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宣告西方文明、秩序的终结，接下来，世界把目光锁定中国(转载)
俄乌战争宣告西方文明、秩序的终结，接下来，世界把目光锁定中国
国关大侠客
2022-05-17 16:17
湖北
国际问题专家,CGTN专栏作者,博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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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战争愈演愈烈，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也变本加厉，那这是否意味着，这场斗争的胜利最终必将属于西方？其实早在两个月前，普京在一次电视讲话中就已经把事情的残酷真相早早透露给了全世界：现在的时局，宣告了西方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主导地位的终结。
俄罗斯为何要发动这场针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在3月16日的一次电视讲话中是这么解释的：
这是因为乌克兰当局铁了心要加入北约，准备在某些外国势力的技术支持下发展核武器，甚至是在美国的支持下开发针对俄罗斯民族的生物武器。
普京说，这些事态的发展“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我们除了自卫别无选择，只能实施这次特别军事行动”。
这就是我们在谈论这场战争时最需要注意，但也是最被忽略的一个地方：
乌克兰终究只是一颗棋子，乌克兰是在西方的支持下面对这场战争的。而俄罗斯是以一场最暴烈的行动来“回应”西方，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声“革命的号角”。
那是针对什么的革命？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认为，这是一场针对美国主导的单边国际秩序的革命：
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只是对美国主导的单边国际秩序的改革者，而非革命者。但普京的俄罗斯现在横空出世，以一场大规模的、确实有争议的军事行动，某种意义上成为颠覆旧秩序的革命者，这已经对世界格局演变产生深远的影响。
是的，各位，让我们抬眼认真审视这个因俄乌战争而彻底扯下遮羞布的西方“文明人”吧，看看从过去到现在，这些西方人到底是怎么对待这个世界的？
西方给世界带来的，首先是一个“谎言帝国”。
在国际传播界一直有这样一个说法：一个新闻事件如果上不了BBC或者CNN，那么再大的事情也等于没有发生。这就是我们过去这几十年间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冷酷现实，整个世界的新闻获取渠道，都是被西方霸占的，西方总是按照自己的政治标准选择新闻议题。
而这场俄乌战争，恰恰就是对这一冷酷现实的又一次最佳注解。就如普京所说的那样，现在全球几乎所有媒体都在大举讨伐俄罗斯，一场史无前例的信息战正硝烟四起，指望这些媒体做出客观独立的报道根本就是神话。这让我们了解到，这个“谎言帝国”拥有多么强大的资源。
其次，西方给世界带来的，是西方模式幻梦下的不平等与贫富差距。
西方人总是说，学习他们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加入到他们的资本主义全球产业链中，才是中国、俄罗斯等“落后国家”实现国富民强唯一的正确道路。我们也的确承认，加入这套资本主义全球产业链体系，确实给中国带来了无数的金钱财富，令中国如今得以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问题是，在这之后呢？西方人建立这样一套金字塔式的全球产业链，真的是在真心帮助中俄等“落后国家”实现新生吗？而这些西方国家自己，又真的因为这套资本主义体系而受益无穷吗？
普京明确表示，近年来，主要的西方国家其社会问题都在恶化，不平等和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种族和民族冲突正在日益凸显，西方福利社会的神话，正在濒临破灭的边缘。
美西方现在执意认为，怂恿乌克兰与俄罗斯发生冲突才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办法，其一大动力就是这些内部矛盾所产生的生存危机与焦虑感；坚持给乌克兰递刀子，让这场战争长期化，就是要以“征服”俄罗斯的方式来转移这些内部矛盾。
而现在，西方人甚至打算用同样一套手法来对付中国。
最后，西方给世界带来的，还有一个前无古人的金融霸权。
作为一种创造了世界经济数百年繁荣盛景的生产制度，我们的确要承认资本主义制度在历史中的地位与功绩，也愿意对将这种制度发扬光大的西方文明表示足够的尊敬。
但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西方社会有足够的责任与义务去维护现有这套全球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运作与公平。
然而在现实中，我们又看到了什么？
我们看到的，是为迫使俄罗斯屈服，美西方赫然冻结俄罗斯中央银行大约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冻结许多俄罗斯公民的海外储蓄和资产，禁止俄罗斯银行使用SWIFT国际清算系统，甚至宣布俄罗斯央行持有的美债无效，直接做起了老赖。
“金融霸权”，这就是我们从美西方所搞的这套对俄经济制裁行动中所看到的，西方对这个世界经济体系真正的理解。
但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西方人在这场针对俄罗斯的阴谋中毫无底线，却也终于让整个世界认清了西方人的真面目，认清了西方世界早已虚弱不堪，也认清了我们终于到了必须与西方社会、西方文明与西方制度说再见的时候了。
普京在演讲中指出，现在的时局“毫无疑问，已经宣告了西方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主导地位的终结”，“美国及其支持者一味迷信的制裁和施压，但这并不为代表世界上一半以上人口的国家所认同”。
张维文认为，这段话至少包含两层意思：
一，是西方在世界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已经终结，美国“号令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
二，是普京认为代表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新兴国家才是未来，俄罗斯的命运与代表未来的国家结合在一起。
而我们中国，就是这样一个代表未来的国家。
所以在俄罗斯已经打响摧毁这个“旧世界”的第一炮之后，我们中国也要参与其中，跟随俄国的脚步，以最暴烈的方式将这场“革命”继续下去吗？
我们认为，中国当然必须接好从俄罗斯手中递过来的这根接力棒，但在具体操作上，中国完全有必要根据自身特点、优势与诉求进行具体判断。
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最大的货物贸易国、最大的消费市场和投资市场，拥有最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这是我们相对美西方的最大优势，因此我们必须学会超前思考和积极推进“后美国时代”的金融秩序建构。
比如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可以考虑推动建立一个平行的、锚在人民币与实物资产上的跨国金融体系，主动带领国际金融秩序走向多极化，让中国成为这轮全球新秩序架构的领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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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17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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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战争愈演愈烈，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也变本加厉，那这是否意味着，这场斗争的胜利最终必将属于西方？其实早在两个月前，普京在一次电视讲话中就已经把事情的残酷真相早早透露给了全世界：现在的时局，宣告了西方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主导地位的终结。
俄罗斯为何要发动这场针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在3月16日的一次电视讲话中是这么解释的：
