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前六部已出版）
@erqianshizi 2015-07-19 20:5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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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谢谢。
虽然有点丰满，暂时不减肥。
需要减时候再找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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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谢谢。
虽然有点丰满，暂时不减肥。
需要减时候再找您。
说完经济说教育，那就是明治维新提出的“文化开明”。现在我们都知道，教育为立国之本。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取得让世人瞠目的发展速度，教育当然是最坚强的后盾。可以说，对于教育中日双方做法不同，结果也就不言而喻。
关于教育，当时在中国的英国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曾与李鸿章有过一段有趣的对话。这个李提摩太后来创办过山西大学堂，也就是今天山西大学的前身，和当时的李鸿章、张之洞都是好朋友。
“洋”李：“中国每年应该拿出100万两白银进行教育改革。”
“国”李：“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
“洋”李：“这是种子钱，将来会有百倍的收益。”
“国”李：“何时能见成效？”
“洋”李：“需要20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
“国”李：“我们等不了那么长是时间。”
当时中国的教育制度依然是传统的私塾、科举制度，普通百姓很难接受教育。“洋务运动”提出改革教育的主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以中国文化为主，西方文化仅供参考。洋务运动开始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纷纷在全国各地开办新式学堂，其中较有名的包括1866年的福建马尾船政学堂、1880年的北洋水师学堂、1885年的天津武备学堂、1887年的广州水师学堂、1892年的京师同文馆等。各式新学堂主要分为语言学堂、工业技术学堂和军事学堂，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学习科技基础知识的学堂甚少。全国的洋务学堂统算起来也不超过30所，其中还有不少属于速成班或短期办学。
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观念仍然是参加科举考试做官，数量本来就不多的读书人宁愿参加科举考试也不愿去报考这些新式学堂。为了能招到好的学生，洋务派的领袖恭亲王奕?提出让年龄30岁以下的举人、优贡（优秀贡生）及五品以下的京外各官报考。这下可是捅了马蜂窝。在士大夫们看来，让举人、优贡这些“正途人员”去学习那些所谓的天文、算数、机械这些雕虫小技，是不务正业，甚至可以说是奇耻大辱。洋务派的奕就此与保守派代表人物文渊阁大学士、同治皇帝的老师倭仁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这个倭仁看名字就不像是好人，“倭”能“仁”吗？倭仁的观点是：“西人学天文算学，所损甚大。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大学士王闿运也说：“火轮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甚至还有人提出：“学了洋文，就是降了外国。”
这样的辩论结果一般都会是不了了之。但是却导致想学西学的人越来越少。优秀人才都去参加科举，因为只有参加科举考试才能“做官”。只有那些科举考取功名无望的人才会无奈尝试学学这些大家都看不起的西学。
京师同文馆第一期报考的98人本来素质就不高，最后录取了30人，很快其中的20人又被淘汰，剩下的10人中也只有5人毕业。很多学生中途转行或者毕业后再去考科举。比如大翻译家严复，就是在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又考了几次科举，可惜都没考上。真考上了，那我们就看不到严复的翻译作品了。
就是这些数量极少的西学学生，也依旧要将其纳入传统的科举体系中去。1888年，这些西学学生参加了顺天乡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行“中学”和“西学”同考的考试。即使这样，也出现诸多学非所用的现象。如严复在英国学的是海军驾驶术，归国后却被派去总办学堂。詹天佑在美国耶鲁大学学的是土木工程，归国后却让他去福州学习海船驾驶。可谓挂羊头卖狗肉，驴头不对马嘴。
在对外来文化的学习和接纳上，清日双方也显示出不同的态度。《海国图志》是著名学者魏源受林则徐委托编著的一部有关世界地理、历史等知识的综合性图书，“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这本书提出来的。该书1942年成书之后在中国几乎无人问津，到1862年甚至已经在中国绝版。与之相反的是《海国图志》传到日本之后，却被奉为《葵花宝典》和《九阴真经》广为流传，几乎成了日本一切知识分子都能读到的著作。该书在日本连续出版22次还脱销，一时间“东京纸贵”。
与中国人的潜意识排外相反，日本人想尽办法吸纳一切对自己有用的东西。近现代诸多的军事著作中，有两部被大家公认为跨时代纲领性的巨著。一部是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另一部就是美国人马汉的《海权论》。二战盟军的领袖美国总统小罗斯福15岁生日那天收到的生日礼物，就是他叔叔老罗斯福总统寄来的这本叫《海权论》的书。1896年《海权论》在日本翻译出版，出版商激动地给马汉打电话说：“发财了，一天之内就卖出去了几千本。”马汉自己也说：“我的著作被翻译成日语的数量超过了任何一种其他语言。”
再看咱大清。清末思想家、教育家黄遵宪利用自己曾经在驻日使馆工作的有利条件，花费了整整8年时间，苦心孤诣于1887年完成了《日本国志》。这套共分12志40卷50万言的巨著，详细介绍了日本政治、经济、外交、天文、地理等方方面面。他先后将书送给了李鸿章和张之洞，这两个改革派大腕都对此书大加赞赏，并推荐给了总理衙门。但在此之后就如肉包子打狗没了回音。8年之后该书终于辗转出版，可惜已经到了1896年，甲午战争头一年就结束了，该书终于成为大清总结败因的“马后炮”。梁启超为该书写了序言，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
与大清举办洋务学堂相比，日本“文化开明”截然不同。睦仁天皇最初提出的就是“求知识于世界”，境界上就比大清国的“西为中用”高了不少。明治五年，日本政府明示如下教育理念：学问乃立身建业之本，务使乡中无不学之户，家中无不学之人。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在全国大力推行义务教育，许多人出国留学归国后在学校里任教，日本教育在“明治维新”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1871年日本成立文部省，负责主持文教改革事宜。1872年8月，文部省颁布了日本近代教育史上的第一个重要改革法令：《学制》。《学制》的要求分三个层次：第一普及初等教育和发展师范教育，课程也仿效西方国家，开设数学、地理、物理、化学等课程。第二改革中等教育和发展实业教育，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的初级和高级技术人才。第三注重重点大学的建设，培养高级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
《学制》发布第二年的1873年，日本小学在校生132万，入学率28%。十年之后的1883年，小学在校生就达到了323万，入学率超过50%。1895年，小学入学率达到61%。1900年，日本的教育经费超过了国民收入的2%。1901年，根据新颁布的《小学校令》，小学变成了义务教育，免收学费。1907年开始实行六年义务教育制，小学的入学率已经达到了惊人的98%。早稻田大学的创始人大隈重信曾说：“教育于维新之前，仅仅局限于武士阶层的40万人，维新之后普及于全民。”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已经有各类大中小学校近3万所。有人说：“日本学校的密集程度，已经超过了中国的鸦片烟馆。”日俄战争之后明治天皇也曾经说：打败俄国最应该感谢的是日本的小学教师，因为日本士兵基本都受过小学教育，而俄国士兵基本上都是文盲。
可以肯定地说，就是在100多年后的今天，我的家乡也肯定达不到日本1907年98%的小学入学率。我的父亲今年76岁，是我老家山村里走出来的第一个高中生。小时候我清晰地记得，父亲回老家过年时最忙的就是给村里的乡亲写对联。写不过来，每家只能写大门上那一副。到除夕晚上还没排上队的乡亲，就只好在门上贴上红纸，用黑木炭在上边画上一些类似文字的怪符号。今天在我国的乡村，到处都有那一幅“气势恢宏”的标语：“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学生”。前几天看到一则报导，在离贵州著名的世界自然遗产小七孔桥景区5公里之外的荔波县瑶山乡菇类村，全村1200人中还有1100多人是文盲、半文盲。1907到2015，时间跨越了两个世纪，差距何止是100年！（气愤了，起身喝一罐冰镇青岛猫尿！）
从1877年到1895年，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等一批高等学府相继创办。到1918年，日本已经拥有大学和各类专科学校118所，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了我们下一小节将重点介绍的陆军大学、海军大学等几所军事院校。18年间日本就培养出大学生23100人。反观中国，1895年，中国最早的工科院校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才创办。北京大学当时叫京师大学堂，1898年才创办。至于广大莘莘学子心仪的清华大学，还要等到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钱来创办，那时候已经是1911年了。教育体制的改革更是要等到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之后才能谈起。相比较而言，双方的差距不是大，而是“非常之大”。
