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北宋崩溃那些事之第一卷：收复燕云始末》

题记：
任何一座大厦的轰然倒塌，都不是无迹可循的。从政和到靖康，从繁荣到崩溃，让我们沿着北宋这座历史大厦逐渐倾斜倒塌的轨迹，一路走来.........

一、 蜡丸密信
北宋政和五年，是公元1115年，在辽国是天庆五年，在西夏是雍宁二年。这年农历是乙未，属相为羊。北宋这一年有许多事值得一提，如：一、皇帝接班人问题已经没有了悬念，宋徽宗已正式明确由十六岁的长子赵桓担任太子；二、与西夏边境的战争问题仍没有结束，宦官统帅童贯指挥北宋军队再次与西夏开战，结果是一胜一负，打了个平手；三、这年科举考试中有两个年轻人脱颖而出，一个叫何栗，一个叫秦桧，他们一同进士及第，何栗是头名状元。这两人，后来对宋朝的历史命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年，北宋还发生了一件小事：一个辽国官员，给宋朝边防长官写来了一封密信。这封密信，与北宋后来的历史命运具有一定的关联。
密信内容与当时辽国国内形势有关。公元1115年正月，在辽国东北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名叫完颜阿骨打的女真人部族首领，在一个名叫会宁（今黑龙江哈尔滨阿城）的地方，集结了一群女真人揭竿而起，公开向辽国政权与辽国皇帝---天祚帝挑战。他们的目的是，摆脱契丹人的统治与压迫，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的国家。从此，女真人登上了中国历史政治的大舞台，中国历史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的政治格局与走向，将发生深刻巨变。
然而，辽国统治者们一开始，对女真人造反并不很重视。他们以为，这帮生活在偏远山区的女真人，就是一帮只会打猎吃肉的山野之人，成不了什么大气候，很容易就会将他们扑灭。
在收到这封密信之前，北宋朝廷对发生在辽国女真人造反一事并不知情，但对女真人多少还是有些了解的。宋太祖时期，女真人曾跨越渤海来到东京进贡名马。宋太宗时期，女真人继续进贡马匹。后来，因为辽军封锁海岸线，切断了女真人的朝贡之路。女真人请求宋朝出兵攻破辽国封锁线，但遭到宋太宗拒绝，这引起了女真人的不满，不再朝贡。宋真宗时期，女真人恢复朝贡，通常与高丽使者一同来东京。到了宋仁宗时期，女真人迫于辽国的压力，断绝了与宋朝的关系，不再朝贡。
古人通常用蜡丸来传递机密文书。最先收到蜡丸密信的，是北宋雄州白沟驿站，驿站随即派人将蜡丸送到雄州（今河北雄县）州衙，交给知州和诜。具体时间是，政和五年即1115年阴历三月初五。

雄州原名瓦桥关，本是唐代为防御契丹而建造的一座关隘，也称火帝阁，位于城西南。其建筑形状类似于一座大门洞，横跨于街心，南面墙上嵌有“雄关”两个大字。门洞上面建有庙宇，供百姓祭奠所用。祭奠文昌帝君朝南拜，祭奠火神则朝北拜。瓦桥关曾随燕云十六州一起，被辽国占领。后周显德六年（956），后周世宗柴荣亲率大军伐辽，兵不血刃收复瓦桥关，随即改名为雄州。雄者，巍然勇猛也，大概柴荣是想以此彰显武功威慑辽国吧。
北宋时期，雄州已成为一座北方边防重镇，宋辽两国界河白沟河就在城北三十里处。一百多年前，宋辽两国曾爆发过一场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雄州就处于交兵争战的焦点。北宋著名将领杨六郎曾在这里守关十六年。为巩固边防，他率领军民创造性地修筑了地下战道。这些战道始于雄州城，经大台、祁岗，向东北延伸至霸州、文安、永清一带，长达六十五公里左右。战道内设有“引马洞”、“藏兵洞”、“议事厅”、“料敌洞”、“迷魂洞”等军事设施，皆用青砖砌铸，非常坚固，堪称一道“地下长城”。北宋景德元年（1004），两国签订澶渊之盟，结束战争，和平相处。从此，两国成了友好邻邦，每年互派大批使臣访问交流。这些使臣一般都从雄州过界，有时还要在白沟河岸举行一些迎来送往的仪式。过白沟河后，宋使北上先去燕京，然后再去辽国首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林东镇）。辽使则一路南下，直奔宋朝首都东京汴梁。两国在白沟河岸都设有专门驿站，负责经办出入境手续等事宜。
白沟镇就是沿着白沟河岸发展起来的，是两国重要的通商口岸与贸易榷场。宋人用茶、盐、布匹、粮食、药材、瓷器、丝织品等，换取辽人的羊、马、骆驼等牲畜，以及刀具、马具、皮具等产品。边境贸易一片红火，百姓受惠，安居乐业。按照澶渊盟约以及后来的补充约定，宋朝每年给辽国的五十万两匹银绢，即所谓岁币，也在白沟进行交割。
宋朝实行文官治国，派往全国各地的地方官员基本上都是文官，其目的是，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并危害中央政权的藩镇割据问题。然而，雄州是个例外。雄州历任知州皆由武官担任，这已成为惯例沿袭下来。雄州的国防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和诜知州也是一名武官，出身于军人世家，他父亲叫和斌，是著名将领，曾跟随大将狄青南征做先锋，英勇善战，凯旋回朝后受到了宋仁宗的亲切接见。宋神宗时，安南（今越南）入侵，和斌受命率步骑三千出战，大败敌军。和斌长期在广西戍边，晚年回到东京担任侍卫亲军步军司都虞侯，相当于京城卫戍区陆军参谋长。
和诜属于官二代，年轻时在他爹庇荫下参军入伍，最初在河北地方军队任职。他喜欢钻研兵器制造，曾研制出一种轻便弓弩，叫做制胜强远弓，又称凤凰弓。那是一种脚踏弓弩，据说能破坚于三百步之外。他把弓弩呈给宋哲宗，宋哲宗很高兴，下令制造推广，和诜以此出名。宋徽宗继位后，和诜继续在军中任职，历任右武大夫、威州刺史等武官职务，大约在两年前调来雄州担任知州。

这封蜡丸密信的原文是这样写的：
“天庆五年三月四日，辽国光禄卿李良嗣，谨对天斋沐裁书，拜上安抚大师足下：
良嗣族本汉人，素居燕京霍阴。自远祖以来，悉登仕路。虽披裘食禄不绝如线，然未尝少忘尧风。欲褫左衽，而莫遂其志。
比者，国君嗣位以来，排斥忠良，引用群小，女真侵陵，官兵奔北，盗贼蜂起，攻陷州县，边报日闻，民罹涂炭，宗社倾危，指日可待。迩又天祚下诏，亲征女真，军民闻之，无不惶骇，揣其军情，无有斗志。良嗣虽愚赣无知，度其事势，辽国必亡。
良嗣日夜筹思，偷生无地。因省《易系》有云：“见机而作，不俟终日。”《语》不云乎：“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良嗣久服先王之教，敢佩斯言，欲举家贪生，南归圣域，得复汉家衣裳，以酬素志。伏望察良嗣忱诚不妄，悯恤辙鱼，代奏朝廷，速俾向化。傥蒙睿旨，允其愚恳，预叱会期，俯伏前去，不胜万幸。”

密信虽然交给了雄州知州和诜，但从密信的称谓看，很显然并不是写给雄州知州的，而是写给安抚使的。
安抚使是北宋路一级主管军事的官员。路是由道转化而来的。北宋立国之初，因袭唐制，将全国分为十三个道。至道三年（997），宋太宗进行行政区划改革，将全国划分为十五个路。宋神宗时，将全国划分为二十三个路。崇宁四年（1105），宋徽宗又将京都开封府划分为京畿路，全国合称二十四路。
鉴于唐朝集一道之权于节度使一身，从而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宋朝在路一级进行分权，每个路设置了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和安抚司四个常设机构，并对事权进行明确分割。转运司长官叫转运使，主管财政；提点刑狱司长官叫提点刑狱公事，主管司法；提举常平司长官叫提举常平官，主管平仓与贷放钱谷等事；安抚司长官叫安抚使，主管军事。路的这四个司，又简称为漕司、宪司、仓监司与帅司。对路的这种划分法，是行政区划分法，也称按“宪司”分路。按这种分法，河北地区分为河北东路和河北西路。
路还有另一种划分法，即按军事防区划分，也称按“帅司”分路。按这种分法，河北地区设有四个安抚使路，即四个军区：一是大名府路，治所在在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二是高阳关路，治所在河间府（今河北河间）；三是真定府路，治所在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四是中山府路，治所在安喜（今河北定州）。这种安抚使，一般由各路首州的知州兼任，“掌管一路兵民之事”。
雄州，按行政区属于河北东路，按军区属于高阳关路。按道理，和诜应该将信交给高阳关路安抚使或者河北东路安抚使，但他没这样做，而是直送东京，上报朝廷。两天后，这封密信呈到皇宫，摆在了宋徽宗的御案上。

