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成败皆在北京，朱棣与朱由检的思想意识差在了哪里？
在唐朝以前，中原王朝的主要外敌威胁来自西北，故而对强盛王朝而言，首都偏于西北有利于抗敌自保，西汉、隋、唐都是如此。而宋以后的外患来自正北或东北。所以，首都的定位也受到影响而变迁。长安衰落后，北京继之兴起了。
北京从一个华北平原的北方门户，逐步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数百年间，逐渐形成了全国最大的一个行政中心。
明朝，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依然是其统治的最大威胁。明成祖朱棣做燕王时即与蒙古周旋多次，称帝后又五征漠北，深知蒙古此后仍是国家边防大患。事实上，蒙元对明王朝的威胁一直没有解除。坐镇北方，利于征伐和安抚并用。北京的地缘位置又属交通要冲，占据北京就挟制了西北到东北、北方到南方的四条关口，确保军事上的主动地位，也有利于就近指挥作战和保障后勤支持。
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主要基于四个原因：
其一，南京是朱元璋的根据地，具有深厚基础；
其二，南京“钟阜龙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也”；
其三，南京周围经济发达，粮源比较充足，便于供养明朝庞大的军队和国家机构，南京是保障充足物质供应的理想之所；
其四，在心理上，按当时的五行学说，南方属火、属阳，颜色为赤，北方属水、属阴，颜色为黑，朱元璋国号为明，攻克大都灭掉元朝，是以火制水，以阳销阴，以南克北，实属天意。
另外，朱元璋生性节俭，不愿轻易舍弃坐镇南京时修建的宫室官署，另建新都是“损耗民力，于国无补”。
不过，朱元璋也意识到定都南京有不利之处，既不易成为有力的军事基地，以部署对元朝作战的北方军队，又属于在防守上无险可恃，历史上多个短命王朝的覆亡历历在目。为了扬长避短，朱元璋在离南京数百公里之外的凤阳建中都，作为南京的战略屏障。同时将24个儿子、1个孙子分封在各地，让他们“夹辅王室，尽君臣之义”。其中第四子朱棣于1370年被封为燕王，封地即在北平，由于明军不断对北逃的蒙古军队用兵，燕王势力越来越大，不仅拥有自己的军队，辖制北京及其周边地区，还被赐予调遣当地军队与官员的权力。
朱元璋死后皇太孙建文帝朱允炆继位，建文帝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采取一系列削藩措施。朱棣于建文元年(1399年)起兵反抗，随后挥师南下，史称"靖难之役"。战争历时四年，朱棣夺得皇位。朱棣以国家大计为本，不拘成规，破除阻力，决然迁都于当时边塞之地的北平，改名“北京”。
朱棣置与全国首位经济区（长江下游）的遥远距离于不顾，这是一个勇敢的创举。北京人与蒙古人、满族人只隔了一条近在咫尺的长城，军事上具有极大的冒险性，因此近代政治地理学家多誉之为“有进取性的首都”。
二百二十余年后，明朝到了末年由盛转衰，来自西北的农民起义军和东北的女真族威胁剧增，据守北京就成了不利因素。
1644年初，尽管崇祯对李建泰的出京督师和抽调吴三桂部抵御农民军还有幻想，但山西前线传来的越来越不利的消息，使他感到前途渺茫。在内外交困时，他何尝不想效法晋元帝、宋高宗，赶在大顺军兵临城下以前脱身南逃，依托半壁江山苟延残喘。
这年正月，崇祯多次秘密召见主张“南迁图存”的左中允李明睿，对他说：“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勷，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朕志决矣。诸臣不从，奈何？尔且密之。”接着，他同李明睿具体商量了南迁路线、护卫、饷银和留守事宜。二月间，形势急转直下，代帝亲征的李建泰束手无策，派人飞章上奏说：“贼势大，不可敌矣。愿奉皇太子南去。”
南迁的问题逐渐由窃窃私议而公开形之于奏章。
崇祯的本意，是自己逃亡南方，但一要大臣勷赞，二要顾面子。可大学士们唯恐皇帝南迁时留下自己辅佐太子据守；即便随驾南迁，一旦京师失守，也说不定由于自己曾主张南迁而替人受过。于是一个个唯唯诺诺，不置可否。还有一部分廷臣，如左都御史李邦华，竟主张皇上自然守社稷，而让太子朱慈烺到南京去监国，同时分封定王和永王。如果实行这个办法，崇祯自己仍然逃不了命；即便有如天之福，勤王兵及时赶到，守住了京师，也难保太子监国南京，不会重演唐肃宗灵武登基的旧戏。所以崇祯愤愤不平地说：“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哥儿们孩子家做得甚事？先生早讲战守之策，此外不必再言。”
一片混乱中，给事中光时亨又跑出来参了一本，指责“李明睿南迁为邪说”。崇祯气急败坏地当面斥道：“一样邪说，却只参李明睿何也？显是朋党，姑且不究。”
南迁之议在一片纷争中拖延下来。
等到起义军逼近北京时，崇祯得到情报说，大顺军除了由大同、宣化方面来的主力外，还有刘芳亮等统率的部队沿黄河北岸进军从南面包抄北京，这时再往南逃也晚了。