关于教育，当时在中国的英国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曾与李鸿章有过一段有趣的对话。这个李提摩太后来创办过山西大学堂，也就是今天山西大学的前身，和当时的李鸿章、张之洞都是好朋友。
“洋”李：“中国每年应该拿出100万两白银进行教育改革。”
“国”李：“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
“洋”李：“这是种子钱，将来会有百倍的收益。”
“国”李：“何时能见成效？”
“洋”李：“需要20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
“国”李：“我们等不了那么长是时间。”
当时中国的教育制度依然是传统的私塾、科举制度，普通百姓很难接受教育。“洋务运动”提出改革教育的主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以中国文化为主，西方文化仅供参考。洋务运动开始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纷纷在全国各地开办新式学堂，其中较有名的包括1866年的福建马尾船政学堂、1880年的北洋水师学堂、1885年的天津武备学堂、1887年的广州水师学堂、1892年的京师同文馆等。各式新学堂主要分为语言学堂、工业技术学堂和军事学堂，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学习科技基础知识的学堂甚少。全国的洋务学堂统算起来也不超过30所，其中还有不少属于速成班或短期办学。
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观念仍然是参加科举考试做官，数量本来就不多的读书人宁愿参加科举考试也不愿去报考这些新式学堂。为了能招到好的学生，洋务派的领袖恭亲王奕?提出让年龄30岁以下的举人、优贡（优秀贡生）及五品以下的京外各官报考。这下可是捅了马蜂窝。在士大夫们看来，让举人、优贡这些“正途人员”去学习那些所谓的天文、算数、机械这些雕虫小技，是不务正业，甚至可以说是奇耻大辱。洋务派的奕就此与保守派代表人物文渊阁大学士、同治皇帝的老师倭仁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这个倭仁看名字就不像是好人，“倭”能“仁”吗？倭仁的观点是：“西人学天文算学，所损甚大。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大学士王闿运也说：“火轮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甚至还有人提出：“学了洋文，就是降了外国。”
这样的辩论结果一般都会是不了了之。但是却导致想学西学的人越来越少。优秀人才都去参加科举，因为只有参加科举考试才能“做官”。只有那些科举考取功名无望的人才会无奈尝试学学这些大家都看不起的西学。
京师同文馆第一期报考的98人本来素质就不高，最后录取了30人，很快其中的20人又被淘汰，剩下的10人中也只有5人毕业。很多学生中途转行或者毕业后再去考科举。比如大翻译家严复，就是在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又考了几次科举，可惜都没考上。真考上了，那我们就看不到严复的翻译作品了。
就是这些数量极少的西学学生，也依旧要将其纳入传统的科举体系中去。1888年，这些西学学生参加了顺天乡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行“中学”和“西学”同考的考试。即使这样，也出现诸多学非所用的现象。如严复在英国学的是海军驾驶术，归国后却被派去总办学堂。詹天佑在美国耶鲁大学学的是土木工程，归国后却让他去福州学习海船驾驶。可谓挂羊头卖狗肉，驴头不对马嘴。
在对外来文化的学习和接纳上，清日双方也显示出不同的态度。《海国图志》是著名学者魏源受林则徐委托编著的一部有关世界地理、历史等知识的综合性图书，“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这本书提出来的。该书1942年成书之后在中国几乎无人问津，到1862年甚至已经在中国绝版。与之相反的是《海国图志》传到日本之后，却被奉为《葵花宝典》和《九阴真经》广为流传，几乎成了日本一切知识分子都能读到的著作。该书在日本连续出版22次还脱销，一时间“东京纸贵”。
与中国人的潜意识排外相反，日本人想尽办法吸纳一切对自己有用的东西。近现代诸多的军事著作中，有两部被大家公认为跨时代纲领性的巨著。一部是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另一部就是美国人马汉的《海权论》。二战盟军的领袖美国总统小罗斯福15岁生日那天收到的生日礼物，就是他叔叔老罗斯福总统寄来的这本叫《海权论》的书。1896年《海权论》在日本翻译出版，出版商激动地给马汉打电话说：“发财了，一天之内就卖出去了几千本。”马汉自己也说：“我的著作被翻译成日语的数量超过了任何一种其他语言。”
再看咱大清。清末思想家、教育家黄遵宪利用自己曾经在驻日使馆工作的有利条件，花费了整整8年时间，苦心孤诣于1887年完成了《日本国志》。这套共分12志40卷50万言的巨著，详细介绍了日本政治、经济、外交、天文、地理等方方面面。他先后将书送给了李鸿章和张之洞，这两个改革派大腕都对此书大加赞赏，并推荐给了总理衙门。但在此之后就如肉包子打狗没了回音。8年之后该书终于辗转出版，可惜已经到了1896年，甲午战争头一年就结束了，该书终于成为大清总结败因的“马后炮”。梁启超为该书写了序言，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
与大清举办洋务学堂相比，日本“文化开明”截然不同。睦仁天皇最初提出的就是“求知识于世界”，境界上就比大清国的“西为中用”高了不少。明治五年，日本政府明示如下教育理念：学问乃立身建业之本，务使乡中无不学之户，家中无不学之人。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在全国大力推行义务教育，许多人出国留学归国后在学校里任教，日本教育在“明治维新”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1871年日本成立文部省，负责主持文教改革事宜。1872年8月，文部省颁布了日本近代教育史上的第一个重要改革法令：《学制》。《学制》的要求分三个层次：第一普及初等教育和发展师范教育，课程也仿效西方国家，开设数学、地理、物理、化学等课程。第二改革中等教育和发展实业教育，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的初级和高级技术人才。第三注重重点大学的建设，培养高级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
《学制》发布第二年的1873年，日本小学在校生132万，入学率28%。十年之后的1883年，小学在校生就达到了323万，入学率超过50%。1895年，小学入学率达到61%。1900年，日本的教育经费超过了国民收入的2%。1901年，根据新颁布的《小学校令》，小学变成了义务教育，免收学费。1907年开始实行六年义务教育制，小学的入学率已经达到了惊人的98%。早稻田大学的创始人大隈重信曾说：“教育于维新之前，仅仅局限于武士阶层的40万人，维新之后普及于全民。”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已经有各类大中小学校近3万所。有人说：“日本学校的密集程度，已经超过了中国的鸦片烟馆。”日俄战争之后明治天皇也曾经说：打败俄国最应该感谢的是日本的小学教师，因为日本士兵基本都受过小学教育，而俄国士兵基本上都是文盲。
可以肯定地说，就是在100多年后的今天，我的家乡也肯定达不到日本1907年98%的小学入学率。我的父亲今年76岁，是我老家山村里走出来的第一个高中生。小时候我清晰地记得，父亲回老家过年时最忙的就是给村里的乡亲写对联。写不过来，每家只能写大门上那一副。到除夕晚上还没排上队的乡亲，就只好在门上贴上红纸，用黑木炭在上边画上一些类似文字的怪符号。今天在我国的乡村，到处都有那一幅“气势恢宏”的标语：“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学生”。前几天看到一则报导，在离贵州著名的世界自然遗产小七孔桥景区5公里之外的荔波县瑶山乡菇类村，全村1200人中还有1100多人是文盲、半文盲。1907到2015，时间跨越了两个世纪，差距何止是100年！（气愤了，起身喝一罐冰镇青岛猫尿！）
从1877年到1895年，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等一批高等学府相继创办。到1918年，日本已经拥有大学和各类专科学校118所，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了我们下一小节将重点介绍的陆军大学、海军大学等几所军事院校。18年间日本就培养出大学生23100人。反观中国，1895年，中国最早的工科院校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才创办。北京大学当时叫京师大学堂，1898年才创办。至于广大莘莘学子心仪的清华大学，还要等到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钱来创办，那时候已经是1911年了。教育体制的改革更是要等到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之后才能谈起。相比较而言，双方的差距不是大，而是“非常之大”。
@快刀客2015 2015-07-20 12:26:22
顶一顶楼主，感谢楼主辛勤劳动，为我们带来如此丰富的 历史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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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快刀老师的鼓励，好像一下子不累了。
顶一顶楼主，感谢楼主辛勤劳动，为我们带来如此丰富的 历史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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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快刀老师的鼓励，好像一下子不累了。