这是因为乌克兰当局铁了心要加入北约，准备在某些外国势力的技术支持下发展核武器，甚至是在美国的支持下开发针对俄罗斯民族的生物武器。
普京说，这些事态的发展“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我们除了自卫别无选择，只能实施这次特别军事行动”。
这就是我们在谈论这场战争时最需要注意，但也是最被忽略的一个地方：
乌克兰终究只是一颗棋子，乌克兰是在西方的支持下面对这场战争的。而俄罗斯是以一场最暴烈的行动来“回应”西方，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声“革命的号角”。
那是针对什么的革命？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认为，这是一场针对美国主导的单边国际秩序的革命：
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只是对美国主导的单边国际秩序的改革者，而非革命者。但普京的俄罗斯现在横空出世，以一场大规模的、确实有争议的军事行动，某种意义上成为颠覆旧秩序的革命者，这已经对世界格局演变产生深远的影响。
是的，各位，让我们抬眼认真审视这个因俄乌战争而彻底扯下遮羞布的西方“文明人”吧，看看从过去到现在，这些西方人到底是怎么对待这个世界的？
西方给世界带来的，首先是一个“谎言帝国”。
在国际传播界一直有这样一个说法：一个新闻事件如果上不了BBC或者CNN，那么再大的事情也等于没有发生。这就是我们过去这几十年间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冷酷现实，整个世界的新闻获取渠道，都是被西方霸占的，西方总是按照自己的政治标准选择新闻议题。
而这场俄乌战争，恰恰就是对这一冷酷现实的又一次最佳注解。就如普京所说的那样，现在全球几乎所有媒体都在大举讨伐俄罗斯，一场史无前例的信息战正硝烟四起，指望这些媒体做出客观独立的报道根本就是神话。这让我们了解到，这个“谎言帝国”拥有多么强大的资源。
其次，西方给世界带来的，是西方模式幻梦下的不平等与贫富差距。
西方人总是说，学习他们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加入到他们的资本主义全球产业链中，才是中国、俄罗斯等“落后国家”实现国富民强唯一的正确道路。我们也的确承认，加入这套资本主义全球产业链体系，确实给中国带来了无数的金钱财富，令中国如今得以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问题是，在这之后呢？西方人建立这样一套金字塔式的全球产业链，真的是在真心帮助中俄等“落后国家”实现新生吗？而这些西方国家自己，又真的因为这套资本主义体系而受益无穷吗？
普京明确表示，近年来，主要的西方国家其社会问题都在恶化，不平等和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种族和民族冲突正在日益凸显，西方福利社会的神话，正在濒临破灭的边缘。
美西方现在执意认为，怂恿乌克兰与俄罗斯发生冲突才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办法，其一大动力就是这些内部矛盾所产生的生存危机与焦虑感；坚持给乌克兰递刀子，让这场战争长期化，就是要以“征服”俄罗斯的方式来转移这些内部矛盾。
而现在，西方人甚至打算用同样一套手法来对付中国。
最后，西方给世界带来的，还有一个前无古人的金融霸权。
作为一种创造了世界经济数百年繁荣盛景的生产制度，我们的确要承认资本主义制度在历史中的地位与功绩，也愿意对将这种制度发扬光大的西方文明表示足够的尊敬。
但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西方社会有足够的责任与义务去维护现有这套全球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运作与公平。
然而在现实中，我们又看到了什么？
我们看到的，是为迫使俄罗斯屈服，美西方赫然冻结俄罗斯中央银行大约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冻结许多俄罗斯公民的海外储蓄和资产，禁止俄罗斯银行使用SWIFT国际清算系统，甚至宣布俄罗斯央行持有的美债无效，直接做起了老赖。
“金融霸权”，这就是我们从美西方所搞的这套对俄经济制裁行动中所看到的，西方对这个世界经济体系真正的理解。
但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西方人在这场针对俄罗斯的阴谋中毫无底线，却也终于让整个世界认清了西方人的真面目，认清了西方世界早已虚弱不堪，也认清了我们终于到了必须与西方社会、西方文明与西方制度说再见的时候了。
普京在演讲中指出，现在的时局“毫无疑问，已经宣告了西方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主导地位的终结”，“美国及其支持者一味迷信的制裁和施压，但这并不为代表世界上一半以上人口的国家所认同”。
张维文认为，这段话至少包含两层意思：
一，是西方在世界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已经终结，美国“号令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
二，是普京认为代表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新兴国家才是未来，俄罗斯的命运与代表未来的国家结合在一起。
而我们中国，就是这样一个代表未来的国家。
所以在俄罗斯已经打响摧毁这个“旧世界”的第一炮之后，我们中国也要参与其中，跟随俄国的脚步，以最暴烈的方式将这场“革命”继续下去吗？
我们认为，中国当然必须接好从俄罗斯手中递过来的这根接力棒，但在具体操作上，中国完全有必要根据自身特点、优势与诉求进行具体判断。
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最大的货物贸易国、最大的消费市场和投资市场，拥有最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这是我们相对美西方的最大优势，因此我们必须学会超前思考和积极推进“后美国时代”的金融秩序建构。
比如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可以考虑推动建立一个平行的、锚在人民币与实物资产上的跨国金融体系，主动带领国际金融秩序走向多极化，让中国成为这轮全球新秩序架构的领头羊。
天下为公：中华民族被赋予担当人类一统、实现大同的神圣职责
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几千年前孔子的话为结语，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全世界唯有一个民族被世代培养着以天下为公的天国责任意识，这个民族就是中华民族。天下为公，是中华民族自盘古开天地以来就世代相传的美德，也是中国人自始祖开始就代代传承的天下责任担当。这既是个人修养之要，也是社会公德的最高原则，视天下一统之公共利益高于一切。它要求人们以天下为己任，崇尚集体主义、整体利益，其最高境界是在义与利相矛盾、相冲突的情况下，以义为重，先义后利、乃至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甚至杀身成仁的自我牺牲。实事求是地讲，上帝在圣经里所倡导的“爱神爱人”也是天下为公的体现，特别是天国的实现绝对需要天下为公精神来支撑。但遗憾的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在圣经公开传播的过程中，世界上迄今还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象中国这样自古代以来就把天下为公当作整个民族世世代代的最高道德标准追求。西方所提出的“公民意识”、“民族主义”、“国家意识”远不能与天下为公、以天下为己任如此崇高的境界相比，其个人自由、个人利益至上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追求更是与天国的天下为公背道而驰。西方人“经常挂在嘴上的价值观是‘自由、民主、人权’，其实，他们内心里最核心的价值观并不是这些。真正指导他们言行的、起决定作用的是个人主义。对他们来说，个人主义是至高无上的，自由、民主、人权之类，都是从个人主义派生出来的。”（詹得雄文《个人主义至高无上吗？》，光明网，2012年4月24日）
在中华文化里，为了人类有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盘古（实为上天的一个名字；也没有死，在道教里复活了）不惜牺牲自己，创造了天地万物。盘古为了人类幸福而自我牺牲，以实际行动为中华民族大公无私、天下为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使中国人自人类始祖起就受这种崇高精神的熏陶。儒家思想里所说养育天地万物的上天，实际上就是盘古（它只是个名而已）。圣经里，上帝也是为了人类的美好生活，才创造天地万物的，这同样体现了一种大公无私、天下为公的崇高精神；当人类犯错后，祂又实施救赎计划，满腔热情地全身投入到拯救人类的大爱活动中，这同样是天下为公的表现；最后，祂又为人类创造了新天新地，让祂的子民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这仍然是无私的。天国里一切都是“公”的（即上帝的），没有任何个人、单位私有财产，人人大公无私、互敬互爱。
