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沁汇总贴（第3卷）：弦歌九八——大学生活回忆】

目 录


浪花——写在卷首

【高三生活】
相约98
休止符
陪我们走过三年
放学路上
小城泰坦尼克
教学改革与书桌风波
高考前后
98作文
罗甫先生
笔友

【大学老师】
夏“丐”尊
弯弯的妈
有实践经验的政治经济学老师
两个老乡
47楼对面
“常识太少”
老师的爱情
在鲁迅与青年之间
“伍迪•艾伦”

【同班同学】
比例失调
军训
桃谷六仙
206岁月
那些花儿
深夜电话
千禧之夜
相声班

【同门之谊】
山东不只有大汉
郁结
冬季校园
对家的感悟
内部电影
微笑的师姐
从师弟到同学
“一个电话的事”

【校园风景】
校牌
操场
校园
自习室
食堂
校园广播
浴室
各校区
飞

【读书生活】
那时尚无民国热
近世纪末的告别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为白素贞“辩护”
一本很久读完的小书
旧书市场的味道
“赎身”
奇怪的眼神
不合格的中文系生

【学生会】
竞选
大忙人
辅导员
副业好手
英雄本色
新人
夜逃

【报刊编辑】
急躁的编辑
周教授寄语
我的《未来》
报童
改版
该有的样子
世事洞明皆学问
橱窗前的身影

【戏剧点滴】
一个在清晨打来的电话
北京一夜
回到“五四”
法海在一九九九年的新罪行
与许可共进晚餐
关于《雷雨》的一份尘封手记
夸张的定格
小剧场的记忆

【日常生活】
青鸟殷勤：九十年代通讯小史
宿舍的点点滴滴
狗食馆
收音机和电视机
二手自行车
买衣服
滚轴厅外天将黎明
打口的一代

【那些年】
河沿路再就业市场
5月8日难眠之夜
世纪末举杯
秋逝
微小的纪念
去电视台当观众
布满口罩的春天
关于这个城市

【学子与家乡】
回家之路
“儿子瘦了”
萨尔沁与沙尔沁
朋友啊，朋友
夏日骑行钢铁大街
与杜兆植先生的一面之缘
回母校看看
我的苗圃

【毕业与工作】
实习的日子
“我们这儿不认学历”——关于找工作（上）
一份节目创意——关于找工作（下）
被毙掉的论文
告别的夏季
语文老师的音乐课
给学生交作业
婚礼纷纷

【收获爱情】
草原的鹰
纪念日
骑行
在一起
一起听的音乐
万家灯火
火炬冰激凌及其他
“非典”时期的爱情
“我认识你吗？”


后记

浪花——写在卷首


三十八岁的初冬，某个忙完一天工作的夜晚，也就是在一秒钟的时间内，那些年的回忆像一枚烟花般在脑海中静静爆发，灿烂光焰和多样色彩在朦胧的底板上展开、成像。大约两个月后，烟花燃尽、曝光完成，变成了这本文字。
从这个冬天回溯二十年，我十八岁。这二十年，体重的增速成功跑赢了年龄的增幅。随着体重变化的还有很多事情，比如父母进入老年初阶，白发和皱纹都多了；妻子不再像十八年前刚认识时那样长发及腰；倒是每次问将近十二岁、已经知道臭美的老大“你的头发什么时候剪”时，他永远是一句“待到长发及腰”；而此时，他两岁半的弟弟则呆呆望着他不知所云……
但很多东西没有变，比如记忆的质地，这种质地就像凝固在老照片上的笑容。但不可否认，质地未变，但损耗渐大。随便翻阅十年写的东西会发现，当年觉得一辈子不会忘记的事情，如今已经仿佛成为“人家的故事”，经常会有“还有这么一件事”的自我惊讶。于是认识到，记忆其实并不是一杯封闭不动的水，而是一道存在缺口的堤坝，在不知不觉间，一些东西在悄悄流去。因此，决定趁着还没有彻底忘干净，把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收集起来吧。——在时间面前，可能没有什么是刻骨铭心的。
这本文字记录的内容，从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三年，起止点都是在初秋，一共五年。这是我大学本科的五年。——怎么会是五年，而不是四年？这与那个时代的高校改革有关：当时高校合并在全国推开，于是上到大二的时候，我学生证上的校名，从“天津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变成了“天津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这样的变化带来一个机会，那就是本来是大专生的我，可以直接通过考试变成本科生。而学制也从三年延长成为五年。
当时，全国这样的“专升本”学生有多少？我不知道。与一步到位的本科生相比较，我们的身上多了一份“改革”的印记，多了一些奋斗的曲折，同时，也有自一个较低起点努力提升过程中甘苦自知的心路历程：从小小的自卑到平静的坦然，再到有所不甘而努力展翅，并积极投身人生的天空去飞翔。多年后，这些人中有的可能已经在风中双翼疲惫，但可以告慰自己不曾虚度；有的则可以骄傲宣示自己可以到达的全新高度。
我属于哪一类？还真不好说。但我知道，我不算是后者，但也不完全属于前者。我猜测，这种无法自我归类的情况，在当年曾经有过“专升本”经历的人中，可能应该占据大多数。当年上学的时候，曾经去看一个通过成人高考到天津上学的老同学，我和她从小学到高中要么同校要么同班，比较熟识。小学时，她是学校大队长，是学校大型活动中可以和校长一同坐在 台上的那种。但初中高中之后，儿童时代的风光不再。多年之后，有一回都带着孩子聚会的时候，我才听她说，当年从儿童步入少年的那几年，她曾经有过一段心情比较起伏的岁月，如今回想似乎云淡风轻，而当年沉浸其中却是另一番滋味。于是我理解了，当年大学时去看她的那一次，一个店铺门前的音箱中播放成龙的《壮志在我胸》，当听到那句“莫以成败论英雄”时，这位老同学为什么轻叹一声自言自语“不以成败，那该以什么呢？”
是啊，该以什么论英雄呢？心灵鸡汤式的回答谁都能说出几条，但问题是，能不能说服的了自己？——这可能是我写下这卷故事的一个由头：我不知道自己在茫茫人海中如何归类自己的成败，但回望来路、不乏风景，有所收藏、回忆历历，在别人看来未必精彩，但于自己的心灵可予寄托，便觉无憾了。
在回忆与书写的过程中，那些曾经的人和事就像哈利•波特魔法世界中旧相片上的人像，虽然是黑白的、甚至是有些模糊的，但却都那么神奇地可以动起来，冲你静静大笑，对着你使劲儿挥手。
在这本让回忆“动起来”的文字中，相当的篇幅属于身边的同学和朋友，这是必然的。青春时代，可能是人类这种动物“社会性”体现最为突显而且纯粹的时代。此前，大多数时间是家里的小乖乖或不乖乖；此后，是更加功利的“社会人”，但迅速远离纯粹的独属青春时代的那种“社会性”。这种纯粹的乃至带有某种“部落感”的“社会性”，往往可以成为一种日后联系彼此的纽带，即便伴随琐碎的日常生活，联系越来越稀疏乃至缺席，但有些感觉是不会变质的。当再次见面的时候，这种感觉会很快唤回曾经的熟悉气息——如果有一点酒精刺激，这种“召唤”的速度还可能非常迅速。
这本文字中，还有不少篇幅留给了曾经的师长。他们常常是大学时代茶余饭后或熄灯后“卧谈会”的谈助。对大多数学生来说，不大会去深入讨论他们的学问和课堂讲述的内容，但会津津乐道并且刻意放大他们无伤大雅的小毛病、小动作、 惯、小事件。于是，不少师长在一代一代学生的传述中，渐渐都有了点“传说中人物”的感觉。
这本文字中，也有不少篇幅记录那几年呆过的校园、那个转型中的城市，当然，还有世纪之交那几年作为大背景的时代片段。那些年，“世纪末”、“千禧年”不仅仅是历法上的时间节点，而真的或多或少、或隐或现在人们心中引发着某种心理反应。当点滴心理反应汇聚在一起，时代便呈现出某种普遍性的样貌。
这本文字中，关于家人的笔墨非常少，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青春时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生中与“家”距离最远的时期——无论是物理距离还是心理距离。但距离不等于疏离，风筝总有飞得最高的一段时间，但线早晚会收回来的。这本文字，其实就是面对已经收回来的风筝，回忆曾经放飞的日子。
太阳底下无新鲜事，相似的凡常琐碎，像一朵朵看似不起眼的浪花，汇聚在一起，便成为波澜壮阔的海。

