾经去了家现在我已经忘记名字的家教公司应聘老师，他们给我笔试的卷子，是用32开的纸张印刷的，字迹很不清楚，题目也是错漏百出。这样一家家教公司能是什么好公司？能给你高工资？接待我的是个年轻的女老师或工作人员，大约只有二十岁多点。我要求她换张用十六开的纸张印刷的字迹清楚的正规一点的卷子，她也没怎么理睬。她的年龄都几乎只等于我的教龄，如今我还要接受她的考试！我看了几道题目，卷子都没做就走了。我选这家家教公司，还是在众多的广告中挑选的一家在我想来规模比较大、档次比较高的公司。这样的公司尚且如此，其他家教公司就不必去应聘了。原来我以为可以当记者，后来才知道，当记者是要记者证的。
我开始赋闲在家，呆在北辛安。
十一月的北京已经很冷了，我是南方人，很不适应北方寒冷的气候，所以整天呆在房间里不出门。
无聊的时候，我开始大肆酗酒。本来我已经开始酗酒了，从2003年开始的。但是大量酗酒，是这个时候开始的。我可以一天不出门，呆在房间里喝一整天的酒。再就是听音乐——我带了四五十片音乐碟子去北京，后来又去买了十几片碟子。
我的音乐碟子基本上是世界著名摇滚乐队的音乐，邦乔维、枪与玫瑰、金属、平克弗洛依德、克莱普顿、蝎子等等，还有就是港台歌星的一些歌曲。记得那时候听得最多的是埃里克克莱普顿、蝎子、平克弗洛依德和齐豫、辛晓琪。克莱普顿1992年的不插电演唱会、蝎子在里斯本的不插电演唱会和平克弗洛依德在柏林墙的演唱会，是我听得最多的。每张碟子几乎听了几十遍。
在酒精和音乐的陪伴下，我还能度过日子，否则我就感到恐慌和痛苦不堪。那一次，是我平生第一次失业——工作20年来，我从来没想到自己某天会失业，也不知道失业后人会感到如此地恐慌。
金子每周回来一天，头天下午回家，次日上午就得去上班。金子每周回来都会把钱交给我，她自己几乎不花什么钱，她没买过衣服鞋子什么的，穿的还是从C县带过去的几套衣服和两双鞋子。有了钱，金子精神很好，人也勤快了。每周回来的这一天，她会去菜市场买回很多海鲜，然后做给我吃，当然她自己也想吃海鲜——C县人吃惯了海鲜，几天没吃，就想得慌。为了适合我的口味，金子改变了C县人做海鲜的烹饪方法——CN县人吃海鲜，是吃原汁原味的，顶多就加点料酒和醋；但是，我是湖北人，湖北人都是把海鲜做成香辣味的；金子也学着做香辣虾、香辣蟹。
金子不爱穿的，只爱吃的。在吃上，她“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她去菜市场买海鲜都拣最好的、最贵的海鲜买，一次会买上三四百块钱的海鲜来。我以前觉得金子很懒惰，很少去买菜，现在看来，大概以前她没挣钱，所以没主动去买菜做饭。我觉得我可能误解了金子，金子其实是个好女人。
但是，我对她的工作始终不放心——不可能一个初中生经过三几天的培训就能成为一个男性性器官保健师的，不可能一个月能挣一万多块钱的工资。2006年的一万多块钱工资，算是很高了。
“你没骗我吧？你们那里的工作真的是正经的、干净的？”我问她。
“什么是正经？什么是不正经呢？什么是干净？什么是不干净呢？”金子说，“给客人洗澡时，我们当然也让客人占些便宜，但是，我们不出卖肉体，不是卖淫。”
“……”金子的话让大吃一惊，倒不是她话的内容，是她说话的态度——她一下子变得自信了，说话理直气壮的。
“一万多块钱，能那么好挣吗？给那些色鬼摸一摸、抱一抱肯定是有的。但是，老公，你放心，我爱你，我绝对不会干卖淫那种事的。”金子信誓旦旦地说。
“……”
“我努力地工作，坚持干一阵子，等我们有了钱，就回L镇买个房子，开个小店。”金子说，“以后，你教书，我当个店老板，多好。”
我相信了金子，再说现在我也失业了，积蓄都快用光了，也只能允许金子去那种场所去工作了。
我对金子的感情，暧昧不清，我知道，我并不爱她，也没想到过要和金子结婚。她又不是我的老婆，工作的时候让别的男人摸摸，抱抱，我也无所谓。
深冬到来了，我呆在北辛安的房子里冷得要命。那房子是个老旧的平房，有地暖设施的，但是有几年没使用了。房东说要用起来，得大修理。我想那就算了，去买了个取暖器来。我以为一间十来平米的卧室，买个取暖器时刻开着，不至于很冷吧。
事实上，情况出于我意料。我真的很不适应北方的寒冷生活。虽然2006年冬天是北京20多年来最暖和的一个冬天，最低气温也只有零下6度，但是我还是受不了。在武汉生活的时候，冬天最低气温一般在零度左右，偶尔会有几天到零下三四度，但仅仅只有几天。C县冬天的最低气温一般在零上七八度，很少有到零上五度以下的。所以到了零下6度的时候，我被冻很不舒服——取暖器照着前胸，后背是冷的；照着后背，前胸是冷的。我只好躺上床，盖上厚厚的棉被。
更大的痛苦来源于心灵。我想那时侯我的抑郁症加重了，夜晚几乎无法睡眠，只有把酒喝到八九份醉时，才能睡一会。
白天，在晴好的日子，我会在北辛安周边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瞎转。北辛安就在老首钢旁边，那时候首钢搬走了大部分，还有少部分车间或业务留在那里。有几天，早上八点钟左右，我从北辛安的房子出来，预备出去瞎转一天。经过首钢的大门的时候，淡黄色的阳光正直直地对着街道。北京确实是按照南北东西来布局安排的。从北辛安出来，走向首钢，再继续往前走，正好是从正西面向正东面走。北方冬天的太阳，是那样的软弱无力，尤其是早上的太阳，只是白白的、淡淡的、略带点浅黄的光亮而已，没一点温暖的意思，这不能叫阳光，只能叫光亮。
这条路其实在几个月前我经常走。那时候去礼文中学上班，也要走这条路。现在失业了，重走这条路，心里装满了伤感和惶恐。
我对石景山那一片地方并不熟悉，也没买地图看过。记得那时候我就在八角、古城那一带转得多，印象最深应该是鲁谷路了，因为曾经在那里的一家音像店买过几张碟子。
那种一个人生活在北京、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的孤独感在我日后的岁月里体会过无数次，但最初的痛苦记忆应该是这年在北京的时候。那时候有手机了，但是你掏出手机不知道打给谁，实际上也没有人可以给他打电话。在偌大一个北京，我没一个朋友，不认识一个老乡，没一个熟人；在礼文中学干了仅仅只有两个多月，也没什么关系亲密的同事。
走在街道上，你会浓烈地感觉到自己的可怜。北京市有将近两千万人，街上天天人群熙熙攘攘，两千万人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是你的朋友、认识的老乡或者熟人——你感觉你被世界抛弃了。
你出门去走走，不仅不会让你开心，反而让你更加伤感。转了一天后，回到北辛安的房子里，我只有猛灌白酒，再去听狂躁的摇滚乐、重金属音乐。我几乎离不开酒和那些音乐了，离开了一天都无法活下去。
我得感谢平克弗洛依德、埃里克克莱普顿、蝎子这些乐队，是他们让我在北京还能活者。平克弗洛依德的迷幻摇滚，我刚刚喜欢吉他的时候，偶尔在盒式磁带里听到过，那是在80年代后期或90年代早期，那时候CD、VCD、DVD、LD之类的都没有，但是盒式磁带里的他们的音乐就震撼过我。我一直没看到他们演唱会的现场，以前以为他们的音乐必定是在录音室里精心制作出来的。现在有了VCD，看到了他们的演出现场，才知道那是现场录音的。克莱普顿我知道得比平克弗洛依德还早，大约在1987年左右我苦练吉他的时候就知道他，听过《泪洒天堂》《蕾拉》这些曲子；现在能看到他的现场不插电演唱会，真的佩服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正好也学了十几年吉他，也搞过十几年吉他培训，多少对吉他有所了解。世界上的吉他高手不少，世界上的顶尖歌唱家也不少，世界上顶尖的作曲家也不少；但是能把三者集为一身的顶尖高手不多，我想埃里克克莱普顿是其中最优秀的一个。蝎子乐队那时候我只听他们里斯本不插电的那场演唱会的视频，对于主唱高亢而带女性特质的声音，我不是很喜欢，但是喜欢里面的吉他手，还有那里面的一个美女大提琴手。
齐豫的碟子，我也常常听。现在记得里面的曲子里有《橄榄树》《九月的高跟鞋》《飞鸟与鱼》等等。听齐豫是很伤感的，那份伤感契合我的心境。辛晓琪的碟子里有《味道》《说谎的女人》《领悟》等等曲子，也都是些伤感的爱情歌曲。听者这些伤感的曲子，喝着56度以上的二锅头，我有时候眼泪会流下来，眼泪流到嘴角，和着酒一起灌进我的肚子。在生活中，我是不哭的。很奇怪，生活中我哭不出来，似乎没有泪腺，只有喝酒后听音乐或者看伤感的影视剧，才能哭出来。
吴秀波有次在一档访谈节目中说他曾经有几年患上了抑郁症，常常洗澡的时候，一个人站在浴室的喷头下哭泣不止。我疑心吴秀波的话是假，男人患抑郁症的时候是不会在洗澡的时候哭出来。我不知道，抑郁症患者是不是都和我一样不会哭。我确定我有抑郁症，但是我不会哭，哭不出来，虽然我十分想哭。我的抑郁症经年不愈或许与我不能哭有一定的关系。吴秀波说他现在抑郁症好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能哭，抑郁症才得以痊愈。
崔永元大家都知道他患上了抑郁症，他自己或者别人说他抑郁症痊愈了。我不知道真相，但愿他痊愈了。他也曾经在一档访谈节目中谈到过自己曾经满怀忧伤地看着、抱着他的女儿，希望孩子今后能找个平凡的工作，快乐地生活。这感觉我有，我常常是充满忧伤地看着万物，想着心思，做着工作。那份浓浓的忧伤充斥你整个的身体，你身上的每个毛孔都似乎往外散发出抑郁的气息，你仿佛你站在梅雨季节的一片旷野的雨地里，四周全是雨水。
正常人往往看不出抑郁症患者内心的痛。我是老师，几十年了，除开寒暑假，我几乎天天去上早自习，去上课，去办公室，去开会；闲暇时候也会去吃饭、聚会、去KTV。别人无法想像，也许某个时刻，或者说常常，我的内心潮湿得像被雨水浸泡过半年的地下室，但是别人看不出来，或者我没把内心的潮湿表现出来。所以抑郁症患者的痛苦，是最痛的。别的疾病所呈现的病征，外人能看出来；有人看出来了，也许就有人注意到，有人关心一下，过问一下。抑郁症患者的病征，别人看不到。抑郁症患者的痛苦是——我病了，病得很重，很痛苦，但是全世界的人都不知道……