@ntzking 2015-07-20 15:22:39
俞天任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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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也是俞老师的“冰丝”。
俞天任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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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也是俞老师的“冰丝”。
@腾跃皓 2015-07-20 17:10:50
满清不是中国，满清和日本一样是侵略者，甲午战争日本打败满清是好事。不然满清鞑子还要祸害中国更长时间，中国男人头上还要拖着一条猪尾巴(英语里辫子是猪尾巴pig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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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老师说的是：我也认为正是这段时期使得中国落后了。
学生认为，所谓的“康雍乾盛世”，不过是温水煮青蛙而已。
满清不是中国，满清和日本一样是侵略者，甲午战争日本打败满清是好事。不然满清鞑子还要祸害中国更长时间，中国男人头上还要拖着一条猪尾巴(英语里辫子是猪尾巴pig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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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老师说的是：我也认为正是这段时期使得中国落后了。
学生认为，所谓的“康雍乾盛世”，不过是温水煮青蛙而已。
@我是汉族人2014 2015-07-20 17:47:46
楼主知道吗？早在十六世纪日本就两次踏上美洲，新西班牙！在十六世纪日本就多次派出使臣出访欧洲，日本人的眼界，思想比汉人高远的多！！！不是一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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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同根老师指点，回头我好好补补课。
楼主知道吗？早在十六世纪日本就两次踏上美洲，新西班牙！在十六世纪日本就多次派出使臣出访欧洲，日本人的眼界，思想比汉人高远的多！！！不是一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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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同根老师指点，回头我好好补补课。
@青梅煮酒1970 56楼 2015-07-20 20:51
@我是汉族人2014 2015-07-20 17:47:46
楼主知道吗？早在十六世纪日本就两次踏上美洲，新西班牙！在十六世纪日本就多次派出使臣出访欧洲，日本人的眼界，思想比汉人高远的多！！！不是一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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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同根老师指点，回头我好好补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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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汉族人2014 2015-07-20 22:00:26
看看《南蛮贸易》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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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我一定去看。
@我是汉族人2014 2015-07-20 17:47:46
楼主知道吗？早在十六世纪日本就两次踏上美洲，新西班牙！在十六世纪日本就多次派出使臣出访欧洲，日本人的眼界，思想比汉人高远的多！！！不是一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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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同根老师指点，回头我好好补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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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汉族人2014 2015-07-20 22:00:26
看看《南蛮贸易》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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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我一定去看。
@司马路 2015-07-20 22:40:25
这个值得一看，顶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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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司马老师。
这个值得一看，顶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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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司马老师。
日本明治维新三大举措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富国强兵”。与“文化开明”和“殖产兴业”相比，“富国强兵”有着更加丰富的内容。
日本之所以在炮舰逼迫下被和平开国，原因就是在武力上无法与列强对抗。因此，明治维新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一致认为，“强兵”是“富国之本”。明治政府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巩固中央集权，一开始就致力于打造一支强大的常备军。
当时世界上大英帝国的海军最强，法国的陆军最牛。善于向最强者学习的日本起初制定的原则就是“海军学英吉利，陆军学法兰西”。后来由于法国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战败，下半句马上就变成了“陆军学普鲁士”，——日本的建军始终以世界第一为目标。
1873年1月，明治政府颁布《征兵令》，取消原来武士阶层的军事特权，宣告了封建兵制的结束。征兵令规定，凡年龄达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必须服兵役及预备役，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兵源。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在与大清的角力中失利。之后日本陆军计划在3年内将兵力扩充至28个步兵联队、7个野战炮兵联队、7个骑兵大队、7个工兵大队、7个辎重兵大队，都是7的倍数。这就是最早的7个常备师团。另外还有1个屯田兵联队。这7个精锐师团就是后来日本庞大陆军的“种子”。1884年朝鲜的“甲申政变”中日军的图谋再次被大清挫败。此后，日军再度改革军制并建立起具备紧急应战和快速反应的征兵体制。1890年，日本军队改革基本完成。陆军拥有现役常备兵力5.3万人。日本还通过仿效欧洲的预备役、后备役制度设立第一后备军、第二后备军，后备军人数达到 25.6万人，使得战时可用的兵力可迅速膨胀数倍。军队装备完全实现了近代化。
期间在1886年11月，日本还制定了《警备队条例》，在对马海峡设置了警备队。这些人员当然可以在战时迅速转变成正规野战部队。
日本海军的建设下一节甲午战争中再做详细介绍。
在此期间，日本国家财政始终给予军备与军队扩张最大的保证，军费开支始终放在政府支出的首要位置。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军费开支通常占到财政总支出的四分之一。甲午战争之前，为了赶超北洋舰队日本海军加紧购舰，军费甚至达到了财政总支出的30%。
为了改革当时军队的管理体制，日本在维新刚刚开始的1869年2月就设立了兵部省，统辖陆海军事务。短短三年之后，兵部省又分设为陆军省和海军省，其长官就是我们今后要经常提到的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在倒幕战争中出了大力的两大强藩长州藩和萨摩藩成了日本陆海军的核心中坚力量。大体而言，萨摩藩掌控海军，长州藩主宰陆军，带有明显的地域和宗派色彩。虽然陆海军名义上是并列关系，但实际上陆军经常起到主导作用。
