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海固,西海固

楼主:罗锡文 字数:12314字 评论数:54条评论 帖子来源:天涯  访问原帖
天下黄河独富宁夏,“塞上江南”之美名由来已久。但西海固却没有获得上苍的眷顾,尽管它们位于宁夏南部,且同属于黄河流域。西海固什么都不缺,唯独缺水。
贫困是爱的检测器,恨的原初,也是爱与钱权的双重奴婢,是文艺与宗教的镜子,更是文明的疤痕,生存的天敌,人类共有的“耻辱”。
但我始终以为人们对于诸如西海固这样看起来清苦异常的地方的认知太过自以为是,他们的倾情抒写,包括大音量的赞美和深层次的同情,都是将自己掩藏极深的虚伪或极其肤浅的认识强加给了西海固,也就是说,世人总爱在平安、优越、富余生活的闲暇和诗情勃发的诱惑的前提下,对他们以为危险、低劣、落后、穷困或异己的人事发表宏论,然后将自己的同情怜悯、斥责仇视或一些自诩为学术或思想上的分析,以及一些只适合自己的抒写、思考或生活方式,恩惠一般给予给他们,说难听一点,是一种用文艺化、思想化、学术化或宗教化的方式施舍出去,他们自己便成为堂而皇之或隐形或有意无意的“施恩者”“讨债者”。
这本书里,我是第几次用“强加”“强行”这样的词汇了?
我之所以对“乡愁”这个命题兴趣不大,而且看法也与诸多写家不大一样,就是因为人类普遍意义上的故土与他们大多属于永久性的居住地之间,有着不可跨越的沟堑,有一段始终企图逾越却众生只能叹惋的距离,而且彼此之间充满了敌意。距离产生美,并不稀奇,稀奇的事,敌意产生了乡愁,并以极具抒情饱和度的方式呈现,让人动情朗诵,逼人动容,迫人伤心,不能自已,当然,也让人在这份浓得化不开的情绪抒发中获得同情、慰藉和解脱。人类远离故土的原因复杂,无法说清,但这种几乎天生就有的背离故土,在他乡他处他国他域寻找或开辟新的落脚点的想法和意念,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常态,只是这种常态无法完全取代对出生地的回望与怀念,痛与苦便源源不断地产生,文学艺术哲学宗教便获得无穷无尽的素材和感应。遗憾的是,这些如慢性疾病一样的思乡情绪,更无法取代他国他乡的生存环境,生存,永远是第一位的。显然,贴上满脸苦焦的乡色,离别苦巴巴的故土,实质上是一种背叛行为,而人们却将这些背叛行为诗意化了,看成是一种美,而且强行栽在敌意头上,幻想取而代之,以此来掩饰人类骨子里的忘恩和背叛属性,于是,便有了文学艺术意义上的乡愁,等等。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乡愁的核心就是背叛或谎言。
西海固的人确实生存在人类最为艰难危险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之中,老天爷的吝啬带来的数不清的天灾与古往今来深厚的历史底蕴中再也掩隐不住的数不清的人祸,让它成为宗教意义上的圣地,文学意义上的景深,旅游意义上的绝佳去处,经济意义上的荒漠。当地政府也花了大量物力财力精力,将生活在极其恶劣环境中的百姓迁居到看起来要好一些的地方,并且为了阻止故土难离的心绪占据了心灵的人悄悄回到他们的祖屋(这么一来,在政府工作的各个方面都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便将那些迁居者的老屋故意破坏掉,目的是断其归路,让其死心。但那些真正的故土眷恋者,以及永远不会向大自然和人为的恶劣环境低头的人,总能在某些时候,以一种极为固执或强硬的方式,回到再也“回不去”的故土,在家园附近的山头、沟畔、沙梁上走走,看看,坐坐,抽抽烟,说说话,叹叹气,抹一把清泪,哼几句土得掉渣的歌,便心满意足了,就跟他们“趁雨”一样,西海固的雨量极小,下雨天便是盛大的节日,每当这种好日子降临,人们便穿着衣服冲到雨中,尽情享受天雨的滋润冲刷,或一边干活,一边就这么和着衣衫,说是洗了个通透的澡,感到相当的舒坦和满足。容易满足的人,与有容乃大者无欲则刚者,都有很多相似之处。