十二
我不会哭，从大学初恋失恋时就是这样。那时候，痛不欲生，就是不哭。朱坤能哭，我猜想大约他后来不会患上抑郁症。我如此倔强——被一个女人抛弃后，我死活都不会去找她的。
大四上学期结束后，暑假我没回家，呆在校园里。偌大的中文系男生宿舍楼好像只有包括我在内的三两个人。白天我每天都去当年和成玉一起散步去青山湖公园时必经其山脚的那座小山上，写写文字，看看书；更多的时候是呆坐着，心心念念想着成玉。那时候，那座山的半边被开挖掉了——当一个采石场开挖的。我常常呆坐在山顶上，看着被开挖掉了半边的山，就像一个被开膛破肚了的人一样。我不知道这座山会不会痛，会不会哭。我没被开膛破读肚，但是我的心，碎了。看书写字累了，我就在山脊上来回不停地走。傍晚的时候，采石场停工了，机器不响了，工人下班了，四周顿时寂静下来了。傍晚的阳光已经不灼热了，山顶上有风，所以感觉很舒服。我就这样从傍晚开始在山脊上徘徊，直到夜幕降临才下山回到宿舍。
有一天中午，我不知不觉地、身不由己地来到了中文系女生宿舍。我平常不敢去那栋楼的，心想现在放假了，成玉肯定回去了——她不大可能整个暑假孤零零地呆在大学宿舍里，我这才敢去她的宿舍看看。整个女生宿舍楼空荡荡的，没什么人。我偷偷来到成玉的寝室门口，寝室门锁着。也许里面可能还住着人，我没敲门。记得我半年前第一次来敲这扇门的时候，有多么激动啊，心脏跳动的砰砰声仿佛都能听得到。这扇门，曾经多少次顽固地拉着我的双脚走向它。
其实，和成玉交往的头几周里，我也感觉到我是配不上她的，去追求她是自不量力，是会自讨苦吃的。但是当我意识到这点时候，已经晚了。早几个星期，在我刚刚开始出于要写小说才去体验恋爱的荒唐的想法去追求她的时候，能够停止妄念，也许来得及；但是现在已经晚了。我已经深陷进对她的爱情之中了。无数次，我警告自己、勒令自己：不要再去成玉的寝室，没有意义的！但是，我就是克制不住自己。前一秒钟，我警告自己别去，后一秒钟，我的脚迈上了走向她寝室的路。
来到她的寝室里的时候，我其实是外强中干的，内心充满了自卑。但是，我假装出自信的样子。她的室友有把小提琴，我会经常炫耀一下——我会拉点小提琴。那时候，我学小提琴有三年了，贝多芬的《小步舞曲》舒伯特的《小夜曲》，还有《谐谑曲》《加沃特舞曲》等等几支简单的曲子能够拉了。其实在今天看来，我当时一定拉得很烂的，很难听的。成玉没怎么评价我的琴技。
“小艺说你持琴的姿势不对。”有次成玉说。小艺就是那把小提琴的主人。我当时很傻，其实，成玉是在委婉地评价我的琴技了。一般人拉小提琴持琴的倾斜度没有我的大，我持琴时，琴面会向下倾斜四五十度。从专业角度讲，这么持琴也不能说不可以。但是在大众看来，这么持琴是错误的，别扭的。一个人连持琴的姿势都不对，能拉得好小提琴吗？成玉其实是在委婉地评价我的琴技，她怕伤害我的自尊，没有明说而已。
有时候，我去成玉的寝室，她人不在，她的室友也不知道她的去向。那时候，我会特别失落，惶惶然不知所之地在校园里、教学楼里去寻觅她，失魂落魄地。她的室友对我并不十分热情，这实际上也是某种暗示，可惜我当年太幼稚，不懂这些。我像一只智商低下的老鼠，心心念念只想吃到诱饵，不知道自己正走向死亡。
上到那栋宿舍楼四楼的时候，我发现一间宿舍还开着门。这时是酷热的中午，一个女生睡在铺在地板上的凉席上，门也没关。女生脱了衣服，只穿着胸罩和短裤，直挺挺，四仰八叉地躺着。那时候，寝室里没空调，炎热的酷暑季节，一个吊扇根本驱赶不了酷热。女生宿舍不是单独属于中文系的，还有别的系的学生住在那里。我不认识这个女生，也不知道她是哪个系哪个年级的。我揣想着那个女生暑假不回家的原因——一个人呆在寂寞的校园里，是和我一样此刻正处在失恋的痛中吗？
几个月后，我的大学生涯就这么糊里糊涂地结束了。
我毕业后被分配到我的老家——Y县一中教书。成玉低我两届，她还在大学里。我的大学离我的老家只有几十公里的路程，两年里，我没再去过我的大学。成玉大学毕业后去了哪里我也不知道。
大学毕业后，我不拉小提琴了，开始专攻吉他，其实在大学二年级时候我就开始接触吉他，而且还买了一把吉他。那是我们整个班级的第二把吉他。
我那时候真的很幼稚，我是这么矛盾的一个人，我会读书，读高中时，我勤奋刻苦的学习状态堪称全国中学生的楷模，高考考得好的程度令我的班主任和所有任课老师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进大学后，我不热爱学习了，读大学四年，其实加起来进教室上课的时间可能还没一年。但是每次考试时，我只要在考试之前两天把书翻翻，或把同学的笔记本借来看下，也能顺利通过考试，甚至考出个好成绩。但是，我在人情世故方面，是很弱智的。大学毕业当了老师了，我都没意识到自己现在是在干什么职业，不明白这辈子该干什么、要干什么。我只是开始迷恋上了吉他，迷恋上了组建乐队。我恍惚记得， 88年夏天到89年年底这段时间我没有失眠过——因为在我的记忆里，再次失眠是89年年底的事情。88年夏天到89年年底这段时间留在我的记忆里的是疯狂练吉他、到处奔波张罗组建乐队的一些事情。
现在已经是夜里两点了。在夜里十二点的时候，我命令自己搁笔，不能再写了，明天早上六点得起来上早自习。我十二点的时候吃了四片安眠药，又喝了两个小时的酒。但是，我躺上床后还是毫无睡意。
索性起床写字吧，顶多熬到明天早上去上班。
我的手已经不听使唤，敲击键盘都时时出错。我吹过笛子，拉过二胡，拉过小提琴，弹过吉他；应该说在我没喝酒的时候,我的十个指头是非常灵活的。学习电脑文字录入法，我用过五笔，全拼、双拼、二笔，现在用的是智能ABC双拼——这也是专业文字录入者选择的录入法。我学中文的，知道声母韵母，才能用这个录入法——非中文系的学生或非专业文字录入者是不会用这个输入法的。但是，我的手不听使唤了——我的手在颤抖，抑制不住。我拿左手抓着右手，再右手抓着左手，或者双手握成拳头，才能勉强让我的手不颤抖。
我的手经常发抖，是2011年开始的，可能与酗酒有关——到2011年时我已经酗酒八年了，酒精摧毁了我的神经。我觉得我患了帕金森了。
有几次去新学校应聘讲课，我板书的时候，我的手抑制不住地颤抖。我不是紧张，我教书已经20多年了；调到武汉市一所重点中学的头两年，我参加了武汉市桥口区和武汉市全市的几次“高中语文教师优质课”比赛，都获得了很优秀的成绩，应该说，我不会讲课紧张了。但是，我的手在发抖——酗酒开始毁灭我。
但是，88、89年的时候，我的手是不发抖的，我记得很清楚。
那时候，我每天都要练四个小时的吉他。
从84年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边练习小提琴，边学习弹古典吉他，到88年的时候，我已经能弹大约200支古典吉他乐曲了。
我那时候练习古典吉他，有多么刻苦呀。我清楚记得我练习《阿斯图利亚斯的传奇》的情景。那时候，资讯不发达，找不到乐谱，因偶尔的原因，在邓文治——Y县县政府的一个小职员那里看到了一份《阿斯图利亚斯的传奇》的乐谱。但是邓不借给我那份乐谱。有天，我央求他借给我这乐谱，说只拿回家一个晚上，次日早上还给他，他答应了。我拿到乐谱，连夜把整个乐谱，用了整整一晚上，抄写下来了。
我用尺子画了工整的五线谱，再仔细抄写五线谱的那些豆芽。我是如此快乐地忙到凌晨。因为是五线谱，因为我热爱这曲子，我必须工工整整地抄写下来，所以用了整整一晚上。
《阿斯图利亚斯的传奇》现在我有名家演奏的五六个版本的演奏视频，有约翰•威廉斯的，有杨雪霏的，还有莎朗•伊斯宾的，还有国内殷飙、赵长贵等人演奏的。国内的那几个人演奏的版本和约翰•威廉斯的版本至少隔三个档次。世界上的古典吉他大师我知道很多，我最喜欢的还是约翰•威廉斯。
澳大利亚诞生了两个国宝级的吉他大师，一个是约翰•威廉斯，一个是托米•伊曼努尔。约翰是弹古典的，托米是弹指弹的。
我的手，很不听使唤了——我敲不准“托”和“拖”了，我是不是到了帕金森晚期了？
约翰•威廉斯弹的《阿兰胡埃斯协奏曲》，是我听到过的最好的版本。
我已经敲不准“好”和“和”了……
我必须去睡了，但是，我没睡意，四片安眠药吃下去，没起一点作用——我已经完全丢失了睡眠能力，我的神经已经被毁灭了……
和前妻结婚的前半年，我记得我每天还要坚持弹四个小时的吉他——那是1991年后半年的事情。那时候，我从Y县一中调到Y县师范去了——因为中师有音乐课，中师重视音体美。Y县师范有两个音乐老师，我们同时在Y县最早的舞厅乐队里担任乐手。我组建乐队的时候，键盘就是刘名尧——那两个音乐老师中的一个。但是他们俩都是弹键盘的，Y县师范没有吉他老师，没有爵士鼓老师。老刘和另外一个音乐老师就极力向校长推荐我，于是我调到Y县师范去了。
那年冬天，我刚刚结婚半年。在冬日的中午，我会搬把凳子，坐在门前的阳光里弹一两个小时的吉他。“一日一练一日功，一日不练十日空。”那时候我逼迫自己每天要保持四个小时的吉他练习。
我敲不准“uo”和“ou”了。
但是，我没有睡意。
那个冬天，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几个时段之一。中师的教学任务不重，学校也管得不严。每天我早上去上个早自习，上午去上两节课，然后就没事情了——学校不坐班。工作完后，我就去买菜，洗菜，做好做午餐的准备。在妻子下班回来之前，我会去弹吉他——一边弹吉他，一边等我的新婚妻子回家。我那时候住得很简陋，是一个两居室的房子，没独立的卫生间，卫生间是公共的——在宿舍的左边十米左右的地方。我宿舍门前，是块长着稀稀拉拉几棵杨树一百平米左右的一块空地，离教学楼有一百多米，很安静——环境很美好的，适合我弹吉他。我每天安排复习十支左右的古典乐曲，要使自己弹过的200支左右的乐曲不被忘记，我必须安排每天复习、练习十支乐曲，每支曲子练习三到五遍，循环进行。