1872年12月，原来陆军省下属的参谋局被改组为陆军参谋本部，统管陆军军令、侦查、参谋等事务。1893年，也就是在甲午战争头一年，在海军的强烈要求下，海军军令部成立。日本陆海军是娘胎里带出来的宿仇，历来尿不到一个壶里，抢夺有限的战争资源是他们永恒的主题。今后我们可以无数次看到这样的情形，陆军提出的方案海军一般看不上眼，海军提出的计划，陆军就是心里认为不错，行动上也照样站出来反对。在联合舰队中曾经有这样一句话，必须拿出三分之一的精力与英美作战，剩下的三分之二用来对付陆军。太平洋战争时期联合舰队第三任司令丰田副武海军大将就经常称陆军为“马粪”，并多次刻薄地说：宁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乞丐，也不能嫁给陆军那些家伙。陆军在战争期间也谋划过建造属于陆军的航空母舰。就连后来对原子弹的研究，也是陆海军各自成立一套班子分别进行，互不通气，老死不相往来。
陆军叫“参谋本部”，为什么海军不叫“海军参谋总部”呢？这正是陆海军矛盾的一个具体表现。海军认为那样叫就有拾人牙慧之嫌，所以才别出心裁起名为“海军军令部”，连一个字都要理论清楚。其实两者职能都一样，干的都是一样的活儿。你海军算个鸟呀，你有了军令部，那我陆军一定要比你多点啥。这样就在1893年同年，陆军就增设了教育总监，负责陆军的教育和训练事宜。除此此外，海军战时还有一种编制，后来逐渐成为了常设机构，那就是赫赫有名的联合舰队。这样，陆海军就各自形成了自己的“三驾马车”：
陆军：陆军省，参谋总部，教育总监。
海军：海军省，军令部，联合舰队。
但是实际上联合舰队长年停泊海上，平时基本不参与大本营的决策。
战争时期，这些机构往往会联合办公，这就是我们今后经常要说到的“军部”或者“大本营”。“军部”和“大本营”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比如后来的关东军等驻外机构也隶属于军部。
相对而言，大清在军事上基本属于换汤不换药，根本谈不上改革。连最有见识的李鸿章都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也。”如此这般，你还能指望大清会有大的变革吗？海军只是用白银搭建了一支貌似很唬人的“北洋水师” （下节详叙）。陆军更惨，只是通过购进一些洋枪洋炮告别了冷兵器时代，在制度改革上毫无所为。
大清的陆军号称百万之众，如果放在冷兵器时代还可以说对日本占据绝对优势。但是当时的战争已经不是仅仅依靠人数来决定胜负。甲午战争前，清军正规军已经从入关时的30万发展到了70万，其中八旗兵25万，绿营44万，这些兵大部分是旗人。他们吃国家财政，属于名正言顺的正规军。我们曾经在一些影视作品中看到清兵衣服上打着“兵”或“勇”字。这个“兵”就是所谓的正规军八旗和绿营。那些“勇”就是临时招募来的地方部队，大致包括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以及安徽毅军、河南嵩武军、东北练军、湖南楚军、山东绥军和巩军等。“兵”和“勇”加起来总数98万，接近100万。可惜并不是“百万雄狮”，只能算“百万绵羊”。可惜遇见群狼，一万只绵羊和百万只绵羊都不可能取胜。
八旗、绿营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被英军打得落花流水。到了剿灭太平天国、捻军的时期更是逢战必败。到了甲午战争之前，这支正规军仍然保留着那些入关之时的古老战术：骑马、射箭、长矛、大刀，腐朽的八旗、绿营已经不能担当战争的重任。实际上在大清陆军中能够担纲的，正是曾国藩、李鸿章手下那些吃地方财政的“勇”们。打个不恰当的比喻，真正能打仗的不是野战军、正规军，而是武警、派出所和协管城管。
英国海军情报处曾给予日本陆军很高的评价，称其“装备精良、组织完善、行动迅速、服从命令、斗志高昂、随时能战”。对于军种的评价是：“步兵最佳、炮兵次之、骑兵一般”。如果与中国军队比较，英国称，“就像十九世纪的文明军队和中世纪的军队一样。”
德国的《德国新报》也有这样的报导：日军的操练方法均模仿德国，其实力与德国劲旅没有差距。如果中日交战，日本必操胜算，“若中国之兵非数倍于彼，恐难期制服也。”后来的事实也验证了以上的说法。
通过“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大清和日本可以说都穿上了西装。远看挺光鲜，似乎“帅”且“酷”。但近前一看，日本西装里边是衬衣领带蝴蝶结，下边是袜子雪白皮鞋锃亮。而大清里边还是原来的肚兜长袍马褂，下边赤脚穿着尖口布鞋，不伦不类，咋看咋别扭。
如果把国家看成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那么“洋务运动”最多属于保健型的，就是在太阳穴擦点风油精、在脚底板抹点清凉油之类，最好也就算吃点治标不治本的草药而已，药劲过去之后痼疾依旧。而“明治维新”无疑是剖肚挖肠之类的大手术，看起来很鲜血淋漓，痛苦无比，结果却是脱胎换骨，效果显著。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话，前者为“鱼”，后者为“渔”。表面上三点水之别，实际上差之千里。
日本之所以在炮舰逼迫下被和平开国，原因就是在武力上无法与列强对抗。因此，明治维新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一致认为，“强兵”是“富国之本”。明治政府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巩固中央集权，一开始就致力于打造一支强大的常备军。
当时世界上大英帝国的海军最强，法国的陆军最牛。善于向最强者学习的日本起初制定的原则就是“海军学英吉利，陆军学法兰西”。后来由于法国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战败，下半句马上就变成了“陆军学普鲁士”，——日本的建军始终以世界第一为目标。
1873年1月，明治政府颁布《征兵令》，取消原来武士阶层的军事特权，宣告了封建兵制的结束。征兵令规定，凡年龄达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必须服兵役及预备役，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兵源。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在与大清的角力中失利。之后日本陆军计划在3年内将兵力扩充至28个步兵联队、7个野战炮兵联队、7个骑兵大队、7个工兵大队、7个辎重兵大队，都是7的倍数。这就是最早的7个常备师团。另外还有1个屯田兵联队。这7个精锐师团就是后来日本庞大陆军的“种子”。1884年朝鲜的“甲申政变”中日军的图谋再次被大清挫败。此后，日军再度改革军制并建立起具备紧急应战和快速反应的征兵体制。1890年，日本军队改革基本完成。陆军拥有现役常备兵力5.3万人。日本还通过仿效欧洲的预备役、后备役制度设立第一后备军、第二后备军，后备军人数达到 25.6万人，使得战时可用的兵力可迅速膨胀数倍。军队装备完全实现了近代化。
期间在1886年11月，日本还制定了《警备队条例》，在对马海峡设置了警备队。这些人员当然可以在战时迅速转变成正规野战部队。
日本海军的建设下一节甲午战争中再做详细介绍。
在此期间，日本国家财政始终给予军备与军队扩张最大的保证，军费开支始终放在政府支出的首要位置。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军费开支通常占到财政总支出的四分之一。甲午战争之前，为了赶超北洋舰队日本海军加紧购舰，军费甚至达到了财政总支出的30%。
为了改革当时军队的管理体制，日本在维新刚刚开始的1869年2月就设立了兵部省，统辖陆海军事务。短短三年之后，兵部省又分设为陆军省和海军省，其长官就是我们今后要经常提到的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在倒幕战争中出了大力的两大强藩长州藩和萨摩藩成了日本陆海军的核心中坚力量。大体而言，萨摩藩掌控海军，长州藩主宰陆军，带有明显的地域和宗派色彩。虽然陆海军名义上是并列关系，但实际上陆军经常起到主导作用。
1872年12月，原来陆军省下属的参谋局被改组为陆军参谋本部，统管陆军军令、侦查、参谋等事务。1893年，也就是在甲午战争头一年，在海军的强烈要求下，海军军令部成立。日本陆海军是娘胎里带出来的宿仇，历来尿不到一个壶里，抢夺有限的战争资源是他们永恒的主题。今后我们可以无数次看到这样的情形，陆军提出的方案海军一般看不上眼，海军提出的计划，陆军就是心里认为不错，行动上也照样站出来反对。在联合舰队中曾经有这样一句话，必须拿出三分之一的精力与英美作战，剩下的三分之二用来对付陆军。太平洋战争时期联合舰队第三任司令丰田副武海军大将就经常称陆军为“马粪”，并多次刻薄地说：宁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乞丐，也不能嫁给陆军那些家伙。陆军在战争期间也谋划过建造属于陆军的航空母舰。就连后来对原子弹的研究，也是陆海军各自成立一套班子分别进行，互不通气，老死不相往来。
陆军叫“参谋本部”，为什么海军不叫“海军参谋总部”呢？这正是陆海军矛盾的一个具体表现。海军认为那样叫就有拾人牙慧之嫌，所以才别出心裁起名为“海军军令部”，连一个字都要理论清楚。其实两者职能都一样，干的都是一样的活儿。你海军算个鸟呀，你有了军令部，那我陆军一定要比你多点啥。这样就在1893年同年，陆军就增设了教育总监，负责陆军的教育和训练事宜。除此此外，海军战时还有一种编制，后来逐渐成为了常设机构，那就是赫赫有名的联合舰队。这样，陆海军就各自形成了自己的“三驾马车”：
陆军：陆军省，参谋总部，教育总监。
海军：海军省，军令部，联合舰队。
但是实际上联合舰队长年停泊海上，平时基本不参与大本营的决策。
战争时期，这些机构往往会联合办公，这就是我们今后经常要说到的“军部”或者“大本营”。“军部”和“大本营”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比如后来的关东军等驻外机构也隶属于军部。
相对而言，大清在军事上基本属于换汤不换药，根本谈不上改革。连最有见识的李鸿章都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也。”如此这般，你还能指望大清会有大的变革吗？海军只是用白银搭建了一支貌似很唬人的“北洋水师” （下节详叙）。陆军更惨，只是通过购进一些洋枪洋炮告别了冷兵器时代，在制度改革上毫无所为。
大清的陆军号称百万之众，如果放在冷兵器时代还可以说对日本占据绝对优势。但是当时的战争已经不是仅仅依靠人数来决定胜负。甲午战争前，清军正规军已经从入关时的30万发展到了70万，其中八旗兵25万，绿营44万，这些兵大部分是旗人。他们吃国家财政，属于名正言顺的正规军。我们曾经在一些影视作品中看到清兵衣服上打着“兵”或“勇”字。这个“兵”就是所谓的正规军八旗和绿营。那些“勇”就是临时招募来的地方部队，大致包括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以及安徽毅军、河南嵩武军、东北练军、湖南楚军、山东绥军和巩军等。“兵”和“勇”加起来总数98万，接近100万。可惜并不是“百万雄狮”，只能算“百万绵羊”。可惜遇见群狼，一万只绵羊和百万只绵羊都不可能取胜。