坚守,才是乡愁,解析乡愁,治疗乡愁最好最直接的涵义或方式。内心世界里的物质和精神两大板块,总是因为物质上的嫌弃和远离,造成精神上的依恋和不舍,从而形成诗学意义上的愁绪,让自己和读者的心田都一片焦湿。但在现实社会中,就是没有几个人愿意突破物质意义上的障碍,顺从精神和心灵,回到故土。不是说人类没有乡愁的权利,乡愁本身没有美感,但在诸如西海固这样的地方,除了对生活本身卓越的理解洞察之外,还必须有真诚的迷恋和不离不弃,才能成为真正的坚守。当然,教科书上,讲台上,诗集中,宣传片里,诸如坚守灵魂,崇尚精神生活,不模拟他人的存在方式,坚持内心的向往,用自己的头脑锻造出的思想指引着自己走向自己渴望的对方等文章或说辞,都好说,形成文字、演出形式或宣传的效应之后,甚至可以永远流传,成为一种文学文化现象,但在实际而有极端残酷的生存环境中呢?有多少人还能坚守呢?又有多少人清楚冠冕堂皇的“坚守”二字,实质意义就是痛苦无奈又持久的煎熬呢?说直白一点,就是一个字:熬。说到底,那些优美动人的文字和吧唧出无数物质好处的说辞,可以存在于一切虚假繁荣和虚伪的肉体中,唯独不能在实际的生存环境中坚守,想来,那不仅仅只是孤独、寂寞、无聊和清贫的问题了。
令人气短的是,乡愁最终还是倚靠在了物质的胸膛上,低声下气在生冷如铁的眼光下,甚至落座或屈膝在钱权的胯下。这跟语言文字,尤其是一个历朝历代的官话(包括一些方言),最终是靠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来修改和推行的,又有了不少的相似之处。古往今来,乡愁喊得最响,吟唱得最动人的人,几乎一辈子都在他们乡愁产生的中心之外苟活着,而且活得安安逸逸舒舒服服滋滋润润,养得白白胖胖肥肥圆圆壮壮硕硕,充其量在其政治上失意,或穷困潦倒,或寂寞难耐,或悄然死去之后,才满面土灰地回到故土,一回到故土就大骂故土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只有亡者不会骂,他们的骨灰盒被妥善保护,运回故土安葬,说,这是魂归故里,落叶归根。魂倒是回来了,但飘渺不定,归根倒是归根了,但到底还是一枚枚老叶子。人们永远渴望的,还是远处,比如城市,官场,也就是那些能安置他们肉体和名利的地方,乡愁,不过就是一瓶香水,一壶老酒,一首古诗,一幅字画而已。
在西海固,我常想到张承志。我不以为张承志通过他的《心灵史》等书籍,就达到了他宣扬和自诩的文学和宗教意义上的皈依,西海固除了改变了他的一些人生处世哲学之外,他基本上还是类似于喊口号或在灵感喷涌时用一种强烈生硬的政治或宗教的情结在向西海固和世人传达他的某种认知,这些认知不可谓不深刻,他的宗教倾向不可谓不是他充分思考之后的结果,他的态度不可谓不代表他坚定的决心,或者说,他和他热爱、眷恋和尊重的人,都看到并理解且进入了彼此的心灵世界,阐释和他们的心灵史。但我仍然觉得在他那些酷似他早年意气风发的言行的文字深处,隐藏着一丝丝现代人基本上都有的特质:虚伪、造作、夸饰和虚张声势,换句话说,他强行以一种嫁接了历史就以为真正懂得了历史的方式皈依了他所理解的宗教,并不让人信服,也并不高级。我甚至还看到了一个当年以“红卫士”的形象展现那个时代青春期的躁动和革命性的镜头(“红卫兵”一词就来自于他的笔名之一的“红卫士”。不知道他为此跟到骄傲,还是感到难堪),而心灵史似乎并没有超越这些主题,只是方式变化了而已。
曾读到过一些抒写西海固的散文和诗歌,这些作品的作者多是西海固的人,也有一些其他西北地区的文人或旅人,比如甘肃人,他们的出生地距离西海固不远,或者就是西海固的一部分。但这些作品没有一个文字一个标点符号能感动我,除了他们的文字和表达方式毫无新意之外,就是他们总是用一种看起来极其真诚、悲伤、悲壮、忧愁、隐忍和哀鸣的方式抒发他们对故土的怀念、依恋、解读,有的还意气风发地写出要为家乡的改变而奉献出一切的章节。这样的文字还不如我在会宁和固原的一些中学里,听到的那句“为了改变命运,我只有好好念书,力争走出去”来得真实。
是的,故土与他乡之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敌意。这种敌意产生了乡愁,更多的,却是人性的精确反应。人与自然环境和社会之间,也存在着这样的敌意,只是富裕或穷困将这种敌意要么淡化了,要么加重了。

人类活在历史之中,也活在敌意之中。