在“公”与“私”的关系上，中华文化始终主张“公”至上原则，强调大公无私，反对自私自利。早在《尚书》、《春秋左传》等典籍中，就有这方面内容。《尚书.周官》提出：“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南宋蔡沈《集传》对“以公灭私”解释为：“以天下之公理，灭一己之私情。”这句话的意思是，以公心灭私情，民众才会心悦诚服。《春秋左传·僖公九年》：“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对公家有利的事情,只要知道了就没有不去做的,这就是忠。《春秋左传·昭公元年》：“临患不忘国，忠也。”在患难的时候不忘记国家,就是忠诚。孔子一贯主张“忠恕”，在《礼记.礼运》中明确提出“天下为公”主张，他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里的“大道”是指天之道，意思是在人类大同世界里，大道得以施行，天下是全体人所共有的，没有任何私有财产。进而，又提出圣人要“以天下为家（己任）”的思想：“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大意是，圣人把整个天下看成是一个家,把整个国家当成是一个人,也就是说，圣人把整个天下福祉作为自己的责任。孟子继承了孔子这一思想，他说：“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把天下人的快乐当作快乐，把天下人的忧愁当作忧愁，这样还不能够使天下归服，是没有过的。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教育家范仲淹（989－1052年），在此基础上，作《岳阳楼记》，提出了著名的、影响到每一个中国人价值意识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观点。孟子对伊尹进行评价，他说,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天下之重也。”（《孟子·万章下》）这里所说的“自任天下”，就是自觉担负起平治天下的责任，后来就被后人演化为有名的“以天下为己任”警句。荀子说：“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荀子·君道》）讲公道，为私人利益找门路的事就杜绝了；明公义，只顾私人利益的事就少了。这些关于社会道德理想的描述尽管各有侧重，具体内容也各有不同，但总体上都是与孔子“天下为公”的社会道德理想相一致的。而儒家的公私观正是与这一社会道德理想紧密联系的，也是这一社会道德理想的体现和反映。儒家始终坚持公共利益至上，以天下苍生为重，把国家、民族、天下的利益摆在首位，为祖国的前途、命运担忧分愁，为天底下的人民幸福出汗、流血，先公而后己。在处理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上，用儒家的话讲就是内圣外王之道。北宋哲学家张横渠的“四句教”很好地表达了从孔子到孟子历代儒家一直且一定肩负着的天下使命的含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以说，儒家肩负的使命不为一世，不为一时，而是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其内圣外王之道。”（颜炳罡文《中国儒学的现代转化》，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3年2月20日）
在儒家的价值理念中，“大公无私”不但是一种理想境界和道德要求，也是上天定的天地万物所遵循的根本法则。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又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孔子在这里明确指出，人间的大公无私来源于上天的无私，具有天然性和普遍性：天道本身就是最为公正无私的，人类社会是天道的一部分，人类之大公就包含于天道之内，因此，人类要效法上天之大公，并以此要求自己，也以此劝勉天下大众。孔子主张重义轻利，而所重之“义”实为公利，即国家、社会之“大利”；所轻之“利”即一己之利，亦即“私利”，凡不从公利出发而仅仅为自己考虑和打算便是私心、私利。如前所述，孔子还主张“泛爱众”，提倡“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等，这些都与其“天下为公”思想是一致的。孟子也倡导义、反对利，在两者不可兼得时应当舍私利而取公义。他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认为一个人应该坚定不移地捍卫“义“，不惜为之献出生命，绝不能丧失气节，背“义”而生。又说要以天下苍生为己任：“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中心意思是，仁人穷困时不失去仁义,显达时不违背道义，不让老百姓失望；得志时恩惠施于百姓，不得志时修养自身以显现于世；穷困时独善其身，显达时为天下做善事。荀子提出以义为荣的观点，他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在儒家看来，如果轻公义重私利，人们首先考虑的是个人的私利而不顾及道义，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因追逐私利而不断引起争斗，而人的私欲又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因此，要求人们舍弃自私自利之心，以仁义作行为选择的标准，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实现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
除了儒家外，其他学派也有大公无私方面的主张。例如，墨家说：“天下无小大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墨子·法仪》）“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勿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墨子·兼爱中》）“举公义，辟私怨。”（《墨子·尚贤上》）。道家提出“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法家指出“自环者为之私,背私为之公”(《韩非子·五蠹》)。这些观点都与儒家倡导的大公无私相同或者相似。至少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都是强调大公无私的。
“天下为公”美德代代相传，激励着千千万万中华儿女为了未来理想、美好的天下，公而忘私，奋勇拚搏。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王夫之在其《续通鉴论》中，以“天下为公”为武器，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提出“公天下”的主张，认为“天下非一家之私”。当时另一位启蒙思想家黄宗羲也主张“天下为公、君为客”，指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原君》）与王、黄齐名的思想家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天下兴亡，不是指一家一姓王朝的兴亡，而是关系到广大的中国人民生存和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关系到整个天下的安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把“天下为公”的道德理想转化成为个人的道德要求，激励着后代无数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盛衰兴亡大业而奋斗不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有为针对中华民族出现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提出了维新变法主张，在其所著《大同书》中，再次勾画出了一个“公天下”的理想社会：“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把孔子及其儒家“天下为公”的社会道德理想，作为其社会政治目标和政治理念的最终价值。他说：“在吾国数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孔子之理想世界，真能实现，然后不见可欲，则民不争，甲兵亦可以不用矣。”（《孙中山全集》第六卷[M]第36页，中华书局，1985年）孙中山平生最喜欢题写的内容，可能莫过于“天下为公”四个字了。据统计，在孙中山的题词中，“仅目前所辑得的有受主姓氏的”“天下为公”，就达32件，其中有赠冯玉祥的，有赠张学良的。（王春南《读史札记：读孙中山题词“天下为公）孙中山为实现“天下为公”而奋斗了一生，他一心为国家、为民众，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甚至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新时代，接过历史接力棒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是以全人类福祉为根本的历史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带领中华民族在“天下为公”的康庄大道上继续奋勇前进。