二、宋徽宗与其后妃
北宋皇宫称作大内或宫城，位于东京汴梁城中心稍偏西北。这个地方最早是唐代宣武节度使官府，五代后梁时修建成皇宫。北宋初年，宋太祖将皇宫往东北角拓宽了一点，由原来五里周长扩建为七里周长。宫内有大小建筑四十余座，各有其不同用途。
皇宫从南往北分为三个区，南区有中书省、枢密院、都堂、门下省、修国史院等中央机构，是朝廷办公区；中区有大庆殿、文德殿、紫宸殿、垂拱殿、崇政殿、集英殿、保和殿、睿思殿等各种宫殿，是皇帝办公区；北区属于后宫，是皇帝与皇后妃嫔们的生活区。
皇宫南门是正门，称作宣德楼。正门前是个广场，是京城中心，每年举办元宵灯会时这里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正门旁边有两个边门，东边的叫左掖门，西边的叫右掖门，百官入朝，一律走右掖门。皇宫东门叫东华门，西门叫西华门，北门叫拱辰门。
拱辰门外边，原来是一个比较空旷的后花园，供皇帝和后妃休闲所用。两年前，宰相蔡京觉得后宫过于狭窄，建议向北扩展一下。于是，在拱辰门外的后花园里增修了一些园林建筑，重新设计了一些景区，形成了一处相对独立的的后宫区，起名叫延福宫。名字虽然也叫宫，但并不是皇帝办公场所，仍然是后花园。园内花树繁茂，风景优美，环境安静，宋徽宗很喜欢这片建筑园林。
宋徽宗名叫赵佶，徽宗是其庙号。据《宋史.徽宗本纪》记载，绍兴五年（1135）四月二十一日，赵佶在金国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县）逝世，终年五十四岁。但直到绍兴七年，徽宗逝世的消息才传到南宋。这年九月初五，朝廷遥上谥号为圣文仁德显孝皇帝，庙号徽宗。宋徽宗生于元丰五年（1082）农历五月初五，是宋神宗第十一子，宋哲宗之弟。
关于宋徽宗的生母，只知其姓陈，不知其名字，是开封人。一开始，她只是宫里的一名才人，因“颍悟庄重”，被选入宋神宗寝宫作御侍，后来得到临幸。生下赵佶后，由才人晋升为美人。
北宋后宫妃嫔等级很多，除了皇后外，其他有品级的嫔妃分为二十四等，最高等的叫贵妃，最低等的叫才人，美人是第二十三等级。
元丰八年（1085）正月，满怀雄心壮志的宋神宗，得知对西夏战事前线又获惨败，精神受到沉重打击，一病不起。同年三月，三十八岁的宋神宗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别了人世。
陈美人很悲伤，日夜守护在宋神宗陵殿里，半步不离。她“思顾旧恩，毁瘠骨立”。身边的人给她喂食粥药，她挥手推开，说：“得早侍先帝，愿足矣！”
不久，陈美人如愿以偿，年仅三十二岁。这一年，赵佶才三岁。
十五年之后，赵佶继位，成为宋朝第八位皇帝。继位的第二年，即建中靖国元年（1101），宋徽宗下诏，追封自己生母陈美人为皇太后，上谥号钦慈。对于这样的荣耀，陈美人生前恐怕是连做梦都不会梦到。
三岁的赵佶，是被另一个女人抚养成人的，这个女人就是宋神宗皇后向氏。向氏不曾生育，所以对年幼的赵佶格外关爱。赵佶从小就很懂事，聪明好学，兴趣广泛，又友善仁孝，很小就表现出超群的书法绘画天赋，还喜欢骑马、射箭、蹴鞠等各种运动项目。其优秀表现，深得向氏赞赏。
向氏是河内人（今河南沁阳），出身名门，是宋真宗朝代著名宰相向敏中的曾孙女，嫁给宋神宗后，夫妻感情一直很好。她正直贤淑，在朝野上下，在市民百姓中，都有很高的威望。
宋神宗共有十四个儿子，但从第一到第五，还有第七第八第十，这八个都先后夭折。宋神宗去世后，排行第六的赵煦继位，即宋哲宗。
赵煦继位时年仅九岁，由奶奶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元佑八年（1093）高太皇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这年他才十七岁。不幸的是，元符三年（1100）正月，亲政仅仅七年的宋哲宗忽患重病，医治无效，英年早逝。
宋哲宗猝然驾崩，对于皇位继承人问题没留下任何遗言，他也没有子嗣，所以，皇位继承人只能在他的五个弟弟中选择。这五人中，年龄最大的是九弟申王赵佖，可他眼睛有毛病。十一弟端王赵佶，年龄排在第二位。然后依次是十二弟莘王赵俣，十三弟简王赵似，十四弟睦王赵偲。其中，赵俣与赵偲一母同胞，母亲是林贤妃。赵似与宋哲宗一母同胞，母亲是朱太妃。。
国不可一日无君。向太后紧急召集宰辅大臣开会商量，决定继位人选。参加会议的大臣有四名，即宰相章惇、枢密使曾布、尚书左丞蔡卞和中书侍郎许将。
向太后流着泪，说：“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没有儿子。天下出现这样的变故，应早做决定。”
宰相章惇首先明确表态：“按照礼律，应该立同母弟简王。”
向太后也表明了立场：“神宗皇帝诸子，申王年龄虽长，因有目疾，不能立。其次即端王，端王当立。”
章惇反驳道：“如果按照年龄，申王年长，应该继位。但按照礼制，同母之弟简王应该继位。”
听了这话，向太后脸色一沉，语气严厉地说：“俱是神宗之子，岂容如此分别？按年龄，端王其次，应当继位！”
很明显，向太后与章惇宰相在皇位继承人选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展开了激烈斗争。
章惇是位老臣，这年已六十五岁，参与过王安石变法，属于改革派新党人物。自元祐八年（1093）担任宰相以来，极力恢复新法，清算旧党，向西拓边，其军政外交政策以及本人个性都十分强硬。
在这个关键时刻，枢密使曾布开始站队了，他厉声说道：“皇太后圣谕极允当。章惇并不曾与众人商量，所发议论令人惊骇，不知居心何在！”
尚书左丞蔡卞也支持向太后，说：“皇太后为宗庙社稷大计诚是，当依圣旨。”
中书侍郎许将也紧跟着赞成：“合依圣旨。”
向太后脸色这才有些和悦，解释说：“神宗尝有圣语云：端王有福寿，又仁孝，不同诸王。”
章惇还是不死心，建议道：“且召五王来看看。”
蔡卞当即否定：“太后圣旨已定，更有何拟议？”
章惇轻轻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后来经常被人引用的话：“端王轻佻，不可以君临天下！”
曾布厉声批驳道：“章惇，不要自以为是！且听皇太后安排！” 此时，诸亲王都已入宫，待在皇宫东华门内等候消息。不久，消息传来：端王继位。于是，十八岁的端王赵佶，在福宁殿宋哲宗灵前正式继位。
很显然，赵佶能够继位，是向太后与章惇公开斗争的结果，也是向太后与朱太妃暗中较量的结果，同时也是几个大臣之间勾心斗角的结果。
对于这一切，聪明的宋徽宗心里当然很有数。所以继位后，他赶紧去泣拜向太后，请求向太后垂帘听政。
向太后推辞了一番，但最终还是答应助宋徽宗一臂之力。然而，向太后不是恋权之人，仅听政半年，便还政于宋徽宗。又过了半年，向太后便因病去世，享年五十六岁。