八旗、绿营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被英军打得落花流水。到了剿灭太平天国、捻军的时期更是逢战必败。到了甲午战争之前，这支正规军仍然保留着那些入关之时的古老战术：骑马、射箭、长矛、大刀，腐朽的八旗、绿营已经不能担当战争的重任。实际上在大清陆军中能够担纲的，正是曾国藩、李鸿章手下那些吃地方财政的“勇”们。打个不恰当的比喻，真正能打仗的不是野战军、正规军，而是武警、派出所和协管城管。
英国海军情报处曾给予日本陆军很高的评价，称其“装备精良、组织完善、行动迅速、服从命令、斗志高昂、随时能战”。对于军种的评价是：“步兵最佳、炮兵次之、骑兵一般”。如果与中国军队比较，英国称，“就像十九世纪的文明军队和中世纪的军队一样。”
德国的《德国新报》也有这样的报导：日军的操练方法均模仿德国，其实力与德国劲旅没有差距。如果中日交战，日本必操胜算，“若中国之兵非数倍于彼，恐难期制服也。”后来的事实也验证了以上的说法。
通过“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大清和日本可以说都穿上了西装。远看挺光鲜，似乎“帅”且“酷”。但近前一看，日本西装里边是衬衣领带蝴蝶结，下边是袜子雪白皮鞋锃亮。而大清里边还是原来的肚兜长袍马褂，下边赤脚穿着尖口布鞋，不伦不类，咋看咋别扭。
如果把国家看成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那么“洋务运动”最多属于保健型的，就是在太阳穴擦点风油精、在脚底板抹点清凉油之类，最好也就算吃点治标不治本的草药而已，药劲过去之后痼疾依旧。而“明治维新”无疑是剖肚挖肠之类的大手术，看起来很鲜血淋漓，痛苦无比，结果却是脱胎换骨，效果显著。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话，前者为“鱼”，后者为“渔”。表面上三点水之别，实际上差之千里。
@青梅煮酒1970 56楼 2015-07-20 20:51:00
@我是汉族人2014 2015-07-20 17:47:46
楼主知道吗？早在十六世纪日本就两次踏上美洲，新西班牙！在十六世纪日本就多次派出使臣出访欧洲，日本人的眼界，思想比汉人高远的多！！！不是一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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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_xiangyu 2015-07-21 09:13:12
谢谢同根老师指点，回头我好好补补课。
—————————————————
16世纪初是明朝，中国对外交流很多，葡萄牙西班牙人都和中国很多贸易往来，东亚包括日本的航海贸易被郑氏父子垄断，澳门成为贸易中转战，玉米，辣椒，番茄，番薯引入中国后被大面积种植，红衣大炮成为抗清利器，日本主要贸易伙伴还是中国，日本一直支持郑成功的反青复明，那个时候中国人的思想绝不落后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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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觉得在清朝的200多年间，中国落伍了。
@我是汉族人2014 2015-07-20 17:47:46
楼主知道吗？早在十六世纪日本就两次踏上美洲，新西班牙！在十六世纪日本就多次派出使臣出访欧洲，日本人的眼界，思想比汉人高远的多！！！不是一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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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_xiangyu 2015-07-21 09:13:12
谢谢同根老师指点，回头我好好补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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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初是明朝，中国对外交流很多，葡萄牙西班牙人都和中国很多贸易往来，东亚包括日本的航海贸易被郑氏父子垄断，澳门成为贸易中转战，玉米，辣椒，番茄，番薯引入中国后被大面积种植，红衣大炮成为抗清利器，日本主要贸易伙伴还是中国，日本一直支持郑成功的反青复明，那个时候中国人的思想绝不落后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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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觉得在清朝的200多年间，中国落伍了。
@勇敢区殷实 2015-07-21 09:30:13
这是讲太平洋战争还是日本跟中国发展史啊？这样写下去跟教科书一样，枯燥无味。个人建议哈。检重要的写例如战前的美日军力对比，美日对战争的态度等等。其他的发展史可不可以另书成日本或者中国发展史？
-----------------------------
谢谢勇敢老师。
就我这水平，想不枯燥都难。
您提示的内容后边都会详细介绍的，我也想直接就说珍珠港、中途岛、莱特湾，那多过瘾呀。
所以才将前边这部分尽可能简略。
这是讲太平洋战争还是日本跟中国发展史啊？这样写下去跟教科书一样，枯燥无味。个人建议哈。检重要的写例如战前的美日军力对比，美日对战争的态度等等。其他的发展史可不可以另书成日本或者中国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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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勇敢老师。
就我这水平，想不枯燥都难。
您提示的内容后边都会详细介绍的，我也想直接就说珍珠港、中途岛、莱特湾，那多过瘾呀。
所以才将前边这部分尽可能简略。
终于完成了第一章第一节第一小节，感觉就是一个字：累。
昨晚回头看了一遍，除了那些狗屁不通的语言之外，有两处明显错误：
一、第一次黑船来航的时间是1853年，误写为1953年。
二、《海国图志》的成书时间是1842年，误写为1942年。
在此诚恳向大家道歉。
今后发之前多看两遍，尽可能避免或少出类似的错误。
昨晚回头看了一遍，除了那些狗屁不通的语言之外，有两处明显错误：
一、第一次黑船来航的时间是1853年，误写为1953年。
二、《海国图志》的成书时间是1842年，误写为1942年。
在此诚恳向大家道歉。
今后发之前多看两遍，尽可能避免或少出类似的错误。
@一树菠萝 2015-07-21 16:41:56
估计要写几年，前排占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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菠萝老师，不是前排，请上座，看茶！
毛尖、乌龙、铁观音？
估计要写几年，前排占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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菠萝老师，不是前排，请上座，看茶！
毛尖、乌龙、铁观音？
@一树菠萝 2015-07-21 16:41:56
估计要写几年，前排占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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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一下，以学生的耐心，估计用不了几年的。
估计要写几年，前排占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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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一下，以学生的耐心，估计用不了几年的。
1.1.2 日本军国主义初具雏形
对于“军国主义”，中国《辞海》上的定义是：“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一切为了侵略扩张的黩武思想和行动”。相比于《辞海》的惜字如金，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曾有更为明晰的解释：“军国主义就是以军事组织力量作为政权的重心，一切政治势力都附从于军事势力之下，一切政治组织都附从于军国组织之下。”用词虽然不同，但基本含义一致。相对于他们的“文绉绉”，我的“打油诗”说法就是：国家军人说了算，一切围绕军事转；政府内股让一让，主要任务是打仗。
日本的“军国主义”，如果想在中国历史上找到类似的年代，我认为最相似的有两个：秦和蜀汉。尽管秦始皇的雄才伟略和诸葛孔明的运筹帷幄我都极端崇拜。不幸的是，这两个政权都很快败亡。之后日本的盛极而衰也正好印证了这一点。
用历史的观点来看，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它是诸多主客观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一，独具特色的天皇制。
经过20多年的明治维新，日本于1889年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也就是《明治宪法》。宪法首先明确了天皇在国家权力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不但赋予了其在政治、军事、经济、法律、外交等方面的最高权力，更对上述权力罩上了一种神权的色彩，成为维系日本军国主义制度的基石。
《明治宪法》第一条“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第三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十一条“天皇统帅陆海军”、第十二条“天皇决定陆海军的编制及常备兵额”、第十三条“天皇决定宣战和议和”、第十四条“天皇宣布戒严”等，给予了天皇在军事上无上的特权。军队不是国家的军队，而是属于天皇。我们习惯称日本兵为“鬼子”，但是他们自己和汉奸及其他“亚奸”们都“尊称”为“皇军”，就是这个道理。