历史不是沉睡过去的,也不是谁都可以编造和向往的未来,也不是当下,而是连接了这三者的一条用敌意进行润滑的线索。遵循它的指引,便可自由逡巡于时空里,而有关一个地域的前世今生,就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也就有了伟大与低劣共铸的人格。历史,就是这种人格的演绎和传承方式。
在西海固,历史最为显要的存在和传承形式就是长城。据说毛泽东的那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长城”指的就是西海固境内的秦长城,孟姜女哭倒长城这个说话的发生地,也在西海固。
长城的修筑,主要功能和价值是在军事上。战争是人类敌意意识的高级形式,长城便将这个敌意通过战争防御工事的形式固定下来,从攻与守,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生与死,保卫与侵略等方面将敌意演绎得极其充分。
我在固原市西北角约五公里的一条路况还不错的公路边,找到了秦长城的城墙遗址,之后在一公里许看到了一条高处地面两三米的土埂,毫无疑问,那就是古代长城的遗址。迎着西北打面抽身的风,站在这些遗址上的感觉,远比在八达岭或慕田峪长城上的感觉踏实和壮美多了。第二天,我在固原的一个县亲眼见到了保存得极为完好的秦长城遗址。尽管很多秦长城遗址业已被农民作为耕田耕地开垦了,甚至一段长长的长城遗址全部被挖掘开去,用各种铁制农具将泥块捣细,再一一平整,施上肥,种上庄稼,便成了耕地。现代文明与古老的文明遗址又产生了新的敌意,美其名曰,人们需要足够多的土地来获取生存必需的粮食,而这些早已失去防御意义的战争遗址不过是古老破旧的遗物,没有存在下去的必要,否则,它们跟战争本身有何区别?
有人说这是地方上对国家级保护文物的保护不力,地方政府和文化部门应该担责。但在缺水,缺生存筹码,缺资金,缺心力,缺对历史真正的研读和尊重,缺对于当今世界全民拜金拜权、精神赤贫、灵魂扭曲的严肃拷问和深刻思索,即便所有长城在眼睫毛一眨巴间就悉数消失,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大片贫瘠的耕地或寸草不生的荒漠,也不足为怪。
其实,西海固固然不宜居住,百姓日子苦焦,但就我亲眼所见,当地相关部门在保护和传承方面,还是做了一定量的工作的。
我得花点时间来谈谈西海固的秦长城。
西海固秦长城按照时间来分,应该是战国时期的秦国长城和秦始皇六合一统之后的秦长城。就规模、长度来说,秦始皇搞定六国之后,从西起甘肃林兆,东到辽东的秦长城,就远在战国时期的秦长城之上。不过,后来的长城,也多是在秦长城的基础上加以加宽加厚加高等方式修建而成的。中国人每每提及长城的时候,一股民族自豪感便油然而生,他们感触和赞美得最多的,便是这些连接、叠加起来的长城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是智慧与美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这样说,没问题,对于中国人这种极为含蓄隐忍的民族来说,能找到代表民族和国家的建筑或其他样式,怎么说都不是坏事,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和精神的完美寄托。只是人们在自豪感抒发完毕之后,就不再有其他的了,除了考古工作者和课堂教学者从历史的纵深度去挖掘和考证这些历史遗址之外。假如我们能从历史感和人本思想去思考这些那些让我们瞠目结舌的遗址的话,或许更切合文化文明本身,因为诸如长城这样的建筑,其实就是由人的尸骨堆积起来的,生命延留和凝固在了木头、泥巴、青砖、夯土、烽燧、狼烟和从不停歇的时间里,我们要是只晓得在长城上叽叽喳喳,嘻嘻哈哈,蹦蹦跳跳,岔开二指作嗲状,无疑是对那些亡魂的不尊和践踏,也是对遗址的误会或曲解。
说到底,所有的遗址都带着坟墓的质地,死亡的气息,颓废的意味。生命,时间,历史和文明,以不同的方式和节点,被遗址们埋葬,其实也就是通过埋葬的方式延续时间与文明,盗墓者的闯入,不过是一次次隔靴搔痒的行为。
