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日记 写在封城两周年的纪念时刻
今天是武汉封城2周年的纪念日，真快，2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快得仿佛就像是昨天的事。
如果不是方舱联络指挥群里省妇幼的杨院长发帖，我已经忘记了今天又是1.23号。
“有时看一眼，就会泪流满面，
不是因为灯光太亮，而是因为城市无恙”
——献给所有曾经为武汉拼过命的人
杨院长如是说
岁月就像不断增厚的泥土，会逐渐埋葬一切，而人类从历史中得到的最大教训就是记不住任何历史的教训，武汉2020年经历的事就是2003年北京非典的重演，如果当时记住2003年非典的人多一些，那么我们会不会损失更小呢？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将把我的经历写下来，给后人一个警示。
祝愿我们的国家早日彻底摆脱疫情的阴霾，祝愿国民身体健康，祝愿武汉的明天越来越好!
如果不是方舱联络指挥群里省妇幼的杨院长发帖，我已经忘记了今天又是1.23号。
“有时看一眼，就会泪流满面，
不是因为灯光太亮，而是因为城市无恙”
——献给所有曾经为武汉拼过命的人
杨院长如是说
岁月就像不断增厚的泥土，会逐渐埋葬一切，而人类从历史中得到的最大教训就是记不住任何历史的教训，武汉2020年经历的事就是2003年北京非典的重演，如果当时记住2003年非典的人多一些，那么我们会不会损失更小呢？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将把我的经历写下来，给后人一个警示。
祝愿我们的国家早日彻底摆脱疫情的阴霾，祝愿国民身体健康，祝愿武汉的明天越来越好!
1.24号当天，我的电脑离奇地坏了，正好是过年的关口，没有地方修，对此我不得不冒出了阴谋论的想法，等我修好电脑，天涯又把我的文章设为不可评论，加上考试，突发的疫情，七七八八的事情，导致我迟迟没有时间和心情倾述。
1.24得知另一个消息，2022年1月23日下午，湖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依法补选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委员。马国强当选为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转载一篇知乎的文章
原创 依法评说 彬彬有法
马国强，男，57岁，河北定州人，一个仕途被蝙蝠打乱的“钢铁人”，一个大名被新冠病毒传遍华夏九州的地方官，于2020年情人节前一天卸任武汉市委书记，给我们留下一个口罩遮住半个脸的自责者形象。
马国强，是一个企业家出身的市委书记，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做了二十几年的钢铁人，不是宝钢人，就是武钢人。两年前，这个前途难以限量的“钢铁侠”，出任武汉市委书记，不到两年，就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戛然而止，留给我们“职务调整”四个字。
马国强的“职务调整”，保住了他的颜面。官方媒体的说法是“不再担任”武汉市委书记，如此而已。职务调整，不是责令辞职，不是引咎辞职，也不是被免职。这些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帽子，扣不到他的头上。问责的前提是失职。既然没有因为问责而离任，起码可以表明上级在他离任的时候没有工作失职的定性。职务调整，也不是撤职。撤职，是政务处分。没有因为撤职而离任，也可以说明在他离任的时候没有受过处分。他是要被写入武汉地方志的人物，“职务调整”四个字，对他真的很重要。
马国强的“职务调整”，在田间地头，在城市巷道，在老百姓那里，应该没什么面子。老百姓不懂咬文嚼字，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职务调整”的官方表述，他们只会根据朴素的理解，根据常理，口口相传，这个说“被撤了”，那个说“下台了”。不管官方措辞如何考究，在他们看来，这个武汉书记，防疫不力，干得不好，丢了乌纱帽。其实，早在马国强戴着口罩连线白岩松，在央视上说他内疚、愧疚、自责的时候，老百姓对他的离任原因已经定格了。