为什么世界上只有中华民族这么从古至今念念不忘“天下为公”，把它视为金科玉律、作为最高追求目标？这与中国人“固执”的天下观有着莫大的关系。中国先辈们很早就提出了天下观。“天下”在中国古籍里有时等同于地理上的中国版图，但更多的情况下，是超出中国地理版图之外、天所覆盖的整个天下，关于这一点，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等其他学派，都是非常明确的。战国时代邹衍，就想像中国只是天下八十一分之一。古代的中国人不是没有接触外国，他们还把中国周围的人称为“蛮夷”，他们知道中国所管辖的只是天下的一部分。不过，很奇怪的是，这种情况并没有改变中国人的天下观，从先秦到秦汉，中国人还是自居天下之中，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四边的蛮夷。公元前138—前126年，也就是汉武帝建元三年到元朔兰年，张骞奉命出使西域，历经千辛万苦回到汉帝国。以后，还有张骞通西南，班超、班勇父子开拓西域交通，甘英到达波斯湾等举动，并开拓丝绸之路把汉帝国与整个亚洲甚至欧、亚之间联系起来。那时，中国人对于世界了解的越来越多，与各国交往日益密切。到了唐代，中国与外界交往更多，连首都长安都住了10万“胡人”，像“昆仑奴”（即黑人奴隶）、“胡旋舞”（即外国的舞蹈音乐）、“胡服”（就是外国时装）都很流行了。至于元代帝国的疆域，更是辽阔，当时从阿拉伯来的札马鲁丁也制造过“地球仪”,并且画了经纬线，说明了地球是“三地七水”。到了明代初期永乐年间，郑和率船队下西洋，至少已经到了非洲的东岸，他实际经历的空间也远远超过了中国本土无数倍。人们知道的各国各种文明的情况也已经很多。明朝时期已经有世界地图《舆地山海全图》，中国在地图上只是很小一部分。但是，有趣的是，古代中国关于“天下”、“中国”、“四夷”的思想与想像，却始终没有变化。“不知道为什么，这并没有真正改变古代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天下观’。……中国人想像的‘天下’还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加上日益扩大的‘四夷’。但是这幅图像，只是中心明确，四边却很模糊，这是中国人的常识，”虽然中国以外的世界“远远比中国要大得多，但……中国人仍然觉得它们仿佛在文化上无声无息，所以没有觉得外面有个另外的‘世界’。……中国人始终相信自己是世界中心，汉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顶峰”。（葛兆光《古代中华文化讲义》第8-1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到了19世纪，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大门，中国人承认在科学技术上落后西方，但根深蒂固的天下观始终没有多大的实质性变化。即使到今天，中国人仍然坚信自己的天下观。“在地球变成一个村庄的今天，我们中国人心中的‘天下’已经扩展到了整个地球以至宇宙。这就是说，随着天文地理等知识的不断拓展，‘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推己及人’的大爱胸怀也相应地不断扩大。爱屋及乌，由对各国人民的关切友好，自然更增强了对自然环境、社会产业、经济发展等等方面的关怀。”（许嘉璐《探究‘王道’原旨 关怀世界当下》，凤凰网）
在圣经里，也充满了“大公无私”、“天下为公”美德要求。上天救赎，可以说就是一个用上天无私的“大爱”灭掉所有个人的“自私”、“私欲”，从而使人重新回到神的公义所主导的“大公”之中的过程。人只有舍弃自己的自私而拥有上天的大爱，顺从上天，才能得救，这是圣经从头到尾教导世人的。
中华文化和圣经文化都教导人们要天下为公，这是人类最终大团圆客观所必需的，不管现实中人们是否遵守这一最高道德要求。天下为公，“天下”概念已经超越了一国的政治意义，具有了更深刻的社会、文化涵义，这个“天下”从地理空间上讲肯定不只是中国一国，而是包括天下诸国。“天下”概念的范围，与圣经中讲的天国范围是吻合的。虽然大家都知道美好的大同世界离现实还比较远，但天下为公及从其延伸出来的以天下为己任等思想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成了历代中国每个仁人志士的雄心壮志，成为中华民族的座右铭，铭刻在人们的心灵深处。以天下为己任来培养人自觉善良的理念、习俗、行为，为大同世界中天下为公的实现准备条件。谁能解释清楚，为什么中国人只生活在自己的版图内，却自古以来代代从出生起就被培养着天下为公的责任意识？冥冥之中，中华民族、中国人承担了上天赋予的神圣使命--即承担统领大同世界的重大责任，所以，自古就世世代代培养中国人的天下为公责任意识，而中国人却“浑然不知”。这就是天命，没有人能左右。迄今为止的历史上，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民族、哪个国家自古以来就有这种强烈的天下为公的责任意识。中国，必将撑起天下一统的大同世界！
（愿人人亲近一切善知识，完善善根，早日修成无上菩提正果。）
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几千年前孔子的话为结语，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全世界唯有一个民族被世代培养着以天下为公的天国责任意识，这个民族就是中华民族。天下为公，是中华民族自盘古开天地以来就世代相传的美德，也是中国人自始祖开始就代代传承的天下责任担当。这既是个人修养之要，也是社会公德的最高原则，视天下一统之公共利益高于一切。它要求人们以天下为己任，崇尚集体主义、整体利益，其最高境界是在义与利相矛盾、相冲突的情况下，以义为重，先义后利、乃至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甚至杀身成仁的自我牺牲。实事求是地讲，上帝在圣经里所倡导的“爱神爱人”也是天下为公的体现，特别是天国的实现绝对需要天下为公精神来支撑。但遗憾的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在圣经公开传播的过程中，世界上迄今还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象中国这样自古代以来就把天下为公当作整个民族世世代代的最高道德标准追求。西方所提出的“公民意识”、“民族主义”、“国家意识”远不能与天下为公、以天下为己任如此崇高的境界相比，其个人自由、个人利益至上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追求更是与天国的天下为公背道而驰。西方人“经常挂在嘴上的价值观是‘自由、民主、人权’，其实，他们内心里最核心的价值观并不是这些。真正指导他们言行的、起决定作用的是个人主义。对他们来说，个人主义是至高无上的，自由、民主、人权之类，都是从个人主义派生出来的。”（詹得雄文《个人主义至高无上吗？》，光明网，2012年4月24日）
在中华文化里，为了人类有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盘古（实为上天的一个名字；也没有死，在道教里复活了）不惜牺牲自己，创造了天地万物。盘古为了人类幸福而自我牺牲，以实际行动为中华民族大公无私、天下为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使中国人自人类始祖起就受这种崇高精神的熏陶。儒家思想里所说养育天地万物的上天，实际上就是盘古（它只是个名而已）。圣经里，上帝也是为了人类的美好生活，才创造天地万物的，这同样体现了一种大公无私、天下为公的崇高精神；当人类犯错后，祂又实施救赎计划，满腔热情地全身投入到拯救人类的大爱活动中，这同样是天下为公的表现；最后，祂又为人类创造了新天新地，让祂的子民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这仍然是无私的。天国里一切都是“公”的（即上帝的），没有任何个人、单位私有财产，人人大公无私、互敬互爱。