《明治宪法》第五十五条说，各国务大臣“辅弼天皇，承担其责”。各大臣不对首相和议会负责，而直接对天皇负责。第十条还这样说，行政上的官制由天皇任命文武官员，因此首相不能罢免大臣，一定要罢免时，必须以内阁意见不一致为由实行总辞职，然后由天皇任命新首相重新组阁，这就为将来军部左右内阁和政府埋下了伏笔。
仅有这些还不够，日本还通过宣传教育忠君思想来神化天皇。日本极力鼓吹民族主义，自诩他们的历史比任何民族都要久远，把日本说成是“神的国家”，自恃“大和民族最优秀”，日本是“万国之本的国家”。他们把自己居住的岛国当成是日出之岛，宣称是大地的中心。而他们的天皇是“万世一系”的神，是“天照大神的子孙”。长期以来，日本国民对天皇始终是惶恐有加，顶礼膜拜。这样的“神”还被奉为陆海军大元帅，是军队的“最高首长”。这样军队自然就成为“神”的皇军，军队的军国主义行为也就成了按神的旨意行事的“合法”、“神圣”行动。
天皇在日本国民和军队中到底有多“神”，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简单的事例来了解一二。
从1876年到1880年，为了树立天皇在国民中无与伦比的“神”之地位，日本政府安排明治天皇到全国各地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巡幸。日本学者木下尚江在自己的自传中描写过这样的情形：“在雨中，从10里、20里的山中，成群结队的人们背着婴儿、搀扶着老人一起出来参拜天皇。一旦允许自由通行，道路两旁的男男女女就会争先恐后地跑出来，互相冲撞、互相推挤，他们拼命争抢的是马蹄踢起或者马车溅起的沾满泥土的小石块。在老百姓之间流传着这样的话，如果拿到天皇走过的砂石，则会全家安宁，五谷丰登。”
同样的情形，1941年9月，就在太平洋战争开战前夕，一篇文章获得了日本全国作文大赛第一名。作文内容的大意是：一个在中国前线阵亡将士手中紧紧攥着一块鹅卵石。——那块鹅卵石来自于皇宫，很可能被天皇看到、甚至踩到过。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开过光的。
在日俄战争中两个儿子都战死的乃木希典在日本被称为“军神”。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病死，乃木希典一直为其守灵。就这还不行，同年9月13日明治天皇殡葬之日，乃木悲伤之极，为报恩和教育世人，他和夫人双双自杀追随明治天皇而去。这件事在日本被广为传颂，为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素材。日本媒体称其为“人间模范”、“国之忠臣”，并为其搞国葬、造神社、塑铜像，使之近乎于“神化”的九千岁。
日本陆军的常规编制最高是师团，其规模和中国以及西方部队中的师基本对应，某种情况下略大于之。师团之下是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分别对应旅、团、营、连、排。至于我们今后经常提到的军、方面军、总军，基本上属于战时的临时编制。实际运作中，天皇除了不参与直接的军事战术指挥，其余如师团长的任命、联队军旗的授予，都是天皇的分内之责。
日本陆军大将山下奉文，这可是老酒（笔者自称，下同）日军十大将领排行榜上的风云人物，因横扫马来亚和新加坡被盟军惊呼为“马来之虎”，为人是出名的飞扬跋扈。山下奉文有一个习惯，每换一个服役地点，他的办公桌都会随即挪动。挪动的目的是为了始终朝向那一个方向：日本天皇所在的皇宫。
日本陆军在面临绝境的时候，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焚烧军旗，因为那是天皇亲自授予的。军旗在，部队的编制就可以保留，军旗不在，部队番号随之取消。军旗为敌人缴获，被视为日本军人最大的耻辱。
陆军有尊重天皇的习俗，海军当然也有自己有别于陆军的规矩。日本的每一艘战舰都“供奉”有天皇的“玉照”，作为激励将士奋勇作战的精神武器。在作战中，如果一艘军舰被击沉或濒临沉没，那么舰长的首要任务不是救助士兵，而是先派出最强壮、水性最好的士兵负责向其他军舰转移天皇的“玉照”。至于此举有多少实际意义，为此要死去多少人，那都是不用考虑的事。天皇是“神”，即使是“玉照”也不能下海游泳，虽然裕仁天皇作为还算出色的海洋生物学家，很可能游泳水平并不低。
被我们习惯地称为“二战三大元凶”的东条英机有着这样的座右铭：“以吾皇为吾行动之借镜。”他曾经在否认自己的政权是独裁政权的一次演讲中说，“叫做东条英机的这个人只是一介卑微臣民。我与你们唯一的不同点是，我被天皇授予首相的责任。我只是沐浴于陛下的光辉下才显得出众。要不是这种光辉，我不过是路边的一块小卵石。正是因为我得到陛下的信任并担负我目前的职务，才使我显得出众。这使我与欧洲的众所周知的独裁统治者完全不同。”事实也的确如此，1944年塞班岛失守后，天皇的一句“不信任”就让东条英机主动乖乖地卷铺盖回家。
我们都知道日本有个首相叫田中义一，“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就出自他的《田中奏折》。就是这样一个胆大包天的牛人，天皇的一句训斥，田中义一就吓得赶紧辞职，回家之后很快郁郁而亡。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之后，还有很多日本军人孤零零地守卫在太平洋一些荒凉的海岛上，他们要为天皇而战，死而后已。在塞班岛，一个名叫横井庄一的日军小队长坚持战斗到了1972年。他说：“日本军人接受的训示是宁可牺牲于疆场，也绝对不投降，我是为日本天皇和日本精神而战的。”而在两年之后的1974年，顽抗了29年的最后一个日本兵小野田宽郎，在接到他当年的上级，——已经做了书商的原陆军少佐谷口义美的投降命令之后，在菲律宾卢邦岛向当地警察局投降。在小野田打游击藏身的山洞里，石壁上挂着“把战争进行到底”的标语，还有刻在香蕉叶上的天皇肖像。小野田坚持要将保存良好的军刀亲自交给天皇。和横井和小野田一样，日本士兵认为，在天皇面前任何生命都微不足道，对天皇的效忠重于泰山，而自己的生命轻于鸿毛，一个日本战士的最高荣誉就是为天皇战死。
对于“军国主义”，中国《辞海》上的定义是：“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一切为了侵略扩张的黩武思想和行动”。相比于《辞海》的惜字如金，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曾有更为明晰的解释：“军国主义就是以军事组织力量作为政权的重心，一切政治势力都附从于军事势力之下，一切政治组织都附从于军国组织之下。”用词虽然不同，但基本含义一致。相对于他们的“文绉绉”，我的“打油诗”说法就是：国家军人说了算，一切围绕军事转；政府内股让一让，主要任务是打仗。
日本的“军国主义”，如果想在中国历史上找到类似的年代，我认为最相似的有两个：秦和蜀汉。尽管秦始皇的雄才伟略和诸葛孔明的运筹帷幄我都极端崇拜。不幸的是，这两个政权都很快败亡。之后日本的盛极而衰也正好印证了这一点。
用历史的观点来看，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它是诸多主客观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一，独具特色的天皇制。
经过20多年的明治维新，日本于1889年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也就是《明治宪法》。宪法首先明确了天皇在国家权力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不但赋予了其在政治、军事、经济、法律、外交等方面的最高权力，更对上述权力罩上了一种神权的色彩，成为维系日本军国主义制度的基石。
《明治宪法》第一条“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第三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十一条“天皇统帅陆海军”、第十二条“天皇决定陆海军的编制及常备兵额”、第十三条“天皇决定宣战和议和”、第十四条“天皇宣布戒严”等，给予了天皇在军事上无上的特权。军队不是国家的军队，而是属于天皇。我们习惯称日本兵为“鬼子”，但是他们自己和汉奸及其他“亚奸”们都“尊称”为“皇军”，就是这个道理。
《明治宪法》第五十五条说，各国务大臣“辅弼天皇，承担其责”。各大臣不对首相和议会负责，而直接对天皇负责。第十条还这样说，行政上的官制由天皇任命文武官员，因此首相不能罢免大臣，一定要罢免时，必须以内阁意见不一致为由实行总辞职，然后由天皇任命新首相重新组阁，这就为将来军部左右内阁和政府埋下了伏笔。
仅有这些还不够，日本还通过宣传教育忠君思想来神化天皇。日本极力鼓吹民族主义，自诩他们的历史比任何民族都要久远，把日本说成是“神的国家”，自恃“大和民族最优秀”，日本是“万国之本的国家”。他们把自己居住的岛国当成是日出之岛，宣称是大地的中心。而他们的天皇是“万世一系”的神，是“天照大神的子孙”。长期以来，日本国民对天皇始终是惶恐有加，顶礼膜拜。这样的“神”还被奉为陆海军大元帅，是军队的“最高首长”。这样军队自然就成为“神”的皇军，军队的军国主义行为也就成了按神的旨意行事的“合法”、“神圣”行动。
天皇在日本国民和军队中到底有多“神”，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简单的事例来了解一二。
从1876年到1880年，为了树立天皇在国民中无与伦比的“神”之地位，日本政府安排明治天皇到全国各地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巡幸。日本学者木下尚江在自己的自传中描写过这样的情形：“在雨中，从10里、20里的山中，成群结队的人们背着婴儿、搀扶着老人一起出来参拜天皇。一旦允许自由通行，道路两旁的男男女女就会争先恐后地跑出来，互相冲撞、互相推挤，他们拼命争抢的是马蹄踢起或者马车溅起的沾满泥土的小石块。在老百姓之间流传着这样的话，如果拿到天皇走过的砂石，则会全家安宁，五谷丰登。”
同样的情形，1941年9月，就在太平洋战争开战前夕，一篇文章获得了日本全国作文大赛第一名。作文内容的大意是：一个在中国前线阵亡将士手中紧紧攥着一块鹅卵石。——那块鹅卵石来自于皇宫，很可能被天皇看到、甚至踩到过。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开过光的。
在日俄战争中两个儿子都战死的乃木希典在日本被称为“军神”。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病死，乃木希典一直为其守灵。就这还不行，同年9月13日明治天皇殡葬之日，乃木悲伤之极，为报恩和教育世人，他和夫人双双自杀追随明治天皇而去。这件事在日本被广为传颂，为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素材。日本媒体称其为“人间模范”、“国之忠臣”，并为其搞国葬、造神社、塑铜像，使之近乎于“神化”的九千岁。