我在彭阳县见到的长城是战国时期的秦国长城,固原市西北角的那几段也是。战国时期的秦长城大概是在秦惠文王时开始修筑,在秦昭襄王时完工的,时间跨度不短。修筑长城的主要目的是防范漠北的游民民族对中原文明的觊觎和侵犯,而固原历来就是中原,尤其是关中地区的北大门,地理位置和军事价值极其重要。早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漠北地区的以戎为主体的游牧民族就来到六盘山下等地方居住,并在春秋时期开始南侵,占据了今天的固原等要地,形成历史上有名的“西戎八国”和其他一些较小规模的戎部族。跟所有北方游牧民族一样,一旦站稳了脚跟,就迫不及待地向南扩张,西戎八国等戎部落也是这样,他们很快便与中原王朝抢夺地盘,并爆发了战争,其中最为著名的两次战争是:一是秦穆公时期的百里奚相秦的“八戎来服”,二是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漠北地区的游牧民族觊觎固原,是因为这里牛羊成群,水草丰美,物产丰富,自古又是兵家必争之地,是进出中原的咽喉地带,游牧民族只要打通了这条南下的通道,富饶的中原城市,富庶的乡村,享用不尽的美味珍馐,令北地粗鲁剽悍的男人垂涎三尺的美女,令他们眼花缭乱的金银珠宝等他们从未见到过的好东西,便是其囊中之物了。到了战国时期,诸侯之间战争爆发的频率更高。此时的中原地区,农耕文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铁制农具的出现,更是提升了农业生产的效率,百姓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一定的提升。在这种情况下,以秦国为首的各诸侯国为了自身的利益,除了提防身边不大规矩的诸侯国之外,就是得提防一直在漠北等地区虎视眈眈的游牧民族。率先修筑这种具有长久军事防御意义的长城的,是秦国。这一时期的长城曲折,回环,主要分布在甘肃境内,在宁夏境内的分布主要是在西吉县,固原等地区,并在原州区形成内城和外城,外城在原州区明庄西北与内城分道扬镳之后,形成一道不规则的弓背状,在沙窝一带与内城合二为一。内城比外城规模大不少,建有高大浑厚的城墩城墙,城线笔直,如今略有八公里长的内城城墙保存完好。据资料介绍,这些长城的建造方式主要是这样的,即,要是某短城墙必须建造在平地上,就由墙外取土,形成沟壕,要是在河沟上,则利用河沟两边陡立的崖壁,削壁而成,形成坚固的防御阵地,易守难攻,易据难取。长城内侧,还建有墩台,城障和地址,墩台供传递军情用,位置险要,城址乃前线指挥中心,近似于现代战争中的前敌指挥中心或前沿指挥所,位于交通要道和险要山口。这些不同的建筑是秦长城作为完整的军事体系的主要且是重要组成部分,是秦始皇及其之后建造的长城的重要基础。
如今,一些秦长城遗址旁边修建了砖瓦窑,一些长城的坡段上种上了庄稼,一些长城的胸腹脊背上都成了耕地,尽管在固原市西北角的那座高十多米以上的遗址上,早先居住的人已经迁走,留下了房屋,院落,围栏,围墙和开垦过的土地,以及被挖开一些城墙后形成的沟壑,依稀让人见到昔日边塞之地百姓或军人的生活场景,而且彭阳和西吉等地的秦长城保存得还不错,跟固原古城的保护力度不相上下,但从总体来讲,战国时期的秦长城的保护并不乐观。
一些文章和资料中将保护不妥的某些原由归结为当地农民的开垦和有意无意的破坏,还说政府曾经加大力度监管,但收效甚微。这种说辞是站不住脚的,我并非为百姓找借口,为其辩护,历来文物遗址的保护,政府是主要责任人,虽然不能说对战国秦长城的保护,当地政府不作为,但至少作为一般般。
当然,百姓在秦长城遗址上的农业耕种,有意无意地捣毁了秦长城遗址,也应该加以制止。只是我们不能说百姓就不懂得历史文物和遗址的价值,更不能说他们数典忘祖,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则,要是回到那个波诡云谲人心惟危,以捣毁文物建筑为斗争形式之一的时代,这么说一个人一群人,是毁灭性的。
离开那些勉强显露出长城格局和气韵的土堆时,我又想到了“敌意”两个字。如果说这样的意念和存在形式是老天爷故意用残缺和疏漏的方式创作出的伟大杰作的话,那么,在杰作与苦难之间,必须且必然得有一群人,在这些承受了尘世最多苦难的人和看起来辉煌之极的历史之间,必然会充满了世世代代都抹不去的敌意。