那时候，我边练习古典吉他边练习电吉他了。88年我组建乐队的时候，曾经用我五个月的工资去武汉买过一把国产的便宜的电吉他。我邮购了小林克己的一套摇滚吉他教材，逐章逐节地按照教材的指示练习电吉他各种技巧——推弦、点指、颤音、振音、泛音……
大约十一点半左右，我妻子回家了，于是我放下吉他，去做饭。
那段日子很美好。
可是，此刻，我感觉如此不美好。我的手在颤抖，人困得连敲击键盘的力气都没有了。
但是，我睡不着。
十三
我是91年调到Y县师范去的，但是在88年的春天的时候，我就组建了一支乐队。我担任吉他手或者鼓手，刘名尧担任键盘，黄健和李文斌担任倍司手或者吉他手。我们四个人都瘦得像猴子，于是我给我的乐队取名“瘦鬼”乐队。若干年之后，我知道中国有个“瘦子”乐队。在以后我搞吉他培训的时候，我在招生简章的“老师简介”栏目中有意无意地介绍我是 “瘦子乐队前任吉他手”——这有点投机取巧招摇撞骗了，目的也是为了多招生。
当时我对组建乐队，有多么狂热呀。我买的那把电吉他是700多块钱买的，而我当时的月薪只有98块钱，那就是说我积攒了七个多月的工资，才买了一把国产电吉他。
那把电吉他，在今天看来，简直是乐器中的垃圾——弦都调不准，插上效果器后会发出很大的噪音。当我日后知道了“芬达”“吉布森”“依班娜”这些名琴之后，我替中国80年代的吉他爱好者感到可怜和愤懑——在美国，在日本，一个高中老师一个月的工资都可以买两把名牌吉他；可是在中国，一个高中老师，得用他半年的工资才能买一把劣质的、价值抵不上世界名牌吉他十分之一的烂吉他。
但是，那时候，我热爱我的这把劣质的国产电吉他，把它视为珍宝——毕竟它是用我半年的工资换来的。
30年之后，我都清楚记得，我去买那把吉他和一个音箱的情景——我一个人去武汉买的，就在六渡桥那块的一个乐器商店买的吉他。
我搭车去武汉买吉他和音箱的那天晚上，还发生过一件让我记忆犹新的与失眠有关的故事。
那天，我到武汉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我随便找一家廉价的旅馆住宿。那是个众人居住的房间——在东北，这种旅馆叫大车店。晚上睡觉的时候，临床睡的是个老头子。他一躺上床，五分钟后就鼾声震天了，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入眠。半夜一点多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就起来掀开他出帐子，想敲醒他。老头子猛地跳了起来，惊恐万状。
我很奇怪，人的睡眠是很奇妙的东西——那老头子睡得鼾声如雷，可是当我掀开他帐子的一瞬间，他就醒了——这多么奇妙。
我说明我的意思后，老头子倒头又睡了，五分钟不到，鼾声又起来了。
这些年失眠的时候，我会经常想起30年前与我同居一个旅馆、一个房间的那个老头子——他多么幸福呀。
吉他是在六渡桥的那家乐器商店买的，一个音箱却是跑到武昌的中南商业大楼买的。音箱也有五百多块钱，当然也是国产的劣质的音箱。
买回吉他和音箱后，我从县采茶剧团买了套他们淘汰的爵士鼓，花了280元。键盘没有，我就去找柯海港借。柯海港的父亲，在80年代中期，去伊拉克做过劳工，回国的时候，带回来了一架卡西欧的电子琴。那时候国内也有卡西欧电子琴卖，但是价格在一千多元以上，我买不起。海港的父亲在国外买的卡西欧，只花了几十美元。中国人有多么可怜，伊拉克人几十美元可以买到的东西，中国人要用一千四五百块人民币购买，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一个中国高中老师的月薪只有一百元左右！
“你办乐队来我家借电子琴？要是我家有钢琴，你是不是也要来借？”我去海港家借电子琴的时候，海港的妈妈质问我。
我那时候迷恋组建乐队，也管不了他妈妈的话了。和他妈妈说了一箩筐好话后，我终于借到了电子琴。电倍司是把一把电吉他改成的。总之，东拼西凑的，我的乐队成立了。
那时候，我们都很自信——这毕竟是县里第一支电声乐队。我们就开始在县文化宫的溜冰场上演出了。
那时候，舞厅舞很流行——我们乐队也只演奏舞曲。仅仅一个音箱肯定不够，我就把Y县一中的两个高音喇叭借来了。
一个星期后，一中的校长胡四瑞找我谈话了。
“你把学校的喇叭借去干什么了？”他质问我。
“去搞义演。”
“你知道不知道，你们开办舞厅营业，这是违法的？”
“我们没赢利，是搞义演。”
“什么叫义演，你知道吗？”校长说，“义演是出于某种积极的、慈善的动机而举行的免费的或者收费后把收入捐献给慈善机构之类的演出，你的所谓义演，是这样的演出吗？据我调查，你们在卖门票，营利归自己了。这叫义演吗？”
那时候，我们的确卖门票，虽然门票每人只要一块钱，但是我们的确营利在。我无言以对，第二天，把两个高音喇叭送回了学校。
乐队解散了。正好这时候，县采茶剧团成立轻音乐团，对外招聘吉他手。我去应聘，被聘用了——事实上，那时候，整个县城的音乐圈的人都知道我会弹吉他，是全县吉他弹得最好的人。
88年暑假，我随YX县采茶剧团成立的“大流王“轻音乐团去全国巡回演出了。“大流王”这名字是我起的。当时那支轻音乐团还没名字，乐团的乐手们给起的名字都很俗很平淡，叫“爱乐”“新时代” “霹雳摇滚”什么的。我进去当吉他手后，无意中说要把乐团名字改成“大流王”，他们便采纳了。我不知道那些乐手是否知道我起“大流王”用意，或者说不知道这名字的妙处在哪里，但是，凭感觉，他们觉得这名字好。我给乐团取这个名字是一语双关。“大流士王”是公元前六世纪古波斯帝国的伟大君主，“大流王”又谐音“大流亡”——那时候流行走穴，一些地方戏剧团就草草弄个电声乐队，让唱戏的戏子，改唱流行歌曲，再请一两个稍微专业一点的流行歌手，就全国巡回演出了。“大流王”乐队请了武汉京剧团的两个演员，把他们打扮成全国著名的歌星。
三点多了，我有点困了，得去睡了，六点钟要起床上早自习的。睡两个小时吧，总比一分钟都不睡好——关键是我在喝酒，如果喝到天亮，且不说困了，酒气冲天，是不能进教室的。
……
有两周没动笔了，觉得写这些文字无聊、可笑。
我写这文章是准备写抑郁症患者的痛苦，但是，我想：有谁在乎你的痛苦呢？你全身千疮百孔，裸露出来供人参观，有谁会多看一眼呢？。
是和成玉恋爱的时候，我开始患上失眠症的，这我记得。但是，伤害我更深的，其实是第二个女人。如果说我回忆成玉，让我感觉到自己的委琐、荒唐和痛苦，那么我现在回忆第二个女人，是想更残酷地勇敢地去回忆我的无知、幼稚、冲动和更深的痛苦。
老是写自己的痛苦，有意思吗？这个世界，最不稀缺的东西大概是人生的痛苦了。对于一个听众来讲，也许在这世界上，他最不愿意听的，是别人诉苦。
喝酒后，我会逸兴遄飞，想写点文字，有时候也觉得自己是在写一部小说，没准小说写完后，会有人爱看。可是，当我酒醒，我又开始怀疑自己的行为——怀疑自己的动机，怀疑自己的才能。
首先，我怀疑我的动机。我觉得，我还是贼心不死，还是想成功，还是想实现理想，还是想证明我人生的价值。但是，我知道我是不能想这些东西的——我一想这些东西，就会失眠。我不想失眠了，失眠太痛苦。做个平凡的默默无闻的百姓吧，能吃能睡，快快乐乐过一辈子吧——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这么过的。你又为什么不能这么过呢？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就是孔子这些所谓的圣人在教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于是，人们就有了功名之心。名缰利锁，人就一辈子无法自由快乐了。是孔子这些儒家的圣人害了我们。我要说：“圣人不死，失眠不止。”
其次，我怀疑自己的才能。写小说的人多了，全世界从事写作的人多了去了。在中国，从事写作的人少说也有几万人吧，光中国作协就用纳税人的钱养着几千个专业作家。这些业余的或专业的作家的工作就是写小说。可是，全世界，每年能够成功的所谓作家，又有几个呢？
我一直对《哈里波特》《暮光之城》这些电影不感兴趣——我不喜欢那些胡编乱造的东西。但是，就是这些东西成功了，火了。我试图去找找它们成功的原因。我尝试者看了《暮光之城》——当这部电影刚刚出名的时候，我也曾在网上浏览过，但是实在不喜欢这些，就没看完。现在，自己又想写小说了，就强迫自己去看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以想像力的丰富而著称，而成名的。
我也要去写这样的东西吗？我有想像力吗？全世界每天把自己关在家里，专业从事想像的人多了去了，我能比得上它们吗？
没准，你每天想，每天想，也能想出点有意思的东西。可是，我想像，想像，想像……我还能睡着觉吗？一个抑郁症患者，一个有严重睡眠障碍的人，最不适合从事的职业可能就是写作了。
我告诫自己不要想写小说了，还是写自传吧，写我与第二个女人的故事时，也不要去虚构什么，就像写成玉的故事一样。写实录吧，写给我自己看。你不是痛苦吗？你不是伤痕累累吗？你不是整天回忆这些痛苦，回忆这些伤痕吗？那就写出来，给你自己一个人看个够。物极必反，也许你看这些东西看多了，腻味了，就不想看了，病就好了。这就是我勉强找到的一个再次动笔的理由。
我就这么犹豫彷徨，纠结不已，折磨着自己。
1986年7 月，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Y县一中教书。有段时间，我似乎是没有失眠了的，在忙着弹吉他，筹备搞乐队去了——如果没有第二个女人的出现，我也许侥幸从抑郁症的魔爪里逃了出来。不幸的是，第二个女人，出现了。