【高三生活】


【按】1998年上半年，我十八岁，没有后来流行的成人礼，只有埋头准备高考的生活。
在北方三线城市长大的我，对这一年振奋人心的抗洪行动的认识停留在新闻报道层面，对远在东南亚爆发的金融危机浑然不觉，对已经到来的互联网时代还没有特别具体的认识。
对世界，有太多无知；
对未来，又有太多未知。
迷茫与希望交织，青春没有剧本，但幕布已经徐徐拉开……

相约98


高三生活，忙吗？累吗？紧张吗？惶惑吗？可能都有一些，但其实都不强烈，这与我的不思进取有直接关系，也与我的成绩短期内没法拔苗助长而带来的“爱咋地咋地”的心态密切相关。
这一年开始于两个女子和一首歌。两个女子都是一身白裙，走进春天；春天的漫漫绿色中，有两个在巨大水滴中舞蹈的精灵。几十年来的春晚节目，能够在回忆中留下印记的不多，除了赵本山，王菲与那英在九八年除夕之夜相约与浅唱的一幕，很难忘却。
春节假期没过，《相约九八》就杂合在油烟味和吆喝声中，出现在大街小巷和饭馆店铺的门前，有的音箱劣质，歌唱和乐声荒腔走板，但阻挡不了人们相约一个真实的“九八”。在写这段话的时候，我忽然发觉其实还不知道这首歌的作者是谁，于是好奇上网查了查，这下才知道这首歌的词作者靳树增在写作这首歌五年之后，因为巨额金融诈骗案件，被判无期徒刑。脑子里忽然就飘荡起当年街头劣质音箱放出的走音的《相约九八》，人事代谢、难于预料啊。
大半个夏季，这个国度的新闻报道长时间浸泡在南方的茫茫洪水中，身在北方没有水患之忧的我，透过电视屏幕，满眼也尽是在泥水中缠斗的官兵身影。每当从书墙中抬起头来，看到这些画面，感觉自己的生命有些苍白。
1998年，我18岁，还不尖硬的胡须已渐成规模，每天骑单车梦游在学校和家门之间，用文科生惯用的生记硬背方式死学无法弄懂的数学，以竖行书写的方式完成语文作业而受到老师鼓励，每天最轻松的时刻是睡前的一则日记……
那一年我因为要到天津参加高考，因此没有与高中同学告别，再回到包头的时候已经是暑假，倒也显得这个高三波澜不惊，却也缺少了一番离情别绪。在闷热的暑假，也终于有时间，过电影一样回忆高三生活的种种画面。

休止符




高中后期，在校生活大体上就简化成了一张张做不完的试卷和一本本厚度可观（但对我这种学生来说往往写不完）的习题，每一个人抽象为试卷上的文字，随着时钟的“滴答”被“刷刷刷”地写下来。当然，这只是个整体的印象，高三的生活并不是铁板一块，总还是有一些有趣的时间，添补节奏单一而快速的生活。——比如晚餐时时段。
那时，白天的课程在下午五点多结束，但一天的学习并没有完，晚上七点后还有晚自习，一般也不讲课，就是把大家圈在教室里写作业，当班老师会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因此，晚饭大家基本上都是带到学校吃的，一人一个饭盒，送到锅炉房有专门的蒸炉加热，晚餐时间取来食用。
哥们利利是个很热心的人，经常帮大伙儿取一堆饭盒回来，我也曾经若干次跟他一块儿去抬回饭盒，但是很奇怪，我想不起来究竟是用什么工具抬回那一堆饭盒了。
当时，这个家伙还干了一件挺暖心的事儿，就是自己花钱买了一把硕大的不锈钢水壶，在晚餐时间提供热水。自然，打水的差事，也是他主动承担的。当时班主任以为是班委商量着用班费买的，过了很久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对利利大加赞扬，而大伙则用一种看待“大保姆”的眼神看着这个粗中有细的男生。
有一回到了取饭的时间，但是锅炉房的门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开。锅炉房是那种老式小砖房，门是老式小木门，门上有个能向上推开的小窗子。当时年轻的我好出风头，推了推门上的小窗，能动，于是就抓着窗框，悬起身体，楞是像练“缩骨功”一样，从没有书桌桌面大的小窗户钻进去，然后从距离地面近两米的高度把腿悬下去，一纵身跳下去，把饭盒一一往外递出。当时感觉自己还挺能耐的。现在想来又傻又二，如今，是既没有这份冲动，更没了当年的身手。
晚餐时间，满教室交织在一块儿的饭味儿，让一天紧张的学习生活得到了短暂的喘息，多了一番人间烟火气。
晚餐后的休息时间是一天最轻松的时刻。低年级的学生都放学了，安静的操场跑道上，三三两两散落着吃完饭漫步的高三学生，像是高三快节奏生活乐谱上的一个个小小的休止符。
当时我最大的乐趣是在操场上“嚎”摇滚歌曲，最喜欢嚎的是唐朝乐队《九拍》中“我不相信，自杀会解决，我已厌倦，昏天黑地”那几句，基本上能用原调嚎出来，听起来凄厉恐怖。还有轮回乐队《烽火扬州路》中“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那一句，那飙到云霄的声音，嚎起来很过瘾。当然，对于操场上的人来说，可能以惊吓和痛苦为主。不过，一次两次之后，惊吓不再；听得久了，痛苦也转化为麻木，听而不闻了。于是，也就没人理会我神经病一般的嚎叫了。
夜色中的放歌，终于引起了老师的注意。有一次，我们的历史老师——一个秦始皇的知音、法家思想的拥趸——在上课前声色俱厉地训斥：“什么时候了，还那么乱吼，还想不想考好了？这样哪能安下心！”我低着眼睛没敢抬头，不过我估计她不知道那些嚎叫以我为主，因为在她眼中，我虽然不算灵光，但好像还算是比较乖、比较听话的学生。
怪异的嚎叫引发了老师的不满，但也带来有趣的回忆。
有一次，是冬夜，饭后天色大黑，我照例和朋友在操场上嚎歌。我想起来一首陕北民歌，一嗓子苍凉高亢的“羊个肚子手巾呦，三道道个蓝……”，还没来得及接着唱下去，操场另一边，另一个高亢苍凉的声音应和过来：“咱们见个面面容易，哎呀拉话话个难。”登时，操场上响起几簇笑声。黑暗中，我看不到是谁唱了这么一句，但这种隔空交流，却着实有趣。
后来我听说，接歌的是个高考补习生，当时有自己的一个乐队，乐队名字叫做“苍蝇拍”。我从来没有机会见到这位“苍蝇拍”主唱，也许多年后，那些在音乐节现场带着孩子看演出的中年人中，就有他的身影吧。