马国强的职务调整，在媒体人的评论中，叫“黯然离职”。马国强很可能知道有个叫胡锡进的人，环球时报的总编辑，写文章喜欢自称老胡。老胡手下的记者，在他离任前几天的一个夜晚，曝光了马国强治下的武汉，在“应收尽收，不漏一人”的冲锋号吹响当晚的一角乱象。记者的报道，不同于马国强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叙事，字字扣人心弦，揪人神经，引人泪目，中央赴湖北督导组为之震怒。老胡在马国强职务调整之后，公开发表文章，分享他的“思考”，为他遗憾。老胡说，马国强“最后留给公众的印象”，“是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对“出了严重问题的责任怯于担当”，“缺少勇气向湖北和武汉人民以及全国公众做一个郑重道歉，深深鞠一个愧疚的躬”。
马国强的职务调整，成就了一个记者的光荣。早在武汉封城的第二天，一位湖北日报的记者，公开喊了声“武汉换shuai”。现在，他真的被换了，有记者采访这位记者，他说：“记者要有社会良知和做人的底线，也要有文人的风骨，历史会记住，今天的每一个瞬间。”如果光荣与耻辱相伴而生，我好想问问马国强，看到这样的民间语文，你委屈吗？也许，他有他的委屈。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是死亡数倍于SARS的惨烈结果，至于完整的严谨的原因分析，我们还看不到。在一个对抗疫情的体系中，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的决策，很难摆脱上级、国家卫健委乃至于专家们的影响。
马国强的职务调整，对他本人来说，是不是悲伤，是不是委屈，是不是如释重负松了一口气，是不是像一个冲锋的战士突然缴了枪，我们一概不知。职务调整之后，会不会另有任用，今天也不得而知。不但未来不可知，之前的情况，我们同样所知甚少。他在这段举国关注的日子里，究竟做了什么，哪些对，哪些不对，哪些该赞扬，哪些该骂娘，你知道吗？你只能坐在电视机前看他，又能知道多少？他是什么时候得到疫情报告的？从接到报告，到封城，他是怎么决策的？从封城到离任，他是怎么做的怎么思考的？今天，我看到一家媒体，匆匆为他整理了一个大事记行程单，从封城到离任的21天，看得我莫名其妙，一笔糊涂账。
未来，国家监察委对李文亮医生所涉问题的全面调查，能否帮我我们厘清马国强责任的轻重有无，我们今天还难以预料。疫情过后，有没有一个完整的官方调查，帮我们了解真相，我们今天也无法预测。如果没有，我们期待马国强，在未来方便的时候，写个回忆录，告诉我们口罩遮不住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帮我们反思疫情防治之道、现代治理之道。如果回忆录能够涉及问责问题，就更好了，对我们的国家是一个贡献，未来的市委书记们看到这样的回忆录，也会感激的。问责法治化，是马国强职务调整提醒我们思考的问题。未来的城市领导者，在突发事件来临之时，也需要懂得，在法律责任之外，自己还要承担什么样的政治责任、道德责任、伦理责任？
原创 依法评说 彬彬有法
马国强，男，57岁，河北定州人，一个仕途被蝙蝠打乱的“钢铁人”，一个大名被新冠病毒传遍华夏九州的地方官，于2020年情人节前一天卸任武汉市委书记，给我们留下一个口罩遮住半个脸的自责者形象。
马国强，是一个企业家出身的市委书记，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做了二十几年的钢铁人，不是宝钢人，就是武钢人。两年前，这个前途难以限量的“钢铁侠”，出任武汉市委书记，不到两年，就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戛然而止，留给我们“职务调整”四个字。
马国强的“职务调整”，保住了他的颜面。官方媒体的说法是“不再担任”武汉市委书记，如此而已。职务调整，不是责令辞职，不是引咎辞职，也不是被免职。这些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帽子，扣不到他的头上。问责的前提是失职。既然没有因为问责而离任，起码可以表明上级在他离任的时候没有工作失职的定性。职务调整，也不是撤职。撤职，是政务处分。没有因为撤职而离任，也可以说明在他离任的时候没有受过处分。他是要被写入武汉地方志的人物，“职务调整”四个字，对他真的很重要。
马国强的“职务调整”，在田间地头，在城市巷道，在老百姓那里，应该没什么面子。老百姓不懂咬文嚼字，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职务调整”的官方表述，他们只会根据朴素的理解，根据常理，口口相传，这个说“被撤了”，那个说“下台了”。不管官方措辞如何考究，在他们看来，这个武汉书记，防疫不力，干得不好，丢了乌纱帽。其实，早在马国强戴着口罩连线白岩松，在央视上说他内疚、愧疚、自责的时候，老百姓对他的离任原因已经定格了。