她叫叶青，是个武汉市的女孩。
1987年9月中旬的某天上午十一钟左右，学校门房的老头，到我的办公室找我，说有个自称是我大学同学的人找我。我很奇怪：我的大学同班同学都没联系了，而我那一个班Y县籍的学生就我一个。大学里同级的其他系的Y县同学，也只有数学系的一个人。他和我一起分配到了Y县一中，在同一个学校。他找我，直接可以到我办公室的。
我来到校门口，才知道他是林竹。我很欣喜，因为我们俩在大学时是一起向历史系的教授学习小提琴的，他是政治系的。和林竹站在一起的还有个女孩，个子小小的，穿着一件黑色的看上去是棉质的普通的T恤衫、一双很普通的黄色的凉鞋。
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
你不懂我伤有多深
要剥开伤口总是很残忍
劝你别作痴心人
多情暂且保留几分
不喜欢孤独
却又害怕两个人相处
这分明是一种痛苦
在人多时候最沈默
笑容也寂寞
在万丈红尘中啊
找个人爱我
当我避开你的柔情后
泪开始坠落
是不敢不想不应该
再谢谢你的爱
我不得不存在啊
像一颗尘埃
还是会带给你伤害
是不敢不想不应该
再谢谢你的爱
我不得不存在啊
在你的未来
最怕这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
这是刘德华的《谢谢你的爱》的歌词，我曾经在KTV里经常唱。这歌曲的意思朦朦胧胧的，也许是写一个成功的男人拒绝一个女人的爱的意思。我喜欢唱这个歌，只是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要剥开伤口总是很残忍，劝你别作痴心人。”要写我和叶青的故事时，我不由自主地想到这句歌词。
那时候，我住在我父母家，就在Y县一中门口，是Y县公安局的家属楼，从校门到我家只需要3分钟。我在学校里有宿舍，在父母家也有一间房子，我大部分时间是住在这间房子里。于是，我把林竹和与他一起的女孩带到这个房间里。
房间很寒酸，就一床，一桌，两凳子——我家本来是赤贫的家庭。
进屋后，我和林竹交谈，才知道他毕业后被分配到了省教委，这次是作为到“三区”（贫区、老区、山区）支教人员来到Y县电大工作的。和他同来的女孩，是省电大的老师，叫叶青。
我得知林竹的来龙去脉后，就开始聊我们当年一起学小提琴的故事。那时候，我和他是难得的知己。两个先前不认识的不同系的学生，因为偶然的原因，都去找历史系的教授学习小提琴，才认识了。两人都迷恋着音乐，都在刻苦练琴。
大学毕业后，我没练小提琴了——从大三时起，我小提琴就练习得少了，主要改练吉他了。大学毕业前夕，我把小提琴也卖给了晚我两届的师弟。
叶青说：“你弹弹吉他吧。”叶青在我和林竹谈话的时候，一直都缄默不语，很沉静地听我和林竹说话。这时候她冒出了一句。我的床上放着一把吉他，叶青看到了这把吉他。
我随手拨弄了《科罗拉多河上的月光》《彝族舞曲》《爱的罗曼司》等几支短小的古典乐曲。
“你是学古典的呀？民谣弹不弹呢？”叶青问。
“主要练古典，民谣也弹弹。”
“那弹唱几首歌曲我们听听吧。”
那时候，我正苦练吉他，吉他古典乐曲能弹两百来支了，民谣也弹，也能弹唱几十首流行歌曲。
于是，我又弹唱了《恰似你的温柔》《外面的世界》《狼》《大约在冬季》等等几支歌曲。
叶青在我弹琴的时候，一直在饶有兴味地听，等我弹完，简单夸奖几句。我这时候才开始打量她。
叶青留着齐耳的不浓密但很柔顺的短发，发型也很自然；脸孔和身材一样，显得小巧；牙齿是青色的——日后我才知道，她是孩童时候吃四环素吃坏了牙齿。她不算漂亮，但是五官搭配得很得体，很和谐；她不爱说话，也不爱笑——也许是因为怕露出牙齿的缘故。可是，我并没觉得她的牙齿难看。
快到十二点了，我留林竹和叶青吃饭，意思是请他们去餐馆吃顿饭。
“下午有课，还是赶回电大吃饭，睡个午觉。”林竹说。
叶青没说话，很自然地站起来，随着林竹一起离开我家。
我把他们送到大院门口。
“出大院们，向右拐50米就是电影院，那里有很多麻木，你们可以坐麻木回电大去。”我说。叶青朝我礼貌性地笑了笑，和林竹肩并肩地走向电影院。
1987年，我22岁了，但是我现在觉得，我可能真的发育得晚吧，见了异性，很羞涩，不知道怎样与之交往。那一天，从林竹和叶青在我学校门口见到我，到我带他们两人去我家，再到他们告辞我送他们出大院门，自始至终，我也没和叶青说几句话。我和女性交往都很拘谨，尤其是和漂亮的女性交往。按常理，一个22岁的男人，每见到漂亮或者虽然不漂亮但是气质很好的女性，都会想入非非的。但是当时，送走叶青他们后，我丝毫也没再想叶青了。也许叶青是大武汉人，是大学老师，我没资格有非分之想吧。我也没及时去电大回访他们。
两个星期后的一个周六的下午，门房的的老头又来告诉我，说有个自称是我大学同学的年轻的姑娘在校门口等我。我猜想，可能是叶青——我大学的男同学都没来往了，哪里还有大学女同学来找我？
果然是叶青。
“今天是周末，呆在学校里，很无聊，来听你弹吉他。”叶青说，略带点羞涩。
“哦。”我有点自豪，但是也不知道说什么——我很不善于和异性谈话。
彼此尴尬了一会儿后，我问：“林竹怎么没一起来？”我猜想他们两个可能是一对恋人，一个在省教委工作，一个在省电大工作，都在武汉市，又结伴来Y县这个“三区”县支教。
“我没去叫他，我是想听你弹弹吉他，就一个人来了。”
“我吉他水平一般般呀。”
“哪里，你吉他弹得很好呀。”
“你真认为我吉他弹得很好？真的愿意听？”
“是的，千真万确。”叶青说，笑了，露出一口蓝牙齿。
于是，我带叶青去了我房间。既然你是专诚来听我弹琴，我就表现表现了。这一次，我弹了很多古典乐曲。《小罗曼司》《拉利亚的祭奠》《樱花变奏曲》等等，一口气起弹了十几支古典乐曲。后面又唱《花祭》《冬雨》《一场游戏一场梦》等很多齐秦、王杰等人的歌曲，还有崔健的《一无所有》《花房姑娘》《假行僧》等等。那时候，这些歌曲是最当红的。
没有林竹的陪伴，只有她一个人，这次叶青的话多了些。
“真没想到，在YX县这么一个小县城里，竟然还有一位吉他高手。”叶青夸奖道。我听到夸奖，越发来劲了，于是又唱了几首当时流行的“西北风”《我热恋的故乡》《黄土高坡》《酒神曲》等等。《酒神曲》是电影《红高粱》的插曲，今天的年轻人估计是不知道这支曲子了。其他的歌曲，现在还经常有人在唱。
“你英文歌能唱吗？”叶青说。叶青是学英语的，她是华中师大英语系毕业的人，现在在湖北省电大担任英语老师。我是学中文的，英语水平一塌糊涂，但是也能唱几首英文歌曲。我就唱了《巴比伦河》《单程车票》等几支英文歌曲。我想我的英文歌曲，发音是很不准的，但是，既然有人夸奖，也就胆子大起来，很自信了。
总之，胡乱唱了一个多小时。
我请叶青在街上餐馆里吃了晚饭后，她似乎没有想回去的意思。她说初来乍到一个生地方，很无聊。于是，我提议带她去工人文化宫溜冰场溜冰去，她欣然同意。
我和金子在杭州只呆了一天就匆匆赶往北京了。我去了昌平、平谷两所学校应聘不成功：昌平的那所学校是个大学，似乎是个还在筹备中的大学，学校招聘方的人员都显得心不在焉，说话躲躲闪闪，语焉不详，我感觉不靠谱；平谷的那所学校是个高复班，很适合我教，但他们不缺老师了。
我从报纸上找到了北京市礼文中学招聘的信息。我去这学校，校长看了我简历，很满意，约我第二天上午去试讲，试讲的课文指定为《拿来主义》。
当晚，我们住在西直门汽车站边一个由地下室改成的廉价旅馆里。我连夜备课，金子无所事事，安静地坐在我旁边陪伴我。旅馆里没电视，有也不能让她看，我得备课。金子没什么怨言，一直陪我熬到夜里一点多才睡。我则一宿都没睡，在备课，教案几易其稿。
我应该是个中国一流的高中语文老师了，到2006年，我教高中语文正好教了20年，《拿来主义》也讲过几遍，但是为了这次试讲，我又进行了全面的、崭新的教学设计，做足了功课——我必须应聘上了，那时候已经是九月初了，没学校再招聘老师了。
第二天去礼文中学应聘很成功，试讲的时候，是学校的几个校长和主任作为学生模拟课堂情景听课。我讲了大约二十分钟，校长就示意我停下，然后立马把我请进了她的办公室，要和签订合同，并许诺给我的工资是她学校里和我同等资历的老师里最高的。
我确定去礼文中学上班后，又回了趟C县，因为我的很多东西还留在Q中学。我在Q中学呆了四年，添置了厨房用品、很多被服等等东西，还有一套音响——碟机、功放、声柱全有；还有两把吉他。这些东西，我出去找工作的时候没带走，留在Q中学的宿舍里，现在得回去取来北京。
我让金子呆在北京的旅馆里等我（礼文中学答应我去C县取来家当后，再帮我解决房子的事情），金子不肯，一定要陪我一起回C县。
我们去六里桥找了个汽车站，那里有直接到C县的汽车，然后坐了将近20个小时的汽车赶回了C县。一路上，金子走路都一瘸一拐的。我自己奔波几天找工作，劳累不堪，还得照顾她。一路上两个人都辛苦不堪。
来到礼文中学上班后，我才知道全国最差的高中学生，不在浙江、广东某些三四流的私立学校，而是在北京的私立学校。因为北京的公办学校实力太强，私立学校很难招生。礼文中学招的都是一些没考上公立学校的学生，或者是无法进入公立学校的外省进京务工者的子女，或者是品学兼差被其他公立学校开除的学生。总之，说这些学生百分之八十是渣子，一点也不过分。
在礼文学校，没有班主任随堂听课或者立在教室门口，课是无法上下去的。因为没班主任督阵的话，全班40来个学生，大概有三十五六个学生在看小说，听随身听，画画，讲闲话，扔纸团……你还不能批评这些学生，皇城根儿的学生，压根儿没把北京以外的外地老师当回事。你只要批评一句，学生立马顶嘴，你只要敢口气重一点，学生立马会骂你娘甚至与你动手……
总之，不言而喻，在这样的学校呆着，那才叫痛苦。
金子，每天都在睡觉。那时候，礼文中学的校长很照顾我，她亲自出面，动员她的一个职员的一个亲戚把他自己的房子腾出来给我们住，地点在北辛安。房子有一室一厨一卫，共20来平米，有一张大床、一个大衣柜、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其他东西，主人出于给我们留下尽可能大的空间的好心，都搬走了，