从宋徽宗独立执政，到政和五年这十五年间，已使用了四个年号。这些年号，反映出了宋徽宗的治国理念和当时的政局形势。他使用的第一个年号叫“建中靖国”。“建中靖国”的意思是建立中正之道，使国家安定。他想以此表明，自己的治国理念是平息党争，共谋发展。但仅仅一年后，他便改年号为“崇宁”。“崇宁”的意思是崇奉熙宁新法。熙宁新法即王安石新法。在此期间，宋徽宗任用蔡京为宰相，积极推行变法改革，支持新党，打压旧党，这个年号用了五年。第三个年号叫“大观”，取自《易经》：“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意思是用中正的态度，来看待并治理国家，意在纠正崇宁期间的一些错误做法，这个年号使用了四年。第四个年号叫“政和”，从1111年开始使用，取自《尚书》：“庶政惟和，万国咸宁”。此时，北宋社会经济比较富足，人们安居乐业，可谓天下太平，政通人和。
宋徽宗现任皇后姓郑，开封人，生于普通官宦家庭，这年三十七岁，比宋徽宗大三岁，她并不是宋徽宗的原配夫人。郑氏十二岁入宫，在向太后身边当侍女，儒雅秀丽，聪慧端庄，很得向太后喜欢，后来晋升为钦圣殿押班。钦圣殿就是向太后居住的宫殿。钦圣宪肃皇后，是向皇后的谥号。那时候，端王赵佶每次下朝，都要来到向太后居住的慈德宫进行叩拜。向太后总是令侍女郑氏和王氏两人陪侍赵佶。赵佶继位后，向太后便将郑氏和王氏一并赐给他作了嫔妃。
宋徽宗原配夫人姓王，是太子赵桓的生母。王氏也是开封人，也出生于普通官宦家庭。王氏比郑氏小五岁，十六岁时嫁给赵佶。赵佶继位后，册立她为皇后，同年四月生下皇子赵桓。崇宁二年（1103）又生一女赵金奴。王皇后姿色一般，不善言辞，也不会取悦于人，生活落寞孤单。后来，有个宦官举报她行为不检点。宋徽宗很生气，令刑部进行调查，可查来查去并不属实，是那个宦官的诬陷。宋徽宗知道王皇后受了一些委屈，于是对她也萌生了一些爱怜之心。但这件事对王皇后精神打击太大，她变得更加郁郁寡欢。大观二年（1108）九月，她在孤独与抑郁中去世，年仅二十五岁。
三年后，即政和元年（1111），郑氏被册封为皇后。
郑皇后为人低调，生活节俭。据说，在制作皇后冠服时，她叮嘱有关人员道：“现在朝廷财力不足，不要制作新的了，就用我原来那件贵妃服改制一下即可。”
宋徽宗对郑皇后很了解，对她的评价是：“柔明婉淑，谦慎持身”。宋徽宗虽然很尊重郑皇后，但早在十年前就不再宠她了，那时最受宠的是出身寒微的刘贵妃。前年，刘贵妃因病去世了。接下来受宠的一个女孩也姓刘，出身也很寒微，父亲是个酒保。她现年二十五六岁，已晋升为婕妤。刘婕妤年龄虽然不大，可在宫中生活的时间却不算短。她十岁选美入宫，给崇恩宫刘太后即宋哲宗皇后当侍女。刘太后去世后，身边侍女都被放出宫去，可以回家了。但她不愿回家，因为她那个家太寒酸，她希望找到机会重新回宫。后来，经内侍总管杨戬推荐，她如愿以偿来到宋徽宗身边。她年轻漂亮，工于心计，甜言蜜语，眉目传情，很受宋徽宗喜爱。现在，她几乎夜夜陪在宋徽宗身旁。
这天，宋徽宗在看了李良嗣的蜡丸密信后，对于是否准其入境，拿不定主意。因为宋辽两国早就有约定：互相不得收留叛臣。
类似事件，在宋仁宗朝代曾经发生过一次。庆历四年（1044）秋，有个辽国驸马，名叫刘三嘏，偷偷跑到河北广信军（今河北徐水西）寻求庇护。刘三嘏也是汉人，他在写给宋朝皇帝的信中说，自己是为燕云百姓重返中原而来，请大宋发兵，进攻辽国，收复燕云失地，燕京民众一定会夹道欢迎。
宋仁宗阅信后，立即召集大臣开会商议。有的大臣建议接纳，理由是，通过刘三嘏，或许可以了解辽国上层的一些秘密。但是，枢密使杜衍坚决反对，他说：“我们大宋一向信守承诺，如果接纳叛臣，那我们便理亏。况且，此人乃辽国驸马，这样的人，我们怎能与之商讨国家大事？不如将其送回。”
宋仁宗采纳了杜衍的建议，令广信军守臣将刘三嘏遣送回辽国。
这次，宋徽宗没像宋仁宗那样，召集大臣开会商议，而是派内侍将李良嗣密信送到太师府，请蔡京太师与童贯太尉共议。

三、蔡京（1）
太师府座落在东京汴梁城的外城西北方向，靠近内城西门阊阖门。东京城是一座有一百五十万人口的大都市，城区由三重城垣即皇城、内城和外城构成。最里面是皇城，皇城外面是内城，内城城墙周长二十多里，有十个城门和两个水门。外城在内城的外边，外城城墙周长五十多里，高四丈，宽五丈九尺，有十二个城门。
太师府内建筑很有特色，雕梁画栋，秀丽典雅，迎面矗立着一座迎宾楼台，四丈九尺高，正中匾额题写着“鸣銮堂”三个大字，是宋徽宗用“瘦金体”御笔亲书。府内有两处名胜，一个叫南园，一个叫西湖。
住在太师府里的人物便是蔡京。但这座宅院，并不是蔡京自己花钱建造或者购买来的，而是宋徽宗在三年前，即政和二年（1112）春天御赐给他的。宋徽宗为什么要赐给蔡京这么一座豪宅？这是有深刻政治原因的。
太师府后边有个小花园，紧靠一条河，叫金水河。金水河是东京城四大河流之一，但这条河并不是天然河，是宋太祖时开凿的一条人工河。东京城原来就有汴河、蔡河、五丈河三条河穿城而过，水系发达，为什么还要开凿一条人工河呢？最初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将清水引入皇宫，保证皇宫内廷池苑有充足用水。金水河水质清澈甘甜，后来也逐渐成为东京城居民的生活用水来源。
金水河从城西北方向的咸丰水门入城，进入内城蜿蜒而行，从天波门流入皇城后苑，曲曲折折绕过太庙，然后再经过御街而东行，流入内城东护城河。金水河流经皇宫内廷这一段，称作景龙江或龙德江，天波门以西河段称作天波溪。
宋徽宗多次来到太师府，有时乘轿子来，有时坐船来。坐船来最方便，沿着景龙江、天波溪逆流西行，不久便可抵达。
太师府南边还有一条河，叫汴河。这是东京城内最大的河流，河面宽阔，水流充足，是东京城一条重要的运输通道。河上每天都有船只来往穿梭，大多是运输货物的商船，也有装饰华丽的游船。汴河像一条蓝色飘带穿城而过，沿河景色秀美，两岸错落着许多歌榭楼台，风格各异，特色鲜明。汴河上建有十几座桥，太师府南边这座桥，就叫太师府桥。这桥很有名，京城内妇孺皆知。
太师，是古代西周时所置官职，专门授予辅弼国君之臣。后来，多被皇帝用作大官加衔，以示恩宠。无论是辅弼，还是恩宠，太师这个称谓，用在目前的蔡京身上最合适不过。
政和五年（1115），蔡京已六十九岁。从熙宁三年（1070）考中进士步入仕途算起，他已在北宋宦海中沉浮了四十五年之久，历经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三朝皇帝。他受过赏识，也受过打击和排挤。现在，无论是权势还是待遇，都已达到了人生的顶峰。
宋徽宗自继位以来，这十五年间，所实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大多数都是蔡京参与制定的。宋徽宗在元符三年（1100）正月继位，蔡京在崇宁元年（1102）七月出任宰相。崇宁五年（1106）蔡京曾一度下台，但仅仅十个月之后又复职。大观三年（1109）致仕即退休，三年后，政和二年（1112）又落致仕即解除退休，重新上台主政。
蔡京在其执政期间，社会声誉一直是比较不错的，被称为“太平宰相”，只是到了靖康年间，名誉才彻底变坏了。那时，他已成了宋徽宗政治失败的替罪羊。那时，太学生领袖陈东伏阙上书，强烈呼吁宋钦宗诛灭“六贼”，为国除害，名列“六贼”之首的便是蔡京。明代小说《水浒传》，更是将蔡京等北宋大臣弄得面目全非。元朝人主编的《宋史》，这样评价蔡京：“天资凶谲，舞智御人。”
其实，对蔡京不应该先入为主，对其所作所为，应该进行历史的客观的评价。
蔡京是福建兴化军（今莆田市）仙游人，字元长，庆历七年（1047）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父亲蔡凖是景佑元年（1034）进士，曾任屯田郎中、秘书丞、嘉兴知县等职。蔡氏家族很重视教育和科举，出过不少进士，在当地很有名望。
蔡京自幼聪颖好学，胸怀大志，精力充沛，思维活跃，喜欢排场，善于交际，锋芒毕露，敢于决断，不怕得罪人。他相貌儒雅，举止潇洒，学识渊博，气质卓越。他与弟弟蔡卞在东京太学读书时，便以博学多才，蜚声于校内外。熙宁三年（1070），蔡京与蔡卞同登进士第，一时传为佳话。
熙宁年间，正是王安石变法风起云涌之时。蔡京先后担任钱塘县尉和舒州(今安庆)团练推官，在这两个基层岗位上，他工作了六年。熙宁九年（1076），大臣熊本向朝廷推荐蔡京，说他“学行纯茂，练习新法”。于是，蔡京被调入中央工作，这年他虚岁三十。
熊本是庆历六年（1046）进士，因支持变法，得到王安石的重用。他文武兼备，曾两次受命前去西南地区平定少数民族叛乱，取得很好成效，官至吏部侍郎，相当于中组部副部长。但是，从熊本个人经历看，与蔡京似乎并无交集。他推荐蔡京，大概只是走个组织程序而已。真正看中蔡京并决定将其调入中央工作的，应该是王安石。
年轻的蔡京能够进入王安石视野，调入朝廷工作，应该与其弟蔡卞有很大的关系。蔡卞也很有才华，早在治平二年（1065），他就拜王安石为师，后来又娶了王安石次女为妻，成了王安石的女婿。
王安石很欣赏蔡京与蔡卞的才华。熙宁九年（1076）春天的一天，王安石很苦恼地对女婿蔡卞说：“天下没有可用之才啊，这可怎么办？不知将来谁能继我，而执掌国柄？”
王安石屈指数了数，认为有四个人或许能继承自己的学说，辅佐皇帝走变法之路。这四个人是：自己的儿子王雱和女婿蔡卞，吕惠卿和蔡京。
可是，王雱在这年七月突然患病去世，这对王安石打击很大。这年十月，王安石辞去了宰相职务。
吕惠卿曾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助手，但后来与王安石发生了分裂，分道扬镳。
这四人中，只有蔡京与蔡卞兄弟俩，始终坚持王安石的变法学说，没辜负王安石厚望。尤其是蔡京，在崇宁年间担任宰相后，在宋徽宗支持下，结合当时实际情况，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大刀阔斧地实施了一系列变法改革措施。
蔡京调到中央后，最初在吏部担任权流内铨主薄。流内铨属于中央人事管理部门，直接向皇帝负责，主要考核和铨选八、九品幕职、州、县官的工作，即负责干部的考核选拔。主薄相当于秘书，需要有较强的行政组织能力和文字写作能力。蔡京具备这些能力，其精明干练与多才多艺，很快引起了宋神宗的注意。
此后几年，蔡京在崇文院校书、中书礼房习学公事、大理评事、权提点开封界诸县镇公事、起居郎等很多岗位上，进行历练，增长见识，积累与扩展人脉。
元丰六年 (1083)八月，蔡京被宋神宗任命为贺辽道宗生辰使，出使辽国。在辽国，蔡京的才华与风度，让辽国君臣称赞不已。回国不久，蔡京便晋升为中书舍人。中书舍人是皇帝身边负责起草诏令的秘书官，相当于秘书长，参与朝廷决策与政务运作，属于政府高级官员。
元丰七年（1084）十一月，三十八岁的蔡京又被宋神宗委以重任，担任龙图阁待制权知开封府。开封府乃“天下首府”，权知开封府，即统揽京城汴梁一应行政、司法、民生等要事，实权在握，地位显赫。人们普遍认为，蔡京的政治前途不可限量。