在“公”与“私”的关系上，中华文化始终主张“公”至上原则，强调大公无私，反对自私自利。早在《尚书》、《春秋左传》等典籍中，就有这方面内容。《尚书.周官》提出：“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南宋蔡沈《集传》对“以公灭私”解释为：“以天下之公理，灭一己之私情。”这句话的意思是，以公心灭私情，民众才会心悦诚服。《春秋左传·僖公九年》：“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对公家有利的事情,只要知道了就没有不去做的,这就是忠。《春秋左传·昭公元年》：“临患不忘国，忠也。”在患难的时候不忘记国家,就是忠诚。孔子一贯主张“忠恕”，在《礼记.礼运》中明确提出“天下为公”主张，他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里的“大道”是指天之道，意思是在人类大同世界里，大道得以施行，天下是全体人所共有的，没有任何私有财产。进而，又提出圣人要“以天下为家（己任）”的思想：“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大意是，圣人把整个天下看成是一个家,把整个国家当成是一个人,也就是说，圣人把整个天下福祉作为自己的责任。孟子继承了孔子这一思想，他说：“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把天下人的快乐当作快乐，把天下人的忧愁当作忧愁，这样还不能够使天下归服，是没有过的。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教育家范仲淹（989－1052年），在此基础上，作《岳阳楼记》，提出了著名的、影响到每一个中国人价值意识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观点。孟子对伊尹进行评价，他说,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天下之重也。”（《孟子·万章下》）这里所说的“自任天下”，就是自觉担负起平治天下的责任，后来就被后人演化为有名的“以天下为己任”警句。荀子说：“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荀子·君道》）讲公道，为私人利益找门路的事就杜绝了；明公义，只顾私人利益的事就少了。这些关于社会道德理想的描述尽管各有侧重，具体内容也各有不同，但总体上都是与孔子“天下为公”的社会道德理想相一致的。而儒家的公私观正是与这一社会道德理想紧密联系的，也是这一社会道德理想的体现和反映。儒家始终坚持公共利益至上，以天下苍生为重，把国家、民族、天下的利益摆在首位，为祖国的前途、命运担忧分愁，为天底下的人民幸福出汗、流血，先公而后己。在处理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上，用儒家的话讲就是内圣外王之道。北宋哲学家张横渠的“四句教”很好地表达了从孔子到孟子历代儒家一直且一定肩负着的天下使命的含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以说，儒家肩负的使命不为一世，不为一时，而是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其内圣外王之道。”（颜炳罡文《中国儒学的现代转化》，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3年2月20日）
在儒家的价值理念中，“大公无私”不但是一种理想境界和道德要求，也是上天定的天地万物所遵循的根本法则。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又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孔子在这里明确指出，人间的大公无私来源于上天的无私，具有天然性和普遍性：天道本身就是最为公正无私的，人类社会是天道的一部分，人类之大公就包含于天道之内，因此，人类要效法上天之大公，并以此要求自己，也以此劝勉天下大众。孔子主张重义轻利，而所重之“义”实为公利，即国家、社会之“大利”；所轻之“利”即一己之利，亦即“私利”，凡不从公利出发而仅仅为自己考虑和打算便是私心、私利。如前所述，孔子还主张“泛爱众”，提倡“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等，这些都与其“天下为公”思想是一致的。孟子也倡导义、反对利，在两者不可兼得时应当舍私利而取公义。他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认为一个人应该坚定不移地捍卫“义“，不惜为之献出生命，绝不能丧失气节，背“义”而生。又说要以天下苍生为己任：“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中心意思是，仁人穷困时不失去仁义,显达时不违背道义，不让老百姓失望；得志时恩惠施于百姓，不得志时修养自身以显现于世；穷困时独善其身，显达时为天下做善事。荀子提出以义为荣的观点，他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在儒家看来，如果轻公义重私利，人们首先考虑的是个人的私利而不顾及道义，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因追逐私利而不断引起争斗，而人的私欲又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因此，要求人们舍弃自私自利之心，以仁义作行为选择的标准，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实现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
除了儒家外，其他学派也有大公无私方面的主张。例如，墨家说：“天下无小大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墨子·法仪》）“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勿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墨子·兼爱中》）“举公义，辟私怨。”（《墨子·尚贤上》）。道家提出“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法家指出“自环者为之私,背私为之公”(《韩非子·五蠹》)。这些观点都与儒家倡导的大公无私相同或者相似。至少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都是强调大公无私的。
“天下为公”美德代代相传，激励着千千万万中华儿女为了未来理想、美好的天下，公而忘私，奋勇拚搏。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王夫之在其《续通鉴论》中，以“天下为公”为武器，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提出“公天下”的主张，认为“天下非一家之私”。当时另一位启蒙思想家黄宗羲也主张“天下为公、君为客”，指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原君》）与王、黄齐名的思想家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天下兴亡，不是指一家一姓王朝的兴亡，而是关系到广大的中国人民生存和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关系到整个天下的安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把“天下为公”的道德理想转化成为个人的道德要求，激励着后代无数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盛衰兴亡大业而奋斗不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有为针对中华民族出现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提出了维新变法主张，在其所著《大同书》中，再次勾画出了一个“公天下”的理想社会：“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把孔子及其儒家“天下为公”的社会道德理想，作为其社会政治目标和政治理念的最终价值。他说：“在吾国数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孔子之理想世界，真能实现，然后不见可欲，则民不争，甲兵亦可以不用矣。”（《孙中山全集》第六卷[M]第36页，中华书局，1985年）孙中山平生最喜欢题写的内容，可能莫过于“天下为公”四个字了。据统计，在孙中山的题词中，“仅目前所辑得的有受主姓氏的”“天下为公”，就达32件，其中有赠冯玉祥的，有赠张学良的。（王春南《读史札记：读孙中山题词“天下为公）孙中山为实现“天下为公”而奋斗了一生，他一心为国家、为民众，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甚至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新时代，接过历史接力棒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是以全人类福祉为根本的历史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带领中华民族在“天下为公”的康庄大道上继续奋勇前进。