金子在北辛安的房子里睡了两个来月，天天如此。她不出去找工作。我让她找个餐馆、商场什么的去当当服务员，一个月只挣个千把块钱也可以。但是，金子嫌工资太低，不肯去。
那时候，我在礼文中学的工资有4000多块钱一个月，这在礼文中学算是高工资了，当然比我在Q中学的工资低了很多。去北京之前，我有三万多块钱的积蓄，几个月来去各地应聘，在北京、杭州、C县之间跑来跑去花了一部分钱，加上在北京租房交了房租、几个月来我和金子的生活开销，让我手里的积蓄只剩下几千块了。
金子开始买报纸，找招聘信息。找了几个星期，她终于觉得找到了个合适的工作单位。
那是一家叫“阿波罗男性保健中心”的机构，招聘保健师，月薪可以拿到一万以上。那家保健中心在四惠附近，金子去应聘上了，开始上班。
从北辛安到四惠，很远，坐地铁差不多有20多个站，所以金子也就住在“保健中心”，一周才回北辛安一次。
金子上班一周后，第一次回家时，就交给我两千块钱，并说这不是工资，工资要一个月后才发，这钱是客人给的小费。我疑心那家所谓的“保健中心”不是什么正经单位。金子只是个初中没毕业的女人，哪里懂得男性保健？一周下来客人给的小费就有这么多啦？
“你那家保健中心，到底是什么个机构？怎么可能一个星期光小费都可以拿到两千块，我一个月辛苦教书也只有四千多块钱工资？不会是家色情场所吧？”我问金子。
“是个医生开的专业的保健中心，不是黄色场所。我们去上班，要先接受培训的，老板亲自教我们。老板是个医学博士，专门研究男性保健的。”
“你每天具体都干些什么工作？”
“给客人洗澡，洗完了再做生殖器保健。大部分中年男人，都有生殖器方面的毛病了：阳痿、 炎、 异味、前列腺炎……我们就给他们治疗加保健。”金子详细和我解释她的工作，“那的确是家正经的机构。给客人洗澡要用到很多药水、玫瑰花，做性器官保健有很多手法，所以收费很高的，自然保健师的待遇也很好。去那里消费的几乎都是大老板，是中年男人，都是有钱人，一次给保健师三几百块钱小费，对那些人来讲是小菜一碟。”
……
到十一月份的时候，我终于无法忍受在礼文中学教书的生活了——那里的学生根本无法教，上课要大喊大叫，声嘶力竭，要给学生讲故事，讲武侠小说，讲八卦新闻，讲笑话段子——讲正经的课学生是不听的。我哪里能当这样的老师？我向校长提出了辞呈。校长是个女的，姓陈，她很理解我——她知道她学校的学生是些什么人。她说了一大堆挽留我的话后，看我去意已决，也只好长长地叹了口气，答应让我走了，并且把工资全部足额结算给我了。
辞职时，我很自信。我想不教书了，还可以去其他文化、教育单位找工作。我去了几家家教公司应聘教师，去了一家旅游公司应聘文案那些公司都不能让我满意或者我不能让他们满意，总之应聘找工作都不成功。
记得曾经去了家现在我已经忘记名字的家教公司应聘老师，他们给我笔试的卷子，是用32开的纸张印刷的，字迹很不清楚，题目也是错漏百出。这样一家家教公司能是什么好公司？能给你高工资？接待我的是个年轻的女老师或工作人员，大约只有二十岁多点。我要求她换张用十六开的纸张印刷的字迹清楚的正规一点的卷子，她也没怎么理睬。她的年龄都几乎只等于我的教龄，如今我还要接受她的考试！我看了几道题目，卷子都没做就走了。我选这家家教公司，还是在众多的广告中挑选的一家在我想来规模比较大、档次比较高的公司。这样的公司尚且如此，其他家教公司就不必去应聘了。原来我以为可以当记者，后来才知道，当记者是要记者证的。
我开始赋闲在家，呆在北辛安。
十一月的北京已经很冷了，我是南方人，很不适应北方寒冷的气候，所以整天呆在房间里不出门。
无聊的时候，我开始大肆酗酒。本来我已经开始酗酒了，从2003年开始的。但是大量酗酒，是这个时候开始的。我可以一天不出门，呆在房间里喝一整天的酒。再就是听音乐——我带了四五十片音乐碟子去北京，后来又去买了十几片碟子。
我的音乐碟子基本上是世界著名摇滚乐队的音乐，邦乔维、枪与玫瑰、金属、平克弗洛依德、克莱普顿、蝎子等等，还有就是港台歌星的一些歌曲。记得那时候听得最多的是埃里克克莱普顿、蝎子、平克弗洛依德和齐豫、辛晓琪。克莱普顿1992年的不插电演唱会、蝎子在里斯本的不插电演唱会和平克弗洛依德在柏林墙的演唱会，是我听得最多的。每张碟子几乎听了几十遍。
在酒精和音乐的陪伴下，我还能度过日子，否则我就感到恐慌和痛苦不堪。那一次，是我平生第一次失业——工作20年来，我从来没想到自己某天会失业，也不知道失业后人会感到如此地恐慌。
金子每周回来一天，头天下午回家，次日上午就得去上班。金子每周回来都会把钱交给我，她自己几乎不花什么钱，她没买过衣服鞋子什么的，穿的还是从C县带过去的几套衣服和两双鞋子。有了钱，金子精神很好，人也勤快了。每周回来的这一天，她会去菜市场买回很多海鲜，然后做给我吃，当然她自己也想吃海鲜——C县人吃惯了海鲜，几天没吃，就想得慌。为了适合我的口味，金子改变了C县人做海鲜的烹饪方法——CN县人吃海鲜，是吃原汁原味的，顶多就加点料酒和醋；但是，我是湖北人，湖北人都是把海鲜做成香辣味的；金子也学着做香辣虾、香辣蟹。
金子不爱穿的，只爱吃的。在吃上，她“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她去菜市场买海鲜都拣最好的、最贵的海鲜买，一次会买上三四百块钱的海鲜来。我以前觉得金子很懒惰，很少去买菜，现在看来，大概以前她没挣钱，所以没主动去买菜做饭。我觉得我可能误解了金子，金子其实是个好女人。
但是，我对她的工作始终不放心——不可能一个初中生经过三几天的培训就能成为一个男性性器官保健师的，不可能一个月能挣一万多块钱的工资。2006年的一万多块钱工资，算是很高了。
“你没骗我吧？你们那里的工作真的是正经的、干净的？”我问她。
“什么是正经？什么是不正经呢？什么是干净？什么是不干净呢？”金子说，“给客人洗澡时，我们当然也让客人占些便宜，但是，我们不出卖肉体，不是卖淫。”
“……”金子的话让大吃一惊，倒不是她话的内容，是她说话的态度——她一下子变得自信了，说话理直气壮的。
“一万多块钱，能那么好挣吗？给那些色鬼摸一摸、抱一抱肯定是有的。但是，老公，你放心，我爱你，我绝对不会干卖淫那种事的。”金子信誓旦旦地说。
“……”
“我努力地工作，坚持干一阵子，等我们有了钱，就回L镇买个房子，开个小店。”金子说，“以后，你教书，我当个店老板，多好。”
我相信了金子，再说现在我也失业了，积蓄都快用光了，也只能允许金子去那种场所去工作了。
我对金子的感情，暧昧不清，我知道，我并不爱她，也没想到过要和金子结婚。她又不是我的老婆，工作的时候让别的男人摸摸，抱抱，我也无所谓。
深冬到来了，我呆在北辛安的房子里冷得要命。那房子是个老旧的平房，有地暖设施的，但是有几年没使用了。房东说要用起来，得大修理。我想那就算了，去买了个取暖器来。我以为一间十来平米的卧室，买个取暖器时刻开着，不至于很冷吧。
事实上，情况出于我意料。我真的很不适应北方的寒冷生活。虽然2006年冬天是北京20多年来最暖和的一个冬天，最低气温也只有零下6度，但是我还是受不了。在武汉生活的时候，冬天最低气温一般在零度左右，偶尔会有几天到零下三四度，但仅仅只有几天。C县冬天的最低气温一般在零上七八度，很少有到零上五度以下的。所以到了零下6度的时候，我被冻很不舒服——取暖器照着前胸，后背是冷的；照着后背，前胸是冷的。我只好躺上床，盖上厚厚的棉被。
更大的痛苦来源于心灵。我想那时侯我的抑郁症加重了，夜晚几乎无法睡眠，只有把酒喝到八九份醉时，才能睡一会。
白天，在晴好的日子，我会在北辛安周边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瞎转。北辛安就在老首钢旁边，那时候首钢搬走了大部分，还有少部分车间或业务留在那里。有几天，早上八点钟左右，我从北辛安的房子出来，预备出去瞎转一天。经过首钢的大门的时候，淡黄色的阳光正直直地对着街道。北京确实是按照南北东西来布局安排的。从北辛安出来，走向首钢，再继续往前走，正好是从正西面向正东面走。北方冬天的太阳，是那样的软弱无力，尤其是早上的太阳，只是白白的、淡淡的、略带点浅黄的光亮而已，没一点温暖的意思，这不能叫阳光，只能叫光亮。
这条路其实在几个月前我经常走。那时候去礼文中学上班，也要走这条路。现在失业了，重走这条路，心里装满了伤感和惶恐。
我对石景山那一片地方并不熟悉，也没买地图看过。记得那时候我就在八角、古城那一带转得多，印象最深应该是鲁谷路了，因为曾经在那里的一家音像店买过几张碟子。
那种一个人生活在北京、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的孤独感在我日后的岁月里体会过无数次，但最初的痛苦记忆应该是这年在北京的时候。那时候有手机了，但是你掏出手机不知道打给谁，实际上也没有人可以给他打电话。在偌大一个北京，我没一个朋友，不认识一个老乡，没一个熟人；在礼文中学干了仅仅只有两个多月，也没什么关系亲密的同事。
走在街道上，你会浓烈地感觉到自己的可怜。北京市有将近两千万人，街上天天人群熙熙攘攘，两千万人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是你的朋友、认识的老乡或者熟人——你感觉你被世界抛弃了。
你出门去走走，不仅不会让你开心，反而让你更加伤感。转了一天后，回到北辛安的房子里，我只有猛灌白酒，再去听狂躁的摇滚乐、重金属音乐。我几乎离不开酒和那些音乐了，离开了一天都无法活下去。