陪我们走过三年


上文中提到的师法秦始皇的历史老师，除了批判我的“嚎叫乱人心”外，还做过一件让我至今难忘的事情。当时我是班里的宣传委员，教室后边的黑板报归我鼓捣。高三学业吃紧，复习时间紧迫，我没时间也没心思细细琢磨黑板报的内容，再说弄了也没有人看，也就没什么动力。于是，有一次该换板报的时候，我在整块黑板上，用蓝色的粉笔写下了顾城的名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写完后，还用白色勾了边，以示醒目。
转天历史课的时候，历史老师一如既往人没进门，教科书先飞进来，“啪”一声准确落 在讲桌上（其实她几乎从不翻开教科书，讲课的时候满教室溜达，年代、时间、事件、人物都是脱口而出）。历史老师大踏步用高跟鞋踏出“当当当”的声音走进教室迈上讲台，然而，与平时不同的是，她没有像平时那样立刻开始讲课，而是盯着教室后墙静默不动。很快我们就发现，历史老师脸色不对了，大家开始暗暗交换眼神，抽冷子瞟一眼后黑板和我。
盯了有半分钟之久，历史老师一脸铁青说：“这是什么呀，挽联吗！还什么‘黑色’、‘寻找光明’！多不吉利呀！下课马上擦掉！”
我当时一下子都忘了害怕了，而是瞪大了眼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不吉利”？差点“噗嗤”笑出来。
当时能罩住文科班的，也就是这个历史老师，我们的班主任就比较无奈了，刚上班年头不多，原来是教初中的，被这些处于青春期、患有高三压抑综合症的学生——而且是更善于没事找事的文科学生——气得哭过好几次。她是教政治的，这门课，想想都是比较闷的，因此我在听课觉得无聊的时候，曾经在时事政治参考材料的空白封底上给班主任画了张像。
不久之后，一次自习课，我睡着了。当我被同学捅醒之后，发现班主任正坐在离我不远的一个空座位上，拿着有画像的那本资料端详，看着看着，脸上露出了微微的笑容。在我的印象中，这样的笑容很少出现在她的脸上
我们的语文老师换过几个，高三时候的语文老师是一位文艺女青年，眯眯眼不大，但挺精神。一次语文公开课上，语文老师振振有词讲“天一阁就是‘天下第一藏书阁’”，被班里一个几乎读过所有文言文课文所在原著的女生（这家伙由于太偏科，高考失利，但后来成了民俗学博士）视为笑柄，她告诉我们，“天一阁”来自《易经》中“天一生水”的说法，是为取防火的意思。
不过我对这位语文老师印象还挺好，因为她不会说“不吉利”。我当时喜欢在白纸装订的本子上竖着写作业，像古人的书写方式那样，语文老师不但不阻止，还在作业上批阅：“为繁重的高三生活增加一些乐趣，挺好的。”
数学老师是一个大肚弥勒佛长相的老先生，据数学好的同学说，他的水平非常高，而且讲话幽默。讲话幽默我能感觉到，但他的课我就听不懂了——当然，对我来说，谁讲数学我都听不懂。数学这东西，必将成为我一辈子的噩梦（这不是比喻，如今我二儿子都快会数数了，我偶尔还会被那种在数学考场上啥也不会的噩梦惊醒。）
那时候经历过的老师还有很多，不一一写到了。如今想来，他们带着我们度过那段岁月，除了还会为“不吉利”之类的说法想笑外，更多的是感激、是怀念。他们还在送走一批又一批学生，听说当年痛斥“不吉利”的老师已经做到副校长了，如今母校的黑板报想必非常积极健康阳光主旋律正能量吧。

放学路上


高三的时候，放学只不过是在校学习和在家学习之间的一个短暂停顿，惟其如此，放学路上骑单车的一小段时间，还挺珍惜的。放学时间将近十点，夜上浓妆，明月当空，星光在天。一群少年骑着单车，在四周楼群簇拥下穿过街道，立刻为夜色带来一番青春气息。
那个年代，在包头这样的小城，汽车本来就不多，夜晚上路的汽车更少，回家的路上，往往少有如今连续不断的车轮压过柏油路的噪音打扰。脸庞是清风，耳边是寂静。这种环境下，年轻的喉咙很容易不自觉地释放歌声。回家路上，无论是成群结队还是一个人，我都喜欢唱歌，只是不再像操场上那样用嚎叫的方式。
有一次，我没有唱，而是安静骑车，忽然听到身后响起女生的歌声：“星光灿烂，穿过黑夜飞到你身边。年轻的心，带着那份驿动的心情……”是当时挺有影响的一名创作歌手罗中旭的《星光灿烂》。我当时挺喜欢那首歌，在这个安静的夜晚，一个高三女生在夜空下唱出这首歌，这是听磁带没有的感觉。唱了几句之后，女生和身边同路骑行的女生发出清越的笑声，像流过山谷的一带溪水。几年后，朴树首版《那些花儿》的间奏中，透出一串风过花丛般的青春笑声，听到这里，我总想起那晚星空下女生的歌声。
当时经常和一个家在同一个方向的女生同路，她瘦瘦的，大眼睛，聪明干净，经常扎马尾，成绩是学霸级别的，但没有一般印象中学霸的无趣和高傲。同路骑车的时候，女生不太说话，却喜欢听我瞎白呼，经常笑到要用纤纤的手去捂嘴巴。而那个年龄的少年，在即便是很普通的异性朋友面前，只要受到些许鼓励，也会秒变段子手。当时我说过些什么？如今想不起来了；她为什么笑？我也说不清楚。只记得，当时不约而同都放慢车速，越来越慢，以至于有的时候车把摇晃，仿佛两辆自行车也在笑到肚子疼一样。

小城泰坦尼克

“大片”这个词据说从1994年就有了，一个很有九零年代感的词。那个年代看到的第一部外国大片，可能是《真实的谎言》，但刻入一代人记忆的，是1998年的《泰坦尼克号》。大片意味着大规模的投入、令人震撼的效果和精良的制作。然而，我第一次看《泰坦尼克号》，却是那么粗糙，像那个过渡中的、忙乱的年代。
在当时包头最热闹的地段，有一片不大不小的广场，像曾经中国大多数城市一样，广场上有一座几米高的毛泽东立像，就是穿着呢子大衣、一只手伸向远方、让人对革命理想主义产生无限憧憬的造型。广场对面，有一家现在看来很简陋的电影院。在《泰坦尼克号》正式公映前近一个月，这座正规的影院就已经开始“公映”这部电影。
只不过，走进影院，你看到的将是所有细节都模糊成一团的画面，不时有绝对不属于电影本身的黑色人影在画面上晃过，空洞的对话和模糊的背景音乐中，不时可以听到咳嗽声，在一些有趣的地方，还很及时地有笑声“配音”。
没错，就是那种从国外影院偷拍的片源，连“盗版”都算不上，因为“盗版”还有“版”作为“盗”的对象，这种片源，纯粹是空手套白狼。这就是1998年的北方小城，正式的电影院中，以正式公映票价约四分之一的价格放映别人嚼过的剩饭。
然而，就是这样的片子，并没有影响坐在黑暗中的我们一众高三学生对它的好奇与期待。当杰克泡在冰凉的水中，对罗斯说一定要活下去的时候，尽管劣质的偷拍造成画面对焦不稳，一下一下地模糊，但依然可以看到，在银幕上的光亮反射之下，身边的女生脸上挂着晶莹的泪光。
多年后，《泰坦尼克》出了3D版，坐在时尚、大气、舒适的电影厅中，带着3D眼镜依然能被画面震撼，但是少年时候的新奇与感动，却不会再有了。