为什么世界上只有中华民族这么从古至今念念不忘“天下为公”，把它视为金科玉律、作为最高追求目标？这与中国人“固执”的天下观有着莫大的关系。中国先辈们很早就提出了天下观。“天下”在中国古籍里有时等同于地理上的中国版图，但更多的情况下，是超出中国地理版图之外、天所覆盖的整个天下，关于这一点，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等其他学派，都是非常明确的。战国时代邹衍，就想像中国只是天下八十一分之一。古代的中国人不是没有接触外国，他们还把中国周围的人称为“蛮夷”，他们知道中国所管辖的只是天下的一部分。不过，很奇怪的是，这种情况并没有改变中国人的天下观，从先秦到秦汉，中国人还是自居天下之中，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四边的蛮夷。公元前138—前126年，也就是汉武帝建元三年到元朔兰年，张骞奉命出使西域，历经千辛万苦回到汉帝国。以后，还有张骞通西南，班超、班勇父子开拓西域交通，甘英到达波斯湾等举动，并开拓丝绸之路把汉帝国与整个亚洲甚至欧、亚之间联系起来。那时，中国人对于世界了解的越来越多，与各国交往日益密切。到了唐代，中国与外界交往更多，连首都长安都住了10万“胡人”，像“昆仑奴”（即黑人奴隶）、“胡旋舞”（即外国的舞蹈音乐）、“胡服”（就是外国时装）都很流行了。至于元代帝国的疆域，更是辽阔，当时从阿拉伯来的札马鲁丁也制造过“地球仪”,并且画了经纬线，说明了地球是“三地七水”。到了明代初期永乐年间，郑和率船队下西洋，至少已经到了非洲的东岸，他实际经历的空间也远远超过了中国本土无数倍。人们知道的各国各种文明的情况也已经很多。明朝时期已经有世界地图《舆地山海全图》，中国在地图上只是很小一部分。但是，有趣的是，古代中国关于“天下”、“中国”、“四夷”的思想与想像，却始终没有变化。“不知道为什么，这并没有真正改变古代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天下观’。……中国人想像的‘天下’还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加上日益扩大的‘四夷’。但是这幅图像，只是中心明确，四边却很模糊，这是中国人的常识，”虽然中国以外的世界“远远比中国要大得多，但……中国人仍然觉得它们仿佛在文化上无声无息，所以没有觉得外面有个另外的‘世界’。……中国人始终相信自己是世界中心，汉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顶峰”。（葛兆光《古代中华文化讲义》第8-1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到了19世纪，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大门，中国人承认在科学技术上落后西方，但根深蒂固的天下观始终没有多大的实质性变化。即使到今天，中国人仍然坚信自己的天下观。“在地球变成一个村庄的今天，我们中国人心中的‘天下’已经扩展到了整个地球以至宇宙。这就是说，随着天文地理等知识的不断拓展，‘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推己及人’的大爱胸怀也相应地不断扩大。爱屋及乌，由对各国人民的关切友好，自然更增强了对自然环境、社会产业、经济发展等等方面的关怀。”（许嘉璐《探究‘王道’原旨 关怀世界当下》，凤凰网）
在圣经里，也充满了“大公无私”、“天下为公”美德要求。上天救赎，可以说就是一个用上天无私的“大爱”灭掉所有个人的“自私”、“私欲”，从而使人重新回到神的公义所主导的“大公”之中的过程。人只有舍弃自己的自私而拥有上天的大爱，顺从上天，才能得救，这是圣经从头到尾教导世人的。
中华文化和圣经文化都教导人们要天下为公，这是人类最终大团圆客观所必需的，不管现实中人们是否遵守这一最高道德要求。天下为公，“天下”概念已经超越了一国的政治意义，具有了更深刻的社会、文化涵义，这个“天下”从地理空间上讲肯定不只是中国一国，而是包括天下诸国。“天下”概念的范围，与圣经中讲的天国范围是吻合的。虽然大家都知道美好的大同世界离现实还比较远，但天下为公及从其延伸出来的以天下为己任等思想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成了历代中国每个仁人志士的雄心壮志，成为中华民族的座右铭，铭刻在人们的心灵深处。以天下为己任来培养人自觉善良的理念、习俗、行为，为大同世界中天下为公的实现准备条件。谁能解释清楚，为什么中国人只生活在自己的版图内，却自古以来代代从出生起就被培养着天下为公的责任意识？冥冥之中，中华民族、中国人承担了上天赋予的神圣使命--即承担统领大同世界的重大责任，所以，自古就世世代代培养中国人的天下为公责任意识，而中国人却“浑然不知”。这就是天命，没有人能左右。迄今为止的历史上，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民族、哪个国家自古以来就有这种强烈的天下为公的责任意识。中国，必将撑起天下一统的大同世界！
（愿人人亲近一切善知识，完善善根，早日修成无上菩提正果。）
@老座山雕 2022-05-20 11:58:53
很快，中国人口就会以一年1500万的速度开始消失，
一个人口萎缩的国家，对外国是没有吸引力的，只会对外国移民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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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没有任何作用， 反而会害你的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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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座山雕 2022-05-20 11:5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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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几百年，中国将一统天下，实现世界大同，这是本期人类的最终归宿， 不可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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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_144742448 2022-05-20 11:03:02
中日战争宣告西方文明、秩序的终结，接下来，世界把目光锁定日本
国关大侠客
2022-05-17 16:17
湖北
国际问题专家,CGTN专栏作者,博士,博士
关注
中日战争愈演愈烈，西方对日本的制裁也变本加厉，那这是否意味着，这场斗争的胜利最终必将属于西方？其实早在两个月前，若槻礼次郎在一次电视讲话中就已经把事情的残酷真相早早透露给了全世界：现在的时局，宣告了西方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主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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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为一个完整国家大概活不过本世纪，因为它成了妨碍中国发展最近的西方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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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关大侠客
2022-05-17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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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为一个完整国家大概活不过本世纪，因为它成了妨碍中国发展最近的西方绊脚石