日本陆军的常规编制最高是师团，其规模和中国以及西方部队中的师基本对应，某种情况下略大于之。师团之下是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分别对应旅、团、营、连、排。至于我们今后经常提到的军、方面军、总军，基本上属于战时的临时编制。实际运作中，天皇除了不参与直接的军事战术指挥，其余如师团长的任命、联队军旗的授予，都是天皇的分内之责。
日本陆军大将山下奉文，这可是老酒（笔者自称，下同）日军十大将领排行榜上的风云人物，因横扫马来亚和新加坡被盟军惊呼为“马来之虎”，为人是出名的飞扬跋扈。山下奉文有一个习惯，每换一个服役地点，他的办公桌都会随即挪动。挪动的目的是为了始终朝向那一个方向：日本天皇所在的皇宫。
日本陆军在面临绝境的时候，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焚烧军旗，因为那是天皇亲自授予的。军旗在，部队的编制就可以保留，军旗不在，部队番号随之取消。军旗为敌人缴获，被视为日本军人最大的耻辱。
陆军有尊重天皇的习俗，海军当然也有自己有别于陆军的规矩。日本的每一艘战舰都“供奉”有天皇的“玉照”，作为激励将士奋勇作战的精神武器。在作战中，如果一艘军舰被击沉或濒临沉没，那么舰长的首要任务不是救助士兵，而是先派出最强壮、水性最好的士兵负责向其他军舰转移天皇的“玉照”。至于此举有多少实际意义，为此要死去多少人，那都是不用考虑的事。天皇是“神”，即使是“玉照”也不能下海游泳，虽然裕仁天皇作为还算出色的海洋生物学家，很可能游泳水平并不低。
被我们习惯地称为“二战三大元凶”的东条英机有着这样的座右铭：“以吾皇为吾行动之借镜。”他曾经在否认自己的政权是独裁政权的一次演讲中说，“叫做东条英机的这个人只是一介卑微臣民。我与你们唯一的不同点是，我被天皇授予首相的责任。我只是沐浴于陛下的光辉下才显得出众。要不是这种光辉，我不过是路边的一块小卵石。正是因为我得到陛下的信任并担负我目前的职务，才使我显得出众。这使我与欧洲的众所周知的独裁统治者完全不同。”事实也的确如此，1944年塞班岛失守后，天皇的一句“不信任”就让东条英机主动乖乖地卷铺盖回家。
我们都知道日本有个首相叫田中义一，“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就出自他的《田中奏折》。就是这样一个胆大包天的牛人，天皇的一句训斥，田中义一就吓得赶紧辞职，回家之后很快郁郁而亡。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之后，还有很多日本军人孤零零地守卫在太平洋一些荒凉的海岛上，他们要为天皇而战，死而后已。在塞班岛，一个名叫横井庄一的日军小队长坚持战斗到了1972年。他说：“日本军人接受的训示是宁可牺牲于疆场，也绝对不投降，我是为日本天皇和日本精神而战的。”而在两年之后的1974年，顽抗了29年的最后一个日本兵小野田宽郎，在接到他当年的上级，——已经做了书商的原陆军少佐谷口义美的投降命令之后，在菲律宾卢邦岛向当地警察局投降。在小野田打游击藏身的山洞里，石壁上挂着“把战争进行到底”的标语，还有刻在香蕉叶上的天皇肖像。小野田坚持要将保存良好的军刀亲自交给天皇。和横井和小野田一样，日本士兵认为，在天皇面前任何生命都微不足道，对天皇的效忠重于泰山，而自己的生命轻于鸿毛，一个日本战士的最高荣誉就是为天皇战死。
第二，军政分离，军“主”政“从”。
对于一个健康、稳定的国家来说，大家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军事战略服从于政治战略，也就是军事服从于政治。军队的任务在于保卫国家的安全，实现国家的政治目的。就当今社会而言，我们一旦听到某一个国家发生了军事政变，成立了军人政府，第一印象就会感觉这个国家是不稳定的，至少是处在一个特殊时期。要去旅游的人一般就会退票。相对于政治家而言，军人往往崇尚通过武力去解决问题，自然就会缺乏一种理性的判断力。对于日本而言，军人主宰国家长达几十年之久，连年征战，终于把国家带到了灭亡的边缘。
前边我们曾简单介绍过日本的军制，它具有一个突出的提点，那就是所有的军事机构、军事力量都直属于天皇，政府对于军队的行动无能无力，到最后干脆就由军人主宰了政府。
这一点从二战结束之后欧洲纽伦堡审判和远东东京审判的结果就可以略见端倪。德国判处绞刑的12人中文官居多，真正的武官只有凯特尔和约德尔两人。政治家和军人的比例是10:2，说明德国的侵略主要是由政治家发动的。而日本被绞死的7人中，6个都是陆海军大将，唯一的文人广田弘毅还有凑数之嫌，说明战争的发动者是军人。20年代初日本民主派代表尾崎行雄、岛田三郎等也曾指出：“直属天皇的机构中，属于文官者4个，而属于武官者竟达到41个”。
总体来看，日本天皇总揽统治权，内阁做为行政机构对天皇负责。与内阁一样，军部同样也是独立的，也一样直接对天皇负责。政府和军队分离，造成了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同等重要和不分主次。这样就形成了日本的第一个矛盾：军部与政府内阁之间的矛盾。
二战日本之所以战败，我觉得有一个主管原因不容忽视，那就是在内部存在几大几乎不可调和的矛盾。首先是政府和军部的矛盾。其次是陆军和海军的矛盾。第三是陆军内部“统制派”和“皇道派”的矛盾。第四是海军内部“舰队派”和“条约派”的矛盾。这些矛盾互相交织，互相制约，成为日本最后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真正使得政府最终成为军部附庸的，是日本特有的“两权一制”。
根据大日本帝国宪法，天皇作为大元帅统帅陆海军。这种统帅大权即军令权的行使由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长辅佐，这就是“独立的统帅权”。陆军省和海军省作为军政机构，其大臣既为内阁成员，又与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长一道，拥有不经内阁直接向天皇上奏的“帷幄上奏权”。根据大本营条例，大本营的幕僚全部由陆海军将佐组成。内阁首相不得参与大本营一切作战计划的制定和具体作战指挥事宜。这样，就从法律层面上确认了军部的“独断”权力。
综上所述，日本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二重政府”。内阁是一套，军部是另一套。之间也有交叉，陆、海军大臣既属于内阁成员，也属于军部。但是陆海军大臣不需要对内阁大臣负责，而直接对天皇负责。这样一来，陆海军大臣就处于一个十分微妙的境地。他们作为国务大臣，有资格参与内阁事务。同时，作为军事行政的主管大臣，还就统帅权的行政事项承担辅佐天皇之责，具有双重身份。
在统帅权方面，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长的职权不可小觑，可直接向天皇上奏，即上边提到的“帷幄上奏权”。为了缓冲“中间地带”的矛盾，也规定陆海军大臣在行使其“帷幄上奏权”时，应当将其上奏事项报告首相。用一个现代的词语来表示，那就是主送天皇，抄送内阁。等于说有关军事方面的决策，你首相知道了就行，不需要表态或批示。一个明显的例子，中途岛日本海军遭受重创之后过了很长时间，作为首相的东条英机才知道在战斗中损失了“赤城”等四艘重型航母。东条的后任小矶国昭更惨，陆海军的所做作为他这个当首相的基本上什么都不知道，纯粹的靠边站、看不见。
由于能得到“抄送”的文件，似乎内阁通过陆、海军大臣能知晓一些关于军部的事情，还算凑合。但正是这个陆、海军大臣成了内阁的死穴，这就是更为著名的“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又称“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其核心内容是，内阁成员中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的陆、海军大将或中将担任。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名义上为内阁成员，却只须对天皇负责，可以直接向天皇请辞。
换句话说，不是现役的陆海军将领就不能出任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而陆海军将领却可以担任陆海军大臣以及之外其他各省大臣甚至是内阁首相。
“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在1900年确立。1913年日本“海军之父”山本权兵卫出任首相之后，为了对付陆军随时可能实施的倒阁行为，曾经短期内废除过这一制度，将“现役武官”改为“退役的也可以”。这一改变仅仅是字面上的，因为在此之后并没有出现过一次由退役武官出任陆、海军大臣。1936年“2.26”事变之后，广田弘毅内阁在军部的逼迫下，再次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标志着日本军部完全掌握了国家大权。此举也成为广田弘毅战后作为唯一被绞死的文官之主要罪证。
这样的体制就导致内阁变得残缺不全，相对于军部来说十分脆弱。只要陆海军大臣辞职，内阁即告垮台。军方不推荐陆海军大臣，新内阁就无法成立。军部唯一有求于政府的，就是要求拨给扩军与作战的经费。就算后者反对，军部也可以以搞垮内阁相威胁，或利用天皇权威迫使其让步。如果这样的办法还无法达到目的，军部往往通过挑起战争以“帷幄上奏权”获得天皇批准，从而迫使内阁承认既定事实。“九一八事变”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说了半天跟绕口令一样的东西，我都觉着可能没说明白。举几个例子，可能一下子就会清楚不少：
一、“军阀毒杀内阁”。1913年，西园寺公望内阁决定整顿财政，消减开支。陆军以“维护满蒙权益和殖民地治安”为由要求扩军增设两个师团，遭到内阁拒绝。结果“陆军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陆军大臣上原勇作辞职，并且不指定继任人。导致西园寺内阁集体歇菜，由陆军出身的元老桂太郎继任首相。这次事件被称为“军阀毒杀内阁”。
二、宇垣一成组阁失败。1937年广田弘毅下台后，宇垣一成曾受命组阁。宇垣虽然是陆军大将，但是因为之前主持过著名的“宇垣裁军”，在陆军中被看成叛徒，备受敌视。因此有“昭和第一兵家”之称的石原莞尔串通陆军闹“罢工”，拒绝向内阁推荐陆军大臣人选。最后弄得宇垣组阁失败，灰溜溜卷铺盖走人。