教学改革与书桌风波


改革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词。高中那三年，我们也与一次教学改革相遇：本着因材施教的目的，在班级建制不打乱的情况下，采取分层次、差异化、双向选择的教学模式。
具体做法是：每个学科都分出A、B、C三个层次，学生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结合老师的建议选择相应层次。班级建制虽然存在，但不同班级中申报了相同学科和相同层次的学生，要采取集中教学的上课方式。落到实际中的情形就是，每个课间，就会看到学生们背着书包（至少是抱着书）在楼道间向着不同的方向“大迁徙”，去上自己所选择层次的课程。每个人每天若干节课会在别的班级、别人的座位上课。
我的所有理科自然是都选了难度最低的C档，确实感觉听起课来不那么费劲儿了。历史、地理、生物等科目我忘记了有没有分层。语文我自然是选的A档。
有一次语文课，我和我们班的男班长同座上课，实在无聊，忘记是谁先开的头，拿白色的涂改液在漆成黑色的桌面上写下了自己知道的小说的名字。我记得那个男生写了“倾城之恋”，我写了“丰乳肥臀”，其他还有不少书名，比如“废都”等等。总之，一节课下来，一张书桌快成半部现当代小说史了。
这下可惹了祸。
书桌的主人是个思想健康、认真听话、理科突出的女生，怎能忍受自己的书桌被这些“污言秽语”污染？于是满腹委屈、两眼热泪把状告到了老师那里。查下来，我们自然逃不脱。处理结果是：被老师狠狠批评教育，向女生赔礼道歉。桌子最后怎么处理的我记不清楚了，好像是班长用自己的书桌换了这张被“污染”的书桌。
不知道后来谁还用过那张书桌，希望是个文科生吧。

高考前后
高考改在6月份，那是后来的事情了，98年的高考，还是在7月。七月如火，更何况，因为我属于天津考生，需要在天津参加高考，比包头的天气更加溽热。
我母亲是天津知青，因此我可以作为天津考生参加高考，据说比内蒙的分数线会低一些。分数线是不是低一些我从来没有进行过比较，但更加麻烦一些倒是真的。五月份的时候，需要到天津办妥手续，返回包头继续参加复习，然后再于七月“进津赶考”。
回到天津高考是由老爸陪同的。老爸为了确保我考前营养充分，拣着最贵最大的虾买了一些，但惯于做牛羊肉的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种不容易保存的鲜货，而且当时住的地方还没有冰箱，于是老爸采取了最原始的盐渍法，结果后来几天中，每顿饭他都得和又咸又硬的虾干较劲。
考前复习、考场答题等环节，按说是高考的核心，但很奇怪，关于这些，我现在似乎想不起来多少了。为什么呢？我自己不得其解。多年后有一次看到对刘震云的采访，刘回忆为了写作《一九四二》，走访了很多当年“大饥荒”中的老人，奇怪的是，他们对曾经的大饥荒记忆模糊，甚至空白。看到这个事情，我似有所悟，可能也是对“痛苦过往”的一种选择性遗忘吧。
估分和查询成绩倒是记得的。我的高中阶段，分数是一个尴尬的存在，不很低，但老是在考上与考不上之间悬上悬下、提心吊胆。估分的时候，我估得最准的是最为梦魇的数学，只有一半的分数。为什么估得准？因为大题基本都没答满，只列出有限的一两步，能得多少分基本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最意外的是英语，近130分，这是我从没有得到过的分数，如果不是其他科目的分数与我的水平比较“匹配”，我会以为是电话查分的时候输入学号有误。但作为文科生，我的文科科目却惨不忍睹，只有语文还算稳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最终平衡下来，我很明智地在第一志愿一栏填上了“天津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简称“天津师专”，一所在我刚上完大一就从历史中消失的学校。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98作文


作文题可能是关于高考最不容易忘记的部分，1998年的高考作文题可能会留下的印象更深一下。那一年全国守在考场外烈日下翘首以盼的家长们，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孩子的笔下已经“不在了”。
这与那一年的高考题目有直接关系。当时的作文题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坚韧，我追求的品格》，一个是《战胜脆弱》，表述不同，意思是一样的。后来我猜测，这与那一年的全国形势可能有关，特别与宣传“抗洪精神”可能有关系。
但是，可能连出题者都始料不及的是，当时全国很多考生为了表现自己的“坚韧”，为了显示自己战胜了脆弱，不惜豁出去自己的父母，让自己在“孤儿”的境遇中坚强成长。其中当然有的是亲身经历，但确实有不少是在虚构故事，这个情况在后来的一期由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中得到了印证。那期节目开始，小崔一贯地歪着嘴角露着坏笑，问现场观众有多少被故去了。举手的不少。
背范文、套故事，这种做法由来已久，至今不绝。那一年，许多家长“躺枪”，可能与这种作文训练的模式有关系。
我没有背过范文，也没有“套用素材”的训练，只好老老实实现构思现写。我选择了用两三件看似很小但对我自己触动较大的事情来表达主题。其中一件我至今记得，那是发生在小学美术课上的事情。八十年代中期的美术课形同儿戏，当时我的美术老师就是一个很老的该退休的老太太，而且原来肯定不是教美术的。一节课上，由于我临摹的鸭子太好了，美术老师一口咬定我是把画纸拓在图样上画的，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以至于我当场委屈大哭。
小小的误解，给一个小孩带来大大的伤心，并由此获得某种成长，记忆至今。
我很欣慰，在98年的高考作文中，我写下了这件事。而我的老爸，则好好地在校门外的树荫下喝啤酒，等我走出考场。