忘却苦难的最好方法,说狠一点,就是死亡,死亡就是忘却敌意的最佳方式,而历史是所有这一切的集大成者,在某种程度上忘却历史,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不啻为一种解脱方式,尽管对于西海固的贫困人群来说,太过残忍,也太过不现实,不仅仅是张承志,稍稍读过一些书的人,都能看得明明白白。
我愿意将战国秦长城的遭遇看成是苦难者与历史之间的某种敌意,这种敌意只可意会。身在西海固古老的历史和敌意中的人,看起来学不会中原巴蜀江南那一系列自命不凡的文明,即便在关中巴蜀江南云贵等地方,能见到无数来自陕甘宁地区的回民和一些早已承受了无穷苦难的汉人,不用介绍和追询,从他们的独立性和深厚的宗教情结来看,他们永远只属于大西北,甚至只属于西海固。我从不被众多擅长忘怀的煽情者文字中的有关他们自己或其他来自大西北中的客居者的乡愁所打动,我感兴趣的,是他们对待故土文化的态度,还有就是他们来自骨髓的对他人他事的那种只能意会的充分呈现——敌意,只是读者诸君不必简单地将这种意识和处世方式看成敌视便可。
敌意是一种态度,一种介于敌视与紧张之间的微妙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关系和态度与自闭症或抑郁症有相似之处,但他们不是自闭症和抑郁症患者,无论从哲学,宗教,还是从文学,美学意义上说,他们就是不打折扣的坚守者,真正的坚守着内心认定的那些东西。
能够将西海固坚守成一座心灵的堡垒,一段信仰的长城,一场比苦难还坚硬的搏斗,一册只保留生命与信仰的“账簿”,一曲含泪而歌的花儿,也只有从一出生就双脚如钉子钉地扎在西海固的人做到了。

秦长城的功用是为了阻止强悍的游牧民族侵扰,而佛教寺庙则起到疏通文明的功效,信仰,则是这种文明的核心元素。须弥山就是这样的一个去处,尽管由于管理的原因,一些寺庙中的双层壁画遭到时间的侵蚀,纯粹的商业活动破坏了原本属于它的宗教文化的气氛。它所在的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是丝绸之路北道的一个要冲,是西域到京城长安距离最短的必经之地。
或许宗教是淡化仇恨疗治敌意的一剂良药,致使众生对于佛教道教圣地和带着浓郁宗教色彩的精美与恢弘为一体的建筑的趋之若鹜。其实,作为一种文化,宗教信仰的存在跟哲学、文学、艺术、建筑、戏剧、影视等文明形式一样,拥有自己独特而深刻的文化特征,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升人类的智识水平,尤其是解读人性、研习生活和尊重生命等大问题,有相当大的帮助,但因为其不同于哲学文学艺术等形式的表现形式,特别是对心灵,对苦难,对孤独,对人性等的解读直抵人心,才成了文明体系中最受人青睐、追捧、信仰和迷恋的对象。因此,无数人由此进入了一个很大的误区,以为只有宗教才具备真正切入人性、政治、信仰等事关人类信仰和文明的功力。其实,文学,艺术,哲学,动植物学,美学,人类学,社会生物学等都具备这样的功能,它们都与人的生活、生命、信仰、追求等息息相关。或许,在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之中,有很多是人类自身无法解决的,也不可能回避的,却也不敢直视的,美学,宗教等,就成了人类庇护或绕开那些并非让人欢喜的本性的工具,比如,美学,文学,艺术,宗教,包括教育,对人与自然、人与他们从事的事业、人与人自身的仇恨与敌意起到了相当深远的美化作用。
在去须弥山的途中,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清朗的天气始终让人满意,初秋的西海固,和风与灿烂的阳光丝毫不逊色于那些自诩为人间天堂的地域,尽管我清楚,这是老天爷残忍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西海固干燥的肌肤和沧桑的形容,全拜老天爷所赐,看样子,老天爷自认为那是“恩赐”。
三营是须弥山的所在地,张承志也多次提到过这个地方。这座极不显眼的小镇,曾经是满清时期回民跟满清官府打斗的重要场所,距此不远的平夏城,即黄铎堡,在宋代就是进出关中及中原的咽喉之一。早在唐代,朝廷就在须弥山石窟一带设置了“石门关”,时下游客还可在石窟下面的一块石碑上看到“石门水”的字样,石窟下面是一道看起来流量不大的小河,怎么看都是一条小溪。可小看不得这条小河道,在严重缺水的西海固,它可是生命之源。显然,这条小河不管是在其蜿蜒的行程上,还是色彩对比上,都丰富了须弥山优美的风光和浓郁的佛教文化气息。