我得感谢平克弗洛依德、埃里克克莱普顿、蝎子这些乐队，是他们让我在北京还能活者。平克弗洛依德的迷幻摇滚，我刚刚喜欢吉他的时候，偶尔在盒式磁带里听到过，那是在80年代后期或90年代早期，那时候CD、VCD、DVD、LD之类的都没有，但是盒式磁带里的他们的音乐就震撼过我。我一直没看到他们演唱会的现场，以前以为他们的音乐必定是在录音室里精心制作出来的。现在有了VCD，看到了他们的演出现场，才知道那是现场录音的。克莱普顿我知道得比平克弗洛依德还早，大约在1987年左右我苦练吉他的时候就知道他，听过《泪洒天堂》《蕾拉》这些曲子；现在能看到他的现场不插电演唱会，真的佩服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正好也学了十几年吉他，也搞过十几年吉他培训，多少对吉他有所了解。世界上的吉他高手不少，世界上的顶尖歌唱家也不少，世界上顶尖的作曲家也不少；但是能把三者集为一身的顶尖高手不多，我想埃里克克莱普顿是其中最优秀的一个。蝎子乐队那时候我只听他们里斯本不插电的那场演唱会的视频，对于主唱高亢而带女性特质的声音，我不是很喜欢，但是喜欢里面的吉他手，还有那里面的一个美女大提琴手。
齐豫的碟子，我也常常听。现在记得里面的曲子里有《橄榄树》《九月的高跟鞋》《飞鸟与鱼》等等。听齐豫是很伤感的，那份伤感契合我的心境。辛晓琪的碟子里有《味道》《说谎的女人》《领悟》等等曲子，也都是些伤感的爱情歌曲。听者这些伤感的曲子，喝着56度以上的二锅头，我有时候眼泪会流下来，眼泪流到嘴角，和着酒一起灌进我的肚子。在生活中，我是不哭的。很奇怪，生活中我哭不出来，似乎没有泪腺，只有喝酒后听音乐或者看伤感的影视剧，才能哭出来。
吴秀波有次在一档访谈节目中说他曾经有几年患上了抑郁症，常常洗澡的时候，一个人站在浴室的喷头下哭泣不止。我疑心吴秀波的话是假，男人患抑郁症的时候是不会在洗澡的时候哭出来。我不知道，抑郁症患者是不是都和我一样不会哭。我确定我有抑郁症，但是我不会哭，哭不出来，虽然我十分想哭。我的抑郁症经年不愈或许与我不能哭有一定的关系。吴秀波说他现在抑郁症好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能哭，抑郁症才得以痊愈。
崔永元大家都知道他患上了抑郁症，他自己或者别人说他抑郁症痊愈了。我不知道真相，但愿他痊愈了。他也曾经在一档访谈节目中谈到过自己曾经满怀忧伤地看着、抱着他的女儿，希望孩子今后能找个平凡的工作，快乐地生活。这感觉我有，我常常是充满忧伤地看着万物，想着心思，做着工作。那份浓浓的忧伤充斥你整个的身体，你身上的每个毛孔都似乎往外散发出抑郁的气息，你仿佛你站在梅雨季节的一片旷野的雨地里，四周全是雨水。
正常人往往看不出抑郁症患者内心的痛。我是老师，几十年了，除开寒暑假，我几乎天天去上早自习，去上课，去办公室，去开会；闲暇时候也会去吃饭、聚会、去KTV。别人无法想像，也许某个时刻，或者说常常，我的内心潮湿得像被雨水浸泡过半年的地下室，但是别人看不出来，或者我没把内心的潮湿表现出来。所以抑郁症患者的痛苦，是最痛的。别的疾病所呈现的病征，外人能看出来；有人看出来了，也许就有人注意到，有人关心一下，过问一下。抑郁症患者的病征，别人看不到。抑郁症患者的痛苦是——我病了，病得很重，很痛苦，但是全世界的人都不知道……
十二
我不会哭，从大学初恋失恋时就是这样。那时候，痛不欲生，就是不哭。朱坤能哭，我猜想大约他后来不会患上抑郁症。我如此倔强——被一个女人抛弃后，我死活都不会去找她的。
大四上学期结束后，暑假我没回家，呆在校园里。偌大的中文系男生宿舍楼好像只有包括我在内的三两个人。白天我每天都去当年和成玉一起散步去青山湖公园时必经其山脚的那座小山上，写写文字，看看书；更多的时候是呆坐着，心心念念想着成玉。那时候，那座山的半边被开挖掉了——当一个采石场开挖的。我常常呆坐在山顶上，看着被开挖掉了半边的山，就像一个被开膛破肚了的人一样。我不知道这座山会不会痛，会不会哭。我没被开膛破读肚，但是我的心，碎了。看书写字累了，我就在山脊上来回不停地走。傍晚的时候，采石场停工了，机器不响了，工人下班了，四周顿时寂静下来了。傍晚的阳光已经不灼热了，山顶上有风，所以感觉很舒服。我就这样从傍晚开始在山脊上徘徊，直到夜幕降临才下山回到宿舍。
有一天中午，我不知不觉地、身不由己地来到了中文系女生宿舍。我平常不敢去那栋楼的，心想现在放假了，成玉肯定回去了——她不大可能整个暑假孤零零地呆在大学宿舍里，我这才敢去她的宿舍看看。整个女生宿舍楼空荡荡的，没什么人。我偷偷来到成玉的寝室门口，寝室门锁着。也许里面可能还住着人，我没敲门。记得我半年前第一次来敲这扇门的时候，有多么激动啊，心脏跳动的砰砰声仿佛都能听得到。这扇门，曾经多少次顽固地拉着我的双脚走向它。
其实，和成玉交往的头几周里，我也感觉到我是配不上她的，去追求她是自不量力，是会自讨苦吃的。但是当我意识到这点时候，已经晚了。早几个星期，在我刚刚开始出于要写小说才去体验恋爱的荒唐的想法去追求她的时候，能够停止妄念，也许来得及；但是现在已经晚了。我已经深陷进对她的爱情之中了。无数次，我警告自己、勒令自己：不要再去成玉的寝室，没有意义的！但是，我就是克制不住自己。前一秒钟，我警告自己别去，后一秒钟，我的脚迈上了走向她寝室的路。
来到她的寝室里的时候，我其实是外强中干的，内心充满了自卑。但是，我假装出自信的样子。她的室友有把小提琴，我会经常炫耀一下——我会拉点小提琴。那时候，我学小提琴有三年了，贝多芬的《小步舞曲》舒伯特的《小夜曲》，还有《谐谑曲》《加沃特舞曲》等等几支简单的曲子能够拉了。其实在今天看来，我当时一定拉得很烂的，很难听的。成玉没怎么评价我的琴技。
“小艺说你持琴的姿势不对。”有次成玉说。小艺就是那把小提琴的主人。我当时很傻，其实，成玉是在委婉地评价我的琴技了。一般人拉小提琴持琴的倾斜度没有我的大，我持琴时，琴面会向下倾斜四五十度。从专业角度讲，这么持琴也不能说不可以。但是在大众看来，这么持琴是错误的，别扭的。一个人连持琴的姿势都不对，能拉得好小提琴吗？成玉其实是在委婉地评价我的琴技，她怕伤害我的自尊，没有明说而已。
有时候，我去成玉的寝室，她人不在，她的室友也不知道她的去向。那时候，我会特别失落，惶惶然不知所之地在校园里、教学楼里去寻觅她，失魂落魄地。她的室友对我并不十分热情，这实际上也是某种暗示，可惜我当年太幼稚，不懂这些。我像一只智商低下的老鼠，心心念念只想吃到诱饵，不知道自己正走向死亡。
上到那栋宿舍楼四楼的时候，我发现一间宿舍还开着门。这时是酷热的中午，一个女生睡在铺在地板上的凉席上，门也没关。女生脱了衣服，只穿着胸罩和短裤，直挺挺，四仰八叉地躺着。那时候，寝室里没空调，炎热的酷暑季节，一个吊扇根本驱赶不了酷热。女生宿舍不是单独属于中文系的，还有别的系的学生住在那里。我不认识这个女生，也不知道她是哪个系哪个年级的。我揣想着那个女生暑假不回家的原因——一个人呆在寂寞的校园里，是和我一样此刻正处在失恋的痛中吗？
几个月后，我的大学生涯就这么糊里糊涂地结束了。
我毕业后被分配到我的老家——Y县一中教书。成玉低我两届，她还在大学里。我的大学离我的老家只有几十公里的路程，两年里，我没再去过我的大学。成玉大学毕业后去了哪里我也不知道。
大学毕业后，我不拉小提琴了，开始专攻吉他，其实在大学二年级时候我就开始接触吉他，而且还买了一把吉他。那是我们整个班级的第二把吉他。
我那时候真的很幼稚，我是这么矛盾的一个人，我会读书，读高中时，我勤奋刻苦的学习状态堪称全国中学生的楷模，高考考得好的程度令我的班主任和所有任课老师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进大学后，我不热爱学习了，读大学四年，其实加起来进教室上课的时间可能还没一年。但是每次考试时，我只要在考试之前两天把书翻翻，或把同学的笔记本借来看下，也能顺利通过考试，甚至考出个好成绩。但是，我在人情世故方面，是很弱智的。大学毕业当了老师了，我都没意识到自己现在是在干什么职业，不明白这辈子该干什么、要干什么。我只是开始迷恋上了吉他，迷恋上了组建乐队。我恍惚记得， 88年夏天到89年年底这段时间我没有失眠过——因为在我的记忆里，再次失眠是89年年底的事情。88年夏天到89年年底这段时间留在我的记忆里的是疯狂练吉他、到处奔波张罗组建乐队的一些事情。
现在已经是夜里两点了。在夜里十二点的时候，我命令自己搁笔，不能再写了，明天早上六点得起来上早自习。我十二点的时候吃了四片安眠药，又喝了两个小时的酒。但是，我躺上床后还是毫无睡意。
索性起床写字吧，顶多熬到明天早上去上班。
我的手已经不听使唤，敲击键盘都时时出错。我吹过笛子，拉过二胡，拉过小提琴，弹过吉他；应该说在我没喝酒的时候,我的十个指头是非常灵活的。学习电脑文字录入法，我用过五笔，全拼、双拼、二笔，现在用的是智能ABC双拼——这也是专业文字录入者选择的录入法。我学中文的，知道声母韵母，才能用这个录入法——非中文系的学生或非专业文字录入者是不会用这个输入法的。但是，我的手不听使唤了——我的手在颤抖，抑制不住。我拿左手抓着右手，再右手抓着左手，或者双手握成拳头，才能勉强让我的手不颤抖。
我的手经常发抖，是2011年开始的，可能与酗酒有关——到2011年时我已经酗酒八年了，酒精摧毁了我的神经。我觉得我患了帕金森了。
有几次去新学校应聘讲课，我板书的时候，我的手抑制不住地颤抖。我不是紧张，我教书已经20多年了；调到武汉市一所重点中学的头两年，我参加了武汉市桥口区和武汉市全市的几次“高中语文教师优质课”比赛，都获得了很优秀的成绩，应该说，我不会讲课紧张了。但是，我的手在发抖——酗酒开始毁灭我。
但是，88、89年的时候，我的手是不发抖的，我记得很清楚。
那时候，我每天都要练四个小时的吉他。
从84年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边练习小提琴，边学习弹古典吉他，到88年的时候，我已经能弹大约200支古典吉他乐曲了。