罗甫先生


从初中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东西，刊载在稍大一点报刊上的时候当然也有，但屈指可数。当时包头有个专门面向学生的刊物叫《未来》，我上小学的时候是报纸，后来我上初中后成了刊物。小学的时候，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曾经当着全班说我的作文总有一天会发表在《未来》上，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亦可见《未来》在当时包头中小学生心目中的地位。
我是从初三开始在《未来》上发表作品的。第一次被发表出来的是一组小诗，表达的都是中学生日常的小困惑。比如其中一首叫《校园民谣》，大体上还能回忆起来：
校园民谣啊
那清新的风
吹不进校园的大门
疲惫的孩子
应和一两句跑调的旋律
赶快低下头
准备下一次考试
……
当时《未来》有两个栏目是每期都有的，一个叫“何芳草絮语”，是一些感悟小品；一个是“罗伯伯评语”，是对部分少年习作的评说。能得到“罗伯伯评语”的习作很少，而我的这组小诗就获得了如此殊荣，引得全班关注。
那篇评语中，罗伯伯有个观点我至今印象深刻，他说可能有的人觉得这能叫做诗吗？但用自己的话写出真实的感受，这才是诗歌最重要的品质，其他的形式都在其次。
后来，我寄给《未来》的文章大半都能刊出。有一次发表了一篇叫《读书人》的散文，讲了几个古往今来读书人的故事，并表达了自己在这个匆忙的时代愿做一个读书人的愿望。这次，得到的不是“罗伯伯评语”，而是卷首“何芳草絮语”用一整篇感慨来表彰一个少年能怀揣如此理想之难得。当时，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说，这是多么郑重的褒奖啊。
后来和《未来》的编辑老师熟悉了，才知道“何芳草”和“罗伯伯”都是一个人，即内蒙古作家秦新民先生，笔名罗甫。从文化单位退休之后，有过长年教师经历的秦先生与一帮同道办起了《未来》。我曾经因为一件什么事情去过《未来》编辑部，另一个编辑看到我说：“原来那些文章是你写的呀，感觉好成熟，像个三十岁的人写的。”不晓得算不算夸我。那次我没有见到罗甫先生。
1998年暑假将尽的一天，我来到母校包头九中。就快离家上学了，习惯性地来遛一遛，在操场跑跑步。
忽然，看到校园中一个小摊位，是两张课桌拼成的，上边摆放着几摞书。摊位前垂下一张大纸，上边写着几行字，大意是说：《未来》将停刊，为了筹资出版纪念专号，主编秦新民签售新出的文集。远远望着新民先生，一个清瘦的老人，带着眼镜，周围没有人，看起来落寞。
我凑上去，买了一本先生的书，当告知姓名请先生题写的时候，先生很高兴地说：“哦，我知道你！”然后聊了几句我的去向之类的话。
那个阳光灿烂的夏季，那个告别高中生活的暑假，让我感觉有种无声的告别和长大。
那个暑假即将结束的时候，我给秦先生写了一封长信。因为不知道秦先生的联系方式，就交给了当时包头读书人都会去的民营书店文渊阁的店主，请其代为转交。将近一年后，我收到了秦先生的回信，信很长，先生先详细说明：不是摆架子这么久才回信，而是确实刚刚辗转拿到我的信。信中还讲了不少其他事情，有一件事令我感到欣慰，秦先生说正有计划复刊《未来》。多年后，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曾经搜到过2000年出的《未来》，印刷比原来精美，看来确实实现了。


附：读书人（刊载于《未来》，1997）
大约从懂事开始，我便与书结了缘。幼年时的我不太喜欢玩具，但很喜欢一种叫做《幼儿画报》的刊物，它给了我许多欢乐。现在这些画报一本也寻不到了，我很怀念它们，也怀念我那逝去的童年，于是写了篇《书祭》，竟也在《未来》上成了铅字，算是慰藉了我的怀念之情。
我的年纪还太小，书也读的太少了，离读书人的距离尚遥，只能叫做Reader。新闻上往往用“读者”来称呼读书大众，却不用“读书人”，可见，并非人人可成为“读书人”。
但是，经过自己买书读书的一点经历，我对读书人与书的关系有了一些理解。不读书的人是不会理解读书人的。一个拜金者是不会明白一个读书人为什么会为一本书而激动不已的。而读书人如果爱上一本儿书，其情状也许不亚于与情人的第一次约会。就不是夸张。叫不读书的人去嘲笑读书人的疯疯癫癫吧，书是什么，只有读书人自己知道。
一般说来，读书人把书作为朋友——最真诚的朋友。读书人与书默默交流，像与知心朋友谈心。这是读书人身边名利场中不读书的“朋友”们绝进入不了的境界。读书人的心灵中，有个色彩缤纷的美丽世界。越是这样，读书人越是少言寡语，不在人前夸夸其谈，因为读书人懂得了沉默的真谛。而在不读书人眼中，读书人成了灰色的影子，与他们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格格不入。这是不读书人的悲哀，他们永远体会不到那份清静与满足。
读书人有许多与书息息相关的故事，读的书越来越多，故事也越来越多，最后都成了回忆，成了一生情感体验的闪光点。
于是，我自然而然想起了袁枚，他以自己儿时读书的经历总结出了“书非借不能读也”的结论。他讲述了自己读书的经历。年轻时，他因家境贫寒而无条件读书，藏书很多的邻居却偏又不借他，于是他便“归而形诸梦”了。后来他做了官儿，“俸去书来”，却又“素谭灰丝时蒙卷轴”。于是，他说出了“书非借不能读也”的话来。这话虽然有点儿绝对了，但总的说来也正是这个理儿。就以自己来说，我架上有几百册书籍，却常懒于去读，因为知道那是自己的，别人拿不去。倒是向别人借来的书读起来却很勤快，于是，我常想起“书非借不能读也”。
有时候读却不勤于读书——人也许真有这种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坏习惯。又想起了吉辛。这位一生穷困悲惨的英国作家在当掉了衣服廉价买了一套书后，不得不亲自背书回家，因为已经没有钱雇车了。书店离他家很远，而且书还是分两次背回的。背完书之后，他再也没有力气支撑，倒在床上。吉辛说：走那么远的路，一生只有那一次。吉辛读书的故事听来叫人很心酸，他读书太艰难了……
每想到吉辛，我便有了种优越感和幸福感。我自己有了这几百册的书，且买书借书都不愁，还有什么理由懒于读书呢？于是便勤快起来，去到自己的书架前。
另外，我觉得买不起书比没有书可读要强。如果一个时代没有好书读，读书人找不到好书，那是更可悲的。而那些从那个文化荒芜的“伟大”年代过来的读书人，这点感触最深了。许多与我父母同龄的人，如今回忆起当年如何为看一本书而不得不藏藏掖掖、提心吊胆的情景，总是充满了辛酸的感情。
读书人与书的关系，也许真的是生命与食物的关系。
我渴望成为一个读书人。读书人的世界中，有一方纯洁的净地，充满阳光雨露，鸟语花香。愿做个读书人，拥有一份自己的田园。

附：《渴望》（罗甫，刊载于《未来》“何芳草絮语”专栏，1997）
汉语的语词总是那么形象、简练而有着丰富的内涵。例如“渴望”。
可以设想，当你在烈日下跋涉在沙漠中，历经数小时滴水未进，而所携带的水壶已空空如也时，急迫的渴感给你的是怎样的感觉——你的愿望只凝结在一掬清泉上了，那会是你追求的最大幸福。
渴望，是人们最迫切的追求，最美好的梦想。
于是，渴望便成为一种动力。为了捧饮那一掬生命之泉，即使已经疲力尽，你也会继续前行，即使只有一线希望，你也会不惜肤裂爪脱，拼命去挖掘深藏于沙下的可能的水源。
也许会失败，但你盼望着成功。
渴望常常发生在可望而不可及的时候。富人不会对一辆私家轿车产生渴望，穷汉却渴望着一顿美餐。只有在绵绵的沙漠中才会有对水的渴望。等放学回家时，你可能产生喝一瓶饮料的想法，但不是渴望。
渴望有远近之分，高下之分。在沙漠中行进时对水的渴望，只是眼前的追求，而寻访古城遗迹、发现石油矿藏才是终极目的。对轿车和美餐的渴望，毕竟不能与杜甫广厦之思相提并论。
人们的渴望常常带有浓重的功利色彩。名位与财富已成为当代人如饥似渴的追求。也许这并不是可耻的，但无论如何也不该成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仅仅满足于高官厚禄，只表现为物质的需求，而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少年时期是人生充满渴望的时期，每一位少年脑海中都有色彩斑斓的远景，都在描绘着自己将来做怎样的人，因而，渴望常常形成你人生的走向。
那么，你渴望成为怎样的人呢？你为什么想做那样的人呢？
我的劝告是：要构筑一个幸福的物质世界，也要构筑一个美好的精神世界。