此时，宋军在与西夏作战中屡战屡败。宋神宗励精图治，意图消灭西夏的壮志未酬，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郁结成病。元丰八年（1085）三月五日，宋神宗在福宁殿含恨而终。宋神宗第六子、年仅九岁的赵煦继位，即宋哲宗。
宋哲宗年龄太小，不能处理政务，他奶奶即宋神宗的母亲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高太皇太后一向反对王安石变法，垂帘听政后，立即任用守旧派领袖司马光为宰相。司马光上任后，下令废除新法，要求各地官员，务必在五日之内废除募役法，改回原来的差役法。所有地方官员中，只有蔡京在五日之内完成了任务，表现出了强有力的行政才干和雷厉风行的铁腕作风，得到司马光的称赞。
所谓募役法，又称免役法，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熙宁四年（1071）颁布实施。其主要内容，简单说就是各州县所需差役（例如税收人员），都由官府统一出钱雇人来干，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分摊。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民可以安心回乡务农，有利于农业生产；二是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也不得不交纳役钱，有利于社会公平；三是官府因此可以增加一宗收入，有利于财政平衡。但募役法在实际运行中也暴露出一些弊端：一是有些家境贫寒或遭遇灾祸的人家，因交不出免役钱，被迫变卖家产，背上了沉重负担；二是有的地方官员，在征收免役钱时借机中饱私囊，使得官场更加腐败，引起民众不满。
所谓差役法，简单说就是各州县所需差役，按照农村户等轮流充当。北宋农村人户分为主户和客户。主户是指占有土地的，客户是指没有土地的。客户不需要纳税，也不需要服差役。主户按照土地和财产多寡，分为五等。一等二等是上户，三等四等是中户，五等是下户。主户除了纳税，还要按等级轮流派人到政府部门，去充当“衙前”“里正”“户长”等名目繁多的差役。上户一般享有特权，真正需要服差役的是那些中户和下户。这些差役都没有报酬，属于无偿服务，所以没人愿意干。
蔡京在开封府迅速改募役为差役的做法，招来了台谏官员们的猛烈抨击。他们指责蔡京“但希望风旨，苟欲媚光，非事实也。”苏辙更是将蔡京贬得一无是处：“京文学政事一无所长，人品至微，士论不与，若不因缘蔡卞与王安石亲戚，无缘兄弟并窃美官。”今天仍然有很多人认为，蔡京的这个做法，属于“首鼠两端，投机钻营”，彻底暴露出他是“一个被人不齿的机会主义分子”。
然而，当时也有大臣认为蔡京具有宰相之才。年已七十的吕公著是旧党元老，与司马光一同辅政。在蔡京外放离开京城前，他热情邀请蔡京来到家中，说：“蔡君，我在朝中多年，阅人无数，没有一个人比你强！”吕公著又指着自己的座位说：“蔡君日后，一定会坐在这个座位上！”
接着，吕公著让子孙们站成一排，肃立在旁边侍候。他诚恳地对蔡京说：“今日，我把子孙都托付给你，希望蔡君不要推辞。”
从元丰八年（1085）五月，到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在这短短一年间，朝廷政策和人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主张变法的新党大臣陆续被赶出朝廷，保守的旧党大臣逐步占据了朝廷各个重要职位，对这一政局变化，史称“元祐更化”。
从元佑二年（1087）到绍圣元年（1094），这七年间，蔡京先后在九个地方担任知州、知府或发运使。他到过陕西，去过河北，到过江苏，也去过四川。这让他有更多机会接近各地社会基层，对朝廷政策利弊和民生状况，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与认识。
元佑八年（1093）九月，高太皇太后去世，十七岁的宋哲宗亲政。宋哲宗立即罢免宰相范纯仁、吕大防等旧党大臣，起用章惇、曾布等新党大臣，下令绍述、实施元丰新法，朝廷政策与人事又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绍圣元年（1094）三月，蔡京被召回朝廷，担任户部尚书，他积极配合宰相章惇推行新法。不久，改任翰林学士兼侍读，来到宋哲宗身边工作。绍圣三年（1096）又晋升为翰林学士承旨，专为宋哲宗起草诏命，参与机要，职显位宠。此时，宰相是章惇，枢密使是曾布，尚书左丞是蔡卞，这些政坛主要人物，都是当年王安石变法时的骨干成员。
元符三年（1100）正月，宋哲宗忽然驾崩，宋徽宗继位，向太后垂帘听政。向太后反对变法，于是，朝廷政策与人事又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主张变法的大臣又陆续被贬出朝廷。
章惇罢相后，曾布以为自己拥立宋徽宗有功，宰相职位非己莫属。他又觉得蔡京与蔡卞兄弟俩都身居高位，对自己权力的上升构成阻碍，于是，他极力排挤蔡卞与蔡京，一心想将他俩挤出朝廷。不久，蔡卞离开朝廷，到地方任职去了。但外放蔡京的建议，遭到向太后否决。向太后很欣赏蔡京的才华，而且，蔡京与向氏家族关系也很密切。宋徽宗本人对蔡京印象也不坏，他继位的诏书便是蔡京起草的。当时，由于时间很紧迫，蔡京起草诏书时，宰辅大臣们都在旁边侍候。章惇供笔，曾布捧砚，蔡卞磨墨。
半年后，向太后还政于宋徽宗。这时，蔡京又遭到台谏官员们的猛烈弹劾。因为蔡京与向太后的侄子向宗回、向宗良关系不错，他又与一个名叫裴彦辰的宦官有些私人交往。于是，谏官陈瓘、御史丰稷、陈此升等人，抓住这些把柄不放，纷纷上书，指责蔡京联络外戚，交通宦官，宋徽宗不得不将蔡京外放。一开始，安排他去永兴军（今西安），接着又改为江宁府（今南京），但蔡京都没去赴任。最后，安排他到杭州提举洞霄宫。洞霄宫始建于大中祥符五年（1021），位于余杭大涤山下，为天下道观统领。
蔡京来到杭州，这是他第二次被赶出京城，第二次被排挤出政治权力中心。闲居在杭州的日子里，他心情很苦闷，但对政治前途并没死心。他密切关注朝廷动向，努力寻找机会，期待东山再起。