我那时候练习古典吉他，有多么刻苦呀。我清楚记得我练习《阿斯图利亚斯的传奇》的情景。那时候，资讯不发达，找不到乐谱，因偶尔的原因，在邓文治——Y县县政府的一个小职员那里看到了一份《阿斯图利亚斯的传奇》的乐谱。但是邓不借给我那份乐谱。有天，我央求他借给我这乐谱，说只拿回家一个晚上，次日早上还给他，他答应了。我拿到乐谱，连夜把整个乐谱，用了整整一晚上，抄写下来了。
我用尺子画了工整的五线谱，再仔细抄写五线谱的那些豆芽。我是如此快乐地忙到凌晨。因为是五线谱，因为我热爱这曲子，我必须工工整整地抄写下来，所以用了整整一晚上。
《阿斯图利亚斯的传奇》现在我有名家演奏的五六个版本的演奏视频，有约翰•威廉斯的，有杨雪霏的，还有莎朗•伊斯宾的，还有国内殷飙、赵长贵等人演奏的。国内的那几个人演奏的版本和约翰•威廉斯的版本至少隔三个档次。世界上的古典吉他大师我知道很多，我最喜欢的还是约翰•威廉斯。
澳大利亚诞生了两个国宝级的吉他大师，一个是约翰•威廉斯，一个是托米•伊曼努尔。约翰是弹古典的，托米是弹指弹的。
我的手，很不听使唤了——我敲不准“托”和“拖”了，我是不是到了帕金森晚期了？
约翰•威廉斯弹的《阿兰胡埃斯协奏曲》，是我听到过的最好的版本。
我已经敲不准“好”和“和”了……
我必须去睡了，但是，我没睡意，四片安眠药吃下去，没起一点作用——我已经完全丢失了睡眠能力，我的神经已经被毁灭了……
和前妻结婚的前半年，我记得我每天还要坚持弹四个小时的吉他——那是1991年后半年的事情。那时候，我从Y县一中调到Y县师范去了——因为中师有音乐课，中师重视音体美。Y县师范有两个音乐老师，我们同时在Y县最早的舞厅乐队里担任乐手。我组建乐队的时候，键盘就是刘名尧——那两个音乐老师中的一个。但是他们俩都是弹键盘的，Y县师范没有吉他老师，没有爵士鼓老师。老刘和另外一个音乐老师就极力向校长推荐我，于是我调到Y县师范去了。
那年冬天，我刚刚结婚半年。在冬日的中午，我会搬把凳子，坐在门前的阳光里弹一两个小时的吉他。“一日一练一日功，一日不练十日空。”那时候我逼迫自己每天要保持四个小时的吉他练习。
我敲不准“uo”和“ou”了。
但是，我没有睡意。
那个冬天，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几个时段之一。中师的教学任务不重，学校也管得不严。每天我早上去上个早自习，上午去上两节课，然后就没事情了——学校不坐班。工作完后，我就去买菜，洗菜，做好做午餐的准备。在妻子下班回来之前，我会去弹吉他——一边弹吉他，一边等我的新婚妻子回家。我那时候住得很简陋，是一个两居室的房子，没独立的卫生间，卫生间是公共的——在宿舍的左边十米左右的地方。我宿舍门前，是块长着稀稀拉拉几棵杨树一百平米左右的一块空地，离教学楼有一百多米，很安静——环境很美好的，适合我弹吉他。我每天安排复习十支左右的古典乐曲，要使自己弹过的200支左右的乐曲不被忘记，我必须安排每天复习、练习十支乐曲，每支曲子练习三到五遍，循环进行。
那时候，我边练习古典吉他边练习电吉他了。88年我组建乐队的时候，曾经用我五个月的工资去武汉买过一把国产的便宜的电吉他。我邮购了小林克己的一套摇滚吉他教材，逐章逐节地按照教材的指示练习电吉他各种技巧——推弦、点指、颤音、振音、泛音……
大约十一点半左右，我妻子回家了，于是我放下吉他，去做饭。
那段日子很美好。
可是，此刻，我感觉如此不美好。我的手在颤抖，人困得连敲击键盘的力气都没有了。
但是，我睡不着。
十三
我是91年调到Y县师范去的，但是在88年的春天的时候，我就组建了一支乐队。我担任吉他手或者鼓手，刘名尧担任键盘，黄健和李文斌担任倍司手或者吉他手。我们四个人都瘦得像猴子，于是我给我的乐队取名“瘦鬼”乐队。若干年之后，我知道中国有个“瘦子”乐队。在以后我搞吉他培训的时候，我在招生简章的“老师简介”栏目中有意无意地介绍我是 “瘦子乐队前任吉他手”——这有点投机取巧招摇撞骗了，目的也是为了多招生。
当时我对组建乐队，有多么狂热呀。我买的那把电吉他是700多块钱买的，而我当时的月薪只有98块钱，那就是说我积攒了七个多月的工资，才买了一把国产电吉他。
那把电吉他，在今天看来，简直是乐器中的垃圾——弦都调不准，插上效果器后会发出很大的噪音。当我日后知道了“芬达”“吉布森”“依班娜”这些名琴之后，我替中国80年代的吉他爱好者感到可怜和愤懑——在美国，在日本，一个高中老师一个月的工资都可以买两把名牌吉他；可是在中国，一个高中老师，得用他半年的工资才能买一把劣质的、价值抵不上世界名牌吉他十分之一的烂吉他。
但是，那时候，我热爱我的这把劣质的国产电吉他，把它视为珍宝——毕竟它是用我半年的工资换来的。
30年之后，我都清楚记得，我去买那把吉他和一个音箱的情景——我一个人去武汉买的，就在六渡桥那块的一个乐器商店买的吉他。
我搭车去武汉买吉他和音箱的那天晚上，还发生过一件让我记忆犹新的与失眠有关的故事。
那天，我到武汉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我随便找一家廉价的旅馆住宿。那是个众人居住的房间——在东北，这种旅馆叫大车店。晚上睡觉的时候，临床睡的是个老头子。他一躺上床，五分钟后就鼾声震天了，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入眠。半夜一点多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就起来掀开他出帐子，想敲醒他。老头子猛地跳了起来，惊恐万状。
我很奇怪，人的睡眠是很奇妙的东西——那老头子睡得鼾声如雷，可是当我掀开他帐子的一瞬间，他就醒了——这多么奇妙。
我说明我的意思后，老头子倒头又睡了，五分钟不到，鼾声又起来了。
这些年失眠的时候，我会经常想起30年前与我同居一个旅馆、一个房间的那个老头子——他多么幸福呀。
吉他是在六渡桥的那家乐器商店买的，一个音箱却是跑到武昌的中南商业大楼买的。音箱也有五百多块钱，当然也是国产的劣质的音箱。
买回吉他和音箱后，我从县采茶剧团买了套他们淘汰的爵士鼓，花了280元。键盘没有，我就去找柯海港借。柯海港的父亲，在80年代中期，去伊拉克做过劳工，回国的时候，带回来了一架卡西欧的电子琴。那时候国内也有卡西欧电子琴卖，但是价格在一千多元以上，我买不起。海港的父亲在国外买的卡西欧，只花了几十美元。中国人有多么可怜，伊拉克人几十美元可以买到的东西，中国人要用一千四五百块人民币购买，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一个中国高中老师的月薪只有一百元左右！
“你办乐队来我家借电子琴？要是我家有钢琴，你是不是也要来借？”我去海港家借电子琴的时候，海港的妈妈质问我。
我那时候迷恋组建乐队，也管不了他妈妈的话了。和他妈妈说了一箩筐好话后，我终于借到了电子琴。电倍司是把一把电吉他改成的。总之，东拼西凑的，我的乐队成立了。
那时候，我们都很自信——这毕竟是县里第一支电声乐队。我们就开始在县文化宫的溜冰场上演出了。
那时候，舞厅舞很流行——我们乐队也只演奏舞曲。仅仅一个音箱肯定不够，我就把Y县一中的两个高音喇叭借来了。
一个星期后，一中的校长胡四瑞找我谈话了。
“你把学校的喇叭借去干什么了？”他质问我。
“去搞义演。”
“你知道不知道，你们开办舞厅营业，这是违法的？”
“我们没赢利，是搞义演。”
“什么叫义演，你知道吗？”校长说，“义演是出于某种积极的、慈善的动机而举行的免费的或者收费后把收入捐献给慈善机构之类的演出，你的所谓义演，是这样的演出吗？据我调查，你们在卖门票，营利归自己了。这叫义演吗？”
那时候，我们的确卖门票，虽然门票每人只要一块钱，但是我们的确营利在。我无言以对，第二天，把两个高音喇叭送回了学校。
乐队解散了。正好这时候，县采茶剧团成立轻音乐团，对外招聘吉他手。我去应聘，被聘用了——事实上，那时候，整个县城的音乐圈的人都知道我会弹吉他，是全县吉他弹得最好的人。
88年暑假，我随YX县采茶剧团成立的“大流王“轻音乐团去全国巡回演出了。“大流王”这名字是我起的。当时那支轻音乐团还没名字，乐团的乐手们给起的名字都很俗很平淡，叫“爱乐”“新时代” “霹雳摇滚”什么的。我进去当吉他手后，无意中说要把乐团名字改成“大流王”，他们便采纳了。我不知道那些乐手是否知道我起“大流王”用意，或者说不知道这名字的妙处在哪里，但是，凭感觉，他们觉得这名字好。我给乐团取这个名字是一语双关。“大流士王”是公元前六世纪古波斯帝国的伟大君主，“大流王”又谐音“大流亡”——那时候流行走穴，一些地方戏剧团就草草弄个电声乐队，让唱戏的戏子，改唱流行歌曲，再请一两个稍微专业一点的流行歌手，就全国巡回演出了。“大流王”乐队请了武汉京剧团的两个演员，把他们打扮成全国著名的歌星。
三点多了，我有点困了，得去睡了，六点钟要起床上早自习的。睡两个小时吧，总比一分钟都不睡好——关键是我在喝酒，如果喝到天亮，且不说困了，酒气冲天，是不能进教室的。
……
有两周没动笔了，觉得写这些文字无聊、可笑。
我写这文章是准备写抑郁症患者的痛苦，但是，我想：有谁在乎你的痛苦呢？你全身千疮百孔，裸露出来供人参观，有谁会多看一眼呢？。
是和成玉恋爱的时候，我开始患上失眠症的，这我记得。但是，伤害我更深的，其实是第二个女人。如果说我回忆成玉，让我感觉到自己的委琐、荒唐和痛苦，那么我现在回忆第二个女人，是想更残酷地勇敢地去回忆我的无知、幼稚、冲动和更深的痛苦。
老是写自己的痛苦，有意思吗？这个世界，最不稀缺的东西大概是人生的痛苦了。对于一个听众来讲，也许在这世界上，他最不愿意听的，是别人诉苦。