附记：本文是读一篇来稿后有感而发的。九中的XXX同学给本刊寄来一篇题为《读书人》的文章，谈了他读书的体会，满含感情地说他“渴望成为一个读书人”。在现今的青少年中，渴望成为大款者有之，渴望成为有权势者有之，渴望成为明星专家者有之，撇开名位财富而拈出“读书人”的却甚为罕见。读书人的涵盖很宽泛，有钱有权有位者可以是读书人，三者皆无者也可以是读书人，那么，他所渴望的就是一种境界了。我以为，无论在社会中充当什么角色，都应当与书结缘，只有大家都把读书当成生命中的重要内容，人们的素质普遍提到相当高度，国家才能富强，社会才能进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无知也不是社会主义。对杨晓江的追求，我存有深深的敬意，便写成上边的絮语。

笔友


韩寒的电影《后会无期》中有个情节，说的主人公怀着来一场理想主义爱情的向往，找到了已经有过很久书信往来的笔友，才发现对方其实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姐姐。
这大概是韩寒对曾经的“笔友时代”那种单纯乃至傻气的另类怀念吧。
上个世纪90年代，不是一个摇一摇手机就能加个“一夜好友”的年代，那时候连手机是啥都不知道。但那时候，通过书信往来，少年人用一种单纯、美好的方式与一个陌生人交流，并因为要一个字一个字写信交流，那种郑重，那种仪式感，是今天的少年难以想象的。
当时因为有习作发表，我也有过一些笔友，大多是别人给我写信，有几个则是我写给对方。
我接到的信中，男生女生都有，但我基本上只给女生回信，就像后来QQ普及之后，很少有人会没事干加同性好友一样。当时的那些信，现在基本都找不到了，人家给我写过什么，我给对方回过什么，现在也都想不起来了。
记得有个住在北京郊区的女孩，好像是叫“张小花”，曾寄过来一张照片，长相和穿着与名字一样质朴，但透着一股自信。通了一段时间信，这朵自信的“小花”干脆叫我“哥”，弄得还挺酸溜溜的。后来我上大学后，原来的通讯地址变了，也就相忘于江湖了。
我主动写信的也有，也是女生。当然，那不是一个看脸的年代，大多数通信交笔友的，也没有抱着非得见面的目的，我主动写信的女生，主要看才华。当时包头当地一份为学生办的刊物《未来》集结了一批学生作者，其中有个善写童话的女生叫段立欣，据说因为一种挺重的病需要打激素，结果变得比较胖。她的想象力非常丰富，童话写得很吸引人。多年后，她真的成为一名很有影响的童话作家，网上可以搜到她的很多书，这里不赘述。
多年后，我还给儿子买过段立欣的书，孩子挺喜欢的。我辗转找到段立欣的联系方式，叙旧一番，同时得知她正怀孕。后来从她的QQ空间看到她新出生的孩子，与她曾经创造出来的童话人物、顽皮聪明的小男孩曹操同名。我有个疑惑始终没有问她：如果生个闺女，也叫这个名字吗？
上高中的时候，曾经受初中文学社老师的邀请，给他操持的一份报纸做过一段学生执行主编。为了给报纸配插图，我想起来经常在《未来》上画插图的一个在包头师专上学的女生，叫马新苗，于是给她写了信，并约定见面谈插图的事情。
当时按照提前的约定，我到包头师专去找她。在学校门前等到她，是一个个子不算高，眼睛不算大，戴着一副眼镜，剪了一头短发，有点像个男孩子的女生。
她带我进入女生宿舍，在楼道中一个女生端着水盆从水房出来，看到我们一愣，然后用包头东河区方言问了一句什么，我对这种方言不熟悉，加之语速快，没听清问的什么。马新苗则不打锛儿地大声回应了一句，用的也是方言，语速也那么快，我照例没听懂。那个女生不再言语，回自己宿舍了。我问她：“你俩刚才说的啥？”马新苗说：“女生宿舍一般不让男生进，我告诉她，你是我哥。”我当时挺佩服她的应变能力，感觉挺有漫画气质的。那次见面她还说“你的信太‘掉书袋’了，看不懂！”
如今，应该很少有人还用“笔友”这种方式来认识一个人了吧，我挺怀念那个文字还比较珍贵、联系还不很发达的时代的那些笔友。

附：路遇（《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刊百卷文库（26未来）》1997）
天很晴，没有风，空气却又干又冷。走在小巷中，越是觉得静了，以至于有一点什么响动倒成了一种点缀。
我在小巷中走着，寂静和寒冷使我步子很慢。这时，迎面走过一个年轻的女子，大约有二十几岁。她如同踏着风，脚步很轻快。很自然的，我看她一眼，她也看我一眼，接着，她匆匆而去，向与我相反的方向匆匆而去，这样的不期而遇，我们每天都会经历。
在小巷中，我依然走着。又遇到一位老人，很老了。他穿着很不显眼，双手插入袖口，将头缩进领中。他缓缓向我走来，根本不抬一下眼，看看对面是否来了人。我与这老人擦肩而过，又向相反的方向去了。在刹那间，我想：若我如他这般年岁时，与如我现在般年岁的人路遇，我会有什么感觉呢？想着想着，我竟有些为自己年轻而自豪。
我仍在小巷中走着。又遇见一个小男孩，个子比我低一头还多。我俯首看他，他也仰头看我，眼光中有猜测和好奇。小男孩穿着厚重而臃肿的棉袄，背着硕大的书包，许是成学回家。小孩子就是小孩子，他已走过我身后去了，还好奇地看着我，我也很友善地看着他，静静地只是看着。我好像看到了童年的我，也穿着厚重的棉袄，背着硕大的书包。小男孩摇摇摆摆地走远了，我静默着目送他消逝在巷口，像目送自己的影子。
路遇，这对于每个人来说是最平常、最不引人注意的事，可细想想，路遇又似乎不仅仅是遇到陌生人……

大学老师

我愿把关于大学回忆的第一个部分，留给我的老师们。
上大学的时候，教过我们的最大牌教授可能是孟昭毅先生，因为他是季羡林先生的弟子，我们私下曾开玩笑说自己是季羡林先生的再传弟子。当然，从这个角度说，我们还可以是不少大师的再再……传弟子——不说了，太无聊了吧。
此外经历过的老师，大都不是赫赫有名的教授。
但他们大都不缺少对学问的追求，对课堂的认真，对真诚做人的坚持，以及细细碎碎、被学生当做谈资的故事。

夏“丐”尊

上大学之前，我以为“班主任”只是中小学才会有，而入学的第一天，除了系里的辅导员，我才知道我们还有个班主任，同时也是我们的第一位现当代文学老师，姓王。王老师作为班主任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具体的事情，最多就是布置布置填个表格什么的。我们都是一帮十八九岁的人了，这点事情基本不用老师操心了。
在教学上，后来我们听说王老师是从小学教员干起的，一步步到了大专校园。他的课我现在没有太深的印象了，大体上以照本宣科为主，划一划重点，准备准备考试。说实话，王老师的课没有给我提供更多的营养，有时候还会出现一些小错误。比如有一次，王老师拿着课本很大声音地念出“夏丐（gài）尊”这个名字——没错，是念的“夏丐尊”，不是“夏丏（miǎn）尊”。一般人念错无可厚非，从夏丏尊先生的一篇文章中看到，这也确实是他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的有意为之。从王老师自信读出这个“丐”字并未加任何解说来看，他在“夏丏尊”这个名字上是存在常识空白的。
王老师虽然学问上一般，但他的声音自带共鸣、底气十足，因此挺喜欢朗诵。有一次讲到郭沫若的《天狗》，王老师来了兴致，给我们朗诵这首诗。王老师高举双手有力挥舞，石破天惊地爆发出一句“我是一条天狗呀！”，整个教室的玻璃窗仿佛都在震动。后边的诗句莫不如此——“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如果放在这个年代，我相信肯定会有学生拍下来王老师的朗诵传上抖音，相信肯定会吸引强烈的关注。
若干年后的一个夏天，在一个菜市场偶遇已经退休的王老师。王老师更老了一些，但精神很好，穿着挎栏背心，背着一支宝剑，看来是刚结束晨练，正提着一袋子蔬菜准备回家。闲聊几句后，我目送这位邻家大爷模样的老人远去。