三、米内光政黯然下台。1940年，海军大将米内光政受命组阁。当时由于希特勒的德国在欧洲所向披靡，日本陆军于是提出“不要误了公共汽车”的口号，积极推动德、意、日“三国同盟”，准备对英美开战。由于海军内部以米内、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组成的三驾马车坚决反对和英美开战，反对陆军与德意结盟的意见，导致陆军大为不满。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指使参谋次长泽田茂拿着他的印章逼陆军大臣畑俊六大将辞职，并且不指定继任人，直接导致米内光政内阁垮台。要是我，肯定恨死畑俊六了。还好米内光政人比较厚道，在1946年东京大审判时还帮畑俊六做伪证，救了畑俊六一命。
这样的结果导致政府逐渐被军部完全左右，发展到后来军部直接就成了政府。这一现象在1931年之后更加明显。我们看一个简单的统计，从1931年4月14日到1945年8月17日，从若槻礼次郎内阁开始，之后的犬养毅、高桥是清、斋藤实、冈田启介、广田弘毅、林铣十郎、近卫文麿、平沼骐一郎、阿部信行、米内光政、东条英机、小矶国昭、铃木贯太郎、东久迩宫，短短14年时间里，日本换了17届内阁，平均每届0.82年，换首相就跟陈冠希换妞一样快捷。这么多首相中，只有犬养毅、高桥是清、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以及近卫文麿5人为政客、官僚或贵族出身，其余9人都是清一色的陆、海军大将。
对于一个健康、稳定的国家来说，大家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军事战略服从于政治战略，也就是军事服从于政治。军队的任务在于保卫国家的安全，实现国家的政治目的。就当今社会而言，我们一旦听到某一个国家发生了军事政变，成立了军人政府，第一印象就会感觉这个国家是不稳定的，至少是处在一个特殊时期。要去旅游的人一般就会退票。相对于政治家而言，军人往往崇尚通过武力去解决问题，自然就会缺乏一种理性的判断力。对于日本而言，军人主宰国家长达几十年之久，连年征战，终于把国家带到了灭亡的边缘。
前边我们曾简单介绍过日本的军制，它具有一个突出的提点，那就是所有的军事机构、军事力量都直属于天皇，政府对于军队的行动无能无力，到最后干脆就由军人主宰了政府。
这一点从二战结束之后欧洲纽伦堡审判和远东东京审判的结果就可以略见端倪。德国判处绞刑的12人中文官居多，真正的武官只有凯特尔和约德尔两人。政治家和军人的比例是10:2，说明德国的侵略主要是由政治家发动的。而日本被绞死的7人中，6个都是陆海军大将，唯一的文人广田弘毅还有凑数之嫌，说明战争的发动者是军人。20年代初日本民主派代表尾崎行雄、岛田三郎等也曾指出：“直属天皇的机构中，属于文官者4个，而属于武官者竟达到41个”。
总体来看，日本天皇总揽统治权，内阁做为行政机构对天皇负责。与内阁一样，军部同样也是独立的，也一样直接对天皇负责。政府和军队分离，造成了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同等重要和不分主次。这样就形成了日本的第一个矛盾：军部与政府内阁之间的矛盾。
二战日本之所以战败，我觉得有一个主管原因不容忽视，那就是在内部存在几大几乎不可调和的矛盾。首先是政府和军部的矛盾。其次是陆军和海军的矛盾。第三是陆军内部“统制派”和“皇道派”的矛盾。第四是海军内部“舰队派”和“条约派”的矛盾。这些矛盾互相交织，互相制约，成为日本最后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真正使得政府最终成为军部附庸的，是日本特有的“两权一制”。
根据大日本帝国宪法，天皇作为大元帅统帅陆海军。这种统帅大权即军令权的行使由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长辅佐，这就是“独立的统帅权”。陆军省和海军省作为军政机构，其大臣既为内阁成员，又与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长一道，拥有不经内阁直接向天皇上奏的“帷幄上奏权”。根据大本营条例，大本营的幕僚全部由陆海军将佐组成。内阁首相不得参与大本营一切作战计划的制定和具体作战指挥事宜。这样，就从法律层面上确认了军部的“独断”权力。
综上所述，日本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二重政府”。内阁是一套，军部是另一套。之间也有交叉，陆、海军大臣既属于内阁成员，也属于军部。但是陆海军大臣不需要对内阁大臣负责，而直接对天皇负责。这样一来，陆海军大臣就处于一个十分微妙的境地。他们作为国务大臣，有资格参与内阁事务。同时，作为军事行政的主管大臣，还就统帅权的行政事项承担辅佐天皇之责，具有双重身份。
在统帅权方面，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长的职权不可小觑，可直接向天皇上奏，即上边提到的“帷幄上奏权”。为了缓冲“中间地带”的矛盾，也规定陆海军大臣在行使其“帷幄上奏权”时，应当将其上奏事项报告首相。用一个现代的词语来表示，那就是主送天皇，抄送内阁。等于说有关军事方面的决策，你首相知道了就行，不需要表态或批示。一个明显的例子，中途岛日本海军遭受重创之后过了很长时间，作为首相的东条英机才知道在战斗中损失了“赤城”等四艘重型航母。东条的后任小矶国昭更惨，陆海军的所做作为他这个当首相的基本上什么都不知道，纯粹的靠边站、看不见。
由于能得到“抄送”的文件，似乎内阁通过陆、海军大臣能知晓一些关于军部的事情，还算凑合。但正是这个陆、海军大臣成了内阁的死穴，这就是更为著名的“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又称“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其核心内容是，内阁成员中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的陆、海军大将或中将担任。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名义上为内阁成员，却只须对天皇负责，可以直接向天皇请辞。
换句话说，不是现役的陆海军将领就不能出任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而陆海军将领却可以担任陆海军大臣以及之外其他各省大臣甚至是内阁首相。
“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在1900年确立。1913年日本“海军之父”山本权兵卫出任首相之后，为了对付陆军随时可能实施的倒阁行为，曾经短期内废除过这一制度，将“现役武官”改为“退役的也可以”。这一改变仅仅是字面上的，因为在此之后并没有出现过一次由退役武官出任陆、海军大臣。1936年“2.26”事变之后，广田弘毅内阁在军部的逼迫下，再次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标志着日本军部完全掌握了国家大权。此举也成为广田弘毅战后作为唯一被绞死的文官之主要罪证。
这样的体制就导致内阁变得残缺不全，相对于军部来说十分脆弱。只要陆海军大臣辞职，内阁即告垮台。军方不推荐陆海军大臣，新内阁就无法成立。军部唯一有求于政府的，就是要求拨给扩军与作战的经费。就算后者反对，军部也可以以搞垮内阁相威胁，或利用天皇权威迫使其让步。如果这样的办法还无法达到目的，军部往往通过挑起战争以“帷幄上奏权”获得天皇批准，从而迫使内阁承认既定事实。“九一八事变”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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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宇垣一成组阁失败。1937年广田弘毅下台后，宇垣一成曾受命组阁。宇垣虽然是陆军大将，但是因为之前主持过著名的“宇垣裁军”，在陆军中被看成叛徒，备受敌视。因此有“昭和第一兵家”之称的石原莞尔串通陆军闹“罢工”，拒绝向内阁推荐陆军大臣人选。最后弄得宇垣组阁失败，灰溜溜卷铺盖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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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结果导致政府逐渐被军部完全左右，发展到后来军部直接就成了政府。这一现象在1931年之后更加明显。我们看一个简单的统计，从1931年4月14日到1945年8月17日，从若槻礼次郎内阁开始，之后的犬养毅、高桥是清、斋藤实、冈田启介、广田弘毅、林铣十郎、近卫文麿、平沼骐一郎、阿部信行、米内光政、东条英机、小矶国昭、铃木贯太郎、东久迩宫，短短14年时间里，日本换了17届内阁，平均每届0.82年，换首相就跟陈冠希换妞一样快捷。这么多首相中，只有犬养毅、高桥是清、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以及近卫文麿5人为政客、官僚或贵族出身，其余9人都是清一色的陆、海军大将。
@鸡鸣虎跃龙飞腾 2015-07-22 23:55:53
@青梅煮酒1970 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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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老师。
您的名字好好有动感呦！
@青梅煮酒1970 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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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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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无疆0615 2015-07-23 10:06:46
学习中，期待更多精彩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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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无疆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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