儒家追求的大同世界与共产主义社会与一致，将在400年后实现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也正在改变全人类的命运。世界历史上唯一未中断历史的中华民族担负着神圣的职责：再过400多年，党将领导共产主义事业一统天下，在全世界建立统一的共产主义社会，使人类重归伊甸园美好状态，人类大团结的最终梦想将变成现实。那时，没有私欲，没有纷争与战争，没有贫穷，全人类和和睦睦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
孔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最终，天下各国、各民沿着不同的道路要走向同一个目的地，全人类大一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人类最终命运的问题上，孔子的大同世界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实际上是一回事，都是以全天下各国一统、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形态。
《礼记.礼运》记载，孔子对进入私有制后的人类社会分成两个阶段，把私有制社会（我国从禹帝开始）称为“小康”社会，小康之后则是“大同”社会，并且分别对两种社会的基本特征作了描述。孔子对大同社会的基本特征描述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上述所说的“大道”、“大同”都属于特殊概念：“大道”，政治上的最高理想，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或真理，即上天之道也；“大同”，是指儒家的理想社会，即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此段大意是：在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是全体人类所共有的，把有贤德、有才能的人推选出来给大家办事，人人讲求诚信，崇尚和睦。因此，人们不单单孝敬自己的父母，不单单爱护自己的子女，还要使老年人能安享晚年，使壮年人能为社会效力，使孩子健康成长，使老而无妻或者无夫的人、幼而无父的人、老而无子的人、残疾人都有人供养。男子有职业，女子有归宿（婚配）。人们憎恶把财货抛弃在地上的现象而要去收贮它，但不是为了独自享用，（而是为大家共同享用）；也憎恶那种在共同劳动中不肯力的行为，都愿意为公众之事竭尽全力，不为自己谋私利。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搞阴谋、盗窃财物和兴兵作乱，家家户户都不用关门了，这就叫做大同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社会的阶级划分和发展方向，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提出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自从创立了共产主义学说以来，共产主义照亮了进步人类争取解放的道路。全世界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已经进行了100多年的艰苦斗争。《反杜林论》明确说：“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取代国家组织的将是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在这些联合体中，人们自己管理自己。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一个劳动者自由联合的社会形态，人的自由得到全面发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共产党奋斗的终极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让全人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它最后庄严地宣告：“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在大同世界或者共产主义社会，国家不复存在，人们以天下为公，建立了以全天下全民所有制。这样的理想社会，不可能在在一国或者数国建立，而只能在全世界统一后才可能实现。从孔子和马克思的描述来看，大同世界、共产主义社会是相同的，共同特征主要是：（1）世界各国统一，没有地域限制；（2）全天下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一个以天下为公的社会（全天下全民所有制经济）；（3）人人平等，广施博爱，坚持公平、正义；（4）人人都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成圣），无私欲；（5）物质财富丰富，人们不愁吃不愁喝（按需分配）；（6）人们安定、和谐、团结；（7）无任何战争。
马克思在鸦片战争不久后曾经神奇地预言说，鸦片贸易改变了中国命运，将中国纳入西方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中，但当中国一旦掌握生产与交换的大部分时，将促使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崩溃。
在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上，从文献资料记载看，在财产私有制方面，中国与西方基本上完全不同的。西方国家从古希腊神话传说，就是私欲横行的，实行的就是个体财产私有制，无论是合法换取的还是偷抢来的，都属于个人私有财产。西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社会形态不仅很分明，而且都是普遍实行财产个体所有制，连土地都私有了。在1千多年中，西方实行政教合一，基督教教会控制了国家政权，拥有大量财富，包括土地财产。资本主义更是让个人私有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而，使得个人私欲更加恶性膨胀。西方列强对世界发动侵略、殖民战争，抢占了世界各国大量财富居为己有。整个西方史，完全是地地道道的私有制发展史，以至于西方宣称“私有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
反观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中国的社会形态始终变化不大，马克思所说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界限分明的社会特征在中国每个时期都不太明显，在财产私有方面，也很模糊，中国所谓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与原始社会差不多，只是把原始部落财产所有制扩展到天子（皇帝）财产所有。《 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中国财产所有制的真实写照。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实行过个体私有财产制度，土地都是“王”的，而“王”代表的是国家，是天下所有人。现在有人说土地为天子（皇帝）所有就是“私有制”，这是一种误解或者别有用心的说教。古代天子代表是的上天在掌控人间，实际上是国家全民的代表，财产归他所有实际上就是归全民所有，天子只是“全民”的代表象征罢了。退一万步讲，即使说天子所有也是私有制，那它也与财产归每个个体所有的私有制，有着本质的区别。
从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私有制来看，这与中华文化自盘古开天地就以“天下为公”、“大公无私”等有着高尚的道德追求，也是一致的。或者说，这种天下为公的思想决定着中国没有实行私有制。现在想一想，中国这种独特的文化和历史确实很神奇，单靠人力难以保持千万年不变，就是说，绝对是上天（即上帝）在背后操控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不允许中国实行代表罪恶的私有制。所以，中国历史上虽有朝代更替，但一直实行着“非私又非全公、以公为主”的私有制。从这点上也可看出蒋介石、民国灭亡的根源了，因为它要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完全的私有制，而这违背上帝意愿的。所以，共产党在中国胜利了，它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既顺应了时代潮流，又保持了中国财产所有制的连续性，直至大同世界建立，在全世界实行全天下全民所有制的崭新国度。这是上帝救赎人类的最终目的。