我再次读到了孤独。
须弥山属于丹霞地貌,由紫色砂岩、砂砾岩和页岩组成,尽管其色彩丰富程度和样式的炫丽等无法同甘肃张掖的七彩丹霞相提并论,但其壮丽和震撼人心的力度,丝毫不差,更重要的是,堪比洛阳龙门石窟、大同云冈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四川安岳石刻、重庆大足石刻和敦煌莫高窟的须弥山石窟就建造在这里,因此这里又被称为宁夏的敦煌。这些石窟始建于北魏时期,历经西魏、北周、隋、唐、宋、明,清,历朝历代都大加修缮,一直保存于今,是丝绸之路上一座著名的佛教宝库,也是西出京城长安之后的第一座佛教遗址,影响深远,宗教文化意义和旅游意义巨大。
须弥山现存的石窟分布在七座山峰上,略有两公里,共一百五十多座,其中位于景区入口处,脚下便是那条孤独的小河,堪称须弥山石窟扛鼎之作的是高达20.6米的弥勒坐佛,有六层楼高,是在一块完整的巨石上精心雕刻出来的。除此之外的其余石窟,依次沿着恍若烈火一般的山体开凿,形成蜿蜒逶迤、曲折回环、环环相扣、峰峦并举、怪石嶙峋、山制奇幻、嘉木挺拔、幽谷深涧、庙宇相连的布局。不管是石窟,还是寺庙,由于干燥的缘故,就少了南方诸如此类建筑物里外的那些潮湿或由潮湿造成的霉味或青黑色的霉苔等物质,给人干爽的感觉。但各寺庙建筑,石窟等,仍然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包括人为的,时间,二氧化碳,风与少量的雨等,都是“罪魁祸首”。尽管须弥山的管理和修复看起来没有敦煌莫高窟那么繁杂和艰难,但当地有关部门还是在做着实际有效的功效,前面提到的某寺庙的双层壁画的损坏,就是一个例证,相关人员正在用科学的方法在进行补救。
石窟艺术中的石窟,其实叫石窟寺,石窟是简称,形制造型是倚山崖峭壁建造而成的佛教寺庙、僧舍或做佛家其他用途的场所,起源于佛教宗祖国印度,是释迦牟尼及其弟子坐禅说法修炼的场所,也叫石室,东汉时期传入我国,与佛教传入我国的时间基本相当。这种带着宗教和艺术双重色彩的样式,一传入汉王朝,就收到艺术人士,宗教人士,乃至达官贵人,甚至皇帝的重视和喜欢,由此便开始了中国特色的石窟的雕凿,成果丰硕,北魏唐代为其鼎盛期,唐之后便日渐衰微。纵观石窟艺术的建造基本形制,可以分为中心柱和无中心柱两大类,印象最深的除了这里的一些石窟有中心柱以外,四川广元皇泽寺中的中心柱堪称典范,很多游客在皇泽寺游览时,往往忽略了这个细节。但到了唐代中后期,石窟无中心柱的形制为最,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等著名石窟群在唐代之后,基本上就是这种雕凿形制。在众多石窟寺中的艺术造型中,雕刻,泥塑,四面墙壁和顶部先敷泥胎最多,成就也最高,然后是雕塑或绘画,都是有关佛教题材的作品。
各位要是想获得对须弥山风景区的直观感受,还是亲自来一趟,我就不作一一介绍了。
只是关于须弥山的由来,不妨多说几句。
“须弥”二字是梵文音译,须弥山是印度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佛教名山,佛经中称其为曼陀罗,当然跟曼陀罗花不是一回事。据佛教典籍记载,须弥山是众山之王,世界的中心,高达两万多里,是信众心目中的圣山。须弥山的称谓很多,比如须弥楼等。将固原原州区丰富的石窟艺术所在的山称为须弥山,足见其在宗教文化中的地位,其在宗教和艺术上的意义和价值,自然毋需多言。需要说明的是,该地区被称为须弥山是在宋朝时期,宋之前叫逢义山,唐代叫景云寺,宋之后的明代叫园光寺。
香客不多,游客倒是不少。在即将离开时,来了一队几十人的旅行团队,喧嚣之声让安静的须弥山突然显得更加干燥,甚至连寺庙中的佛祖都露出烦躁无比的神色。
跟游览四大佛教名山时一样,耳朵里灌满的永远是凡尘诸人的声音,却始终听不到佛的心音。难怪那个美国年轻人在尼泊尔的某个夜晚听到某寺院中传来的,只有在清净之界中才能听到的净化心灵的梵音时,他立即就做出告别熟悉的生活场所和曾经的心路历程,去寻找那个用佛的心境,用女性的心灵,用孤独到绝境的感悟发出声音的人。他找到了吗?