四、蔡京（2）
建中靖国元年（1101）初秋，内供奉官童贯来到杭州，开设明金局，为宋徽宗搜罗流散在民间的文玩字画。蔡京闻讯，喜出望外，他感觉机会来了。他立刻前去拜访童贯，两人言谈很投机，宴游不分昼夜。
蔡京是书法大家，也是鉴赏大家。他帮助童贯收集和鉴赏了许多名人字画，对童贯的工作支持很大。童贯对蔡京也有所回报，他将蔡京书写的屏障、扇带之类，带回宫中送给关系较好的内侍与嫔妃，并对宋徽宗说了不少蔡京的好话。
其实，宋徽宗对蔡京早就有所了解。他还是端王时，就曾花钱收藏过蔡京的书法作品，而且，宋徽宗与蔡京的大儿子蔡攸是好朋友。宋徽宗继位之初，蔡京曾利用起草文件的机会，向宋徽宗提过建议，劝他继承父志，继续走变法改革、富国强兵之路。
当时，因为是向太后垂帘听政，宋徽宗急忙向蔡京摇摇手，示意其住口。宋徽宗小声说：“关于这些事，朕全知道。但目前不知太后之意如何，卿且耐心等待。”
蔡京这次来杭州虽然心情很郁闷，但他觉得也有意外收获。他发现了两个有超强能力的人才，一个是童贯，另一个是朱冲。
蔡京并不相识朱冲，两人相识纯是偶然。那还是在来杭州的路上，途经苏州时，他到一座古寺去参观，发现古寺楼阁破旧不堪，急需维修。可是维修费用巨大，无法落实。这时，有个和尚提出一个建议：“可以找朱冲出钱。”
朱冲是苏州的一个暴发户，靠开药店发了财。这人性格豪爽，喜欢广交朋友，三教九流，无人不识，算是一个很活跃的地方名人。
通过苏州知州牵线，蔡京见到了朱冲。蔡京问他能否出资维修古寺，他表示没有问题。几天后，朱冲请蔡京到古寺去看看。蔡京来到古寺一看，大吃一惊：维修楼阁所需的几千根木料，整整齐齐地码放在古寺院子里。
朱冲的办事效率让蔡京很欣赏。蔡京觉得，朱冲是个有本事的人。蔡京喜欢与有本事的人做朋友。
后来，蔡京返回朝廷时，就将朱冲和他儿子朱勔一起带回京城。再后来，蔡京推荐童贯到西北军队任监军时，让童贯顺便给朱冲父子俩入了军籍。这样，朱冲与朱勔从一介平民摇身一变，变成了在籍现役军官身份。
蔡京知道宋徽宗喜欢奇花异石，就让朱冲父子回到苏杭，密取浙中珍异之物进贡。没过多久，朱勔将三棵奇异的黄杨树送进宫苑，宋徽宗一见大喜。蔡京顺势将朱勔引荐给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十一月，宋徽宗下旨建立应奉局，职能是负责搜罗各种珍异之物，如奇花异石，珍禽异兽，适口之物等，宋徽宗指名让朱勔负责苏杭应奉局。此后，应奉局干了不少扰民的事情，其中扰民最深的，就是史上有名的“花石纲”。其实，宋徽宗与蔡京在发现花石纲扰民，对朝廷有害时，曾多次下令制止。但屡禁不止，以至后来酿成大乱。
宋徽宗执政之初，大臣们对元祐与绍圣两个时期朝廷的施政措施，议论纷纷，各有不同看法。所谓元祐，即宋哲宗前期，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时期，这一时期全面否定变法。所谓绍圣，即宋哲宗亲政时期，将前期政策全盘否定，又全面恢复新法。前后两个时期的施政纲领与措施，是尖锐对立的。支持变法的大臣，被称作是新党；反对变法的大臣，被称作是旧党。两党大臣互相指责，党派斗争很是激烈。
面对这种复杂的政治局面，年轻的宋徽宗政治头脑还很天真。他以为，朝廷应该大公至正，应该消除朋党之争。于是，他既使用新党人物，也使用旧党人物，试图对两党进行政治调和。当时，旧党代表人物是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即左相韩忠彦，新党代表人物是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即右相曾布。然而，他们之间的矛盾斗争，不仅没得到缓和平衡，反而日益加深。
曾布长得又矮又瘦，韩忠彦则高大伟岸，两人一个右相，一个左相，常常并立于廷下，激烈地争论政治问题。由于他们高矮反差太大，时人戏称他们是“龟鹤宰相”。
韩忠彦虽然地位在曾布之上，但性格柔懦，所以，朝政大事多由曾布决定。韩忠彦对此很恼火，他向宋徽宗建议起用蔡京。他知道蔡京是被曾布排挤出去的，而蔡京性格张扬跋扈，说一不二，是铁腕人物，他想让蔡京回朝来对付曾布。
这时，起居郎邓洵武也悄悄向宋徽宗进言：“陛下若想继承父兄之志，有所作为，那么非用蔡京为相不可。”
不久，起居郎邓洵武又给宋徽宗献上一幅《爱莫助之图》。这是一张图表，上面记载了自宋神宗以来新旧两党大臣在朝廷的任职情况。图表共有七个类别，即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等。分为左右两栏，左栏是新党人，右栏是旧党人。只见右栏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名字，而左栏名字则寥寥无几。
邓洵武是想以此图表提醒宋徽宗，几十年来，朝政大权一直被旧党所控制。要想继承父兄之志，励精图治，完成未竟之变法大业，需要大量提拔使用新党人才。在图表左上角，有一个人的名子，被邓洵武用纸贴盖住了。
这张图表，是经过曾布之手呈给宋徽宗的。曾布当时就对宋徽宗说：“盖住的这个人名，我猜测应该是蔡京。”
宋徽宗揭去纸贴一看，果然如此。

对于是否调蔡京回朝，宋徽宗向曾布征求看法。曾布过去暗中排挤过蔡京，从内心讲，他当然不想让蔡京回朝廷。但是，他心里也清楚，蔡京回朝廷已经势不可挡，所以只好点头表示支持。
当时，许多大臣都在私下议论蔡京，都看好蔡京的政治才干，认为蔡京出任宰相最适合。任何时候，舆论都会对政治产生重要影响。
太学博士范致虚与宫中道士徐知常关系很好，二人私下议论朝政时，范致虚就多次表示：“蔡京是个能人，可以出任宰相，为皇上打开政治局面。”那时，元符皇后即宋哲宗皇后刘氏，即宋徽宗的嫂子，身体有病，宋徽宗很敬重她，经常令道士徐知常入宫给她用符水治病，据说效果很好。徐知常因此有机会面见宋徽宗，他就把范致虚的话传给了宋徽宗。
有人说，范致虚与徐知常之所以这样做，大概是受蔡京和童贯指使的。但这只是意测，缺乏证据支持。
与此同时，蔡京在皇宫内庭的口碑也很不错，“宫妾、宦官合词誉之。”蔡京明白，来自皇宫内庭的这些赞誉都与童贯有关。
朝中与宫内，赞扬支持蔡京的声音越来越高，宋徽宗终于下决心起用蔡京。但不能让他直接回京任职，需要有一个政治过渡。
建中靖国元年（1101）十二月，蔡京接到调令，担任龙图阁直学士、知定州（今河北定州）。两个月后，蔡京又被任命为端明殿学士、知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他还未赴任，一个月后又接到命令，令他回朝担任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翰林学士承旨是一个重要职务，相当于中央政府秘书长。
蔡京回京城这天，曾布派儿子出城门十里路迎接，而韩忠彦则派其兄弟出城门二十里路远迎。
崇宁元年（1102）五月，蔡京升任尚书右丞，接着担任尚书左丞，进入执政行列。北宋时候，尚书右丞是第四副宰相，尚书左丞是第三副宰相。第二副宰相是中书侍郎，第一副宰相是门下侍郞。宰相又分左右相，右相叫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左相叫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郞。
仅仅半年之内，蔡京职务连续升迁，很是引人注目。
不久，韩忠彦罢左相，出任北京大名府知府。曾布罢右相，出任润州知州(今江苏镇江)。这年七月，蔡京升任通议大夫、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即右相，左相空缺。
在这场政治权力角逐中，蔡京完全胜出。自尚书左丞，一跃为右相，这是破格提拔。蔡京短时间内的骤然升迁，震惊朝廷内外。用史书的话说，叫做“中外大骇”。

崇宁元年（1102）七月的一天，宋徽宗在延和殿单独召见蔡京。
宋徽宗说：“昔日神宗创法立制，未尽施行。先帝继位，两遭帘帷变更，国是未定。朕欲继承父兄之志，可是历观在朝诸臣，无人能帮朕实现这一目标。今日朕拜卿为相，不知卿将如何作为？”
蔡京对宋徽宗的知遇之恩，万分感激，他急忙顿首谢恩，说：“臣愿尽死！”
宋徽宗于是下诏书，在都省即宰相府设置讲议司，选天下之英才，设官分职，参议其事，兴利除弊，并命蔡京提举。
讲议司的设置，表明宋徽宗决心继承父志变法改革。同时，也给予蔡京一个实现其政治抱负的机会与舞台。
随后，蔡京大刀阔斧地推行各项改革。这一年，蔡京五十六岁，踏入仕途已整整三十二年。从崇宁元年七月（1102）蔡京任宰相，到宣和二年六月（1120）蔡京再次致仕，这十八年，真正是蔡京主政的时代。虽然这期间蔡京经历了几上几下，朝廷方针政策也作出了一些调整，但从根本上看，还是没脱离蔡京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框架。这一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应该说，这是宋徽宗朝代最为辉煌的时期。
讲议司是一个推行变法改革的权威机构，类似于当年王安石变法时设置的三司条例司。这是一个有几百名官员组成的庞大团队，在蔡京统一指挥下，高速运转起来了。
简单来说，蔡京变法主要围绕着三个方面进行：一是经济体制，即茶、盐、酒、货币等领域；二是教育体制，即学校、科举等；三是民生社会保障体制，即养老、医疗等。
蔡京踌躇满志，信心满怀，他对各项变法事业成竹在胸。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变法面临的阻力依然很大，他要吸取当年王荆公变法的经验教训。他认为，要想变法成功，必须从政治入手，必须首先彻底清除反对变法的元祐党人势力。
元祐是宋哲宗亲政之前的一个年号（1086----1094）。所谓元祐党，就是旧党，是反对变法的政治派别。具体来说，就是指元祐年间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时任用的一批大臣。他们以司马光为首，主张全面废除王安石变法。与元祐党相对立的，是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支持变法的一派，时人称他们为元丰党，也就是新党。宋哲宗亲政后，用元丰党人章惇为宰相，全面恢复变法新政，严酷打击元祐党人，苏轼、苏辙、黄庭坚等人皆属元祐党，此时皆遭流放。
宋徽宗继位之初，向太后垂帘听政时，曾启用过元祐党人。向太后去世后，元丰与元祐两党即新旧两党斗争十分激烈，朝廷面临着走什么道路的严峻政治问题。宋徽宗本想调和两派，走中间道路，但很快就发现此路不通。
宋徽宗将1102年年号定为“崇宁”，意思就是推崇熙宁，其释放出的政治信号很明显，就是推崇变法改革。熙宁，是宋神宗用了十年的一个年号（1068---1077），这十年正是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时期，所以也称熙宁变法。同时，熙宁这十年，也是宋神宗向西开边的十年，宋神宗虽然壮志未酬，但他还是将宋朝边境向西推进了幅员两千多里。
宋徽宗使用这样一个年号，意在表明心志、表明立场，即决心走父皇开创的变法开边之路。
其实，曾布作为新党领袖，他在担任右相期间，就已经开始动手清算元祐旧党了。与曾布相比，蔡京对元祐党人和政治对手的打击力度更大，态度更坚决，手段更狠辣。他甚至连那些弹劾过自己的台谏官员也不放过，有十几个人遭到了除名勒停等严厉惩处。扫除政敌，就是为顺利改革扫清障碍，开辟道路。
从崇宁元年（1102）夏天，到崇宁三年（1104）夏天，蔡京组织专门班子，花了两年多时间，对元祐党人进行了一次彻底地系统地政治大清点，总共清点出三百零九人，被认定为元祐党人。
宋徽宗颁布诏令：凡是属于元祐党籍之官员，活着的，一律降职流放；死去的，一律削去官衔。而且，不许元祐党人子孙留在京师，不许参加科举。在蔡京请求下，宋徽宗批准，将这三百零九人的姓名御书刊石，置于皇宫文德殿端礼门外的东壁之上，播告天下，“永为万世臣子之戒”，碑上所列之人“永不录用”。这就是所谓的“元佑党人碑”。
蔡京还遵照宋徽宗旨意，手书元祐党人姓名，发至全国各州县，要求各地仿照京师，“立碑扬恶”。
蔡京对元祐党人及其政敌的无情打击，可能包含有泄私愤的成分，但主要的本质的目的，还是为了变法改革，为了国家利益。蔡京因此得罪了不少人，招致了很多骂名。
其实，蔡京最大的擅长是理财。他思路开阔，并且很有创新。在他拜相之初,有六七个巨商上门讨债。他们拿出朝廷开列的借条，说：“哲宗朝时，朝廷出兵攻打西夏，曾向我们借钱三百多万缗，至今未还。”
蔡京如实向宋徽宗做了汇报。
宋徽宗感到很丢面子：“辱国！且奈何？”
蔡京很有信心地回答：“臣请尝之。”
随后，蔡京下令盘点皇城诸司库藏，将那些多余而无用的东西，打包作价抵债。不出半年，欠款全部还清。
蔡京在经济体制方面的变法，尤其是茶法盐法的变革，对于探索国家专卖制度，推动民营经济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随后源源不断的税收财富汇集到京师，改革很快就见到了成效。蔡京洋洋得意地向宋徽宗报告说：“今内外泉货所积为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
宋徽宗很高兴，对蔡京的改革成就很满意。
然而，蔡京政治上太强势，其雷厉风行的作风与咄咄逼人的气势，不仅让大臣们很不满，有时也让宋徽宗感到很不舒服。有时，宋徽宗甚至怀疑蔡京有专权之意向。一些大臣开始在暗中摩拳擦掌，努力寻找攻击蔡京的把柄与机会。