喝酒后，我会逸兴遄飞，想写点文字，有时候也觉得自己是在写一部小说，没准小说写完后，会有人爱看。可是，当我酒醒，我又开始怀疑自己的行为——怀疑自己的动机，怀疑自己的才能。
首先，我怀疑我的动机。我觉得，我还是贼心不死，还是想成功，还是想实现理想，还是想证明我人生的价值。但是，我知道我是不能想这些东西的——我一想这些东西，就会失眠。我不想失眠了，失眠太痛苦。做个平凡的默默无闻的百姓吧，能吃能睡，快快乐乐过一辈子吧——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这么过的。你又为什么不能这么过呢？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就是孔子这些所谓的圣人在教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于是，人们就有了功名之心。名缰利锁，人就一辈子无法自由快乐了。是孔子这些儒家的圣人害了我们。我要说：“圣人不死，失眠不止。”
其次，我怀疑自己的才能。写小说的人多了，全世界从事写作的人多了去了。在中国，从事写作的人少说也有几万人吧，光中国作协就用纳税人的钱养着几千个专业作家。这些业余的或专业的作家的工作就是写小说。可是，全世界，每年能够成功的所谓作家，又有几个呢？
我一直对《哈里波特》《暮光之城》这些电影不感兴趣——我不喜欢那些胡编乱造的东西。但是，就是这些东西成功了，火了。我试图去找找它们成功的原因。我尝试者看了《暮光之城》——当这部电影刚刚出名的时候，我也曾在网上浏览过，但是实在不喜欢这些，就没看完。现在，自己又想写小说了，就强迫自己去看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以想像力的丰富而著称，而成名的。
我也要去写这样的东西吗？我有想像力吗？全世界每天把自己关在家里，专业从事想像的人多了去了，我能比得上它们吗？
没准，你每天想，每天想，也能想出点有意思的东西。可是，我想像，想像，想像……我还能睡着觉吗？一个抑郁症患者，一个有严重睡眠障碍的人，最不适合从事的职业可能就是写作了。
我告诫自己不要想写小说了，还是写自传吧，写我与第二个女人的故事时，也不要去虚构什么，就像写成玉的故事一样。写实录吧，写给我自己看。你不是痛苦吗？你不是伤痕累累吗？你不是整天回忆这些痛苦，回忆这些伤痕吗？那就写出来，给你自己一个人看个够。物极必反，也许你看这些东西看多了，腻味了，就不想看了，病就好了。这就是我勉强找到的一个再次动笔的理由。
我就这么犹豫彷徨，纠结不已，折磨着自己。
1986年7 月，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Y县一中教书。有段时间，我似乎是没有失眠了的，在忙着弹吉他，筹备搞乐队去了——如果没有第二个女人的出现，我也许侥幸从抑郁症的魔爪里逃了出来。不幸的是，第二个女人，出现了。
她叫叶青，是个武汉市的女孩。
1987年9月中旬的某天上午十一钟左右，学校门房的老头，到我的办公室找我，说有个自称是我大学同学的人找我。我很奇怪：我的大学同班同学都没联系了，而我那一个班Y县籍的学生就我一个。大学里同级的其他系的Y县同学，也只有数学系的一个人。他和我一起分配到了Y县一中，在同一个学校。他找我，直接可以到我办公室的。
我来到校门口，才知道他是林竹。我很欣喜，因为我们俩在大学时是一起向历史系的教授学习小提琴的，他是政治系的。和林竹站在一起的还有个女孩，个子小小的，穿着一件黑色的看上去是棉质的普通的T恤衫、一双很普通的黄色的凉鞋。
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
你不懂我伤有多深
要剥开伤口总是很残忍
劝你别作痴心人
多情暂且保留几分
不喜欢孤独
却又害怕两个人相处
这分明是一种痛苦
在人多时候最沈默
笑容也寂寞
在万丈红尘中啊
找个人爱我
当我避开你的柔情后
泪开始坠落
是不敢不想不应该
再谢谢你的爱
我不得不存在啊
像一颗尘埃
还是会带给你伤害
是不敢不想不应该
再谢谢你的爱
我不得不存在啊
在你的未来
最怕这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
这是刘德华的《谢谢你的爱》的歌词，我曾经在KTV里经常唱。这歌曲的意思朦朦胧胧的，也许是写一个成功的男人拒绝一个女人的爱的意思。我喜欢唱这个歌，只是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要剥开伤口总是很残忍，劝你别作痴心人。”要写我和叶青的故事时，我不由自主地想到这句歌词。
那时候，我住在我父母家，就在Y县一中门口，是Y县公安局的家属楼，从校门到我家只需要3分钟。我在学校里有宿舍，在父母家也有一间房子，我大部分时间是住在这间房子里。于是，我把林竹和与他一起的女孩带到这个房间里。
房间很寒酸，就一床，一桌，两凳子——我家本来是赤贫的家庭。
进屋后，我和林竹交谈，才知道他毕业后被分配到了省教委，这次是作为到“三区”（贫区、老区、山区）支教人员来到Y县电大工作的。和他同来的女孩，是省电大的老师，叫叶青。
我得知林竹的来龙去脉后，就开始聊我们当年一起学小提琴的故事。那时候，我和他是难得的知己。两个先前不认识的不同系的学生，因为偶然的原因，都去找历史系的教授学习小提琴，才认识了。两人都迷恋着音乐，都在刻苦练琴。
大学毕业后，我没练小提琴了——从大三时起，我小提琴就练习得少了，主要改练吉他了。大学毕业前夕，我把小提琴也卖给了晚我两届的师弟。
叶青说：“你弹弹吉他吧。”叶青在我和林竹谈话的时候，一直都缄默不语，很沉静地听我和林竹说话。这时候她冒出了一句。我的床上放着一把吉他，叶青看到了这把吉他。
我随手拨弄了《科罗拉多河上的月光》《彝族舞曲》《爱的罗曼司》等几支短小的古典乐曲。
“你是学古典的呀？民谣弹不弹呢？”叶青问。
“主要练古典，民谣也弹弹。”
“那弹唱几首歌曲我们听听吧。”
那时候，我正苦练吉他，吉他古典乐曲能弹两百来支了，民谣也弹，也能弹唱几十首流行歌曲。
于是，我又弹唱了《恰似你的温柔》《外面的世界》《狼》《大约在冬季》等等几支歌曲。
叶青在我弹琴的时候，一直在饶有兴味地听，等我弹完，简单夸奖几句。我这时候才开始打量她。
叶青留着齐耳的不浓密但很柔顺的短发，发型也很自然；脸孔和身材一样，显得小巧；牙齿是青色的——日后我才知道，她是孩童时候吃四环素吃坏了牙齿。她不算漂亮，但是五官搭配得很得体，很和谐；她不爱说话，也不爱笑——也许是因为怕露出牙齿的缘故。可是，我并没觉得她的牙齿难看。
快到十二点了，我留林竹和叶青吃饭，意思是请他们去餐馆吃顿饭。
“下午有课，还是赶回电大吃饭，睡个午觉。”林竹说。
叶青没说话，很自然地站起来，随着林竹一起离开我家。
我把他们送到大院门口。
“出大院们，向右拐50米就是电影院，那里有很多麻木，你们可以坐麻木回电大去。”我说。叶青朝我礼貌性地笑了笑，和林竹肩并肩地走向电影院。
1987年，我22岁了，但是我现在觉得，我可能真的发育得晚吧，见了异性，很羞涩，不知道怎样与之交往。那一天，从林竹和叶青在我学校门口见到我，到我带他们两人去我家，再到他们告辞我送他们出大院门，自始至终，我也没和叶青说几句话。我和女性交往都很拘谨，尤其是和漂亮的女性交往。按常理，一个22岁的男人，每见到漂亮或者虽然不漂亮但是气质很好的女性，都会想入非非的。但是当时，送走叶青他们后，我丝毫也没再想叶青了。也许叶青是大武汉人，是大学老师，我没资格有非分之想吧。我也没及时去电大回访他们。
两个星期后的一个周六的下午，门房的的老头又来告诉我，说有个自称是我大学同学的年轻的姑娘在校门口等我。我猜想，可能是叶青——我大学的男同学都没来往了，哪里还有大学女同学来找我？
果然是叶青。
“今天是周末，呆在学校里，很无聊，来听你弹吉他。”叶青说，略带点羞涩。
“哦。”我有点自豪，但是也不知道说什么——我很不善于和异性谈话。
彼此尴尬了一会儿后，我问：“林竹怎么没一起来？”我猜想他们两个可能是一对恋人，一个在省教委工作，一个在省电大工作，都在武汉市，又结伴来Y县这个“三区”县支教。
“我没去叫他，我是想听你弹弹吉他，就一个人来了。”
“我吉他水平一般般呀。”
“哪里，你吉他弹得很好呀。”
“你真认为我吉他弹得很好？真的愿意听？”
“是的，千真万确。”叶青说，笑了，露出一口蓝牙齿。
于是，我带叶青去了我房间。既然你是专诚来听我弹琴，我就表现表现了。这一次，我弹了很多古典乐曲。《小罗曼司》《拉利亚的祭奠》《樱花变奏曲》等等，一口气起弹了十几支古典乐曲。后面又唱《花祭》《冬雨》《一场游戏一场梦》等很多齐秦、王杰等人的歌曲，还有崔健的《一无所有》《花房姑娘》《假行僧》等等。那时候，这些歌曲是最当红的。
没有林竹的陪伴，只有她一个人，这次叶青的话多了些。
“真没想到，在YX县这么一个小县城里，竟然还有一位吉他高手。”叶青夸奖道。我听到夸奖，越发来劲了，于是又唱了几首当时流行的“西北风”《我热恋的故乡》《黄土高坡》《酒神曲》等等。《酒神曲》是电影《红高粱》的插曲，今天的年轻人估计是不知道这支曲子了。其他的歌曲，现在还经常有人在唱。
“你英文歌能唱吗？”叶青说。叶青是学英语的，她是华中师大英语系毕业的人，现在在湖北省电大担任英语老师。我是学中文的，英语水平一塌糊涂，但是也能唱几首英文歌曲。我就唱了《巴比伦河》《单程车票》等几支英文歌曲。我想我的英文歌曲，发音是很不准的，但是，既然有人夸奖，也就胆子大起来，很自信了。
总之，胡乱唱了一个多小时。
我请叶青在街上餐馆里吃了晚饭后，她似乎没有想回去的意思。她说初来乍到一个生地方，很无聊。于是，我提议带她去工人文化宫溜冰场溜冰去，她欣然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