马国强的职务调整，在媒体人的评论中，叫“黯然离职”。马国强很可能知道有个叫胡锡进的人，环球时报的总编辑，写文章喜欢自称老胡。老胡手下的记者，在他离任前几天的一个夜晚，曝光了马国强治下的武汉，在“应收尽收，不漏一人”的冲锋号吹响当晚的一角乱象。记者的报道，不同于马国强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叙事，字字扣人心弦，揪人神经，引人泪目，中央赴湖北督导组为之震怒。老胡在马国强职务调整之后，公开发表文章，分享他的“思考”，为他遗憾。老胡说，马国强“最后留给公众的印象”，“是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对“出了严重问题的责任怯于担当”，“缺少勇气向湖北和武汉人民以及全国公众做一个郑重道歉，深深鞠一个愧疚的躬”。
马国强的职务调整，成就了一个记者的光荣。早在武汉封城的第二天，一位湖北日报的记者，公开喊了声“武汉换shuai”。现在，他真的被换了，有记者采访这位记者，他说：“记者要有社会良知和做人的底线，也要有文人的风骨，历史会记住，今天的每一个瞬间。”如果光荣与耻辱相伴而生，我好想问问马国强，看到这样的民间语文，你委屈吗？也许，他有他的委屈。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是死亡数倍于SARS的惨烈结果，至于完整的严谨的原因分析，我们还看不到。在一个对抗疫情的体系中，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的决策，很难摆脱上级、国家卫健委乃至于专家们的影响。
马国强的职务调整，对他本人来说，是不是悲伤，是不是委屈，是不是如释重负松了一口气，是不是像一个冲锋的战士突然缴了枪，我们一概不知。职务调整之后，会不会另有任用，今天也不得而知。不但未来不可知，之前的情况，我们同样所知甚少。他在这段举国关注的日子里，究竟做了什么，哪些对，哪些不对，哪些该赞扬，哪些该骂娘，你知道吗？你只能坐在电视机前看他，又能知道多少？他是什么时候得到疫情报告的？从接到报告，到封城，他是怎么决策的？从封城到离任，他是怎么做的怎么思考的？今天，我看到一家媒体，匆匆为他整理了一个大事记行程单，从封城到离任的21天，看得我莫名其妙，一笔糊涂账。
未来，国家监察委对李文亮医生所涉问题的全面调查，能否帮我我们厘清马国强责任的轻重有无，我们今天还难以预料。疫情过后，有没有一个完整的官方调查，帮我们了解真相，我们今天也无法预测。如果没有，我们期待马国强，在未来方便的时候，写个回忆录，告诉我们口罩遮不住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帮我们反思疫情防治之道、现代治理之道。如果回忆录能够涉及问责问题，就更好了，对我们的国家是一个贡献，未来的市委书记们看到这样的回忆录，也会感激的。问责法治化，是马国强职务调整提醒我们思考的问题。未来的城市领导者，在突发事件来临之时，也需要懂得，在法律责任之外，自己还要承担什么样的政治责任、道德责任、伦理责任？
在我看来，武汉的疫情未必和蝙蝠有关，也许和候鸟或者冷链食品有关，但是武汉愚蠢的做了以下的宣传话，真是把屎盆子往武汉人民身上扣，不知道是哪个智商高达250的家伙干的，真想揪出来饱以老拳，见下图：
2018年9月12日，离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在武汉举行还有整整400天。当日上午，黄陂区在区职高运动场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迎军运志愿服务誓师大会，共吸引全区14支热心志愿服务队、约3000人参加。这是自武汉筹办军运会以来，黄陂区范围内开展的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最有影响力的一次迎军运活动，充分展示了木兰故里全力迎军运的浓厚氛围和良好的精神风貌。当时武汉市政府提出了“用400天盘活武汉一座城”的口号。
当时为了让国际友人满意做到了什么程度呢？举一个小例子，街道居委会要求我们每栋沿街可见的阳台把晾衣架全部拆掉，承诺“以后再帮我们统一安装”，理由是“在国外露天晒衣物是一种不文明行为”——我没理他们，信了他们的拆了晾衣架的最后都没给安，疫情来了就更加不管，这算不算缺乏公信力？损害单位公众形象？
不过话说回来当时那一两年武汉的治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所有的黄赌毒被一扫而空，连乱穿马路和随地吐痰都少见，街道前所未有的干净整洁；工地在开会之前全部停工三个月，我睡了三个月好觉（单位宿舍旁边就是工地，吵死了）；同时武汉各大监狱看守所都爆满，所有的“不安定因素”都被控制起来了，一间房关15个（猜猜我在哪里上班？），实在装不下就睡地上，当年韩国办汉城奥运会也是这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