六、蔡京（3）
攻击蔡京的机会，终于等来了。
崇宁五年（1106）正月，天空西方突然出现一颗彗星，尾巴很长，横亘于天际，每天夜里，照得皇城宫殿窗户一片明亮。古代人对于天象非常敏感。宋徽宗夜不成寐，有些惊慌不安。一些大臣于是借机上书说，这是上天在暗示朝廷政策有阙失，必须改变政策才行。这其中最活跃的人物，是中书侍郎刘逵。他劝宋徽宗毁掉元祐党籍碑，停止蔡京搞得那些变法举措。这样天象就会正常，人间就会太平。
宋徽宗正想打击一下蔡京的气焰，显示一下皇权的威力，于是，采纳了刘逵的建议。
这天半夜，宋徽宗令宦官组织一些人到文德殿去，将东壁上的石刻名字全部毁掉。
第二天早晨上朝时，蔡京走到文德殿旁，突然发现石刻被毁。他明知这是皇上下令干的，但仍然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厉声说道：“石可毁，名不可灭！”
蔡京的激烈对抗态度，让宋徽宗无法容忍。这年二月，蔡京被罢相，担任中太乙宫使闲职，留居京城。
随后，赵挺之被任命为右仆射，刘逵继续担任中书侍郎。他们二人紧密配合，打算逐步将蔡京推行的变法措施全部废止。朝廷内外，顿时引起一场不小的震动。
不久，社会上开始流传“三不可”之说，即：“法度不可变，刘逵不可用，蔡京不可罢。”
这时，宋徽宗对赵挺之和刘逵的施政措施很不满意，对罢免蔡京有些后悔。可是，要给蔡京复职，需要有大臣提出建议才行。
宋徽宗的这个心事，被细心的郑贵妃发现（即后来的郑皇后）。郑贵妃将这个信息透露给了父亲郑绅，郑绅又透露给了翰林学士郑居中。
郑居中自称是郑贵妃的从兄弟，经常来郑绅家拜访。郑居中觉得，这是一个表现自己政治才干的好机会，于是请求进宫，面见圣上。见到宋徽宗后，他说：
“陛下建学校，兴礼乐，置居养院、安济院，这都是造福百姓的措施，怎能全部废除呢？怎能说这是逆天之举呢？”
宋徽宗点点头，深以为然。
接着，礼部侍郎刘正夫也请求进宫，向宋徽宗进言，其说法与郑居中类似。
对于蔡京主导的崇宁变法，从客观效果来看，的确让北宋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一是政治方面，旧党势力已得到清除，结束了蔓延几十年的党争之祸，为社会经济发展打下了政治基础。二是经济方面，重视农桑，鼓励开荒，尤其是调节了茶、盐、酒、钱法等经济政策，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加，也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三是军事方面，出兵十万征西，收复青唐失地，巩固边防，提升了皇帝与朝廷的威望，提高了宋朝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四是教育方面，大力发展学校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公办学校教育体制，以学校教育取代旧的科举制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创举，史称“崇宁兴学”。五是社会民生方面，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等民生保障机构。居养院用于救助鳏寡孤独者，安济坊用于救济有病而无钱治疗者，漏泽园则是政府负责安葬那些无力举丧的穷人。这些举措不是慈善事业，这是政府主导的惠及全民的社会民生兜底工程，这在中国历史上很有独创性。
有人说，崇宁变法，“名为遵用熙丰之典，乃实肆为份更，未有一事合熙丰者”。有人说，“祖宗之法惠民，安石之法惠国，蔡京之法惠奸。”还有人说，蔡京通过变法聚敛钱财，完全改变了王安石的变法精神。
崇宁变法与熙宁变法，既一脉相承，又有所不同，是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从社会实际效果来看，崇宁变法取得的成效，要比熙宁变法大很多。

朱熹在他的《朱子语类》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绍圣元年（1094），变法派代表人物章惇受命调入京城担任宰相，途中，蔡京前去拜访，并拿出一份建议书给他，建议实施学校教育和设置安济院。章惇看后，还给蔡京，说：“这些事，留给你自己以后做吧。”这个故事说明，蔡京很早就开始关注民生之政了。
蔡京第一次罢相，下台仅仅十个月。大观元年（1107）正月，蔡京复拜左仆射，第二次出任宰相。年底拜太尉，第二年正月又拜太师。
这时候，蔡京的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大，政治地位更加稳固。他知道，崇宁年间，在打击元祐党以及政敌时有些扩大化，于是陆续进行了一些政策甄别与平反。他接受以前的教训，实行宽柔之策，奏请宋徽宗大赦天下。他改变独断作风，有大事就召集百官议政，朝廷中政治斗争的紧张气氛有所缓和，“天下大治，四方向夷。”
可是，这一时期，蔡京与童贯的矛盾却在暗中逐渐加深。蔡京与童贯本来关系很密切，也很稳固。崇宁初年，童贯从杭州回京担任内客省使，蔡京推荐他去西北前线担任监军，与王厚一同开边。从此，童贯逐步掌握军权，并赢得了宋徽宗的信任。
在对待童贯问题上，蔡京与兄弟蔡卞曾产生严重分歧。早在崇宁四年，蔡卞就反对任命童贯为军队统帅，他很严肃地向对宋徽宗进言：“内臣为帅，非盛世事。童贯闻臣此言，必不喜，但朝廷事体重大，臣不得不言。”
蔡卞随后遭到蔡京以及执政吴居厚、张康国、邓洵武等人的集体批评与嘲讽。蔡卞感到自己在朝廷很孤立，于是请求离开朝廷外放，担任河南府知府。
那个时候，童贯羽翼未丰，翅膀没硬，做事还小心翼翼。后来，童贯身价倍增，掌控着西北军政大权，侍功骄横，对西北军政将领官吏的选拔任免，完全撇开朝廷，绕过蔡京，直接向宋徽宗奏报。这既破坏了朝廷的制度，也伤害了蔡京的自尊，引起蔡京极大的不满，两人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大观三年（1109）五月，宋徽宗觉得童贯在西北开边战功显赫，下诏授予童贯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是一个显示皇恩和崇高社会地位的荣誉官衔，享受宰相待遇。对宋徽宗这个诏命，蔡京坚决反对，拒不执行，并忿忿而言：“童贯是一个宦官，让他担任节度使都有些过分，怎能再授予他使相呢？”
蔡京的强硬对抗，让宋徽宗感到非常恼怒。至高无上的皇权，又一次遭到了严峻挑战。
童贯听说此事也非常生气，他暗中秘密联络御史中丞石公弼、侍御史张克公等大臣，轮番上朝弹劾蔡京。童贯还鼓动主管天文的郭天信，进宫对宋徽宗说：“近来发现，太阳中出现了黑子，这是上天在暗示，应斥退大臣，否则不详。”
郭天信在太史局任职，负责解释天文现象。宋徽宗任端王时，他曾预言“王当有天下”。因此，宋徽宗对他的预言比较信服。
于是，宋徽宗又产生了罢相之意。蔡京知道自己又得罪了圣上，屡次进宫求见，想解释一下自己不是有意冒犯皇权，但均被宋徽宗拒之门外。