内心追悔之余，崇祯只好发出“朕不能守社稷，可殉社稷”的哀鸣，与他的明王朝一道葬身于农民起义的火海了。
北京从一个华北平原的北方门户，逐步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数百年间，逐渐形成了全国最大的一个行政中心。
明朝，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依然是其统治的最大威胁。明成祖朱棣做燕王时即与蒙古周旋多次，称帝后又五征漠北，深知蒙古此后仍是国家边防大患。事实上，蒙元对明王朝的威胁一直没有解除。坐镇北方，利于征伐和安抚并用。北京的地缘位置又属交通要冲，占据北京就挟制了西北到东北、北方到南方的四条关口，确保军事上的主动地位，也有利于就近指挥作战和保障后勤支持。
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主要基于四个原因：
其一，南京是朱元璋的根据地，具有深厚基础；
其二，南京“钟阜龙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也”；
其三，南京周围经济发达，粮源比较充足，便于供养明朝庞大的军队和国家机构，南京是保障充足物质供应的理想之所；
其四，在心理上，按当时的五行学说，南方属火、属阳，颜色为赤，北方属水、属阴，颜色为黑，朱元璋国号为明，攻克大都灭掉元朝，是以火制水，以阳销阴，以南克北，实属天意。
另外，朱元璋生性节俭，不愿轻易舍弃坐镇南京时修建的宫室官署，另建新都是“损耗民力，于国无补”。
不过，朱元璋也意识到定都南京有不利之处，既不易成为有力的军事基地，以部署对元朝作战的北方军队，又属于在防守上无险可恃，历史上多个短命王朝的覆亡历历在目。为了扬长避短，朱元璋在离南京数百公里之外的凤阳建中都，作为南京的战略屏障。同时将24个儿子、1个孙子分封在各地，让他们“夹辅王室，尽君臣之义”。其中第四子朱棣于1370年被封为燕王，封地即在北平，由于明军不断对北逃的蒙古军队用兵，燕王势力越来越大，不仅拥有自己的军队，辖制北京及其周边地区，还被赐予调遣当地军队与官员的权力。
朱元璋死后皇太孙建文帝朱允炆继位，建文帝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采取一系列削藩措施。朱棣于建文元年(1399年)起兵反抗，随后挥师南下，史称"靖难之役"。战争历时四年，朱棣夺得皇位。朱棣以国家大计为本，不拘成规，破除阻力，决然迁都于当时边塞之地的北平，改名“北京”。
朱棣置与全国首位经济区（长江下游）的遥远距离于不顾，这是一个勇敢的创举。北京人与蒙古人、满族人只隔了一条近在咫尺的长城，军事上具有极大的冒险性，因此近代政治地理学家多誉之为“有进取性的首都”。
二百二十余年后，明朝到了末年由盛转衰，来自西北的农民起义军和东北的女真族威胁剧增，据守北京就成了不利因素。
1644年初，尽管崇祯对李建泰的出京督师和抽调吴三桂部抵御农民军还有幻想，但山西前线传来的越来越不利的消息，使他感到前途渺茫。在内外交困时，他何尝不想效法晋元帝、宋高宗，赶在大顺军兵临城下以前脱身南逃，依托半壁江山苟延残喘。
这年正月，崇祯多次秘密召见主张“南迁图存”的左中允李明睿，对他说：“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勷，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朕志决矣。诸臣不从，奈何？尔且密之。”接着，他同李明睿具体商量了南迁路线、护卫、饷银和留守事宜。二月间，形势急转直下，代帝亲征的李建泰束手无策，派人飞章上奏说：“贼势大，不可敌矣。愿奉皇太子南去。”
南迁的问题逐渐由窃窃私议而公开形之于奏章。
崇祯的本意，是自己逃亡南方，但一要大臣勷赞，二要顾面子。可大学士们唯恐皇帝南迁时留下自己辅佐太子据守；即便随驾南迁，一旦京师失守，也说不定由于自己曾主张南迁而替人受过。于是一个个唯唯诺诺，不置可否。还有一部分廷臣，如左都御史李邦华，竟主张皇上自然守社稷，而让太子朱慈烺到南京去监国，同时分封定王和永王。如果实行这个办法，崇祯自己仍然逃不了命；即便有如天之福，勤王兵及时赶到，守住了京师，也难保太子监国南京，不会重演唐肃宗灵武登基的旧戏。所以崇祯愤愤不平地说：“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哥儿们孩子家做得甚事？先生早讲战守之策，此外不必再言。”
一片混乱中，给事中光时亨又跑出来参了一本，指责“李明睿南迁为邪说”。崇祯气急败坏地当面斥道：“一样邪说，却只参李明睿何也？显是朋党，姑且不究。”
南迁之议在一片纷争中拖延下来。
等到起义军逼近北京时，崇祯得到情报说，大顺军除了由大同、宣化方面来的主力外，还有刘芳亮等统率的部队沿黄河北岸进军从南面包抄北京，这时再往南逃也晚了。
内心追悔之余，崇祯只好发出“朕不能守社稷，可殉社稷”的哀鸣，与他的明王朝一道葬身于农民起义的火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