弯弯的妈


我们接触的老师中，女老师不多，年轻的女老师更少。在师专的时候，我们的写作课老师“弯弯妈”是印象比较深的一位。我印象中她身型小巧，短发简洁，眉清目秀，说话轻声细语，是一个一般人所认为的江南女子的模样。
“弯弯妈”，当然是因为她的孩子叫弯弯。当时她的弯弯出生不久，她经常会在课堂上用柔柔的、充满爱意的声音讲述她家弯弯的点点滴滴。如今，我也早有了两个孩子，再回想起当年这个年轻母亲在讲台上讲述自己孩子的画面，依然像一幅好看的朦胧写意画。
当然，“弯弯妈”不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孩子迷”，她是在拿孩子的事情做例子，讲解如何从生活中发现细微而有趣的小故事。但当时还都是孩子的我们对此似乎并不理解，有的同学说：“这一节课学啥了？好像就记住她家弯弯了。”当时不少同学都有这个想法。如今再想起“弯弯妈”的课堂，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写作课：在“弯弯妈”的讲述中，我们在潜移默化地学习如何用感情表达，如何不遗漏那些值得记取地生活细节。十余年后，我像弯弯妈那样记录下孩子的点滴，传到网上，于是汇成一本书《孩子，老爸陪你玩故事书》。
她的写作课也不太像大学讲堂，更像中学课堂。她会给我们讲点大学写作方法，但更喜欢让我们自己写，鼓励我们写自己的生活和所见所思，然后拿到课堂上分享。从那些在课堂上分享的文章中，同学们得以有机会相互了解平时所不容易看到的另一面。
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弯弯妈”给我们留了一项结课作业：每个人把自己平日的习作编成一本文集。我当时编得很用心，用电脑排版、打印，收入了自己平时较为满意的一些文字。后来感到这种做法真的挺好，那份文集我保留好久，可惜后来3.5寸软盘相继失效，这份文集也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有实践经验的政治经济学老师


上世纪九十年代大学校园中，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像现在一样是一门必修课，但课程的质量却未必受到应有的重视。以我们当年所上的这门课为例，教材是校内自己印制的，根本不是正式的出版物。封面纸张是一种缺乏活力的灰蓝色，书页更是一种难看的土黄色，质地粗糙，偶尔还能看到造纸时压在里边的枯草梗。这本教材既没标作者，也没有任何引文说明，实在难以提起任何好感。
第一节课上课，大家等待老师出现。很快看到，走进来一个身材不大的秃顶男人，年龄在五十岁上下，一些同学面面相觑，似乎在猜测：应该是这门课的任课教师吧？
他穿着随意，但双眼炯炯有神，似乎时刻不停在琢磨事儿。在讲台上站定之后，他用眼神环视了我们一番，然后开始自我介绍——我们知道了这确实是这门课的任课老师。
但他接下来的介绍却出乎我们的意料。他还有另一重身份——或者说他的主要身份——是校办印刷厂的厂长。正当我们有些惊讶之际，老师——或厂长——说：“我知道你们会有这种反应。这门课，只有实实在在搞经济活动的人，才能讲得好。你们以后就看我怎么讲吧，肯定让你们感觉不一样！”
后续课程的进展中，我们确实见识了一位不一样的政治经济学老师。理论方面的内容，他大体上照本宣科点到为止。其他大量的时间，我们始终跟着他厂子里边的印刷机在转动，同时操心着随着机器不停的转动，需要投入多少油墨、纸张和人力成本。
说实在的，当时还真觉得这门课、这位老师挺特别的。多年后，这位老师双眼灼灼、用两只手有力地模仿印刷机转动的样子依然生动。同时，心中渐渐浮现一个疑问：那本教材，是不是就是从他的印刷厂里边印出来的呢？

两个同乡老师


在师专的时候，曾有两个老师给我们短暂地带过课，都是古代文学史，而且都是内蒙人，我视为同乡。两个老师一男一女，都很年轻，应该都是研究生毕业吧，可能就是在这里过渡一下。因为他们代课时间太短，以至于我根本没记住他们叫什么。
女老师除了衣着过分朴素，脸色有些灰黄外，没有给我留下太多印象。但有一次课堂上讲述的观点我还有印象。她转述某古代文学史理论家的观点，以《红楼梦》等古典名著为代表，每到一些整数回目，都可能是重点人物出场较多的时候，也往往与情节推动比较大的关系。此前，无论是讲古代文学还是现代文学的，往往都是阶级分析那一套老话语，对作品的结构形式之类的内容，涉及的比较少。因此，这位老师这一次不经意的课堂讲述提示了我：形式在文学中也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那几年中文系的经历中，通过几个老师，给我最重要的启发是：要懂得去关注文学在形式上的价值和美感。这种视角转换具有重要的思维方法价值，就像拿到了一把钥匙，在面对其他领域时，也可以开启不同的思考之门，而不是仅仅用一种既成不变的旧眼光来看待事物。
男老师很瘦，个字不高，戴着挺大的黑边眼镜，一看就像个搞学问的。与来自赤峰的女老师不同，这位男老师是我实打实的包头老乡。他是一口带着浓浓包头东河区口音的普通话，上课的时候，很多话对于大都来自天津本地的同学来说，实在不容易听懂，因此有的时候我需要充当一个翻译的角色。比如老师讲：“某某作品体现了鲜明的‘明甭主义’”，旁边的同学问我：“啥？”我就悄悄地告诉他：“是‘民本主义’。”
有一次，男老师给我们留的作业是谈论《诗经》，我针对不少文章对《氓》体现的所谓“先进思想”进行的过度诠释进行了讨论，认为放在诗经的时代，这就是一首情真意切的哀怨之歌，过度阐释——特别是从所谓反封建意识上做过多的解读，只能干扰发自内心地去理解和感受这首诗。当时，我给自己的这篇文章拟的题目叫《心乐无杂》。再上课的时候，这位男老师走过我桌边，端详文稿看了好一会儿，然后问：“这是你自己的标题，还是用到了哪个研究者的观点？”流露出嘉许的意味。
后来，这位男老师好像是回内蒙的某个高校上博士去了。那个暑假，我们班全体男生——一共六人——把这位老师送到火车站。搬运行李的时候发现，他的箱子都死沉死沉的，不用问肯定是书籍。炎热的空气充斥奔赴火车站的黄色“面的”，我们围着行李挤在有限的角落中，形成一个不大的圈。这个距离比平时上课的时候要近得多，脸上蒙着汗水的老师似乎更瘦了，更不想一个老师了，倒像是我们中的一员、
在师专那几年，教材太老，老师太老，观点太老，因为这两位年轻的老乡老师留下的短暂的带课经历，反而让我至今印象鲜明。后来到了师大北院，见识了几位真正在各自学术领域有些地位的老师，才知道师专院围的有限；但同时想到山外有山的老道理。怎么办呢？只好自己多用心读点书吧。