七、蔡京（4）
大观三年（1109）六月，蔡京上表，请求辞去相位，宋徽宗当即批准，令蔡京再次担任闲职中太乙宫使。十一月，进升蔡京为楚国公，令他致仕，但仍负责编修《哲宗实录》，每月初一、十五参加早朝。
这是蔡京的第二次罢相。
蔡京这两次罢相虽然背景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因为出现了“天变”。古人认为，出现天文异常现象，就意味着朝政有缺失，作为总领朝政的宰相理应承担责任。要么直接罢免，要么引咎辞职。其实，这只是朝廷政治斗争的一个表面借口。蔡京两次罢相，本质原因是相同的，都是蔡京以相权冒犯了宋徽宗的皇权。
自宋神宗以来，北宋政坛已形成了一切权利都属于皇帝的局面。蔡京公然挑战这个局面，宋徽宗岂能容忍？年轻的宋徽宗政治头脑其实很精明，很善于运用政治手腕。他要牢牢掌控最终决策权，他要将大臣玩弄于股掌之中。因此，明朝思想家王夫之说：蔡京根本不是什么权臣，他只不过是一个弄臣而已。但在我看来，蔡京既不是权臣，也不是弄臣。他既没有挟持皇权独揽朝纲之念，也没有专心追求皇帝宠幸和狎玩之意。蔡京所追寻的是一个理想局面，即：相权与皇权共治天下。这也是封建时代儒家知识分子的一贯梦想与追求。
可是宋徽宗不这样想。他认为，相权是为皇权服务的，相权不能对抗皇权。所以，他既要利用蔡京的才干为自己服务，又要适时打击一下蔡京的气焰，给他一点颜色瞧瞧。打击蔡京，就是打击蔡京所掌控的相权，目的也是给满朝文武显示皇权至高无上的权威。皇帝可以给你高官厚禄，也可以随时拿走，让你什么都不是，甚至让你身败名裂倾家荡产。
蔡京终于明白，相权在皇帝眼里只是皇权的附庸，自己所要服务的对象不是大宋王朝，而是大宋皇帝。

此时，弹劾蔡京的行动仍然没有停止，经常有奏疏呈送到宋徽宗御案上。
有个叫陈朝老的太学生赴阙上书，对接连几任宰相作了如下评论：
“陛下即位以来，凡五命相，有若韩忠彦之庸懦，曾布之赃污，赵挺之蠢愚，蔡京之跋扈。今复相执中何为者耶？是犹以蚊负山也，亦无损于山，若以斯人治天下，臣恐天下坠甑矣。”
接着，陈朝老笔锋一转，将矛头指向蔡京。他在奏疏中捕风捉影，给蔡京罗列的罪状达十四条之多。
翻看一下陈朝老的履历，发现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太学生。他生于1077年，自元符年间（1098---1100）入太学，一直到宣和七年（1125），竟然还在太学里读书。
大观四年（1110）五月，彗星又一次光临天空。江、淮、荆、浙等地区，数月没下一滴雨，干旱异常。朝中台谏大臣们又纷纷上书指责蔡京，说：“蔡京盘旋京师，余威震于群臣，请求皇上赶快将蔡京逐出京城。”
于是，蔡京被降为太子少保，仍致仕，出居杭州。同时，宋徽宗也下诏：弹劾蔡京到此为止，今后不许再呈报此类奏疏了。
对于大臣们的弹劾，蔡京已经很不在意了，他说过：“事苟当于理，多言不足畏也！”
蔡京这年六十四岁。如果他从此退出政坛，在杭州颐养天年，那么，或许就不会被《水浒传》塑造成一个大奸臣的形象，或许也不会后来被太学生陈东列为“六贼”之首，成为北宋亡国的替罪羊。
然而，蔡京答应过宋徽宗，自己要鞠躬尽瘁，尽死以报。他要兑现自己的诺言。如果某天宋徽宗一旦需要他，他仍会欣然复出。
蔡京第二次罢相，显然与童贯有很大关系。蔡京的第三次复出，也同样与童贯有很大关系。
童贯在率军收复青唐地区以后，野心勃勃，对收复北方燕云十六州，也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向宋徽宗秘密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宋徽宗对收复燕云十六州也怦然心动。政和元年（1111）秋，宋徽宗打算派童贯出使辽国，让他借机考察辽国国内军政情况。
蔡京在杭州听说此事后，急忙给宋徽宗写信劝阻：“既然童贯威名在外，就不该让他抛头露面，要将他隐藏起来，让外界对其感到神秘莫测才好，怎能派他出国暴露自己呢？”
宋徽宗很客气地给蔡京回了 ，作出了解释。
童贯回国后，给宋徽宗呈上一篇《密室录》。北宋朝廷有个规定，官员出国，回来后必须上交一份报告，将自己所闻所见如实记录下来。童贯在这份报告中说，辽国天祚帝置酒于密室，单独宴请自己，只有两位夫人作陪，同席共饮。期间，天祚帝盛赞蔡京德望，说：“南朝不用蔡京，不能致太平。”
宋徽宗看完报告后，立即将与童贯一起出使辽国的郑允中召来，问他有没有此事。
郑允中回答说：“臣不曾参与宴会，不知真情。”
宋徽宗默然良久。
政和二年（1112）二月，宋徽宗下诏说：“蔡京两居相位，辅政数年，首先倡导绍述，勤劳百为，现降官在外已有三年，况且元丰之时的勋臣，已所剩无几，所以理应优待，可特受为太师，仍封爵楚国公，赐第京师。”
蔡京于是奉旨回京，风风光光地住进了这座太师府豪宅。
三月初，宋徽宗在内苑太青楼大摆宴席，宴请蔡京。一个月后，蔡京落致仕，即解除退休，三日到都堂即宰相府议事一次，重新上台主政。
蔡京赋闲的三年间，宰相是何执中与张商英。何执中是蔡京的老部下，他坚持推行蔡京制定的政策。但张商英与蔡京政见一贯不合，主张对蔡京的政策做一些调整。他的名望比何执中高，在朝中有一定的影响力。何执中于是就与郑居中合谋，不断酝酿，想抓住其把柄，将其赶出朝廷。
无论是张商英，还是何执中与郑居中，在童贯眼里，这些人都不堪大用。他们的能力与蔡京相比，都差得很远。蔡京胆大心细，处事果断，只要他看准的事情，他就毅然而为，敢作敢当，毫不退缩。
童贯的想法是，如果要在北方与辽国开战，没有强有力的朝廷作后盾，是万万不行的。所以，自己应该暗中帮助蔡京复出。
蔡京得知密室录一事后，觉得不管这事是真还是假，都反映出童贯有和好之意。于是，蔡京主动登门拜访，二人冰释前嫌，握手言欢。
这天，蔡京看完李良嗣的蜡丸密信后，随即派人将密信送往童贯府，请童贯审阅，并邀请他来鸣鸾堂共商此事。蔡京知道，童贯现在很得意，因为三个月前，他在西北前线对西夏作战大获全胜。