再结合专门预言中国自唐朝到大同世界建立的2000年历史的《推背图》推算，大同世界将在今后400年左右实现，那时，中国用新发展的中华文化统一人类并主导大同世界。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也正在改变全人类的命运。世界历史上唯一未中断历史的中华民族担负着神圣的职责：再过400多年，党将领导共产主义事业一统天下，在全世界建立统一的共产主义社会，使人类重归伊甸园美好状态，人类大团结的最终梦想将变成现实。那时，没有私欲，没有纷争与战争，没有贫穷，全人类和和睦睦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
孔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最终，天下各国、各民沿着不同的道路要走向同一个目的地，全人类大一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人类最终命运的问题上，孔子的大同世界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实际上是一回事，都是以全天下各国一统、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形态。
《礼记.礼运》记载，孔子对进入私有制后的人类社会分成两个阶段，把私有制社会（我国从禹帝开始）称为“小康”社会，小康之后则是“大同”社会，并且分别对两种社会的基本特征作了描述。孔子对大同社会的基本特征描述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上述所说的“大道”、“大同”都属于特殊概念：“大道”，政治上的最高理想，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或真理，即上天之道也；“大同”，是指儒家的理想社会，即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此段大意是：在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是全体人类所共有的，把有贤德、有才能的人推选出来给大家办事，人人讲求诚信，崇尚和睦。因此，人们不单单孝敬自己的父母，不单单爱护自己的子女，还要使老年人能安享晚年，使壮年人能为社会效力，使孩子健康成长，使老而无妻或者无夫的人、幼而无父的人、老而无子的人、残疾人都有人供养。男子有职业，女子有归宿（婚配）。人们憎恶把财货抛弃在地上的现象而要去收贮它，但不是为了独自享用，（而是为大家共同享用）；也憎恶那种在共同劳动中不肯力的行为，都愿意为公众之事竭尽全力，不为自己谋私利。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搞阴谋、盗窃财物和兴兵作乱，家家户户都不用关门了，这就叫做大同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社会的阶级划分和发展方向，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提出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自从创立了共产主义学说以来，共产主义照亮了进步人类争取解放的道路。全世界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已经进行了100多年的艰苦斗争。《反杜林论》明确说：“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取代国家组织的将是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在这些联合体中，人们自己管理自己。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一个劳动者自由联合的社会形态，人的自由得到全面发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共产党奋斗的终极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让全人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它最后庄严地宣告：“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在大同世界或者共产主义社会，国家不复存在，人们以天下为公，建立了以全天下全民所有制。这样的理想社会，不可能在在一国或者数国建立，而只能在全世界统一后才可能实现。从孔子和马克思的描述来看，大同世界、共产主义社会是相同的，共同特征主要是：（1）世界各国统一，没有地域限制；（2）全天下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一个以天下为公的社会（全天下全民所有制经济）；（3）人人平等，广施博爱，坚持公平、正义；（4）人人都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成圣），无私欲；（5）物质财富丰富，人们不愁吃不愁喝（按需分配）；（6）人们安定、和谐、团结；（7）无任何战争。
马克思在鸦片战争不久后曾经神奇地预言说，鸦片贸易改变了中国命运，将中国纳入西方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中，但当中国一旦掌握生产与交换的大部分时，将促使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崩溃。
在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上，从文献资料记载看，在财产私有制方面，中国与西方基本上完全不同的。西方国家从古希腊神话传说，就是私欲横行的，实行的就是个体财产私有制，无论是合法换取的还是偷抢来的，都属于个人私有财产。西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社会形态不仅很分明，而且都是普遍实行财产个体所有制，连土地都私有了。在1千多年中，西方实行政教合一，基督教教会控制了国家政权，拥有大量财富，包括土地财产。资本主义更是让个人私有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而，使得个人私欲更加恶性膨胀。西方列强对世界发动侵略、殖民战争，抢占了世界各国大量财富居为己有。整个西方史，完全是地地道道的私有制发展史，以至于西方宣称“私有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
反观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中国的社会形态始终变化不大，马克思所说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界限分明的社会特征在中国每个时期都不太明显，在财产私有方面，也很模糊，中国所谓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与原始社会差不多，只是把原始部落财产所有制扩展到天子（皇帝）财产所有。《 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中国财产所有制的真实写照。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实行过个体私有财产制度，土地都是“王”的，而“王”代表的是国家，是天下所有人。现在有人说土地为天子（皇帝）所有就是“私有制”，这是一种误解或者别有用心的说教。古代天子代表是的上天在掌控人间，实际上是国家全民的代表，财产归他所有实际上就是归全民所有，天子只是“全民”的代表象征罢了。退一万步讲，即使说天子所有也是私有制，那它也与财产归每个个体所有的私有制，有着本质的区别。
从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私有制来看，这与中华文化自盘古开天地就以“天下为公”、“大公无私”等有着高尚的道德追求，也是一致的。或者说，这种天下为公的思想决定着中国没有实行私有制。现在想一想，中国这种独特的文化和历史确实很神奇，单靠人力难以保持千万年不变，就是说，绝对是上天（即上帝）在背后操控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不允许中国实行代表罪恶的私有制。所以，中国历史上虽有朝代更替，但一直实行着“非私又非全公、以公为主”的私有制。从这点上也可看出蒋介石、民国灭亡的根源了，因为它要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完全的私有制，而这违背上帝意愿的。所以，共产党在中国胜利了，它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既顺应了时代潮流，又保持了中国财产所有制的连续性，直至大同世界建立，在全世界实行全天下全民所有制的崭新国度。这是上帝救赎人类的最终目的。
再结合专门预言中国自唐朝到大同世界建立的2000年历史的《推背图》推算，大同世界将在今后400年左右实现，那时，中国用新发展的中华文化统一人类并主导大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