47楼对面


师专三年，周义先生给我影响最大。
那几年大学校园中挺流行孔庆东的《47楼207》，曾经在北大就读过的周义先生告诉过我们，他上学的时候住在48楼，就在47楼的对面。
周义先生给我们上的最主要课程是文学理论，用的教材是童庆炳先生的《文学理论》。上课时经常是把康德、柏拉图等人的句子抄在黑板上，然后如溪流涓涓般开讲。但讲着讲着不定想起来哪个作家或哪家的文学理论观点，于是就抓住一个线头，抻出来一块锦缎。
一个学期下来，全班很多同学基本没有文学理论课笔记，我记得宿舍老三还曾经挺愤慨地表示：“他就是显示他懂得多，根本不考虑大家能不能接受。”对我来说，他讲到的东西大部分我也没有读过，有些理论也不是真的能听懂，但真的挺开心，一上文学理论课就记个不停，兴之所至，又把自己幼稚不堪但又自鸣得意的想法赶忙记在旁边，或是记下几句自以为是诗歌的句子，生怕过后忘掉。因此，一个学期下来，我的笔迹本上乱哄哄地挤满了字，感觉很有收获。
周义先生当然也知道自己的文学理论课对同学们来说是个“大难题”，因此在考试前也不能免俗地划重点、给范围，但即便如此，对很多同学来说，这门课也是最难复习的，躲在自习室痛苦地背背背。
我当时的想法是，除了一些概念简答题外，其他的方面大概知道个框架就行，按照周义先生性格，估计他不会在乎是不是按照标准答案答题。因此，我开始是不想使劲儿复习这这门课的，但既然大家都复习，意思一下还是要的。
因此，考前的晚上，我也准备像大家一样拎着《文学理论》去自习室的，可就在这时，同屋历史系的哥们走进来，把一瓶“女儿红”放在桌上，说是本来想和女朋友小酌一下的，没想到谁也受不了这个味儿，抿了一口就放弃了。我倒是很受用，没过一会儿，一瓶“女儿红”下肚，然后继续拎着书到自习室，然后趴在书桌上就睡着了。晚十点，被人叫醒，拎着书又回宿舍了。
第二天参加考试，需要背概念的题目三分靠印象七分靠发挥，其他主观分析题目则完全信马由缰，填满了所有纸页。放假前成绩出来——我的文学理论分数全班最高。
一学期的文学理论课，酿成了一坛不错的“女儿红”。
有的时候，周义先生让一些同学感觉纯粹就是不备课、瞎应付。比如有一次，他带着一张《中华读书报》来上课，也不站在讲台上，而是一屁股坐在一张空着的书桌上，开始读报上一整版的某次学术会议的发言记录，随读随讲随评，从某一个人的发言往往可以牵连出一串文学理论观点和文学史事件。就这样，一张报纸读了两节大课，两个多小时，还没读完。由于发言记录篇幅长，再加上他插入的讲论太多，结果一上午的课结束才读了一少半。于是，下次课上，继续是一张报纸、两个小时。
对于一些习惯抄笔记的同学来说，这样的课堂无异于渎职，但我折服于周义先生丰富的积淀和广博的思考。
课虽然听着费劲，但大家都喜欢听周义先生给我们读文学作品。
他喜欢读海子的诗，因此那几年我对海子的短诗很是着迷。我至今记得他眼神飘向窗外，出神的背诵“梭罗这人有脑子”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而大家最开心的是听他读孔庆东的《47楼207》，整个教室填满欢笑。后来我当过几年高中老师，也曾经把这个情景复制到我的课堂上，当然也是哄笑阵阵几乎要挑开房盖，搞得临近教室的师生下课来“兴师问罪”，兼满足好奇。
后来周义先生还给我们开过一门影视美学，放过《罗马假日》之类的经典影片。后来我升入本科学段后，听下一届学生说他在这门课上播放了pink Floyd乐队的音乐电影《迷墙》，被富于正义感的学生告到校方，说是在课堂上传播不健康内容。比我小两年的妻子也曾经是周义先生的学生，整个班照样是听不懂周义先生的课，但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们会把“不买账”直接表达出来，结果失望的周义先生也只好学着人家照本宣科。后来妻子对我说，有些后悔当年没有好好听听周义先生的课。后来妻子去北京培训，专门到北大找到47楼和48楼，拍下来专门发给我看。

周义先生的夫人姓王，是我们的心理学老师，学问也非常好，在给我们上课的教师中，她是唯一用自己编著且正式出版的教材讲课的。
有一件关于周义先生和夫人的趣事，至今难忘。
当时，周义先生给我们开的影视美学课因为是选修课，因此安排在了晚上。有一次马上就要到上课时间了，学习委员从外边进来后向大家宣布：“大家别着急，周老师估计要晚一点到，王老师正给周老师喂奶呢！”
整个教室一片哗然，学习委员自觉失言，赶紧说：“不是不是！是正给他喝牛奶呢，周老师饿了。”
将近二十年后，一个当年也曾经受教于周义先生的师妹给我发来微信图片，点开一开，是周先生夫妇二人的合影。师妹告诉我，她是在电影院偶遇他们的，就为他们拍了这张照片，他们当时是去看一部文艺片。从照片上看，周先生夫妇二人似乎并没有老多少。
毕业多年后，我从旧书网站上买到了周义先生的《教育美学引论》，这本书我们上学的时候他还没有写成，但他曾经用其中的部分内容给我们上过课。书中过于丰富的想法似乎要撑破有限的研究架构，熟悉的感觉，熟悉的话语，仿佛回到当年的课堂。

“常识太少”

在天津师专上了三年大专之后，师专并入了天津师范大学，成为天津师大初等教育学院。这给我们这些学生一个直接升入本科学习的机会，因此我进入了天津师大文学院。同样是现代文学课，这次遇到的是“京派”研究名家高恒文先生。
高先生对学生很不客气，经常在课堂上恨铁不成钢地教训我们“这点常识你们都不懂！”他的南方口音中，“常识”听起来很像“蚕食”，想乐但又不敢乐。有的同学对高先生的态度不甚买账。因为高先生的长相有点《哆啦A梦》中骨川小夫的特点，因此当时有的同学背地里称高先生为“小强”（骨川小夫小名）。多年后，当年的同学提起高先生，还是一口一个“小强”。
高先生不光对学生没有好脸色，到什么场合都不改本色。一个在学生会的同学跟我讲，有一回学院开会，作为学院领导之一的高先生自然是坐在前排的，但却大咧咧靠在椅子上睡着了，非常显眼。这可能就是一个学者的另类表现吧。
2003年的夏天，即将本科毕业了，很“不幸”的是，高先生是我的论文指导老师。该写什么呢？我忽然想起来，此前学院组织的一次论文比赛中，我的一篇论卞之琳先生诗歌的文章获了奖。我想，作为现代文学研究专家，高先生肯定参与了论文的评选，在这篇文章基础上扩写，应该靠谱吧。
结果我想错了，高先生指出了一系列文中的“常识”问题，直接把这篇文章给否定了。距离论文结束也就一个月了，我把论文内容临时换成了萧红的《呼兰河传》，在“非典”蔓延的夏季，埋头阅读萧红小说著作和各种研究资料，弄得手忙脚乱。
几年后，在图书批发市场遇到了高先生，我主动上前自我介绍，高先生很是客气，我知道那是因为他已经对我完全没有印象了。而我眼前，依然还是那个恨铁不成钢地说我们“没有常识”的教授。