八、童贯（1）
童贯太尉刚从西北前线回来不久。在《水浒传》中，童贯是个无能的草包，率领几十万大军征讨水泊梁山，结果中了梁山好汉的埋伏，被打得丢盔卸甲，只身逃回京师。
历史上真实的童贯并不是这样。童贯从没攻打过水泊梁山，他率军攻打过吐蕃，攻打过西夏，战功显赫，威震西北。
去年十二月，童贯被宋徽宗紧急派往西北前线，因为西北出事了。环州(今甘肃环县)定远寨大首领李讹移，背叛宋朝，写密信给西夏统军梁哆，邀其出兵入宋抢掠粮草。夏军偷偷入侵，围困定远寨达二十五天之久，气焰十分嚣张。
李讹移是宋哲宗时投靠宋朝的一个党项族部落首领，赐名赵怀明，在宋朝为官已经二十多年。他的背叛，让宋徽宗很气愤。宋徽宗下诏书任命童贯为陕西经略使，令其紧急开赴西北前线，发重兵，狠狠打击西夏的挑衅行为。
宋夏战争又一次爆发。
西夏原来并不是一个独立国家，是党项族拓跋部在很早以前建立起来的一个附属于宋王朝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关于党项族拓跋部的族属问题，一直存有争议。有人说，党项族是羌族的一支，原居住在吐蕃高原，后来内迁到陕北。他们以姓氏为部落名称，以部落为划分单位，拓跋部是党项八部中最强盛的一个。
还有人说，他们是鲜卑族后裔。因为鲜卑族里也有一个拓跋部，五胡十六国时的北魏，就是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
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自称是北魏拓跋部后代。近年来有些出土文物，似乎也支持这种看法。甚至还有人大胆猜测，党项族拓跋部的上层贵族可能是鲜卑拓跋部后裔，而底层群众可能是羌族拓跋部后裔。
唐朝时，中央政府就已开始在党项族集聚区设立行政机构，任命有威望的部落酋长为州刺史，实行羁縻统治。唐末黄巢起义时，党项族宥州（今内蒙古鄂托克旗）刺史拓跋思恭，率兵抗击起义军，一度收复长安，立下战功。于是，唐僖宗封拓跋思恭为夏州（今陕西横山县）节度使，赐号定难军，后又封为夏国公，赐姓李。从此，党项族拓跋部首领便世代姓李，形成一个以夏州为中心，拥有银、夏、绥、宥四州地区的陕北藩镇政权。
宋王朝建立后，夏州节度使李彝殷随即称臣，宋朝对其继续实行羁縻统治。所谓羁縻统治，就是笼络控制的意思，这是唐宋时期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统治政策。中央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特殊的行政单位，任用其酋长或首领担任地方官吏，允许世袭，保持其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机构，除了在政治上隶属朝廷、按时朝贡外，其他事务均自行管理，中央政府一般并不干涉。这项政策对于巩固国家政权、稳定社会秩序、促进民族交流与发展，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唐朝地域辽阔，在其名下的羁縻州比宋朝多很多。宋朝的羁縻州，主要集中在南方，尤其是西南边远少数民族地区。
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夏州李氏宗族出现内乱。宋太宗认为，这是一个消除夏州藩镇势力的大好时机，于是诏令夏州留后李继捧入朝。李继捧入京后，献出夏银绥宥静五州之地，并表示本人愿意居住京师。宋太宗大喜，遂授其为彰德军节度使，同时遣使臣去夏州，令李氏五服内亲都携带家属内迁到东京居住。
内迁名单上有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年仅二十岁的李继迁对此十分不满。他诈言乳母死，借出殡之机，率领心腹十几人逃往地斤泽（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巴彦淖尔）。此后，李继迁聚集党项各部，起兵反宋，并派人向辽圣宗表示愿意归附，从而取得辽国支持。李继迁势力逐渐壮大，不断攻掠宋朝西北边地，先后夺取银州（今陕西米脂）、灵州（今宁夏灵武）和凉州（今甘肃武威），占领河套平原。
此时，宋朝为什么不出动大军剿灭李继迁呢？因为此时，宋辽爆发了战争。辽国对中原虎视眈眈，辽国铁骑对宋朝安全构成巨大威胁，宋朝不得不将主力部队放在北方前线，无暇西顾。
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十二月，李继迁遭吐蕃军突袭，中箭逃归，景德元年（1104）正月去世，其子李德明继位。李德明改变政治策略，遣使向宋朝求和。
刚刚与辽国签署“澶渊之盟”不久的宋真宗，迫切希望西北局面也能稳定下来。经过谈判，宋夏双方于景德三年（1006）签署了“景德和议”。主要内容是：宋朝委任李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封其为西平王（辽国封其为大夏国主），每年赐给银万两、钱两万贯、绢万匹、茶两万斤，开设榷场，开展贸易。
其后三十年间，宋、夏基本维持了和平睦邻关系。李德明实行“依辽和宋、向西扩张”的政策。他派儿子李元昊领兵西进，消灭了甘州（今甘肃张掖）回鹘，又掠取瓜州（今甘肃安东西）和沙州（今甘肃敦煌东），势力直抵玉门关，控制了整个河西走廊。
经过李继迁、李德明两代人的苦心经营，西夏已经具备了相当实力。所以，李元昊继位后，积极准备脱宋自立。
宋仁宗景佑五年（1038）十月，李元昊称帝，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建国号大夏。他写信给宋朝政府，希望获得承认，但遭到宋仁宗严词拒绝。宋仁宗下诏，削去其官爵，并宣布：谁若能斩杀李元昊，即为定难军节度使。
接着，长达三年的宋夏战争全面爆发。这次战争主要有三大战役。一战三川口（陕西延安西北），时间是1040年7月。西夏军包围延州（今陕西延安），采用围点打援之计，以十万之众，将宋朝不足一万之援军包围在三川口，宋军两员大将被生俘。
二战好水川（今宁夏隆德），时间是1041年2月。西夏军采用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术，在好水川设伏，又是十万大军，将宋军一万八千追兵重重包围，宋军几乎全军覆没。
三战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时间是1042年9月。这是一场遭遇战，西夏军以五万优势兵力，将不足万人的宋军包围在定川寨，宋军十六位将领壮烈殉国。
这三战，史称“镇戎三败”，让北宋王朝大为震惊。宰相吕夷简哀叹道：“一战不及一战，可骇也！”从此，宋朝再也不敢对西夏做进攻之态，专心一意固守领土。

西夏虽然三战三胜，但也元气大伤，国库空空，民不聊生，再加上这时候与辽国关系恶化，李元昊遂派人向宋朝求和。庆历四年（1044），宋夏又达成和议：西夏取消帝号，向宋称臣，宋朝册封李元昊为夏国主；宋朝每年赐给夏银七万两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重开榷场互市等。
此后几十年间，宋夏边境基本保持和平状态。
宋神宗继位后，任用王安石变法图强，励精图治，“奋然将雪数世之耻”。元丰四年（1081），西夏内政发生变乱，宋神宗认为，这是攻占西夏的良好机会，于是发动五路大军三十多万人马，豪壮出征，分道并进，欲会师灵州（今宁夏灵武），一举灭夏，史称灵州之战。
西夏军很善于作战，他们采取坚壁清野、纵敌深入、先疲而后击的战略战术。所以宋军一开始进军颇为顺利，长途奔袭，挺进了两千余里，后因粮草不济，又遭到西夏军攻击，大军溃退，功亏一篑。
第二年，宋神宗又对西夏发动进攻，结果永乐城（又名银川砦，今陕西米脂县西）之战更加惨烈，损失精兵万余、将校二百多名。
宋神宗闻听败讯，“涕泣悲愤，为之不食”。早朝时，当廷大哭，大臣“莫敢仰视”。
两次大败，让宋神宗灭掉西夏的梦想变成了泡影。这对他精神打击极大，此后不到三年便忧愤而终，年仅三十八岁。
宋哲宗前期高太后垂帘听政，旧党上台，对西夏采取妥协退让的防御政策。宋哲宗亲政后，启用新党章惇为相，对西夏又采取强硬的开拓态势，采用“浅攻挠耕”的积极战略战术。元符元年（1098）平夏城之战，击败三十万来犯之西夏军。西夏军总指挥小梁太后差点被擒，她弃仪仗，更服饰，才勉强得脱。从此，宋军基本控制了横山、天都山一带。元符二年（1099）十二月，西夏派遣使者向宋朝进誓表求和，辽国也派使者前来斡旋。宋朝遂同意约和，自此宋夏战争暂时平息。

九、童贯（2）
宋徽宗继位后，决心继承父兄之志，开疆拓土，壮大国威。崇宁二年（1103），宋徽宗任命王厚为洮西安抚使，率军向西攻打湟州，并派内客省使童贯为监军一同前往。随后，王厚与童贯率军西征青唐羌，一举收复失地，兵锋直指青海湖。这引起了西夏的惊慌。西夏急忙发兵，攻击大宋重镇会州（今甘肃靖远）。刘法率军迎敌，击败西夏军。宋夏矛盾迅速恶化，开始争夺横山地区。宋朝采取“构筑堡寨、步步为营”的战略战术，西夏则针锋相对，筑城守险，寸土不让。
面对宋军节节蚕食的攻势，西夏急忙请辽国出面调解。崇宁五年（1106），辽国天祚帝遣使者来东京，向宋朝施加压力，替西夏请求归还失地，西夏也遣使“奉表谢罪，词极恭顺”。宋徽宗同意归还崇宁以来新占的西夏之地，宋夏于是又议和罢兵。
去年，西夏忽然又挑起事端，宋徽宗很愤怒，决定予以狠狠打击。
童贯衔命来到西北，立即作出部署，对西夏展开反击。政和五年（1115）正月，熙河经略使刘法率步骑十五万出湟州（今青海乐都南），秦凤经略使刘仲武率步兵五万出会州，童贯率中军驻兰州，策应两路大军。
刘仲武至清水河筑城，留兵屯守。刘法在古骨龙（青海东都北）与西夏军展开激战，斩敌首三千级，大获全胜。西夏的嚣张气焰被打了下去。
这年二月，宋徽宗下诏任命童贯总领宋朝西北边疆的环庆、秦风、泾原、河西、永兴、鄜庆等六路经略安抚使，统一指挥西北边防军队。经略安抚使，是宋仁宗于1039年因与西夏作战需要而首先在陕西设置的，是路一级的帅臣，即军区司令长官。宋徽宗将西北这六个军区委任童贯总管，目的是提高军队的协同作战能力，以掌握战争主动权。同时，也体现出对童贯的高度信任。从此，宋朝整个西北地区的精锐之师，都在童贯的掌控之中。
童贯生于1054年，比蔡京小七岁。他是宦官，同时也是朝廷大臣，具有双重身份。他身材高大魁梧，下巴上生有稀稀疏疏的胡须，皮肤黝黑，“皮骨劲如铁，不类阉人”。
童贯既然是宦官，为什么还长胡子呢？这是因为，他不像其他宦官那样从小净身入宫，他入宫时已年近二十岁，身体已发育成熟。一般来说，宫廷不接受成年人净身入宫当宦官。那么，童贯是通过什么渠道入宫，当上宦官的呢？这件事，不见史书记载。但我们知道，童贯与宋神宗时大宦官李宪是同乡，都是开封府祥符县人。童贯入宫之后，即拜在李宪门下为徒。据此来看，童贯入宫，很可能与李宪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