这种突然而至的情形其实也没啥,每个人都有活着和为活着而寻找最适合自己的方式的权利和理由。他们其实都意识到自身的行为和悟性之间并不匹配,他们要的是旅游带来的诸如快活、自由自在、幸福安逸和炫耀身份地位与钱财的感受,而且,他们都在潜意识里知晓和始终不停地流露出最为基本的意思,敌意。
任何一种表现形式,跟与之对应的形式之间,都存在着敌意。如此而来,宗教本身就是敌意的制作者,这跟尘世中的万事万物的性质基本上一致。
生活教育我们要追求真善美,却用假恶丑作为最大的评判标准和实际收获,让人类生活在教育本身都瞠目结舌的无穷无尽的矛盾之中,这种矛盾就是敌意的产物。
宗教,包括佛教,教育善男信女们善行是他们作为人的最低标准,要有爱,要懂得爱人,佛教产生地印度的著名文豪泰戈尔也带着强烈的宗教情结和唯美艺术说:“带走一切,留下爱。”但千百年来,有几个人愿意捅破那层纸呢?即,宗教信仰带给人们的,往往是仇,是恨,是永远如藕断丝连一般的敌意。
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看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基督教徒是怎么对待犹太教徒的,再看看默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之后,是如何以宗教的名义向亚欧宣战的。即便是在大肆推行外来教佛教的大唐王朝,也不可能轻易允许佛教取代本土的道教儒教。不知深浅的唐玄奘在要求唐太宗亲自到长安城外迎接他的企图失败后,在要求唐王答应儒道佛三教并立的得到满足后,竟然要求高宗李治拟诏,将佛教列为三教之首。最终换来的是李治劈头劈脑的一通辱骂,还将奏折扔在了玄奘的脸上。这一年,唐玄奘六十岁。六十岁的唐玄奘才真正参透了人生,将隐藏在身心中的污毒成分,包括对其他宗教的敌意情绪,一一清理掉,然后坐在青灯黄卷旁边,静心翻译他从印度带回来的最后的佛家经典。在他六十四岁这年,所有的翻译工作宣告完毕,他便将身边的物件送给其他沙弥之后,悄然圆寂而去。至于后世的宗教大师们,哪个不是对市井生活中的人报以轻蔑厌憎的眼神,叱骂他们是一群没有高尚的理想和追求的俗物,过着跟牲畜一般的生活的?退隐山林,修心养性,乃至遁迹空门,日日与木鱼青灯黄卷香炉莲座晨钟暮鼓为伴,内心中的阴影之一,仍然是跟尘世跟人跟生活的那点敌意。
我站在须弥山对岸的博物馆前,心潮澎湃地遥望着这一方让人陶醉,也让人清醒,更让人思绪纷然的山水,力图重新获得生存环境带来的实在感,脱离宗教文化的某种虚无感觉,最终,我获得了宁静。

顺便说一句,须弥山石窟艺术博物馆非常值得一看。

西吉县的火石寨比须弥山的丹霞地貌特征更加充分,但从旅游价值来看,火石寨似乎要更高一些。就观赏角度来看,蓝天,白云,绿树和火红的山体,足以让每个亲历者从色彩上受到强烈的震撼,让人浮想联翩,到底是风加深了草木的苍翠,还是白云沥出的丝丝缕缕结成了风,是白云替长天滤出了大匹大匹的蔚蓝,还是蓝天过滤掉干燥之极的空气尘埃,成为肥嘟嘟圆滚滚骨碌碌的白云,是风剥下了山峰翠绿的衣裳,露出一座座男人似的强壮身躯,还是丹霞用它们最不稳定的色素,通过一个个古老得再不能再古老的传说中的某个神灵口中吹出的那口气,就点出了满沟满坡的逼人的碧绿,还是某位仙女不慎将自己的一件红纱巾遗落在西吉的这片山地,成为西海固火焰中最为亮灿的那部分,还是用一种别样的文化情趣和自然山水相结合的氛围,吸引了道家佛家和伊斯兰教在这里和睦相处。
西吉的火石寨主要有红色砂岩、砾岩等岩石组成,整体上呈暗红色,与广东北部、福建武夷山区、四川的某些地区的丹霞地貌的地址构成一样。在蓝天白云之下,在万千碧绿的草木之间,在看得见摸得着的熏风之间,一座座红色的山峰、崖壁、山脊宛若一团团燃烧的火焰,火石寨之名由此而来。
除了自然风光,令人惊讶的是,火石寨也有数量不少的石窟,比如,佛禅寺石窟,扫帚岭石窟,这些石窟最早建造于北魏时期,跟须弥山石窟的建造时间相差无几,个人以为,这里的石窟应该算是须弥山石窟艺术的一部分,同时也最大限度地传承了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在爬山的过程中,除了石窟艺术的精湛技艺让人赞叹之外,我还看到几个身着道士服饰的男子,居住在山洞或石窟之外的棚子中,一副超然于世外的平和神色。中国的很多地方都有三教和平相处的建筑,比如山西恒山峭壁上的悬空寺等。其实,和平,和睦,言过其实,最好的说法是相安无事。宗教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就是战争对象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就是邻里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就跟咱们的高校之间的关系——高喊互相学习,却互相嫉恨,互相埋汰,明争暗斗,有时就是这种看起来相安无事或若即若离的关系,只要不伤害彼此的利益就行。
这里,不得不提到伊斯兰教的一处圣地。那就是位于火石寨之中的黑窑、甘石窑和马莲弯子三座拱北。拱北是伊斯兰教对先贤陵墓建筑的称谓,属于阿拉伯语。张承志在其《心灵史》中经常提到伊斯兰信徒们心中的诸多圣地拱北。这几处陵墓的建造艺术和风格秉承了传统的伊斯兰陵墓建造特色,充满了庄严肃穆的色彩。据说,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伊斯兰尕德忍耶门宦前往这三处圣地,祭拜先祖,烧香祈福。在海原县,还有更著名的九彩坪拱北,是回族十六位上人金骨葬地藏魂之地,每年的宗教祭拜活动十分隆重。需要说明的是,尕德忍耶是中国境内的伊斯兰苏菲教派的四大门宦之一,其他三派为哲合忍耶,虎妇耶,库布忍耶。张承志的作品中经常提及的是主要是哲合忍耶门宦。
我没有亲眼见到无数伊斯兰教信众从天南地北来到火石寨三处拱北参加祭拜轰动的盛况,但我能够深切地感受,这不仅仅能够通过联想,想象,调动各种官能,强加给自己以切入者的身份,独自站在盛会的边缘,静心观摩着,体味着,带着对信仰者来自内心深处的尊重和理解,从而使得自己能够从文化文明的角度进入他们的领域,即使就那么短暂地看看,也算是参悟,或者是最大限度的受教。
有信仰的人,终归是精神文化领域中的圣洁者,是物质世界中的真正高贵一族。当然,这种信仰不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官本位”这样的“信仰”。我们那些雨量充沛,水草丰美,水性杨花,脑满肠肥的地方上,却时时处处见到这样的“信仰者”,他们与世界,与文明,与精神,与灵魂等的关系是松散的,他们与自己与世界的敌意是肤浅的。

离开火石寨的时候,赶上了最后一班去西吉县城的,看起来很有些年份的班车,而且走的是一条老路。班车行使在弯弯曲曲高高低低坑坑洼洼尘土飞扬的山路上,西海固的没经任何修饰和伪装的风景和无任何掩饰的现状再次凸显在眼前。上午从固原到西吉时,班车走的也是一条老路,尽管费时,但固原和西吉的山水风光还是让人眼前一亮。回固原时,也是坐的最后一班车,走的却是高速公路,那是一条放在全国各地都毫不逊色的高速公路,看样子是新修不久。尽管有形象工程和政绩的元素,但对于早在1972年就被联合国粮食署定论为最不适宜人居住的地区之一的西海固来说,这样的路,还有无数能让历经苦难的人们过得稍微好一点的桥,房屋等,希望多一点,再多一点。
再见,西海固。
罗锡文2020-09-07 15:14:08 发布在 散文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